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当代侨民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侨民论文,俄罗斯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侨民问题在当今俄罗斯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情况下，成为最大的也是最紧迫的问题。它深受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因此，科学的分析侨民问题产生过程的原因和条件，科学的评价其特征及前景，是完全必要的。
侨民是整个移民潮流中的一支，国内移民和向国外移民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取决于总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紧张的程度。
侨民大量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据当时各方面的估算，大约有200万人。由于法令的严格限制，直至不久前，获准离境侨居国外的人数还很少，从一些文章披露的资料可知，至8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出国定居的人数将近3千。从1988年起放宽了有关离境的法令，真正允许犹太人、日耳曼人、希腊人出国探亲，此举立即得到居民们的积极响应。1987年离境的俄国居民为9700人，此后的三年里数量则急剧增长至10倍以上，1990年的数量最多，为103600人。在这之后侨民的数量未再增长，看来这一期间侨民迁移的潜在能力受到了一些制约。
社会经济状况尖锐化不仅表现在侨民的增长，而且国际移民也大量出现。在俄罗斯，国际移民流动的特点为一边倒，据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的资料，1992年出国定居的人数是回国人数的34倍多。由于俄罗斯如今的边境线模糊不清，操俄语的居民来自“新的外国”，以及驻扎在其它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军队返回我国境内的，专家们认为不少于16万人。不合法的侨民，指来自亚洲和非洲各国（如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索马里、苏丹等等）的过境旅客仅为6千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在联合国难民总署驻莫斯科代表处登记注册。
如果将各地区的侨民潮流做一番剖析，则可发现其形成过程大不相同，人数也差距甚大。
根据向外国移民人数的多寡，可以再分成4个等级：其中侨民人数最多的一等不少于8900人，中等的在3800人左右，低等的在2500人左右，最少的仅400人。属于最后这个等级的共有62个地区，每个地区的侨民数量均未超过1000人。最多一等的是中等的2倍多，是低等的4.7倍。第4等的人数虽然仅有25800人，但也是这股侨民潮流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前两个等级占了侨民总数的2/3，第三个等级仅占9%略多一点。
在第一等里，侨民主要来自大城市，居领先地位的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及列宁格勒区。据1992年的统计，占总人数的21%，也就是说，与另外两个区——鄂木斯克区和阿尔泰边区的总和几乎相等。
在第二等里，最大的两个居民区奥伦堡尔科区和克拉斯诺达尔边区的侨民人数也最多，各占这一等总数的1/4左右。这一等里，奥伦堡尔科区的人数是平均数的1.5倍，而这个平均数已是人数最少的东里雅宾斯克的1.2倍了。
在第三等里，即人数较少的一等里（包括斯维尔德洛夫区、萨拉托夫区、卡巴尔达—巴尔卡共和国、斯塔夫罗波尔边区）的侨民总数为9500人。这一等各区人数相差不多，最多的一个地区斯维尔德洛夫区比该区的平均数多400人，而最少的一个区斯塔夫罗波尔边区也仅比平均数少300人。
分析结果表明，如果居住在某个地区的民族的灵活性强，那么这个地区就容易形成向国外迁移的潮流。根据俄罗斯联邦内务部1992年后半年的资料，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大侨民外迁集中的地区，犹太人就占了其中的3/5。象大多数当代侨民一样，犹太人在俄罗斯也基本上居住在城市。据调查，离境的城市居民超过了农村居民2.1倍。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大城市的侨民状况对于全俄罗斯来说是有代表性的。1992年后半年，从国内一些科学发达、文明程度高的大城市里迁移的侨民中约有9千名受过高等教育或是即将大学毕业的，其中莫斯科人和圣彼得堡人就占了41%。这一阶段离开俄罗斯侨居国外的400名科学工作者中，3/5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侨居国外的1900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2/5以上来自上述两个大城市。医务工作者也占1/5，离开首都地区的工人仅占4%。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侨民主要迁往以色列和美国。来自鄂木斯克区和阿尔泰边区的侨民的民族成分与首都地区不同，这两个地区向外迁移的主要是日耳曼人，分别占到88%和86%，而且基本上是这里的农业人口。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受过中等教育，半数以上的人是年富力强的人。
对于第一等和第三等地区来说，侨民的中等水平和低水平也体现了人种成分的特征。在第二等里绝大部分的侨民是日耳曼人。在第三等里，日耳曼人也最多。
在这两个等级的侨民中，城里人占压倒优势（萨拉托夫区除外），而且一多半的人是年富力强的。他们中有些人受过专业教育或普通教育（前者为29%，后者为35%。新西伯利亚和斯维尔德洛夫区的情况则不同，这两个地区离境的侨民中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其比例数分别为28%和16%）。在1992年下半年离开俄罗斯侨居国外的11100名工人中，有28%多一点的来自中等水平地区，11%来自低水平地区，这就形成了以工人侨民为主的潮流。这类人占奥伦堡尔科区和伏尔加格勒区的一多半，萨拉托夫区、斯塔夫罗波尔边区和卡巴尔卡—巴尔卡共和国约占2/5，东里雅宾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区占1/3。还有少量的工人侨民来自斯雅尔德洛夫区和达格斯坦共和国。
援引侨民地区性的资料足以证明，当代对外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这个因素，侨民是一个独特的社会人口成分（首都除外）。移民状况还取决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地区经济的不稳定性和社会矛盾的紧张程度，以及各个民族迁入俄罗斯领土的历史成因等等诸方面因素。
在俄罗斯联邦各经济区中，西西伯利亚区处于首位，占侨民总数的30%还多，主要是因为包括了阿尔泰边区、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这几大移民区，上述三个地区就占了这一部分的3/4。
侨民数占第二位的是中央区，主要是因为有莫斯科，仅首都便占了这一地区侨民的3/4。占第三和第四位的北高加索和乌拉尔离境的人数均在14%。北高加索的移民基地是克拉斯诺达尔边区、达格斯坦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共和国和斯塔夫罗波尔边区，上述几个地区迁走的人口为11900人，占整个地区的82%。乌拉尔侨民中的11200人来自奥伦堡尔科、车里雅宾斯克和斯维尔德洛夫区，占整个地区的82%。
占第五和第六位的是西北区(9%)和波沃尔日地区(8%)，前者的97%来自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区，后者主要来自伏尔加格勒和萨拉托夫区，约5700人，占整个地区侨民数量的65%。
占第七位的是远东区，侨民人数约20000人，其中的70%来自犹太自治区、滨海和哈巴罗夫边区。占第八位的东西伯利亚的侨民人数约为19000人，其中的87%来自克拉斯诺达尔区和伊尔库茨克区。
占第九一十一位的移民区为俄罗斯以下几个经济区：北方区（1400人，占侨民总数的1.4%），其中61%的居民来自科米共和国。伏尔加—维亚特省和中央黑土区（侨民人数为1000人，占总数的1%），前者的78%来自尼日格罗德地区，后者的3/4来自瓦洛涅什库尔斯及白城区。最后一位即第十二位的是加里宁区，对外迁移仅400人。由此可见，从第七至第十二位的地区，即使并不引人注意，在1992年也有8800人离境侨居国外，占这些地区俄国人口总数的7.7%。
侨民迁移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上述12个经济区的人口流失，其流失呈为：西西伯利亚每千人流失2人，中央区、北高加索、乌拉尔、西北区、波沃尔日区每千人大约流失1人。在俄罗斯上述地区，居民人数大为减少，鄂木斯克区为0.5%，阿尔泰边区为0.4%，奥伦堡尔科区和卡巴尔卡—巴尔卡共和国为0.3%，莫斯科为0.2%，圣彼得堡连同列宁格勒地区、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边区、新西伯利亚、车里雅宾区，以及斯维尔德洛夫（乌拉尔区）、伏尔加格勒、波沃尔日地区的萨拉托夫区均为0.1%。
侨民中的大多数(97%)定居于德国、以色列、美国和希腊。
从1987-1992年，俄罗斯人迁居德国的共165100人，迁居到以色列的共155300人，迁居到美国的共28100人，迁居到希腊的共10200人。在上述各国中，俄罗斯的侨民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6.2倍、6.2倍、56.2倍和21倍。如果把过去的几年逐年做一番比较，则可看出，在此期间迁往德国和美国的侨民在不断增长，而迁往希腊和以色列的侨民自1991年以来却呈下降趋势。
在1987-1992年期间，迁往澳大利亚的侨民增长了62倍，迁往加拿大的增长了11倍，迁往西班牙的增长了3倍，迁往瑞典的增长了2.2倍，迁往芬兰、南斯拉夫的增长了1.9倍，迁往叙利亚的增长了0.3倍。迁往东欧各国的人数呈下降趋势，因为这些国家同俄罗斯一样，也遇到了社会经济困难。迁往发达国家的仅法国一个国家，增长了0.5倍，原因是这些发达国家的移民法十分严格。
侨民作为整个移民运动的一部分，具有其鲜明的特点，首先，它是多种原因和条件下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其次，在侨民的形成过程中，如前所述，人种这个因素起着绝对重要的作用，当代侨民大潮的出现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种问题。据1989年的调查登记结果，仅在最近的三年里，赴德国定居的就多达130100人，相当于俄罗斯领土上日耳曼居民的15%。同一时期赴希腊定居的人虽然少些，也有8100人，相当于俄罗斯领土上希腊居民的9%。
至于犹太侨民，它不同于日耳曼人或希腊人的对外移民有明确的地理方位，远不是人种性所决定的。犹太人离开的不仅是自己的故土，同时也离开其它国家。这一期间迁居以色列的除了犹太人外，还有其它一些民族，这些居民一般说来或具有犹太血统，或与犹太人有亲缘关系。总之，要精确地统计出究竟有多少犹太人离开俄罗斯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因为关于侨民人种构成的信息仅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才出现了一点点，而且十分有限，仅为1992年后半年的。我们估计，从1989-1992年，有7万犹太人离境，大约占居住在我国犹太人的13%。
六年来，俄国人迁居它国，使得以色列的全国人口增长了3%，希腊增长了0.1%，美国最少，但也达到了0.01%。
经分析研究不难看出，当代来自俄罗斯的各民族的侨民，不单纯同民族政策是否公正，以及这些民族的居民要求恢复其原有领土等问题相关，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追求高水准的生活条件这一社会经济因素。为了维持这种高水准，在很多国家都形成了大量的专为过去曾是我们同胞居住的移民区。因此，他们在国内的亲属力求与之团聚是国内居民要求出境的另一个原因。因而侨民潮流显示出明显的地域和人种特征。
在侨民构成的各种因素中，侨民受到的教育程度这一因素相当重要，在移居国外的居民中绝大多数受过教育。1992年出境的侨民有25%（约9千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是正在就读的大学生。上述教育程度的比重据1989年的调查统计，在俄罗斯联邦居民中仅为13%。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是正在就读的大学生在迁往澳大利亚的人中占66%，在迁往加拿大的人中占51%，在迁往美国的人中占50%，在迁往以色列的人中占43%。而在迁往德国和希腊的人中比重略低一些，分别为14%和20%。出国的这些人中间还有74名博士和副博士。
最近的分析资料揭示，在全部出国侨民中性别的比例为：女性53%、男性47%。
从年龄结构上看，有劳动能力的占56%，未成年的孩子（指16岁以下）占28%，达到或超过退休年龄的占16%。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出走的人大多为年富力强并希望继续工作的。占侨民总数近1/3的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应当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据专家们预测，到了2000年，欧洲人口将呈现老龄化；约有25%的人口超过60岁，并且年龄断层问题不断加剧，劳动力将出现短缺。预计美国和加拿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992年下半年，各国所接纳侨民的职业构成大体呈以下状况：美国接纳的侨民约有1/3为科学工作者（包括教授），1/4为工程技术人员，17%为大学生，15%为经济学家。以色列接纳的侨民中37%为科技干部，1/3为工程技术人员，1/3是医生和大学生。至于德国所接纳的侨民则呈多样化，工人数量占压倒优势(86%)，3/4为经济和财会工作者，大约同样多数量的大中专教师及幼师，以及这个数量一半的医务工作者，38%为工程技术人员。
显然，对于德国和希腊来说，尽管人种这一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它是与所从事的职业和受教育的程度紧密相连的。从事脑力劳动的侨民们在美国和以色列最能说明问题，以上两国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所占比例数很高。以色列40%左右的科技工作者来自原苏联，95%的军事工业专家来自原苏联，大量原苏联医生的迁入，也使得以色列的人均占有医生数量居世界首位。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在美国，在明尼苏达大学物理领域的研究所里工作的教授，全部来自这个解体了的苏维埃强国。
目前在以色列已经找到工作的侨民中，81%来自原苏联，他们都是近4年间迁去的，但仅有1/3的人干着自己从前曾干过的职业。1/4以上的人承认自己在这里的生活并不幸福，43%的人声称，愿意离开这个“六国”永不返回，全部侨民中的80%对自己目前的生活表示不满意并想提出抗议。
至于从俄罗斯迁到美国和德国的侨民，绝大多数并不希望重返故土，尽管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在德国约占65%）对现行劳动制度并不满意。德国社会学家们认为，每位来自俄罗斯的侨民要想在心理上和生活、工作中适应新的环境，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
侨民潮流形成的原因比较有意义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经济因素。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造成了生活水平下降，由此而产生了社会上收入水平的两极分化。我国在1991年收入最高的10%这一部分人和收入最低的10%这一部分人的比例数为4:1，而到1992年，这个比例数就扩大为16:1。其次是失业率的增长。据1993年4月的统计，全国的失业总数达到110万人，占全国有劳动能力人数的1%，而且其中的45%受过高等或中等专业教育。这还未将潜在的失业因素考虑在内，1992年我国工人在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周减少了5.2%。对青年人来说情况就更复杂一些，1990年大学毕业生需自谋职业的占5%，1991年则上升为16%，到1992年竟高达28%，几乎占全部毕业生的1/3。最后是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已出现了相当多的潜在的难民，他们需要正常的工作岗位。据俄罗斯联邦移民处的资料，从1991至1992年，难民和移民的数量从60万人猛增至127万人。
总而言之，侨民的迁徙象浪潮一样，永不停息，它只能不断增长或衰落。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稳定，那么侨民的去留则完全取决于国内和国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生活水准了。人种移民最近几年仍将继续存在，就以色列来说，它的政策是力图将犹太人聚拢到他们的故土。然而这个规模将不会很大，而且逐渐稳定下来，因为这些侨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已经日趋饱和了，他们将用严格的限额来达到稳定的目的。
（黄定天摘译自俄罗斯《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摘评者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