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的两难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尼西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南亚金融风波始于泰国，但在最近的发展中似乎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印度尼西亚货币市场的持续动荡及其对周围地区的影响。自1997年底以来，泰国和韩国的货币汇率开始呈现稳定的迹象，印度尼西亚货币盾的美元比价却跌低了将近一半（见表1）。印度尼西亚盾1997年12月的汇价已比它在1997年年中时低了一半多，也就是说印度尼西亚货币的对外价值按美元计算到今年3月初时仅为市场动荡前的四分之一左右。不仅如此，印度尼西亚目前还是东南亚地区通货膨胀率最高、股市回升较不稳定的经济。自地区性金融市场动荡以来，泰国和韩国都出现通货膨胀逐月攀升的情况，但这两国迄今为止已忍痛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两位数以内。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的通货膨胀率不仅突破了10%，而且快速上升，1998年2月份达到30.7%。拥有2亿人口且为世界第四人口大国的印度尼西亚何时能摆脱货币动荡？印度尼西亚货币市场如果继续动荡下去会给该地区及其它地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协议
在1997年7月泰国货币危机爆发时，印度尼西亚的宏观经济情况看上去似乎十分良好：它的经常项目逆差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左右（泰国那时达到8%），外汇储备多至200亿美元，相当于印度尼西亚5个月的进口；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盈余，通货膨胀处在温和状态中（直到1997年6月时仅为5.6%）。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些正面因素的支持，印度尼西亚参加了1997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面组织的对泰国的国际援助行动（印度尼西亚承诺了总额为140亿美元援助计划中的5亿）。然而，此后不到两个月，印度尼西亚货币市场发生波动，波动的幅度之大，远远超过了7月的泰国。印度尼西亚政府决定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由救援国转为被救援国。
印度尼西亚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10月底达成“第一次”协议。按照该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向印度尼西亚提供230亿美元流动性外汇资助，另加由日本政府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提供的170亿美元，共计400亿美元；协议同时说明印度尼西亚政府将采取行动，改革金融、贸易和经济管理体制，包括关闭经营机制不健全的银行、减少食品补贴、撤除贸易障碍、取消低效率的政府专卖制度等。（注：《经济日报》1998年1月16日报道。）这个协议中的资金援助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但“附加条件”部分在印度尼西亚朝野上下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因为它们开始触及到印度尼西亚经济体制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尽管协议的内容在当时未完全公布）。印度尼西亚政府在11月份勒令关闭掉220多家商业银行中的16家。出于对存款安全性的担忧，一些印度尼西亚居民随后排队提取银行存款。挤兑威胁到金融体系的存亡，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随之向面临银根告罄的各商业银行紧急提供多达100亿美元的流动资金（相当于印度尼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种注资行为也使得央行失去了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控制。12月份印度尼西亚出现百姓抢购食品的风潮，这或许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中减少食品补贴的措施有关，或许也与印度尼西亚央行挽救商业银行的注资行为有关。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具体原因，印度尼西亚银行界和商业界在1997年10月底以后发生的这些事件未能帮助印度尼西亚盾稳定下来，反而加剧了它的动荡。
1998年初，印度尼西亚政府按照自己的思路制定了新年度的财政预算。这份预算的亮相，使印度尼西亚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歧意见公开化了，进而引起印度尼西亚股市和汇市的进一步波动。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这份预算中提出1998年经济增长目标为3%～4%，主要手段是扩大财政开支、增加项目投资。而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的建议，印度尼西亚经济在1998年的主要目标是结构和体制调整，其增长率不应超过2%，财政开支和项目投资也应相应有所收缩。经过紧张的谈判，印度尼西亚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月中旬达成了“第二次”协议。“新”协议的内容更加广泛：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按“原协议”向印度尼西亚组织提供400亿美元的资金外，印度尼西亚政府将修改它的预算草案，并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随后宣布了一个新预算案，经济增长率目标调整为零，通货膨胀率力争控制在20%，平均汇率希望维持在1美元兑5000盾水平上。
路透社3月4日报道说，“新”协议中涉及印度尼西亚政府行动的制度措施部分包括：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补贴；取消12个基础设施项目；终止国产车计划中的税收优惠；赋予中央银行以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政府停止支持国有飞机制造公司的工程项目；改组银行和公司机构；取缔一些垄断性组织机构；消除妨碍棕榈种植投资的政策壁垒；制定银行储蓄保险方案，保护储户的利益。外界人士不难发现，这个“新”协议的许多要点针对着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大工程项目和基础设施，似乎与专注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传统精神有所不符。另一方面，通过这个“新”协议以及围绕着它的风风雨雨，人们也看到印度尼西亚问题的一些特殊性——如果没有这些特殊性，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形势便不会那么严峻，其货币亦不会贬值得那么厉害（如果考虑到前面所说印度尼西亚宏观经济基本层面的情况在货币危机前比泰国等还要好这一点，更是如此）。
在这方面，似乎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所谓的“密友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在近年来印度尼西亚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可能表现得较为突出。“密友资本主义”是西方媒介喜欢用的一个词语，形容在商业行为中掺合着太多的官商交易或裙带关系因素，也许或多或少接近于我们日常谈论的那种不正常的“关系网”因素。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或起飞时期，“百废待兴”，有大量的大型工程项目正在上马或即将上马。一个这样的项目很可能给经营者带来可观的、丰厚的经济利益（包括给来自国外的参与者）。“谁能成为项目经营者”因此成为这种经济中最大最激烈的竞争目标。由于项目的分配决策权往往在政府手中（这大概在世界各国都如此，包括发达与不发达国家），政府如何行为便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这种竞争中，落选者（“竞争失败者”）似乎特别容易产生忿懑和失望情绪。西方媒介对印度尼西亚“密友资本主义”的大肆报道也许较多地反映了不少西方公司作为“竞争失败者”的这种情绪，但这也可能从一个侧面说明该问题在印度尼西亚相对于其它东南亚国家较为突出。
第二，在印度尼西亚的宏观经济政策上，政府与市场之间似乎缺乏充分的沟通和相互信任。如果说发生在1997年7月的泰国货币贬值主要由国际投机资本的操作所致，那么出现在1997年10月以后印度尼西亚货币的数次贬值则可能主要是由当地的货币持有者行为所致。这些当地货币持有者包括当地的企业、外资银行、普通居民等等。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盾已经严重偏离（低于）它的国际购买力价值时继续将盾换成外汇，本来应当说是一种蒙受巨大损失的行为（因为这相当于在商品价格较高时买进而后又在商品价格较低时卖出）。指导这种在价值跌落时仍竞相卖出行为的动因是市场参与者对市场价格的恶性预期，即认为价格（汇率）还会进一步甚至无止境地跌落（因为此时早卖比晚卖会少一点损失）。如果人们真诚相信政府所说的稳定汇率、控制通货膨胀、开放市场、让全民参与经济建设的政策宣言，这种恶性预期是毫无依据的。市场通常不会凭空形成对自己不利的预期。很可能正是因为人们没有看到印度尼西亚政府在控制通货膨胀和开放市场方面的决心和言行一致的举动，增多了怀疑和恐慌心理，从而经受不住包括谣言在内的各种传闻的冲击，“杯弓蛇影”地涌入汇市（印度尼西亚其实还没有开放资本项目下的货币兑换，但雅加达银行间的汇价也反映着整体市场的行情）。
二、印度尼西亚“联系汇率制”的设想
面对种种制约，印度尼西亚政府似乎试图寻求某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救方案之外的应对措施。其中之一是在2月中旬向外界透露准备采取香港式的“联系汇率制”。（注：“联系汇率制”是香港中文媒介对Currency Board System的称呼，但该术语的汉语直译应是“货币局”或“货币委员会”。香港自1984年以来一直实行这一货币制度，而且近期经受住了国际投机资本对它的凶猛冲击。人们开始习惯用“联系汇率制”译名。但是，应当看到，这种用法的“联系汇率制”与普通的钉住汇率制（例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国在货币危机爆发前实行的汇率制度）有很大不同。）此举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轩然大波。参与对印度尼西亚国际援助行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日本和欧洲等纷纷表示不赞同印度尼西亚的意向，希望印度尼西亚当局遵循援助协议框架，不必另起炉灶来稳定货币。有关“联系汇率制”的争论实际上涉及到一些复杂的问题，这里让我们对其背景作一简要说明。
所谓“联系汇率制”或“货币局制”，简单地说，指一国或一地区的货币发行百分之百根据外汇资产来确定，货币当局在确定了本地货币与目标外币之间的等值关系后，根据市场意愿无限止买卖外汇。如果实行严格意义上的“联系汇率制”，货币当局就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了，即货币当局不能再有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了；而且，所谓“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下货币可兑换之间的区别也没有必要了，因为这种汇率制度的原义已赋予居民和非居民买卖外汇和本币的自由（当然，要排除不正当的目的，例如国际“洗钱”行为等）。历史上，“联系汇率制”起源于欧洲的一些殖民地经济，现在，一些独立货币当局采用“联系汇率制”主要出于维护汇率稳定的目的。
90年代中，一些国家在经历了货币动荡或严重通货膨胀后实行了“联系汇率制”，例如阿根廷（1991年）、爱沙尼亚（1992年）、立陶宛（1994年）以及保加利亚（1997年）等。这次向印度尼西亚当政者推荐香港式“联系汇率制”的美国经济学家汉克(Steve Hanke)90年代初也曾进言俄罗斯当局，力荐该制度，不过建议未得采用。为这个建议，汉克与另两位经济学家还专门写了一本著作，题为《俄国的货币和金融：通过货币局方式推进改革》〔Russian Currency and Finance:A Currency Board Approach to Reform (London:Routledge 1993)〕。按照他们的见解，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原因不宜采用现代中央银行制，只有“联系汇率制”或说“货币局制”才是较适宜的选择（汉克的一个学生Kurt Schuler为此也专门写了一篇论著，叫做《发展中国家应拥有中央银行吗？155个国家的货币质量和货币体制》〔Should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Central Banks? Currency Quality and Monetary Systems in 155 Countries (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96)〕。
有报道说，不无蹊跷的是，汉克向印度尼西亚当政者推荐香港式“联系汇率制”时，印度尼西亚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负责人尚不知内情，从外界媒介才得悉此事（印度尼西亚央行行长不久后发生人事更换）。也许印度尼西亚当政者意识到“联系汇率制”可能是一条快速稳定货币的捷径，因为它所需要的——仅就操作技术而言——只是货币当局对可兑换性和汇率的承诺以及适量的外汇储备。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印度尼西亚当局大概没有必要、或至少现在没有必要去进行那些伴随着痛苦的改革。用汉克先生的话来说，按照他的分阶段计划，印度尼西亚只需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就可获得足够多的外汇，建立起香港式的“联系汇率制”，过渡到资本项目下的充分自由兑换。但是，只要对印度尼西亚情况和国际经验稍加分析就会明白，“联系汇率制”能否成功地在印度尼西亚确立远非那么简单的问题。
可以认为，香港式“联系汇率制”在一个经济中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一个具有充分柔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一个高度开放的外向型经济、一个能承受由“联系汇率制”的局限性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摩擦的牢固政治结构。除了香港和新加坡等少数地方外，我们在目前的世界上似乎很难再找出能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的国家或地区。表2比较了印度尼西亚与现在实行“联系汇率制”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情况。可以看出，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对外开放度（用“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相对低；尽管阿根廷的这一比例比印度尼西亚还低，但阿根廷经济中“农业人口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远低于印度尼西亚，而且印度尼西亚的这一指标是表中所列各国（地区）中最高的，显示印度尼西亚经济的现代化程度较低——进一步说，这似乎又意味着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柔性较低。
实行“联系汇率制”会有利于经济的外向发展，鼓励经济中出口部门的扩张，因为只有出口部门在这种货币制度下才是赚取“货币”的唯一部门，而其它部门（即通常所说的“非贸易部门”）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出口部门的“派生”部门——它们的收入来自出口部门在国内的支出。不难想象，如果国民经济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非贸易部门（例如印度尼西亚经济中的大量农业人口），出口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可能快速加大。由此而引起的经济和社会摩擦能否为现有政治结构所承受（不仅是在短期，而且在中长期），对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来说恐怕不是一个有确定答案的问题。
从更宽的角度来看，“联系汇率制”及其成功可能还需要其它一些条件，例如一定的国际环境或外部支持性因素。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60年代实行过“联系汇率制”，但在70年代国际货币市场的大动荡中主动放弃了这一制度，动因就是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不太有利。如果印度尼西亚实行“联系汇率制”，选择什么样的国际货币作为“联系对象”呢——美元、日元或较遥远的欧元？如果所关注的时间不仅是1998年，而且考虑到今后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币种选择大概就不会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注：提及一下30年代中国的事例似乎有一定相关之处。当时的中国经济中传统农业占重要比重，外向经济仅在沿海地区较为繁荣。中国货币当局在1935年底推行“法币”制（类似于现在所说的“联系汇率制”，尽管其性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矛盾中这一货币制度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出来。法币“所联系的”英镑及后来的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波动、日本对我国的侵略以及对我国经济秩序的骚扰等都是导致这个特殊的“联系汇率制”不成功的国际因素（“法币”与外汇的联系在30年代末中止）。）像阿根廷和一些东欧国家之所以能在面临某些不利国内因素的同时实行“联系汇率制”，与它们或多或少有着一些有利外部因素是有关系的。印度尼西亚现在选择“联系汇率制”，在国际环境或外部条件方面似乎很难说有多少有利因素——无需提及前述那么多的国际机构和政府对此所发出的嘘嘘声。
概括地说，印度尼西亚现在面临的难题似乎是“良药太苦口”加上“捷径走不通”。但这绝不意味着前景黯淡。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中存在许多优势，包括对局势尚有控制力的政治结构、充足的劳工资源和自然资源、多年来外向型发展所积累的经济管理经验等等。目前的国际贸易氛围总体上是积极因素占上风，国际社会对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复苏和货币走向稳定也抱着积极支持的态度。经过一段时间和相应的经济调整，连已经贬值的货币也可能转化为竞争性优势。作为旁观者，我们也许可以说，不用像汉克先生所说的那样“分阶段地”走捷径，而是有步骤、有条理地推进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将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的解决有机地结合起来。
事实上，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在3月份发表的言论已显示出对实行“联系汇率制”持否定态度，表明印度尼西亚政府在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问题上采取了更加积极的立场。在这样的政策方向下，印度尼西亚货币的稳定和价值回升看来大有希望。这场货币危机，也许能成为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契机，使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得以建立在一个更加稳固的、可持续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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