可持续与开放的崛起：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构^*

张 春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两个基本方面，即中国正处于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演变之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意味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同样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构根本上应适应上述两个基本转变：前者要求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即如何实现中国崛起的经济、军事、制度和道德等维度的同步、均衡发展；后者要求中国崛起的开放性，即如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为出发点，推动全球性思维从数量型高速增长转变为质量型可持续发展。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构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加上既有特别是自党的十八以来理论建构的基础，它不仅可推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的完善，还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特色；可持续崛起；外交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同志强调，新时代的核心标志是两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二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10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其中相当重要的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构。一方面，中国要真正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需要中国在经济、军事、制度、道德等方面的全面均衡崛起[注] 有关中国实现全面、可持续崛起的四个要素的分析，参见张春《中国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的四步走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 ，从而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意味着从“快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这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理念相一致，可更好地推动个人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就理论建构而言，前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要求，后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崛起的开放性要求。换句话说，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构的核心使命是，系统论述中国实现可持续与开放崛起的理念、道路及手段，充分、及时、全面地响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贡献应有力量。需要指出的是，以可持续与开放崛起为内核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建构，不仅拥有难得的历史机遇，更有着坚实的前期理论构建基础，可大大加快中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建构，并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贡献新的内涵。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构的历史机遇

尽管中国一贯致力于实现自身崛起的可持续性与开放性，但出于种种原因，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崛起高度警惕和怀疑。因此而来的后果是，西方往往接受中国的经济性崛起，但对与此密切相关的军事崛起、制度崛起和道德崛起却予以抵制，形成一种“经济上欢迎中国，其他方面拒绝中国”的奇怪现象。换句话说，中国崛起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对可持续性、开放性的追求不够，而是在于其余国际社会特别是美欧的怀疑和抵制。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发展，日益证明中国崛起势不可逆，一方面是世界历史潮流的演变凸显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则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多样化发展为中国特色外交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难得的话语建构机遇。而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与开放性的逐渐提升本身，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一)世界历史潮流转变

中国崛起可持续性与开放性面临的最大困难莫过于中国的特殊性：回顾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主要的霸权国和崛起国都来自西方文明，拥有大致相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中国不仅是具有重大差异的东方文明大国，更是一个采取完全不同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大国。特别是，西方标榜自身“尊重人权”，试图以“专制”、“集权”等来污名化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特别是中国对集体主义的强调。但纵观世界历史潮流，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始终处于政治哲学的两端，其钟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位置也不尽相同。尽管西方大力推广所谓民主，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但以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代表，发达世界在2016年突然掀起一股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浪潮。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的思想混乱；而其背后则是更深层次的世界历史潮流根本方向的变化及由此而来的世界范围的重大不适应，凸显了中国集体主义的道路、制度优势。

姜汁因其含有的姜辣素等而具有一定的保健功能，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影响姜汁保健果冻感官品质和营养价值的主要因素均是果冻制作中姜汁添加量，姜汁添加量越高姜辣素含量越高，营养价值也越高，但姜汁添加量太高，姜辣素的辣味太强，也会让很多人难以接受。综上可得，姜汁添加量是影响果冻品质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柠檬酸添加量，再次是β-环状糊精添加量。综合产品的营养价值及感官品质，确定该姜汁保健果冻品质较优的组合为A2B2C2。

GB 50869—2013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中要求传统填埋工艺填埋作业应实行单元分层作业：①每一单元的大小应按现场条件、设备条件和作业条件而定，一般以每日1层作业量为一单元为宜，以便每日一覆盖；昼夜连续作业者可按交接班为界，每班作业量为一单元；②单元内作业应采取层层压实的方法，垃圾的压实密度应＞0.6 t/m3；③每层垃圾厚度应为2.5～3 m，一次性填埋处理，垃圾层最大厚度为9 m；④每层垃圾压实后必须覆土20～30 cm。

回顾世界历史潮流的发展，总体上可识别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在主权国家制度得以建立之前。这一时期的两个基本特征是：一方面，个体主义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性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口数量相当少，同时技术相当落后，使人类严重缺乏远距离、跨时空相互交往的手段。因此，个体主义更多是一种现实，而非自由选择。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更为普遍的自我生存挑战，或避免如同霍布斯所说的“暴亡”危险，人类的确试图寻找逃脱具有客观强制性的个体主义的手段，即建立集体治理机制——在霍布斯那里是“利维坦”。尽管如此，无论是出于现实主义的帝国统治，还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宗教王国，事实上都失败了。

第二个阶段是从主权国家制度建立直到20世纪末。主权国家制度的出现，是迄今为止人类探索集体治理机制最为成功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主权国家作为一种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加上这一时期现代技术手段发展相对缓慢且两次工业革命更多是强化了国家治理能力，因此刚刚告别原始个体主义的人类，迅速怀念起个体主义的美好。这也正是自18世纪以来现代人文主义崛起的深层根源，极大地促进了现当代国际人权观念和制度的兴起与普及。换句话说，通过积极追寻集体主义，人类发展出甚至足以压制个体主义的集体机制，触发了对个体主义的持续呼吁。

如今，光环集中加身，他并不讳言谈及大家加诸于他的期待。他说起一次跟著名作家冯唐聊天，“他说你是有机会做到更高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所以你现在没有退路。冯老师说，你现在已经不能往回看了，无论有什么声音你都得往前边冲，你不能往回看。”但他也有纠结的地方，比如说是不是还要继续攻读MW这件事。“我不是个野心很强的人，所以有些事我也在纠结。”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历史潮流的转变正日益凸显。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源于个性化技术的发展，个体主义日益趋于泛滥；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逐渐步入后现代化阶段，为制约其他所谓现代和前现代国家向更高阶段发展，试图将后现代个体主义价值强加到后者身上。这二者的结合，导致所谓“权力已经死亡”的现象：对主权国家或集体性治理机制而言，获得权力正日益困难，即使获得特定权力，维持此种权力的成本也大为增长，时间可能大为缩短[注] [委] 莫伊塞斯·纳伊姆：《权力的终结》，王吉美、牛筱萌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而个人则由于大量现代技术的支持，使得古老的“权利即权力”[注] 有关“权利即权力”的观念，最早是由雨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提出的，参见The Politics Book , London: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 2013, pp. 94-95。幻觉变得日益真实。一旦其自认的权利难以实现，便抗议政府未能赋予其充分的权力以实现其权利，少有反思个体本身的根源。但2016年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浪潮很大程度上暗示，对个体主义的放任、对主权国家制度的抑制，或许已到了一个需要拨乱反正的时刻了。从思想或理论角度看，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层演变，为从旨在实现集体治理与个体自由更为合理平衡的中国实践中提炼更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二)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慢性气管炎症性疾病，大多数患者通过规范药物治疗即能得到控制或较好改善，但仍有5%～10%的患者难以控制[1]，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给患者造成较大的社会和经济负担。

第一阶段即冷战开始前，可用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马丁·怀特(Martin Wright)的话称之为“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时期[注] Martin Wr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Vol. 2, No. 1, pp. 35-48.。尽管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仍拥有重大的权势优势，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均不具备产生主导性国际关系理论的物质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拥有物质性优势但却严重缺乏道德或话语优势，德国战败后处于一种严重的心理失衡并蛰伏待机之中，而美国则重新退缩回孤立，其余世界很大程度上尚未进入现代的国际体系。这也正是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试图以现实主义批判理想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建立权势的核心地位但却并未真正成功的根本原因[注] Edward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2nd edition , Hongkong: The Macmillan Press, 1946.。

回顾性分析孕妇分娩年龄、分娩孕周、分娩方式、PGDM诊断时间点、使用胰岛素及新生儿结局等临床资料，观察两组孕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情况，比较两组早产、剖宫产、巨大儿、使用胰岛素、子痫前期等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事实上陷入一种混乱局面，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怀特所称的“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时期。从理论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取向看，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并迅速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可能恰好暗示西方思想界的困惑或怀疑主义。而自那以后特别是在2011年“9·11”事件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少有突破性进展，主要围绕局部理论、热点问题、量化技术等展开。而在新兴大国，尽管也有大量的宏观理论探索，但总体上不够系统，同时也未赢得足够的国际接受度。考虑到中国崛起的成功经验及未来前景，加上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潜在可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建构，或许可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替代方案。

(三)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与开放性上升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新中国成立至今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过程，这很大程度上正是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准确描述。尽管阶段性使命有所不同，但每个阶段性使命的完成，都为提升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与开放性作出重要贡献。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外交的核心使命是维护初生的共和国并为其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即实现“站起来”目标。无论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个拳头打人”，还是“一条线、一大片”、“三个世界”理论等，事实上都是出于维护中国独立生存空间的根本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外交更强调国家平等、主权独立等理念，进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尽管相对较不发达，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理论建构主要围绕个体主义的一系列概念展开，对所有重大的集体主义安排——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的——都高度敏感，其核心关切是防止被任何形式的霸权所主宰。

五是为国际社会提供可持续的公共产品。共同体价值观既出于客观需要，也引领未来发展方向，其重要内涵之一是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既有的公共产品往往可持续性不足，免费搭车理论的背后便是这一可持续性挑战。公共产品的可持续性，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即公共产品本身、公共产品载体、公共产品财务负担及其社会经济溢出效应。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系列公共产品，其中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典型，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的联动发展；二是沿线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原始资金；三是中国发展经验特别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思路。所有这些公共产品的可持续性都相对更高，对于推动国际公共产品的整体提升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Because of the symmetry along the x-direction as shown in Fig. 2(b), we have

Research on Strategy of Guangdong Energy and Source Development DONG Bo,DAI Jianfeng,ZHANG Weiling,GUO Jingtao,LIU Zhengchao(37)

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积累效应日益明显、国际体系转型渐趋深入，富起来的战略目标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外交的目标逐渐转向“强起来”，推动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更好公共产品逐渐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使命。中国充分认识到自身崛起的时代独特性：作为一个非西方的文明大国，中国是在传统的武力征服型崛起早已被历史所抛弃、且大国崛起往往被提前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时代背景下寻求崛起的。因此，中国崛起必须强调其可持续性与开放性：可持续性意味着中国崛起的过程不可中断，且在崛起后能较长时期内维持；开放性意味着中国崛起不具排他性，欢迎其他国家免费搭车，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回顾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大量国家的崛起不具有可持续性——既包括崛起中止、也包括昙花一现似的崛起，也难言开放性——无论殖民时期的大国崛起还是美国崛起都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相比之下，中国既坚定自身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决心，又自愿通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战略努力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崛起的可持续性与开放性明显高于历史先例。

二是共同体价值观的核心内涵。任何理论体系的生命力均在于其哲学价值追求，共同体价值观的核心价值应包含：共同发展，是一切共同体得以形成、延续的物质基础；共执命运，是所有共同体得以形成、延续的动员基础；共享尊严，则是共同体得以形成、延续的价值追求。基于有效的物质基础，配以恰当的动员机制，人类可能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共同追求其尊严。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构的既有基础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构的核心命题是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与开放性。鉴于中国崛起的特殊性，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与开放性的提升面临额外困难。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必须准确判断人类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凝炼并提出先进的价值观理念，引领人类发展；同时，也须依据当前国际体系的演变现状及未来趋势，灵活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外交可持续性与开放性的提升，中国外交的工具箱也须通过有效利用日益发展的物质能力加以丰富和完善，从而使中国先进的价值观理念与和平发展的道路选择变得更具说服力。需要指出的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里，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上述三个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时代背景与价值观体系

新中国在成立不到70年的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究其原因，最深层次的仍是中国长期秉持最为先进的价值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曾在较长时期里坚持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进而以此为基础帮助和推动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也正是迄今为止中国与以非洲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仍保持着很好友谊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是西方为中国贴上“修正主义”标签的重要原因。就在第三世界逐渐取得政治独立后不久，中国便及时调整了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正是对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中国才在较短时间里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阶段性历史使命。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对时代背景的判断更加精准。正如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的，“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因此，尽管“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但“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注]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274601，2017-05-14。 ，当然其前提是必须以正确、先进的价值观追求武装人类。事实上，习近平已经多次就中国外交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价值观体系进行阐述，主要包括两个层次：

一是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三位一体”的价值观追求。自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后，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先后围绕国家、区域、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展开大量论述，使之形成一个立体的价值观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实现和平共处与共同繁荣的共同理想目标；推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形成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责任共同体则是联系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桥梁，是从利益共同体迈向命运共同体的保障。可以认为，对共同体的价值观追求是“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提交出一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注] 《习近平频提命运共同体 提交思考未来“中国方略”》，http://cpc.people.com.cn/n/2015/0518/c164113-27017916.html，2015-05-18。 。

二是基于共同体价值观，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人类交往中应坚持“共同发展”、“共执命运”、“共享尊严”的价值理念。基于共同体价值观追求，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进一步指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注]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31760.shtml，2017-01-18。 。这根本上表达了在共同体价值观指导下，世界人民相互交往时所应坚持的价值原则：从利益共同体的角度，各国人民应当“共同享受发展成果”；从责任共同体角度，各国人民应“共同掌握世界命运”；而从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各国人民还应“共同享受人类尊严”。只有在具体交往中坚持上述原则，才能真正确保共同体价值观落到实处和成功建构。

(二)体系环境与道路选择

自1949年成立以来，新中国始终坚持走体系内崛起的和平发展道路。当然，随着中国外交使命和国际体系的演变，中国的道路选择仍有局部调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冷战体系已然固定，中国只能选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一方——尽管仍保持着高度的独立自主。随着冷战体系的演变，中国外交的独立性逐渐增加，在冷战后期演变为在美苏之间保持某种中立，从而构建了事实上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冷战结束导致两极体系终结，国际体系进入“漫长”的转型过渡期，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这直接催生了21世纪国际关系发展最为重要的事态，即中国的快速、和平崛起。

但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后，中国崛起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一是经济崛起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二是中国迄今为止的崛起尚未有效扩展至军事、制度等领域；三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决心仍心存疑虑，某种对中国的制衡格局正在浮现。这要求，中国更为精准地判断当前所处的体系环境及其可能发展，并据此调整、优化自身的道路选择。

二是以正确义利观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体建设。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迅速超越前期的“利益拓展”阶段，进入“利益拓展”与“利益保护”齐头并进的时期。为延续利益拓展的良好势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正确义利观”，其核心是正确处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扩张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特别是避免可能的义利不均现象，强调对发展中国家力所能及的帮助甚至重义轻利、舍利取义。

正是基于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中国外交对崛起各要素的内部平衡和优先次序处理得日益合理，使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更加坚定。自2010年以美欧为首的西方不当批评中国外交“强势”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正不断优化崛起内部要素的相互平衡，重点强化中国崛起的国际贡献，特别是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拥护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换句话话，中国崛起的“四步走”战略正变得日益明显，即经济崛起是大国崛起的物质前提，始终保持最高优先；道德崛起和制度崛起均为软性保障力量，在中国崛起相对敏感的背景下，应当优先于军事崛起，尽管二者的优先次序可以不必那么严格限定；军事崛起属于强制保障能力，在当前体系环境下不宜过度强调。

(三)技术条件与手段组合

随着中国发展和全球性技术突破，中国外交的工具箱正日益丰富。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面临的具体技术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全球化快速发展既为中国崛起提供了良好环境，但也使中国崛起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极大地压缩了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当代技术发展特别是通讯技术革命，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传统外交的覆盖范围和可用手段，为中国外交带来严峻的人力、智力和精力挑战。应对中国外交技术条件的重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发展出一系列相得益彰的立体外交新手段，推动中国外交手段体系的日益丰富和完善。

一是完善中国南方国家身份的立体网络。中国实现长期、可持续崛起的一个重要挑战是，中国需要在成长为经济上的发达国家的同时，维持自身南方国家的政治身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强化中国南方国家身份外交：首先强调中国梦与世界各国梦的相通性，中国先行步入发达国家阵营与中国的南方国家身份并不矛盾；其次是在各种场合作出庄严承诺，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最后是在强化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对发展中地区的整体合作体系，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日益认识到“走和平发展道路”或“体系内崛起”道路的正确性。历史上的大国经济崛起几乎都是在现有体系内实现的，其具体方法大致有三种，即以当前新兴大国为代表的融入式崛起，历史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孤立式崛起，以及以俾斯麦时期德国为代表的进取式崛起。但经济崛起必须有相应的保障力量，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强制性和暴力性的军事保障，另一方面则是柔性和网络性的制度保障和道德保障。军事崛起既是大国全面崛起的标志，也和制度崛起、道德崛起一道成为大国崛起可持续性的保障。考虑到经济崛起几乎都依赖既有体系而实现，因此大国军事崛起和制度崛起、道德崛起就必须处理好与既有体系的相互关系。纵观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但凡试图革命性地推翻或改造既有体系的大国崛起，很大程度上都是失败的；而通过相对缓和的改良方式融入既有体系，实现在体系内全面崛起的大国崛起，总体上都是成功的。

三是突破传统秘密外交、结盟外交的限制，大力推动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外交发展。伙伴关系外交区别于传统外交的核心在于，其所遵循的权力逻辑完全不同：传统外交信奉独占性、控制性权力逻辑，据此形成的国际体系更多是等级制结构；而伙伴关系外交坚持互利性、共享性权力逻辑，据此形成的国际体系更多是网络状结构。正因如此，中国不仅发展出多层次、全方位的伙伴关系外交，更在与传统的同盟外交、秘密外交等相遇时仍能实现和平共通、相互交融[注] 周亦奇：《当伙伴“遇见”盟友——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模式研究》，《国际观察》2016年第5期。 。可以认为，伙伴关系外交对于推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有着重要作用。

四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出于传统现实主义思维，既有的全球治理努力主要遵循自上而下逻辑，旨在为实现整体和统一行动提供共同的规范和标准。尽管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方法为各行为体预设了具体的行为规范，但现实中却很难奏效，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国际无政府状态导致的贯彻困难；二是规则制定的滞后性；三是规则与挑战不完全匹配；四是规则制定的合法性不够[注] 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为应对不断增长的全球治理挑战和发达国家的日益退缩，中国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典型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在于“共”，根本上是中国外交倡导共同体价值观的产物。

二战结束后或者说是冷战开始后，由于美国的超级地位，国际关系理论逐渐得以完善，并形成美国理论主导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面。二战结束，美国发现自身面临一个困境：一方面是突然的“权倾天下”，另一方面则是严重的理论准备不足。在这一背景下，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有关国家利益的论述，不仅为美国称霸天下提供了理论支持，更为其提供了现实政策指导。随着美国霸权的巩固及其基础演变，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轮番上阵，从而使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出三波大论战。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ey Hoffmann)所言，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注] Staney Hoffmann, “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 Vol. 106, No. 3, Summer 1977, pp. 41-60.。尽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可能遍布全球，但绝大多数都采纳源于美国的基本理论和主要研究方法。在美国理论和方法主导下，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难有成长空间，英国学派可能是少有的例外。

随着政治主权不断巩固、站起来目标基本实现，自1979年改革开放起，中国外交的目标逐渐转向“富起来”，经济主权或经济发展需求逐渐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关注。与此相应，中国外交的核心使命是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外交目标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根本改变，推动中国外交理论建构的重大转型。鉴于基本生存已然无虞，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的价值观追求很大程度上已然脱离“生存保障”逻辑，转向追求“生存质量”[注] 有关国际关系中这两个逻辑的论述，参见潘亚玲、张春《战争的演变：从寻求生存必需到维护生存质量》，《国际论坛》2002年第4期。 。其中，最为重大的转变是时代观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相应的体系观、利益观等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外交的理论建构也逐渐从个体主义一端向集体主义一端移动——尽管个体主义概念仍相当重要，诸如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强调，对多边机制的态度演变等。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构的未来路径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代领导集体牢牢抓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体系加速转型的历史机遇，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进一步为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与开放性夯实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很大程度上走在了理论建构的前面。随着中国崛起态势日益明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越来越繁重的任务，理论建构必须加快步伐，既要及时总结、提炼既有实践经验，又要适度前瞻地为整个国际社会提供价值观和理念引领。就此而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构有两个核心使命：一是以强起来的中国为出发点，丰富和完善中国可持续性崛起的理论内涵；二是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为出发点，丰富和完善中国开放性崛起的理论内涵。更为具体地，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任务：

(一)系统化价值观念

共同体价值观指引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但无论是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还是责任共同体，其核心理念尚未全面厘清。因此，有必要以“共同发展、共执命运、共享尊严”为内核，完善共同体的理论体系，为人类交往提供更为前瞻和普遍的指导。具体的理论建构努力主要包括两点：

一是共同体理念培育从被动向主动演变的历史脉络。理论建构必须有完整的叙事结构，人类共同体意识的出现、形成和完善存在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首先，源于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物理性生存危机，人类面临被整体毁灭的危险；其次，来自于体系性经济和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性生存危机，人类生活可能极端悲惨；再次，由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等导致的环境性生存危机，人类可能不得不迁移出地球；最后是传染病、社会暴力等导致的个体性生存危机，人类生活可能重陷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注] 张春：《“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的新实践》，《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1期。 。从道德标准看，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的过程；从意识培育看，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对共同体意识发展史的系统理论说明，有助于中国外交抢占国际道德高地。

在整体调研中，43.04%的研究生认为要想提高新生入学教育或活动质量需要深入新生进行调研，了解新生的真实需要；39.37%的研究生觉得要开展形式多样、吸引力强的新生活动；10.5%的研究生认为要注重思想的引导，7.09%的研究生认为要增加时代气息的教育内容。调研访谈中研究生建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中国画的文化价值、自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内蕴的民族精神，都需要我们通过精品化的作品呈现出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画的创作人才，离不开适应时代需求的中国画教学体系对人才的培养。顺应时代发展的国画教育改革，必须是科学理念指导下的改革，是有针对性、有效性的改革。尽管中央美院教学体系、中国美院教学体系、四川美院的教学改革，或是其他的中国画教学体系不断进行着改革，分别凸显了各自学校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和教学个性，并为自己在强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了机会。但我以为，无论如何改革，在坚持文化自信的今天，中国画教育还应遵循几个基本原则。

尽管可追溯至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或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仍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关系体系或国际权势结构的反映，尽管在时间上可能存在滞后。如果以1919年国际关系学科得以建立为起点，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二)完善道路理论

中国早已明确自身“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并在各种场合以实际行动表明这一决心。但需要指出的是，出于对传统国际政治经验的错误历史总结，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并不完全相信中国的这一战略决心，而是试图采取两面下注手法预防性地管理中国的崛起。对此，中国不仅要继续重申自身的道路选择，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这一道路选择的理论体系。其中最为核心的理论要素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地缘经济能力-地缘政治影响力(能力-权力)转换理论，也即中国崛起四要素之间的平衡与优先次序问题。中国正处于崛起的关键期，经济上需要克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外交上需要跨越“地区大国陷阱”。西方国家乃至更大的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态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历史上大国崛起时的能力-权力转换记忆。历史上，大国在实现经济崛起后，往往首先致力于军事崛起，或者说直接将能力转换为强制性权力。尽管中国已经在经济崛起与军事崛起、制度崛起和道德崛起之间设定了较为合理的优先次序，但相关的理论说明并不完善、不够系统，宣传与研究中仍不时出现将能力直接转换为强制性权力的声音或论调。同时，中国的能力-权力转换理论，如何在现实中得以接受和实现，也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注] 能力-权力转换理论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尤其重要，尽管可能对不同的国家而言任务不尽相同。例如，美国及欧洲等更多面临的是从权力到能力的转换，而中国及其他新兴大国则是从能力到权力的转换。有关美国如何在崛起时期实现从能力到权力转换的历史研究论述，参见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 ’s World Role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二是中国的复合身份理论，特别是中国在崛起后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当前的国际社会处于高度复杂、网络化的状态，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南方国家，同时还有其独特的地理、文化、民族等属性。在处理不同的国际问题时，中国的身份极可能是不同的，由此而来的外交关切也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可能自相矛盾。如何从理论上建构中国的复合身份理论，使其能够为中国在不同议题、不同场域、不同时空的外交关切、外交行为提供合理的、国际认可的解释。

三是中国的南方国家身份的理论建构。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与政治制度，即使中国在经济上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后，也几无可能加入西方阵营。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是基础”这一原则，具有长期历史重要性。目前，中国已实现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合作的全覆盖，但基本功能相近、核心机制相似导致其内部分工合作不够合理，限制了其效能发挥。应从理论上对各整体合作机制加以功能区分，建立合理的劳动分工体系。中非合作论坛可作为全能型整体外交机制予以培育，近期重点应放在安全合作、人文交流上，纠正当前政治、经济发展快，安全、人文挑战大的局面。其他机制应各有侧重，形成整体配合，比如，中拉论坛应充分考虑美国因素，强调经济合作、人文交流、与美战略沟通的备用渠道等功能，避免触及地缘政治敏感议题；上合组织重点放在安全合作，灵活掌握经济合作节奏，充分照顾俄罗斯的利益关切；中阿论坛强调文明交流、宗教对话、战略沟通等功能，为中国崛起后处理跨文明、跨宗教关系积累经验；与东盟对话重点放在政治沟通、经济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安全合作要充分虑及东盟成员国的敏感神经，应避免过急将地缘经济能力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

“要想永远保持好心情，就必须心胸豁达、待人宽厚，这样才可以避免很多是非。而有了好心情，才有好兴致，才能追求时尚，适时享乐，摆脱低级、庸俗的东西，使晚年生活的品位得到提升。”

(三)优化手段组合

随着中国日渐崛起，中国外交的手段正不断丰富。但如何配置诸多现实与潜在的可用手段，仍需要更为发达的理论指引，特别是在未来中国外交手段将进一步丰富的背景下。需要指出的是，对中国外交工具箱的优化组合，不只是出于管理日渐丰富的外交手段的需要，也是为了应对当代技术发展导致的外交泛化或外交主体、客体急剧扩张的压力。总体而言，中国外交工具箱的优化主要面临以下任务：

一是外交泛化与外交手段的与时俱进。随着当代技术革命的推进，各类外交手段层出不穷。从领域上讲，传统外交主要围绕政治、安全等问题展开，而今天则更多充斥着经济、环境、社会等问题；从主体上讲，传统外交基本依靠职业外交官，而今天的峰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体育外交、军事外交、公司外交等迅速发展，各类非职业外交人员发挥的作用甚至更加吸引公众关注；从开放度上讲，传统外交中充斥着秘密外交，而今天秘密外交少有生存空间，绝大多数外交已经为双层博弈所主导，全球治理中的外交互动往往辅以广泛的、能见度高的公开咨询与讨论；从传播渠道上讲，传统外交主要依赖国家外交机构公开相关信息，今天则有大量个性化渠道影响着外交传播，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热衷的推特外交。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为各类外交手段在不同外交场合的具体组合提供理论指导。

二是探索中国供应公共产品的理论体系，逐步调整公共产品供应结构。随着中国日渐崛起，中国必将承担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责任。为避免浪费资源、吃力不讨好甚至“当冤大头”，中国供应公共产品需要有系统的理论指导。一方面，要以“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实践为基础，论证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可持续性。既有公共产品理论对免费搭车的高度关注，反映出公共产品供应的不可持续性。“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公共产品有更高的可持续性：一是以正确义利观、责任共同体及伙伴关系为指引，沿线国家可实现对“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二是以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为核心，沿线国家可实现经济、社会的联动发展，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良性循环；三是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念为指南，沿线国家可发展和完善其发展思维，使“一带一路”提供的公共产品超过物质层面而形成思想性公共产品。另一方面，需要丰富和完善中国公共产品的供应层次，可考虑将其分为全球、地区、次地区和双边四个层次，并将重点放在地区和次地区层次上，既凸显公共产品背后的中国标签，又避免双边供应的诸多潜在弊端。针对不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合作的重点差异，有选择地在不同地区供应不同的公共产品，缓解甚至消除同质化现象。在供应范围之外，中国还应设计经济性、安全性、制度性、思想性等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在不同场合、不同议题如何组合的理论模型。

3) 根据风险评价计算结果，采取一定的措施控制风险，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应根据风险评价的结果确定再评价的时间间隔。

三是发展和完善中国外交影响的科学评估体系，提升中国外交的国际可推广、可复制能力。中国长期性、可持续性崛起的外交后果之一必然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效仿中国的外交做法，一方面可改善与中国的亲近度，另一方面也可能提升其外交有效性。但目前中国外交的相关评估方法仍相对简单，主要通过象征性外交行为、工程等加以定性评估。但这一方法明显不利于中国外交的国际可推广、可复制能力的提高。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必须强化中国外交影响力的科学评估体系建设，具体应遵循三项原则，即以定性评估为主、定量评估为辅、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相结合的原则；以影响评估为主、成果评估为辅、影响评估与成果评估相结合的原则；以官方评估为主、社会评估为辅、官方评估与社会评估相结合的原则。具体的评估应当涵盖至少三个方面：一是对具体对象国的影响；二是对中国与具体对象国双边关系的影响；三是对与具体对象国有重大利益关联的第三方及国际社会的影响[注] 张春：《中国外交风险预警模型的建构》，《国际展望》2017年第3期。 。

四是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构的智力支持体系。应加大对外交智库的培育和支持力度，推动中国外交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智库网络建设；重点加强对中国未来国家身份、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影响力(能力-权力)转换、中国特色公共产品供应等的理论研究；形成外交、商业、民间的一线信息收集，智库研究机构的理论粗加工、政策预案发展，政府部门政策决策、落实与反馈，高校理论研究系统化等环节的系统配合与良性循环。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Rising :China ’s Diplomacy Theory in New Era

Zhang Chun

Abstract : There are two main dimensions when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a new era. First, Chinese nation has stood up, grown rich, and is becoming strong; second,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now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These two developments indicate that China’s major power diplomacy entered a new era as well, which asks for two fundamental transitions of theorization of China’s major power diplomacy, namely sustainabil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China’s rising.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rising means how to realize a simultaneous and balance development among the economic, military, mor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during the rising process; and inclusiveness of China’s rising asks for promoting global mindset shifting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wards high-qual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community sensitivities about human destiny, interest and responsibility. At present, the theorizing efforts of China’s major power diplomacy in a new era is facing a rare historic opportunity, along with existing theorizing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CPC congress, which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 New Era;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stainable Rising; Diplomacy Theory

收稿日期 ：2018-12-06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7JZD035)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 (2019 )02-0003-10

作者简介 ：张 春，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云南 昆明 650091)

(责任编辑：潇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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