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国共合作中的中国共产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国共合作论文,两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中，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曾和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国民党进行过两次合作，即发生进行于国民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和产生存在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两次合作，主要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的路线、方针不同，导致了合作结局截然相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方针，导致了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失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党中央领导下，贯彻执行了一整套正确对待国民党这个盟友的路线、方针和策略，使自己在艰难复杂的斗争中，进退有据，应付自如，不但使自己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实现了党在抗战初期提出的把抗日战争的胜利转变为人民的胜利的伟大战略构想，为四年后的全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成功地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大局，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圆满完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伟大历史使命。
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结局，差别如此巨大，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政治、思想、组织状况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因此，比较两次国共合作中我党自身建设的差距，从而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避免在革命进程中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两次国共合作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差别在于党的成熟程度不同。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知之甚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还远未成熟。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于1923年的中共三大，当时的中共只有两岁幼龄，在此之前，只有区区400党员的中共，还仅仅限于宣传、发动群众、组建省（区）级组织机构的阶段。党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还刚刚开始探索。党的二大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制定了一个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但如何实现这个纲领？如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对全党来说，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中共三大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帮助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以完成中国的反帝斗争事业。但中共对国民党这个盟友缺乏必要的了解，对国共合作可能出现的危机和统一战线中必然的内部斗争缺乏应有思想准备。全党同志抱着满腔热情帮助国民党建党、建军、建政，帮助人家打江山、坐天下，却很少考虑如何在斗争中努力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把这场反帝革命斗争引导到人民革命胜利的轨道上。由于经验的缺乏，党没有可能制定和执行协调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和斗争的正确方针。另一方面，对于国共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也属仓促上阵，因而思想准备严重不足，这不能不对其正确方针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巨大的制约。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国共合作开始，1924年1月，合作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到1926年上半年，国民革命即发展到高潮，形势发展之快，超出所有政治派别意料之外。这一时期，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内部，重大政治事件接连不断，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使得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几乎没有喘息的时机，党来不及对革命的发展进行必需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因而表现出斗争经验的严重不足，在政治上更是一再失误。上述种种，再加上客观上革命力量的不足，导致了国民革命的失败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导致了我党力量的严重削弱和反革命力量的空前强大。
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不同，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中国共产党，在年龄上已进入成年之期，在政治上已进入成熟阶段。党不但在力量上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如党员人数就由三大时的400人发展到了4万多人，更主要的是党已有了长期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的丰富经验，党在思想政治上成熟的同时，已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锻炼培养出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袖集团，已有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作为自己的领导骨干。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已有了透彻的了解，已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加以有机地结合，独立自主地制定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不同阶段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党已能够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暴风骤雨中把握正确的航向，引导中国革命的航船避开险滩暗礁驶向成功的彼岸。这一时期，党制定和执行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策略，成功地掌握了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国共合作的主导权，有效地抵制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和国际因素对正确路线的干扰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破坏，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大局，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使第二次国际合作成为我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下边让我们从几个具体方面对两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作一点对比分析。
第一，思想理论基础上的差别
在前后两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党在指导自己政治行动的思想理论上有着根本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我党执行不同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的原因所在。
第一次国共合作，我党行动方针的思想指导从总体上讲是所谓的“二次革命论”。从这一理论认识出发，我党在处理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关系时，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对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则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而正是这种错误方针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国民革命的失败。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指导我党行动的理论基础则是“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党自始至终坚持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进行限制、对打击共产党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健康发展并牢固存在，最终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如前所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全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和理解还十分肤浅，更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用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阶级状况，从而制定出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是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消极影响，以陈独秀为代表，形成了一种错误的理论体系——“二次革命论”。
众所周知，“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根本理论基础。这一理论主要反映于他1923年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段》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中。该理论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不是独立的政治势力，因而还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而当时进行的国民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即国民党来领导，革命胜利后，由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走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以后，再去发动十月革命式的武装起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现在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但它却代表了当时中共领导层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水平，因而基本上为全党所接受。从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部分时间里全力帮助国民党建党、建军、建政，自己甘做在野党（共产国际和苏联也是全力帮助国民党）的事实来看，我党当时正是以“二次革命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共产国际和中共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问题上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也是这种右倾思想指导的必然结果。诚然，党的四大前后，一些党的领导人开始提出中国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这表明中共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有了重要进步，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领导权，如何用这一思想去指导当时的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在党的领导层中并没有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还限于思想认识和理论探索阶段，对实际工作并没有起指导作用，大革命中后期，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即证明了这一点。
与此不同，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已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结合的理论标志就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形成及其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我党行动方针的根本性指导。这一理论的完整阐述是毛泽东同志1940年1月前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但在抗日战争开始阶段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就已形成并成为我党制定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回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抗战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并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反对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投降主义；提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原则；号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争取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引向人民胜利的方向；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针对国民党制造的反共摩擦不断加剧的局面，制定出了一整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正确斗争策略，对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人民革命力量不断得到发展壮大，这些正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具体贯彻和实践而《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则是对这些思想的系统总结。“新民主主义论”是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一理论的系统阐述是毛泽东思想步入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党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正是由于“新民主主义论”的指导，我们党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二，政治路线上的差别
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制定出适应不同任务的政治路线，规定在一定时期内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规定如何对待同盟军和如何对待敌人的总方针和总政策。政治路线是解决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方向的根本方针，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回顾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由于思想指导方针的不同，我们党在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实际执行了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我党从“二次革命论”这一错误理论前提出发制定的行动总方针是帮助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让资产阶级领导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统一全中国。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也包括共产国际）把中国资产阶级尊崇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自己甘做“帮工”、“苦力”，放弃了对统一战线和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显然，这是一条完全错误的政治路线。当然，在国民革命的中后期，随着党在思想认识上的发展，党也进行了一些争取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但从总体上看，依靠国民党、依靠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甘当助手的总原则没有大的改变，右倾错误的根本纠正是“八七”会议所完成的历史任务。
与上述状况相反，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由于我党已形成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已有了正确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因而制定出了一条指导自己行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并在实际斗争中加以有力地贯彻执行。
反映我党这一时期政治路线的纲领文献很多，仅就毛泽东同志这一时期的著作而论，实际阐述有关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行动总方针和策略路线的文章也很为数不少，但从总体看，对我党这期间政治路线最完整的阐述还是党的七大文献。七大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实际是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或曰行动总方针，也是指导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方针。诚然，七大的召开是在抗日战争后期，但七大路线的基本内容，在抗战初期就体现在党的思想指导中，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这条行动方针在内容上得到不断完善，阐述上也更准确、科学，党的七大则将其正式提出并作了系统阐述。可以说，七大的政治路线即是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本政治路线。
第三，党的组织状况的不同
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对革命事业的正确领导，不但要有正确的思想理论作指导，要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还必须有有力的组织领导作保证。“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卷，第303页）。总结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两次国共合作和两次革命战争（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所以出现不同结局，中共组织状况的差别是重要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才诞生不久，组织建设还在初创阶段，党在组织上远未巩固，这一方面表现为党员数量较少，党的各级组织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涣散现象，另一方面，党内领导骨干还十分缺乏并表现为领导能力和决策水平不高，更缺乏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核心，党还来不及在长期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培养锻炼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集团充当自己的领导核心。作为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是肤浅的，也缺乏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应有的能力、气质和水平，实际上更像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教授。陈独秀直到退出党中央领导岗位，也没有锻炼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时期，党内其他领导人，如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或者还没有成熟到担当起党的领袖的程度，或者领导能力还没有被全党所认识，客观上还难以被全党所接受。这一时期，党中央的领导是不得力的。在大革命过程中，党既有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统治的现象，又有被共产国际代表左右，党中央实际不能负责的状况，而在一定时期又形成过北京、广州、上海三个领导中心的不正常状态。党的三届、四届中央委员会都由九人组成，而大革命时期经常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两三个人，有时甚至只剩下一个人，各委员之间还存有意见分歧，使中央难以充分发挥领导作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党的基层组织也不巩固。大革命中后期，党员数量增加速度很快，但党的组织建设却严重滞后，地方党组织涣散状态普遍存在，组织领导状况根本无法适应复杂曲折的斗争形势。大革命失败，我党党员从六万人锐减到不足一万人，其中被反动派杀害的是少部分，多数是党员自动脱党和因组织解散与党失去联络所致。显然，党的这种状态是难以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任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在组织问题上的一个致命不足是当时还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和严密控制，还不能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问题。一方面共产国际远离中国实际，其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分析和革命形势的估计往往与实际相去甚远，因而作出了许多根本错误的决策。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严密的组织形式和中共的幼年性又决定了我党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难以进行有效的抵制，而只能对其亦步亦趋。这种领导关系注定不能引导革命走向正确道路。
与大革命时期不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状况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政治上的成熟相一致，经过十几年大规模革命斗争的锻炼，党已有了建立一个坚强的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功经验，已有了一条正确的建党路线和方针，严密的组织制度、党内铁的纪律都已形成与完善，党的各级组织都能成为坚强的战斗指挥部和战斗堡垒，成为在任何艰难困苦中也不溃散的战斗队。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于1937年，这时的中共已是一个独立的全国性大政党，党员人数尽管遭受“左”倾冒险主义危害而有了严重下降，但与中共三大相比，仍有了百倍的增长，其中就有经过长征保留下来的数万战斗骨干。这一时期我党在组织上的一个显著进步则表现为党这时已在政治上、组织上实现了独立，因而已能够排除来自国际因素的种种干扰，制定并贯彻了一条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成功地抵制了与共产国际不无渊源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正确地处理了统一战线中的种种复杂矛盾，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也较好地处理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表现了党中央高度的策略水平。
这一时期，党在组织上达到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党已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锻炼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袖集团作为自己的领导核心，锻炼出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作为党的各级领导骨干。有了这样一批骨干力量，中国革命胜利就有了根本的保证。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已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坚强的领导集体，这中间包括周恩来、张闻天、朱德以及稍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毛泽东同志已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
作为我党最早的党员，毛泽东同志经历了建党、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表现出了一位革命领袖应有的能力、水平和战略眼光。在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已成为我党最杰出的革命家，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为全党所爱戴的领袖人物，遵义会议后，逐步成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有了毛泽东这样一位成熟的、卓越的革命领袖，中国共产党1935年以后，再也没有遭受过重大挫折。在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党在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策略运用上，表现了高度的技巧，坚持了正确的方针，使我党力量在这一时期有了空前的增长，这主要的应该归功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总之，在前后两次国共合作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状况呈现出了根本性的差异，一者幼稚，一者成熟；一者软弱、一者坚强。第一次国共合作提供给我党的是惨痛的教训，第二次合作则给无产阶级政党留下了多方面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的总结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示。抗日战争时期，政治上已趋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有力，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以此为基础，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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