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育期望的户籍分层: 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劣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颖晖 王奕轩
摘 要 父母教育期望是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基于CFP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1)父母教育期望存在着户籍分层：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显著低于农转非父母、城市父母，甚至较同为农村户籍的农民工父母也更低；(2)家庭经济资源和自身教育程度劣势是导致农村父母教育期望处于劣势地位的核心因素，这反映了植根于城乡二元分割的家庭资源、文化观念差异对农村父母教育期望的结构性制约以及该群体“贫困文化”的存在。但上述差距具有改善的可能性：(3)家庭经济状况和自身教育水平的改善对农村父母教育期望的提升作用最大，该群体同其他群体的教育期望差距随着二者的递增不断缩小。同时，农民工、农转非父母的教育期望现状也表明，乡—城迁移是改善农村父母教育期望的可能路径之一。
关键词 父母教育期望；户籍身份；家庭经济资源；教育程度；户籍差异
一、引言
父母(家庭)教育期望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1) Sewell W H, Shah V P., “Parents’educa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and achie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 33(2),1968, P. 191-209.。父母教育期望越高，越有可能增加家庭教育的经济、时间投入，为子女创造更多的物质支持和教育陪伴(2) Zhan M., “Assets, 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involvement,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Children &Youth Services Review , 28(8), 2006,P.961-975.，也更倾向于传递正面的教育观念和行为态度，激励子女的教育成就动机(3) Sewell W H, Shah V P., “Social Class, Parental Encouragement, and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73(5),1968b,P.559-572.(4) Seginer R.,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 Literature Review”, Merrill -Palmer Quarterly (1982-), 29(1),1983, P.1-23.，从而提升子女教育成就。正是有鉴于教育期望的这一重要性，自威斯康辛学派以来，国内外研究者纷纷将研究视角放置在父母教育期望自身的形成之上，尝试从多方面对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与群体差异进行解读，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即便是国内相关研究，也对中国父母教育期望自身的群体差异，尤其是城乡差异关注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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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基于户籍制度的城乡分割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基于这一社会结构，家庭经济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观念等方面的户籍分层十分普遍。那么，这种户籍差异是否也在父母教育期望上有所体现？如果存在的话，哪些因素又是影响父母教育期望分化的核心因素？尤其对农村父母而言，其在户籍分层中的劣势地位是否会导致其对子女的低教育期望？抑或相反，激发其对子女的高教育期望以期实现代际地位改善？
为此，本文尝试对比具有不同户籍身份的父母群体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差异，以期呈现城乡分割下父母教育期望的群体差异现状与内在机制，并提出相应探讨。父母教育期望作为子女教育成就动机的源头性因素之一，对子女的教育获得意义重大。考察父母教育期望基于户籍地位的群体差异，将为我们管窥户籍制度的潜在影响、透视和理解家庭教育的代际传递以及子代教育获得的城乡分化提供重要思路和有效窗口。
二、文献回顾
20世纪60年代，威斯康辛学派开始将父母教育期望纳入教育获得模型，以其为中间机制来解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智力因素影响教育获得的过程。自此，以该学派为代表的后续研究相继展开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以父母教育期望为自变量，进一步强调其重要影响及对子女教育获得的直接或间接作用。近些年，这类研究慢慢转向基于纵向数据或高级匹配方法进一步探讨因果机制(5) Mistry R S, et a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Simultaneous Influence of Mothers’ and Teacher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on Low-income Youth’s Academic Achievement”, Journal of Youth &Adolescence , 38(6), 2009, P.826-838.；其二，以父母教育期望为因变量，考察父母教育期望自身的影响因素。如霍斯勒等人发现，父母教育期望是教育设置、学校环境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宏、中、微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6) Hossler D, Stage F K. “Family and High School Experience Influences on th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al Plans of Ninth-Grade Students，”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 29(2), 1992, P .425-451.；其三，则是关注父母教育期望的群体差异，以此探讨教育获得的群体差异的形成过程。本文关注父母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文献回顾主要围绕第三方面展开。
表4、表5的分析结果再验证了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并进一步确证，农村父母较农民工父母、农转非父母、城市父母更低的教育期望来自于该群体同其他三群体的特征差异，且主要是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方面的劣势。其中，家庭经济的影响居首，教育程度次之，二者共同解释了基于特征差异的教育期望差异近80%及教育期望总差异的近70%。
相对于国外的研究颇丰，父母教育期望的群体比较研究在国内则近乎空白。事实上，国内父母教育期望相关研究也是近十年才成蔚然之势，并集中于探讨孩子自身的教育期望或父母(家庭)教育期望形成的影响因素。这些相关探讨大体在两大视角下展开，一是理性选择视角，二是文化约束视角：前者多借鉴国外既有研究，关注家庭或个体的资源状况，认为教育期望是家庭决策的一种，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基础上。因此，研究中常常将与家庭或个体的资源状况相关的客观指标，比如家庭收入、教育程度或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与教育资源可支配性密切相关的子女数量、排序等纳入分析(11) 刘保中、张月云、李建新:《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观念与家庭教育期望》，《青年研究》2014年第6期，第46-55页。 (12) 李忠路、邱泽奇：《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121-144页。 。后者则关注文化、观念的作用，强调中国传统的生育观、现代化观念的特殊作用，讨论父母自身的教育认知、子女性别、市民化水平等对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该观点强调教育认同，认为对教育的制度化作用的认同会提升对子女的教育期望(13) 杨春华：《农村家庭的教育期望与策略安排——基于苏北农村调查的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4期，第97-101页。 ，也关注男孩偏好、养老观念等是否会影响对子女的教育关心(14) 周钦、袁燕：《家庭基础教育投入决策“男孩偏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人口学刊》2014年第3期，第14-24页。 (15) 王玥、杜芳雨：《农村女孩与非女孩家庭对子女期望差异研究——以辽宁省为例》，《南方人口》2016年第5期，第21-34页。 。同时，研究还发现，市民化水平越高、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16) 陈旭峰：《农民地位代际流动何以可能?——农民市民化水平对子女教育期望影响的实证研究》，《人口与发展》2013年第6期，第43-51页。 (17) 杨振宇、张程：《城乡迁移对农村籍父母教育观念与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第71-82页。 。就国内有关父母教育期望的研究而言，尽管其并不直接对应于群体比较，且样本范围和实证科学性也有待改善，但这类影响因素分析也为探讨父母教育期望群体差异存在的可能性和形成机制提供了有益思路。
三、基于户籍制度设置的再思考
国外有关教育期望的族群差异研究直面西方社会现实，探讨了族群不平等问题在父母教育期望上的深刻表现，为我们进行父母教育期望的群体对比提供了重要分析思路，但这类研究缺乏本土土壤，因为族群问题在中国社会并不适用。国内相关研究的重点则在于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不论是理性选择视角，还是文化约束视角，均未涉及直接的群体比较，更是忽视了中国城乡社会分割这一结构化现实，未呈现结构性的教育期望分化是否存在，因而更倾向于是有关父母教育期望的普遍性考察而缺乏现实关照。
企业价值共创体系的价值创造能力是指企业内外所有参与价值共创的主体按客户价值主张投入生产要素创造出客户满意的产品或服务的能力［20］。影响企业价值共创体系价值创造能力的因素有：参与价值共创的成员、设施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价值共创体系的网络组织管理水平，企业外部环境与技术等客观条件。在构造评价指标体系时要基于以下原则：评价不应从体系的构成要素或是部分系统的绩效去判断，而需要基于系统涌现理论，将全部价值共创者置于网络整体框架之内进行综合把握。从体系整体功能出发，着重突出企业价值共创体系对快速变化环境的敏捷适应特征。
事实上，我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户籍制度设置下的城乡分割。户籍制度作为中国独特的人口管理制度，长期以来，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两大类别，由此形成农业户口群体与城市户口群体的二元分野：微观层面上，由于户口性质不同，城乡社会成员的收入、财富资源差异巨大(18) 杨菊华：《1989-2004年城乡家庭收入差异:一个多层固定效果模型分析》，《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5期，第38-51页。 。同时，农村户籍人口在受教育年限上也稳定地处于劣势(19) 李丁：《有限机会的公平分配：中国农民子女市民化水平与模式》，《社会》2014年第4期，第91-118页。 ，这意味着该群体相对于城市居民的文化水平、文化资本相对较低，现代化水平也存在差异。而宏观层面上，农村户籍群体所拥有的教育资源状况也相对较差(20) 梁玉成、吴星韵：《教育中的户籍隔离与教育期望——基于CEPS 2014数据的分析》，《社会发展研究》2016年第1期，第22-47页。 。简言之，基于户口性质，农村群体、城市居民面临诸多不同生活机遇，存在多方面的户籍分层。
表2同时比较了不同户籍群体在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等相关指标上的群体差异。初步分析结果同前文有关四大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分析相一致。具体而言，农村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最低，农民工父母、农转非父母、城市父母则较之相对递增且差异显著。家庭年收入方面的比较与教育水平的比较趋同，农村父母最低，农民工父母、农转非父母次之，城市父母最高。但在家庭子女数量上，则表现出相反趋势：平均而言，农村父母的孩子数则显著多于其他三群体，为最高。孩子特征方面，如孩子年龄和性别，四者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就地区分布来看，农村父母居于东部地区的比重最小，更多居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
由此可见，城乡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观念等方面的户籍分层极为常见，是彼此分化且高度异质性的—基于户籍割的群体差异不容忽视。那么，这种基于户籍设置的社会分化和结构性分割是否也会在父母教育期望上有所反映？一方面，户口性质不同的群体，经济资源、教育水平等方面有所差别，这些因素同教育期望密切相关，其特征差异是否会带来父母教育期望的群体差异？另一方面，有无乡—城流动带来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之外，迁移经历自身以及在城市中更高的教育回报，如薪资、就业机会等，也可能扭转迁移者对教育价值的认知，这是否又会体现在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上？尤其对农村父母而言，该群体既无城市户籍，也不曾有乡—城迁移经历，其在户籍分层中的劣势地位是否会导致其对子女的低教育期望？抑或相反，激发其对子女的高教育期望以期实现代际地位改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关照户籍分割这一基本社会现实，刻画不同户籍身份的父母的教育期望差异并探讨其内在机制。基于户口性质和乡—城流动这两大维度，现实中的社会成员可以划分为农村父母、农民工父母、农转非父母与城市父母四大群体(24) 准确的表述应为“农村父或母、农民工父母……”，因为被访者仅指孩子的父亲或母亲，出于行文简洁的考虑，文中统称父母。 。四大群体户籍身份不同，社会地位有所差别。理论上，农村父母为农村户口且无乡—城迁移经历，户籍地位相对最低；农民工父母次之，同样是农村户口但实现了乡—城流动；农转非父母相对较高，当前为城市户口但户籍转换前为农村出身；城市父母则自出生就拥有城市户口，户籍地位相对最高。这种分类，既考虑了户籍影响的核心，即户口性质之别，也关注了特殊的乡—城流动的存在，更能真实、细致反映群体状况和社会现实，丰富了比较的层次而避免户口性质二分法的简单粗暴。同时，如果户籍之分反映城乡制约，体现的是结构约束的话，那么乡城流动经历则将相对积极主动的个体能动考虑了进去。乡—城流动作为社会成员在城乡制约下主动改善生活重要途径，如果在户籍二元之外，有无乡城经历的差异也在教育期望上有所体现，将有利于探讨社会流动对教育期望的影响。
四、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 年数据。CFPS 样本涵盖了全国 25个省、市、自治区的家庭，因此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全国性代表样本。该数据对家庭教育期望的调查针对 0—14 周岁年龄区间内偶数岁的少儿群体展开，由其监护人(父母、祖父母等)进行代答。我们选取其中由父亲或母亲回答的样本，排除相关变量缺失值后，最终获得分析样本2444个。
(二)变量测量和描述
此后她游荡人世，情路坎坷，只想寻找回来心里对美和真实曾持有的信仰，却再未得到机会爱上任何一个世间的男女。
本文关注户籍身份不同的父母群体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否存在差异，因此，核心自变量是家长(父或母)的群体类型。根据被访者的户口性质和有无乡城迁移经历，我们将符合条件的被访者划分为农村父母、农民工父母、农转非父母和城市父母四类。具体划分标准如前所述，在此不再赘述。其中，农村父母为参照群体，编码为“0”。
多载波OFDM系统将频带分成多个正交的子载波，各个子载波之间的频谱可以相互重叠，提高了频谱利用率。OFDM通过串并变换，减小了码间串扰，提高了系统的抗多径能力。并且通过FFT和IFFT变换实现快速的调制和解调。多载波OFDM系统具有时频处理架构，因此基于多载波系统，设计信道参数的探测模型，从而获得信道冲激响应。多载波获取信道冲激响应的原理如图1所示。
家庭年收入、家庭子女数、被访者(父或母)受教育水平也是关键自变量。家庭年收入是家庭资源的重要表征，直接影响教育决策。子女数量的多少也影响着父母可支配教育资源的多少，从而影响父母的教育期望。被访者的受教育水平则既反映对教育的认知和认同，也代表着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样是影响教育期望的重要因素。其中，家庭年收入和家庭子女数是家庭经济资源的反映，父母自身教育水平则是个体文化水平的表征。
本文的因变量是父母教育期望。对此，CFPS问卷通过“您希望孩子念书最高念完哪一程度”这一问题进行了测量，有效回答包括“不必读书、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我们将期望教育程度重新编码为教育年限，具体的转换方法是“文盲/半文盲=0 、小学=6 、初中=9 、高中= 12、大专=15、大学本科=16、硕士= 19、博士=22”；形成教育期望年限这一连续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的年龄、性别以及子女的年龄、性别。被访者的年龄性别为基本人口特征，需加以控制。子女的年龄、性别也影响父母的教育期望，尤其是有关“男孩偏好”是否存在的争论需要将孩子的性别也考虑进去。同时，地区类型也作为结构性变量予以控制：不同地区，家庭资源、教育回报及相应的教育认知有所不同。具体的样本描述详见表1。
表 1样本描述
(三)分析方法
本文基于描述分析和模型分析的需要，将采取t检验、卡方检验、多元线性回归等常用分析方法，在此不再赘述，仅对奥卡萨—布兰德分解进行相应介绍。
奥卡萨—布兰德分解是进行群体均值差异分解的方法之一，在于呈现两组不同群体在某一关注变量上的差异状况与差异来源。以本文四大群组中的农村父母和城市父母为例，该方法可以针对二者的教育期望差异进行条件均值分解。其基本形式为：
R可以理解为农村父母和和城市父母教育期望(取对数)均值的差异，
代表城市父母的平均教育期望；
则代表农村父母的平均教育期望。等号右边第一部分即为可解释的部分(特征效应)，代表农村父母和城市父母的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等特征、禀赋差异带来的差异；第二部分则为不可解释部分(系数效应)，也常常被称之为“歧视”，代表农村父母和城市父母的各项特征的回报系数差异。据此，研究就可以对两组群体的教育期望差异的来源进行详细考察。
五、实证分析结果
(一)父母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检验
表6的模型1、模型2分别检验了家庭经济收入、自身教育水平对不同户籍身份父母的教育期望的差异化效应。模型1中，户籍身份的主效应、收入的主效应同非交互模型分析中二者的效应趋势差别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父母、农转非父母与城市父母同家庭年收入的交互效应均为负并且统计显著。这意味着，家庭年收入每变动一个单位，农村父母教育期望的提升分别较农民工父母、城市父母多出0.026、0.032，尤其较农转非父母多出0.044。这一结果表明，家庭年收入对父母教育期望的提升上户籍有别，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受可支配资源的影响更大。模型2中，自身教育水平对教育期望的提升效应也随户籍地位的不同存在差异。数据显示，教育程度主效应显著为正，这表明教育程度越高，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越高。同时，教育程度对教育期望的这种作用在农村父母群体中最大：农民工父母、农转非父母与城市父母同教育程度的交互效应显示，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所带来的农民工父母、农转非父母和城市父母教育期望提升相对农村父母分别低了0.1006、0.008、0.007，且统计显著。这表明，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受其文化水平的影响最大。
在构建回归模型之前，我们首先基于基本的描述性分析呈现不同户籍群体在因变量教育期望上的差异。如表2所示，具有不同户籍身份的父母，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不同。平均而言，农村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为16.12年，农民工父母为16.8年，农转非父母、城市父母则分别为18年、17.87年。可见，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最低、农民工父母较之略高，城市父母尤其是农转非父母，则更高。这一结果初步显示，父母教育期望的确存在户籍分层。
同时，户籍制度下的群体分化不止于此。为了改变生活机遇，乡—城迁移进一步在农村户籍群体和城市户籍群体中带来分化，塑造了两大特殊群体，即农民工群体和农转非群体。前者尽管依然是农村户籍，但实现了地理空间的乡—城迁移，后者则实现了户籍身份的乡—城转换，是有着农业户籍出身的非原生城市居民。诸多研究表明，作为通过户籍制度筛选的农村精英，农民工群体相对于农民在经济地位等方面有所改善，农转非群体则甚至相对于城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更高(21) 邢春冰：《迁移、自选择与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城乡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2期，第633-660页。 (22) 谢桂华：《“农转非”之后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40-56页。 。同时，乡—城流动经历也意味着农村原生个体或家庭生活圈层和生活场域的改变，也潜在带来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23) 李颖晖：《殊途异路：青年农转非群体的职业分化与市民化差异》，《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10期，第48-54页。 。
如前所述，父母自身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年收入、家庭孩子数)，孩子特征状况(年龄、性别)是父母教育期望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农村父母同农民工父母、农转非父母、城市父母在孩子特征方面无显著差异，但其教育程度最低、家庭经济资源状况最差。那么，这是否是该群体较其他群体而言教育期望最低的内在原因？有待进一步的模型验证。
表 2不同户籍身份群体各指标差异比较
注：p < 0.10, 
p < 0.05, p < 0.01, p < 0.001，以下类同，不再重复标注。
2.不同群体教育期望户籍差异的多元回归检验
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表3基于嵌套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逐步控制相关影响因素，进一步呈现了父母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数据显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模型1)，农转非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最高，其次为城市父母，农民工父母的教育期望次之，三者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都高于农村父母。模型2控制了父母的年龄、性别，分析结果较模型1基本未发生变化。父母自身的教育程度在模型3中被引入，此时，农民工父母、农转非父母、城市父母参照农村父母的系数有所减小，但整体趋势并未改变。同时，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模型4中，家庭经济状况，即家庭年总收入和子女数量被考虑进去。此时，家庭年总收入越高，父母教育期望越高；家庭孩子数越多，父母教育期望则越低，且农民工群体和城市父母相对于农村父母较高的教育期望不存在了，仅有农转非父母相对于农村父母的优势仍然存在，但其系数相对模型3也大大降低。接下来的模型5、模型6又进一步控制了孩子的年龄、性别特征以及宏观层面的地区差异。我们看到，子女性别对父母教育期望不存在影响，孩子年龄与教育期望负相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教育期望均高于西部地区。不过，这些新加入相关变量均未改变模型4的基本趋势，且BIC值较模型4并未有所改善，表明了模型4的相对优越。
电力技术的飞速发展，对调度监控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先进科学技术和电气设备，实现自动化、精确化、少人化的监控是当前的主要研究方向。通过电力调度监控系统对变电站内设备运行情况远程监视、现场工作行为远程监督，可实现监控现场的可视化调度，及时掌握电网整体运行状态，实现监控中心与监控现场之间的数据指令顺畅传输，降低误操作和违规运行等人为故障产生的可能性，提高调度零误操作和综合监控系统的工作水平。
综上，嵌套模型的一系列结果更准确地发现：(1)就户籍身份而言，拥有城市户口的父母，其教育期望显著高于具有农村户口的父母(农转非父母、城市父母均高于农民工父母、农村父母)。但不仅如此，(2)乡城流动的作用也有体现，虽同为农村户口，农民工父母却高于农村父母，且农转非父母的教育期望也表现出独特性：在控制住教育程度、家庭资源状况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其他群体相对于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优势普遍消失了，唯有该群体的教育期望优势依然存在，表现出农转非身份独立于个体文化水平、家庭经济资源之外的特殊效应。整体上来看，四者教育期望的排序为：农村父母<农民工父母<农转非父母、城市父母。同时，(3)教育程度、家庭资源状况显著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且引入模型后带来户籍身份系数的显著变化，这表明，父母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同教育程度、家庭资源状况的差异密切相关：户籍身份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显著影响有一部分来自于三类人群相对于农村父母更高的教育水平和家庭可配置资源上的优势：更高的家庭收入，较少的子女数量。
(二)教育期望户籍差异的形成机制：教育程度与家庭经济资源的核心影响
综上，父母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表现和形成机制等三方面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2肺部基础疾病:老年组中慢性阻塞性肺病者82例(87.3%),肺弥漫性纤维化疾病6例,肺囊肿4例,肺脓肿2例。中青年组特发性气胸42例(80.7%),慢性阻塞性肺病8例,肺囊肿2例。
无线充电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电磁感应，另一个是感应电动势。电磁感应的基本原理如图1所示，当在送电线圈输入直流电流时，送电线圈和受电线圈中就会产生磁场，在受电端，通过闭合电路在磁场里做切割磁场运动从而产生感应电动势，感应电动势在受电端的闭合回路中驱动电子形成电流。通过这个原理，当送电线圈的磁场量不断变化时，送电线圈与受电线圈之间的磁场会产生变化，从而带来受电线圈中的磁通量不断改变，达到改变受电回路电流的大小，提供不同功率的电势，再将这部分电流整合为直流为设备充电。[2,3]
表 3不同群体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
表 4不同户籍群体教育期望差异分解
表4首先从整体上呈现了农村父母同农民工父母、农转非父母、城市父母教育期望差异的分解结果。模型1显示，农村父母与农民工父母的教育期望总差异是-0.046，也即农村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取对数)比农民工父母低了0.046。这一总差异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可解释的差异，也即特征差异，这部分差异能够由两大群体各项特征的不同所解释。另一部分为不可解释差异，这部分差异不能由两大群体的特征不同来解释，而来自于各类特征对两大群体的回报率有所不同。数据显示，农村父母与农民工父母教育期望差异的可解释部分为-0.037，占彼此教育期望总差异的80%(-0.037/-0.046)，这表明，农村父母与农民工父母的教育期望差异主要来自于二者在教育程度、家庭资源等特征上的不同而非特征回报不同。与之相似，该群体同农转非父母(模型2)、城市父母(模型3)的教育期望差异也同样来源于群体特征的差别，尤其是同城市父母相比，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劣势完全可以由二者的特征差异来解释(-0.109/-0.106=103%)。
表5是表4中可解释差异的进一步分解结果，呈现了上述特征差异具体来自于哪一方面。模型1可见，教育程度和家庭资源特征方面的不同是农村父母、农民工父母教育期望差异的主要来源。具体而言，农村父母由于教育程度较低，其教育期望较农民工父母群体低了0.012，这一差异贡献了二者特征差异的 32%；同时，由于农村父母的家庭资源状况较差(家庭年收入低但孩子数多)，教育期望较农民工父母群体低了0.016，从而贡献了二者特征差异的43%。教育程度和家庭资源特征二者合计已占比近80%。农村父母、农民工父母的地区分布差异也使得前者的教育期望较后者低了0.008，这在特征差异中占比22%。由此可见，迁移带来的区位变化也直接影响教育期望差异。孩子特征方面，两大群体并无显著差异，因此也并未带来教育期望的差异。模型2、模型3呈现基本相同的趋势，不再赘述。
表 5各项特征差异对可解释差异的贡献
注：家庭资源状况包括家庭年总收入、孩子数；孩子特征包括孩子年龄和性别；控制变量与表3相同。
目前，有关该议题的核心考察主要见诸于国外族群或移民研究。这类国际研究有着鲜明的特色，即以移民或种族为区分，关注不同家庭的教育期望差异。一系列研究发现，种族或移民身份对父母的教育期望有着重要影响，父母教育期望存在着族群差异。这种差异及其形成机制大体可以总结为三大理论观点：(1)基于“移民选择性”的移民家庭教育期望优势论。持有该观点的研究者发现，迁移(尤其是国际迁移)往往具有较强的选择性，能够实现国际迁移的群体大都是能力突出者。因此，在进入迁入地后，移民家庭能够凭借自身出色的教育水平与职业能力获取当地的丰厚资源，进而更有条件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寄予厚望，形成相对较高的教育期望(7) Antman, Francisca M., “Gend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he impact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children left behind”,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 25(4),2012,P.1187-1214.；(2)制度制约下的移民家庭或少数种族家庭(如黑人家庭)教育期望劣势论。相关研究发现，由于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等不可逾越的制度障碍，尽管有一部分移民是精英群体实现了向上流动，但大多数移民父母或少数族群会经历下向流动从而形成悲观主义，无力感加深，降低对子女的教育期望(8) Ogbu J. U., “Cultural problems in minority education: Their interpretations and consequences—Part two: Case studies”, The Urban Review , 27(4),1995,P.271-297.(9) Oyserman, Daphna., “Not just any path: Implications of identity-based motivation for disparities in school outcome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 33(Complete),2013,P.179-190.；(3)“弱势群体高教育期望”悖论。该观点认为，移民或少数族群出于补差的心理或是对教育作为流动手段的认同，更愿意为子女教育投入，鼓励子女获得较高层次的教育，以期通过教育克服社会融入过程中遭遇的歧视或排斥实现向上流动(10) Feliciano C, Lanuza Y R., “An Immigrant Paradox? Contextual Attainment and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82(1), 2017,P.211-241.。可见，对于父母的教育期望究竟孰高孰低，相关研究还存在一定争论，但基本事实是，差异的确存在。
(三)影响因素的差异化作用分析：经济、文化因素对农村父母的特殊效应
上述分解结果呈现了家庭经济状况及自身文化水平对教育期望户籍差异形成的核心影响，这意味着，改善农村父母较低的教育期望现状的过程中，家庭资源状况的改善和该群体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这一点通过经济、文化的影响是否对农村父母存在特殊作用的交互模型分析得到了体现(见表6)：家庭资源状况的改善和自身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对农村父母增进教育期望最有效。
表 6家庭收入、教育年限与户籍地位的交互作用分析
1.不同户籍身份父母的教育期望及相关变量比较
图1以自身受教育水平对教育期望的影响的群体差异为例对上述效应进行了模拟。在控制住其他变量，假设平均受教育水平同为6年的情况下，农村父母同其他群体的教育期望差异显著，其教育期望最低。但随着教育水平的递增，我们发现，群体差异在逐步缩小，甚至提升到某一点(12.5年左右)，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将会较其他群体更高。
毕赣电影中的意象，构成了他诗化电影风格的一部分，也给观众带去了回味和解读的空间。在《路边野餐》里，意象有钟表、火车等，在《地球最后的夜晚》里，出现了苹果、焰火、手表、晃动的水杯等意象。毕赣说，这些意象的使用，有些是最初写在剧本里的，有一些则是在拍摄现场即兴加入的。
图 1父母教育期望随自身教育水平变化的趋势
不同户籍群体教育期望的对比分析表明，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的确稳定存在，且农村父母最低。那么原因是什么呢？上述分析提供了一定的线索，但有待更清晰、充分呈现。为此，本文以上述回归方程观察到的影响因素为基础，基于差异分析的专门分解方法展开进一步分析，以此呈现父母教育期望户籍差异(主要是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劣势)的内在形成机制及各因素的作用大小。
第一，四大父母群体的教育期望基于户籍身份的不同存在显著差异。农村父母既无城市户口也无城乡流动经历，其教育期望显著低于先天拥有城市户口的城市父母和户籍迁移获得城市户口的农转非父母，甚至低于同样没有城市户口但有过城乡迁移的农民工父母——四大群体中，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最低，同其最低的户籍地位相吻合。同时，农转非父母的教育期望表现出独特性：该群体既有城市户口优势，又有乡—城迁移经历，其教育期望相对于农村父母的优势高度稳定。
第二，家庭经济状况和自身的教育水平方面的特征差异是父母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的核心来源。农村父母的家庭年收入最低、子女数最多，教育程度最低，这三方面的相对劣势大部分解释了其教育期望最低的现状。其中，家庭经济劣势的影响最大，教育水平劣势次之。也即，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大大受制于家庭经济状况和自身受教育水平。地域分布差异也会带来一定的教育期望差异。农村父母更多分布在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这一劣势也小部分解释了其教育期望劣势，有助于理解迁移对于教育期望提升的潜在影响。
在小额贷款行业工作的几年中，笔者发现各小贷公司、协会对于资金使用率的计算方法各不相同：有的取的是贷款余额的效率，有的考虑的是期间内发生的每笔贷款的效率，有的考虑了时间因素，有的没考虑时间因素。公式的不同给小额贷款公司间进行行业数据对标分析造成了较大的障碍。针对这类情况，笔者根据自己的岗位经验，通过多年的应用及与考核部门的校验，给出一种计算资金使用率的方法。这该方法易于理解，且便于计算，向各位同仁提供参考。
第三，家庭经济状况和自身教育水平对教育期望的边际效用存在户籍差异。农村父母虽然在经济、文化资源的占有上均处劣势，但家庭年收入的增长及教育水平的提升带来的教育期望的改善最大，农民工父母次之，城市父母居后，农转非父母受到的影响则最小。这意味着，即便是经济、文化资源的占有同步改善，农民工父母、城市父母、农转非父母三者的既有优势也将逐渐减弱，且减幅递增。
六、结果讨论
理解父母的教育期望差异是理解子女教育获得差异的重要路径之一。本文关注父母教育期望的户籍分层，通过将调查群体进行基于户口性质和有无城乡流动经历的双重划分，揭示了农村父母与农民工父母、农转非父母和城市父母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及其内在机制。可以看到，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的本质是制度设置下的社会分割作用于微观经济资源、文化水平等最终呈现的结构化结果：
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最低，且根源在于家庭资源与文化水平劣势，这一结果折射了我国社会城乡分割的特殊现实，也反映了宏观结构对微观社会成员教育期望的影响——四大群体存在经济、文化水平方面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仅仅是个体能力、家庭能力差异的汇集，更是城乡二元限制下，不同群体所受到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约束的表现。换言之，四大群体教育期望的差异浅层次地可以理解为个体资源占有不同的后果，却能够更深层地在户籍制度塑造的城乡二元分割中寻找到部分答案：无论是资源差异还是认知差异，都留有制度烙印，最终呈现出群体化、结构化特征。因此，提升农村父母相对落后的教育期望，直接的需要是经济、文化状况的改善，但根本上有赖于城乡二元分割这一既存格局的进一步弥合。
【例2】（2018·全国Ⅱ卷·32）果蝇体细胞有4对染色体，其中2、3、4号为常染色体，已知控制长翅/残翅性状的基因位于2号染色体上控制灰体/黑檀体性状的基因位于3号染色体上，某小组用一只无眼灰体长翅雌蝇与一只有眼灰体长翅雄蝇杂交，杂交子代的表现型及其比例见表2。
1.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义。随着全球经济越来越发达，人类文明越来越先进，传统的“投资－收益－再投资”的模式已经广泛采用，导致利润增长率的降低，当前，金融市场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需要更多的财富游戏被创造出来。搞活金融市场，赚取更多的利润，金融衍生产品无疑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同时，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劣势及其内在机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群体的贫困文化。所谓贫困文化，指所谓贫困并非是物质资源的匮乏，而是由此导致的阻碍贫困群体改变自身境遇的文化价值观(25) Lewis, O.,“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1959. 。农村父母相对较低的教育期望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客观贫困下的“教育放弃”(26) 徐水晶：《贫困者的社会流动瓶颈——教育差异与自我淘汰》，《学术界》2016年第9期，第95-104页。 ，具有贫困文化的特征。其潜在的风险是贫困的代际传递：父母对子女的低教育期望同子代的低教育获得相关联，而子女的低教育获得关联子女的低社会经济地位，从而形成一个从父母主观认知劣势到子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劣势的代际闭合。理论上，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劣势反映出，既往国外研究中发现的“教育悖论”并未出现在该群体中，相反，是经济、文化贫困与认知贫困相关联；现实中，这一分析结果则同近年来出现的“读书无用论”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也进一步印证了乡村振兴、“扶贫先扶志”的必要性。
但不那么悲观的是，弥合这种户籍差异的可能性也极大存在。微观层面上，乡城流动这样的自致性因素有着作用空间：同为农村户籍但实现了迁移的农民工父母的教育期望更具优势；虽然出身农村，但高度正向流动的农转非父母的教育期望优势更具稳定性，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乡城流动在教育期望改善上的可能性。宏观层面上，户籍制度及相关政策的改革如火如荼，均指向城乡均衡发展，这有助于缩小农村父母同其他群体家庭经济资源、文化水平的差距，而两者的提升，恰恰对农村父母、农民工父母教育期望的增进更为有利。因此，弥合父母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户籍制度藩篱、城乡二元分割的进一步破除和改善是助力，也有望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个体努力(迁移)中寻找到答案。
综上，同既往单纯的父母教育期望影响因素分析不同，本文聚焦父母教育期望的群组对比，并将其上升到户籍分层这一结构层面，揭示了户籍制度与城乡二元结构对社会成员教育期望的作用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母教育期望的群体对比在国内研究中的相对欠缺，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教育获得的城乡不平等。但同时，研究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其一，农转非父母在教育期望上的独特表现及其机制有待进一步挖掘，迁移经历、地区分布差异对教育期望差异的具体作用机制也可在未来的研究中做更深入的探讨。
作者简介： 李颖晖，社会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王奕轩，社会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9YJC840019)；2018年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18JK0811)。
中图分类号 C9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 2019) 10-0194-15
责任编辑： 刘俊沅
标签：父母教育期望论文; 户籍身份论文; 家庭经济资源论文; 教育程度论文; 户籍差异论文;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论文;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社会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