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群众路线的当代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化与论文,群众路线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3)03－0005－08
一、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体旨归
党的十八大重提“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时代表达和必然旨归，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大众化起着关键作用。这里所指的“大众化”，与通常人们所指称的“化大众”不仅含义迥然不同，两者在所秉持的立场、主体身份、效果历史方面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化大众”的主体是一批所谓“高高在上的理论领袖”，传播模式就是“灌输”，通过翻译、写作、出版一批用中国话语(最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语)来表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普及教育大众。最终的效果历史就是期望“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P9)，使理论在群众实践中对象化。“化大众”模式中的马克思主义源于国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P1471)，而文本和知识分子，就成为传播的载体甚至主体。尽管在早期中国化过程中，许许多多英勇的“普罗米修士”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天火”盗移于中国大众，在历史上和逻辑上为真正的中国化起着理论准备作用，使之成为“大众化”的前提条件之一，但并不因为如此就全然抹杀“化大众”与“大众化”的本质差别，将两者混为一谈。两者之间后续却产生了尖锐对立，“化大众”模式在王明那里，几乎成为葬送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滥觞。究其根源，在来源和主体问题上，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一直面临着康德式的“精神分裂”。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源自国外，德文、英文、法文、俄文等原版文献以及知识分子成为传播的载体，而当务之急是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和“大众话”，以求“理论掌握群众”、“运动群众”，成为化大众的主要任务和主要模式。一旦群众实践发生挫折，那么，错误的一方肯定不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在于被“灌输”的群众，由于他们“觉悟低、水平差、成分不纯”，最后的结论必然是“王明式”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唯一基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能产生于中国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因此，作为革命实践的大众只能依靠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创造着和积累着鲜活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外来书本理论一旦与本土大众的实践发生冲突和矛盾，错误的往往不是大众而是被僵化教条照搬的书本理论。“化大众”和“大众化”两者在观点和模式上的尖锐冲突长期困扰中国革命者，最终由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的《实践论》中加以澄清和解决。因此，大众化就是中国化的承载本体，它强调的大众不仅是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也是理论自觉的思想主体。大众在自己改变世界的实践中一点一滴地创造着自己的经验，并通过经验的改造制作而创造自己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的马克思主义效果历史是三位一体的：自主性、自觉性和自为性的统一。所谓自主性，就是大众作为思想理论的创造主体。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是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了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与幸福。人民群众为了自己的解放和幸福事业，才需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思想、理论、科学和价值。大众为了自己的解放利益而成为自己思想创造的主体。所谓自觉性，就是人民群众有理论自觉，不仅在实践中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积累宝贵的经验，而且勇于和善于将之提升为思想理论，科学把握自己创造历史的命运本质和必然规律，成为创造理论的主体。所谓自为性，是指人民群众勇于和善于用自己的理论指导自己的解放实践，在实践中日用日新地不断修正和发展理论，作为自觉地改变世界的主体，自己谋划实现自己的未来。
“化大众”的权威传播者(赫尔默斯们)由于掌握着德文、法文、俄文等大众难以读懂的经典文本，掌握着由国外传入而不是由本土大众实践创造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话语，他们本然地不仅具有认识论优先地位和思想的主体解释权，可以站在云端将真理话语撒向人间，教化群众，也因此具有了历史本体论的优先主体地位：权威、精英、英雄、领袖力图成为掌握真理、指导群众、正确创造历史的主体。贯穿“化大众”模式的基本矛盾始终被想象为“真理权威”与“落后群众”(可以参考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鲍威尔兄弟等人的批判[3](P143))的矛盾。既然群众有落后性和被动性，“教化群众”就根本不需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脱离群众”恰好是主体优先地位的存在方式。不是权威向群众学习，而是群众要向权威学习；不是权威向群众靠拢，而是群众向权威靠拢；不是权威与群众融为一体、打成一片，而是群众要景仰地团结在权威周围，搞权威崇拜。反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然地将群众的主体在场身份和历史主宰地位凸显出来。这不仅是作为认识论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方法论意义上的凸显，更是在历史本体论意义、价值观意义上的凸显。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出场者，历史实践的主体，历史规律实现的承载主体和历史利益表达的价值主体。
人民群众的地位高低，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更是衡量政党性质的分水岭。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统治者都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主体地位，鼓吹“英雄史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和“为民作主”的政治理想，已经达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待君民关系的最高境界。人民群众摆脱“被作主”地位而成为“自我解放”、创造历史的自觉主体，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大工业资本主导社会以来，由群众中最先进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构成的政党，作为群众利益的根本代表和领导者，只是实现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工具，没有也不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其身份只是群众的重要一员，与人民群众是心心相印、情感相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一体化生命共同体。身份、思想、理论、情感、行动、宗旨、存在方式、作风都应当是大众的或为了大众的，心为民所思，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路线就是党的生命线、力量之基和宗旨之源。因此，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只有组成政党才能更好地组织起来解救自己摆脱苦难，这是党有权威领导群众实现根本任务的合法依据。在民主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国人民，成为革命党的主要纲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群众期盼生活富足、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精神文明、生态良好，就成为执政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科学发展的主要依据。
无论是革命党还是执政党，其全面存在方式都是群众路线的集中体现。群众路线首先是政党本体存在的合法性根据。党是群众实现主体性从而实现自己根本利益的政治实践工具。没有群众求翻身解放、求发展幸福的根本利益需求，就不需要政党。党如果脱离群众，就消灭了自己的存在根据。党一旦将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冒充历史主体和出场者，就一定失败。党一旦超出群众委托的历史任务和基本权限而自以为是地行使无限权力并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就一定会退场甚至灭亡。党一定要学会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之间代表和主体、受托和委托的关系，始终牢记群众赋予党的使命和自己的奋斗宗旨，决不能超越群众委托去追求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无限权力，更不能追求脱离群众的政党或个人私自利益，党的各级机关和成员应当始终在人民群众全程监督下为民谋业。群众路线是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基本性质、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本质上都是为了人民群众解放和幸福。群众路线是党的组织路线。它用正确而广泛的民主程序集中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作为党各级机构和成员的严格的组织规范。党必须要实现民主集中制，防止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而背离群众、损害党和群众利益。群众路线也是党的作风。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价值观，党需要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心相连、情相连，扎根群众，为民解困。人民群众对党从认知到认同到衷心拥护、坚决支持，往往是从感佩党的优良作风开始的。反之，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垮台、苏联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倒台，都是从脱离群众、党内外弥漫着极端腐败的风气开始的。
二、脱离群众：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危险
防止脱离群众，一直是党关切甚深的大问题。近百年来，党从创立之日起发展到今天，始终对这一危险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党的几代领导人始终都把如何贯彻群众路线当作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头等大事来抓，狠刹脱离群众、腐败堕落之风，狠抓勤政廉政，花大力气兴调查研究之风，力促领导干部下基层、访群众，密切干群关系。然而，相比于革命战争年代，执政党，特别是在市场化、开放化条件下的执政党，更容易脱离群众，甚至腐化堕落。这成为党面临执政考验、市场化考验、开放化考验的主要内容之一。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根源。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和军队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一切吃穿用均要依靠群众的自觉奉献，一切兵员都靠群众子弟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地自愿参加革命来补充。如果党和军队不为群众流血牺牲、不拼命维护群众利益、不为群众办事、不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就得不到群众支持，党和军队就一天也不能生存。没有薪金制和等级制，党内军内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同甘苦、共患难。共产党员吃苦在前、冲锋在前、享乐在后，先锋模范作用实实在在，党政军之间、军民之间团结如一人。因此，党和军队全体官兵都每时每刻真切感性地认识到军民、党群之间的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密切关系。军队打仗走村过户，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宁宿街头不扰群众，宁忍饥寒不破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明作风、铁的纪律维护着党和军队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只有这样的党和军队才能赢得天下。然而，执政党有了国家政权，主要靠国家和地方税收来支撑党、国家和军队的开销，从经济来源上切断了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与老百姓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大多数机关部门的官员失去了“人民群众是衣食父母”的直接感受，久而久之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疏远。加之等级制、待遇制的实施，一批领导干部生活享受多了，地位高了，计较自己的待遇多了，从感情和行动上很容易养成脱离群众、不顾群众疾苦、追求个人享乐的不良作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开放化推进，资本对经济机体的侵蚀日益严重，政府主导市场的发展模式使行政权力广泛深入地介入市场化各个方面，大量、普遍的权力支配资源配置机会导致大量的权钱交易，使许多部门、小集团甚至个人都从权钱交易中获利，“设租寻租”，甚至直接收受贿赂、参股经营、多项抽头、坐收渔利等，引发各种腐败。改革的探索性和制度的不尽完善使政府部门在土地审批、城镇改造、工程建筑、劳务交易、市场培育和监管、大宗商品采购等许多领域保留着获利的权益，一些部门和干部养成“见钱眼开”的恶劣作风，与民争利甚至巧立名目收刮民财，不关心基层群众的民生疾苦，亲资本而远基层，傍大款而躲群众。加上分税制度使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收益权和事权不对等，行政层级越高享有的财税资源越丰厚，越容易脱离群众，而基层负担日益加重，为解决财政资金，则拼命挤榨“土地财政”资源，强拆强建，造成党群关系、政民关系前所未有、愈演愈烈的对立和紧张，于是，群众集体上访、暴力抗争甚至自焚等恶劣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反响强烈，中外社会舆论哗然，直接动摇着党的执政基础。
第二，政治根源。革命战争年代，没有国家政权资源，“群众拥护不拥护”、“群众欢迎不欢迎”就成为判定党生死存亡的标准。党只有严格按照群众的根本要求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发现问题立刻纠正，才能取得胜利。革命战争年代，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和你死我活、残酷拼杀的战场上，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意味着冒更大的生命风险、身上留下更多的伤疤；对党忠诚、群众公认、不怕牺牲、冲锋在前，成为提拔领导干部的普遍标准。然而，执政党获得国家政权以后，党群关系遭遇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剪截。国家作为“利维坦”，按照恩格斯的解释，“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旧版译为脱离——引者注)的力量，就是国家”[4](P187)。与市民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不同，国家是建立在社会之上并与社会日益脱离的力量，这种脱离表现在党群关系上，日益将原来一体化的血肉相连的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至少在国家强制权力设置的形式结构上加以分裂，形成了“国家—社会”二元结构。这一结构再与城乡二元结构结合，机关搬进大城市、人员驻进高楼深院，就使党群之间在地理空间和社会结构上都处于分裂状态。按照国家行政程序，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要上传，就要经过若干科层机构层层筛选，真话越来越难上达。如果国家机关数量日益增多、人员再日趋膨胀，那么领导干部必然陷入被机关包围隔离的状态，很难听到群众真话，了解基层下情，很难联系人民群众，及时处理事务。各级领导如果不自觉克服这一由于国家本身造就的二元结构，主动联系群众向下扎根，重新恢复党群的密切关系，那么按照国家行政逻辑，党和群众就始终处在分裂的二元结构中，就很容易使领导干部忘记群众、脱离群众。如果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再不正确地理解“党管干部”、片面强调“对上负责”，缺少真正的群众民主推荐、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那么各级干部脱离群众之风就不可避免地愈演愈烈。
第三，社会根源。革命战争年代，党、军队和群众是一体化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党的机关和党领导的军队很多就分散在群众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和带头人。党、军队和群众同在一个社会生命共同体中，没有社会的分化，不分彼此、生命共担。党和地方政权组织精兵简政，与群众没有隔阂，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心同德，真心交流，坦荡沟通，战时同打仗，地头就办公。党长期坚持在经济相对贫弱地区和山沟地区，总是与最贫苦农民和下层群众打成一片，同甘苦、共患难，如鱼得水，旧社会结构的分化对于党来说没有太大影响。而党进城执政以后，搞经济建设，要与社会各个阶层广泛接触，尽量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多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不同程度地侵入到党内来。市场化、开放化条件下，社会分层日趋迅速，多样化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的思想、生活方式、要求都会进入党内，造成影响。此外，党员干部进城后，随着在客观上生活方式待遇的改善，远离了贫苦地区和贫苦人群，而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党员干部的思想感情。由于国家治理主要是脑力劳动，长期脱离体力劳动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党政干部与劳动人民，特别是贫困地区、艰苦行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沟通。
第四，文化根源。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干部流血牺牲，不靠金钱待遇靠理想信念，靠爱国的满腔热情和为民族解放的一腔热血。文化的主流是奉献和牺牲文化，是崇高的随时为人民利益献身的价值观。而在执政党时期，在为人民群众谋富裕、促进全社会“脱贫致富”的过程中，追求金钱、物质享受的物欲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一种主流价值观。在资本意识形态的折射下，“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移花接木地变成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追求自己价值梦想的口号，“人民未富我先富、群众未享我先享”，为了追求个人富裕，可以无视许多困难群众的冷暖，采取各种方法巧取豪夺，利用手中有权先谋一己之私。生活追求豪华化、奢侈化、腐朽化，“夸耀性消费”讲排场、比阔气，甚至作风糜烂，腐化堕落，严重玷污了人民群众委托的神圣权力。
因此，在市场化、开放性条件下的执政党，比在革命战争年代更容易脱离群众。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查处的大案要案，人民群众通过网络和其他各种途径揭露的腐败分子，以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各地出现的干部作风问题，集体上访居高不下的现象，等等，都在实践上表明：我们党与群众的关系的确到了“生死存亡”、非下决心治理不能解决的重要关头。十八大重提群众路线，是具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战略之思。
三、新历史场域与群众路线的当代阐释
只要有党的生命体存在，只要党面临在执政条件下更容易脱离群众的严重危险，坚持群众路线的“持续在场”就是根本的和必然的政治行动。然而，由于历史场域的重大变化，群众路线的内容、特点、形式的“持续在场”就不是一成不变地同质性在场，而是差异性地不断出场。群众路线需要根据历史场域的不断变化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以差异性出场来实现“持续在场”。这就是群众路线差异出场的辩证法。建国以来，在解决脱离群众问题上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没有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面临的不同环境，教条主义地同质性沿袭阶级斗争时代疾风暴雨式群众运动方式对待处理脱离群众问题，导致极左路线横行，直到“文革”的全面爆发，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在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就对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能否保持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和艰苦奋斗优良作风、贯彻群众路线问题保持高度警觉。从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到防止党和军队“重蹈李自成覆辙”的“进京赶考”说，到要求出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都表明第一代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高度自觉和清醒认识。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党虽然拥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群众路线的丰富经验，也有对执政党条件下可能发生的脱离群众的危险的高度警觉，但是对新的历史场域缺乏深刻的思考，对在新的历史场域中群众路线如何重新出场缺乏自觉认识，即对在执政环境下如何形成群众路线的新内容、新特点、新路径和新形式缺乏足够的认识，即没有系统深入地研究国家这一“利维坦”分裂社会和国家造就党群关系分离的客观原因和主要机制，没有找到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直接民主方式来监督干部和防止干部腐败变质，没有积极探索在执政条件下如何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新要求、新方法、新路径。而一旦发现一些干部“当官做老爷”甚至贪腐的情况，在极其震惊和愤慨之余，往往就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群众运动方法加以处理。这就是超越国家的正常行政系统、力图倒退至革命战争年代的阶段，采用不断的群众运动这一方式来冲击干部，企图用超行政的运动手段来强制性地消除脱离群众现象、保持干群良好关系。这样一来，问题就纠结于党在执政环境下如何贯彻群众路线的严重不适应：当党和政府各级机关正常运用国家行政系统(“官僚制”)开展工作时，传统的社会一体化的群众路线存在形态就被形式上或实质上解构，脱离群众现象频繁发生；而党采取十分熟悉的革命战争年代经常采用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方式来处理问题时，行政系统则屡遭破坏。这表明，在执政的国家官僚制度和群众路线之间，党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对接两者的有机通道和形式。两者的尖锐冲突，在“左”的路线影响下，最终解决方法只能是“砸烂国家机器”，使党退回革命战争年代非正常执政状态。可以想见，当晚年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千秋大业而发动“文革”，用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彻底掀翻国家行政制度体系(1967年的一月风暴即夺权运动)，斗争“走资派”并要求所有干部做深刻检查、搞人人过关、向群众运动靠拢时，他认为这样就找到了一个全面、彻底、干净地消除干部脱离群众、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的根本方法。这的确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然而，这一选择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民族的空前灾难。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群众路线问题上，既要反“左”，即不顾时代特点地沿用传统革命战争年代的疾风暴雨式群众运动方式、用阶级斗争方式解决问题；也要警惕“右”，即否定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我们要看到：群众路线的内容、特点、实现路径和实现形式都是与时俱进的。今天，世情、国情、党情、民情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历史的间距”造就了群众路线独特的当代意义。对群众路线需要有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与时俱进地当代阐释。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中，在执政环境、市场环境、开放环境下，党的群众路线必然有新的时代要求、时代内容、时代形式和实现路径。
就世情而言，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从四个方面形成了群众问题的新格局。第一，随着新旧全球化时代转换，和平发展的新主题取代了革命和战争的传统主题，人民群众期盼从求生存求解放转变为求富裕求发展求现代化。第二，民意表达方式从经典现代性和科层制度时代的一元的国家(代议制)间接民主转换为多元化的直接民主(社会治理)和间接民主的结合，使执政党与群众意愿表达的关系形式更加多元、差异、有效。第三，全球网络化、信息化的出现，使单向信息传播模式转向多元、平等、差异化、平面化交叉传播模式，网民自媒体使网络民意更加直接、迅速、有效地传播，电子民主的民意表达和网上监督官员更加直接，社会“意见领袖”和“公众知识分子”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第四，国家、地区间影响日趋紧密，党群关系、政民关系越来越透明、越来越被全球社会关注。西方在开放社会环境下经常利用别国政府和民众关系利益冲突大做文章，策划所谓“天鹅绒革命”，使社会群体事件在国内外各种势力推波助澜下变成颠覆政权的导火索。因此，以网络化、信息化为特征的新全球化时代既为改善党群关系提供了新平台、新环境，更提出了新主题、新任务和新要求。
就国情而言，从革命战争年代进展到建设、改革、发展年代，基本国情发生了根本变化，党群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人民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群关系从此有了国家这一中介和平台。一方面，人民群众主要任务不再是推翻旧的国家政权，而是翻身做了新的国家主人，需要通过最广泛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来表达自己的意愿，选举自己的利益代表，监督党和政府，维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党领导群众需要借助于国家形式来行使权力，党群关系大多表现为各级政府与人民委托与被委托、领导与执行的关系。国家的人民民主从此成为群众路线的主要存在方式。建立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成为新时代党与群众保持密切合法关系的主要任务之一。国家的存在为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增加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工具，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强势政府”的力量党可以更好地推动国家建设与发展，为群众集中办大事、办好事、办实事，造福于民，切实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人民的意志。但是“官僚制”行政系统也在形式上隔离了国家与社会，如果不以民主政治约束，必将疏远党群关系。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总量处于世界第二位，国力国威大大增强，群众的期盼从求生存求解放转变为求发展求富裕求幸福。如何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新阶段的主题。第三，中国仍处在、还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人均收入处在世界后列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地位没有变。中国人口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现象日益严重，群众的分层化要求日显凸出。按照联合国2000年颁布《千年宣言》的人均每天一美元标准，我国仍然有将近8000万人需要脱贫，不少困难群众仍然希望党和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切实改变作风，深入他们中间，扶贫帮困，使他们能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就党情而言，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到市场，历史场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更好地巩固执政之基，党不仅要坚定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基础，而且要尽可能广泛地扩大群众基础，将所有属于拥护、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都作为人民范畴来加以团结，而且要真正成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执政党在市场和资本合法环境下既要坚定依靠自己的阶级基础，也要学会与狼共舞。执政党始终受到资本、市场、执政、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等各种深刻挑战和严峻考验。大凡经不起考验的，如苏联东欧的执政党，就必然在严重脱离群众、腐化堕落过程中退场。
就民情而言，第一，人民群众翻身求解放的愿望实现后，求富裕、求发展、求幸福的愿望成为主要期盼。人民需要通过自己和自己的代表来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通过人民民主来选举自己合意的各级政府，有效监督党和政府为人民办事，民主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第二，进入市场化和开放性环境后，同质性社会转变为差异性社会，人民群众中间发生了阶级、阶层分化和利益差异化。这一社会既不同于利益完全一致的同质性社会，也不同于阶级对抗社会，而是人民在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整体利益上趋于一致，在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分层利益、表面利益上又存在着日趋扩大的差异甚至分化。虽然这些矛盾的背后有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冲突，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一般不会采取激烈对抗性冲突形式。这些差异和矛盾的多元经济表达(利益分配诉求)、政治表达(各种民主要求)、社会表达(阶级分层身份要求)和文化表达(各种价值观和思潮)，都是具有差异甚至相互冲突的，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人民群众在上述层次上也遭遇意见分散、分歧甚至分裂的状况，因此，除了涉及全局、整体、根本和长远利益问题，“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等同质性话语已经很难有一个同质性的答案，而阶级和阶层的界限甚至在固化。利益差异和矛盾冲突因处理不当屡屡转化为暴力事件和违法事件，党和政府协调这些利益差异和矛盾的难度越来越大。更需警惕的是，当前存在着曲解和利用群众路线含义的两种错误思潮：民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是一种新的极“左”思潮，它打着反对两极分化、反对腐败、实现公平正义的旗号反对改革开放，超越初级阶段国情要求实现绝对平等，煽动群众提出超越现阶段的平均主义物质利益要求，动辄以“革命”、激烈的群体事件来要挟党和政府，一有合适时机就要变群众路线为群众运动，煽动新“文革”。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资本意识形态，它打着“反映民意”和“直接民主”旗号，企图直接颠覆党的执政地位，要求按照资本和市场的自由平等交换逻辑处理一切问题。因此，党如何审时度势，在牢牢把握人民的根本意愿、全局利益、整体利益大局的同时，有效协调群众的利益差异，公平公正地处理各方关系，兼顾各方利益，带领全国人民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就成为能否执好政的关键。
历史场域的深刻变化，需要对当代群众路线的主题内容、根本任务、主要特点、实现路径和形式做一个与时俱进的当代阐释。
新的历史场域召唤新的出场主体。当代群众路线的主题内容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过程中凸显、保证、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既是民主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一切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更是建设事业的主体、建设成果享受的主体。对于执政党而言，当代群众路线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民、务实、清廉”。“为民”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越是在市场化、开放性条件下，执政党越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绝大多数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执政成效的根本标准；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执政的基本价值观；把尊重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作为执政的根本法宝，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始终赢得群众的信任和认可，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务实”即坚持实事求是，大兴务实之风。重实情、办实事、求实效，把解决群众生活最紧迫的重大困难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千方百计加快发展，增加群众收入，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幸福满意。“清廉”即廉洁奉公，不谋私利。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其成员，都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利益观和价值观，抵住诱惑，挡住干扰，经受住考验，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本色。
当代群众路线的出场路径就是教育、制度和纪律惩处三位一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要坚持把群众路线教育放在首位，转变作风，教育广大领导干部在实践中扎扎实实地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大兴调研之风，多做求真务实之事。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实施群众路线的制度保证，发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群众民主监督制度、群众意愿表达制度、领导机关联系群众制度、廉洁奉公制度等等；要建立和完善惩治干部脱离群众的各项法纪规定，用更严格的戒律来保持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当代群众路线的出场方式就是要坚决摈弃民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坚决不能把“文革”式群众运动和所谓“大民主”当作群众路线的实现方式，而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法治民主条件下，用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来实现群众路线。
收稿日期：2013－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