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撒提”说开去*——鲁迅的泰戈尔评价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泰戈尔论文,鲁迅论文,刍议论文,开去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695(2011)02-0046-05
1921年8月，鲁迅在当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翻译的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所著童话故事《狭的笼》，在连同刊出的《译者附记》中鲁迅写道：
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
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1]200
上面的文字赞美的对象是“俄国盲人埃罗先珂”，以极具杀伤力的语词诅咒的是“印度诗圣泰戈尔”，甚至用“他们”两字囊括捆绑了全体印度人一笼统地贬为“下流的奴隶”，足显行文者爱憎褒贬之坚定分明。爱罗先珂为乌克兰诗人，幼时患病双目失明，习英文，会日语，擅长世界语。曾在印度、暹罗、缅甸、日本居住，先后遭到印度和日本当局驱逐，来到中国后受蔡元培约请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寄居在鲁迅家中有一年多的时间，鲁迅“尤和他熟悉，往往长谈至夜半”，彼此关系甚为笃定。鲁迅为他写有近20篇系列性的文章。故而鲁迅胞弟周作人言称：“读鲁迅的文章，会碰见爱罗先珂的名字，还有一篇小说《鸭的喜剧》是说他的事的。”[2]602
有资料提到：“在日本的时候，爱罗先珂与泰戈尔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的遭遇战。泰戈尔认为，西方的文明是物质文明，而印度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爱罗先珂反对他的这个观点，并且证明，物质和印度哲学不是没有关系的。”[3]356关于这场“遭遇战”的线索为我们理解鲁迅的泰戈尔判断提供了一个角度上的可能，因为鲁迅指认泰戈尔赞美本国的“撒提”并将其“诅咒”为“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的话语平台正是翻译爱罗先珂童话作品时同步撰写的“译者附记”。
提供前述资料信息的《人间鲁迅》一书在后续行文中还有如下评价：“名人未必伟大，伟大往往存在于平凡人的心灵中间。在这里，鲁迅把泰戈尔同爱罗先珂相提并论：一个是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个是默默无闻的漂泊的盲诗人。鲁迅居然对前者表示大不敬，而对后者满怀敬佩之情。这种胆识，确是惊世骇俗的。”[3]356上述评价的依据是《〈狭的笼〉译者附记》的文本叙述，鲁迅的“胆识”及其对爱罗先珂的笃爱均无可质疑。但是，说泰戈尔“赞美本国的‘撒提’”并因之将其“诅咒”为“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此种指斥有无事实依据则是一个问题。有关这个问题，起码有两方面情况需要厘清和确证：一是泰戈尔是否如指斥所说的“赞美”过“本国的撒提”；二是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鲁迅有没有条件了解到泰戈尔是否如指斥所说的“赞美”过“本国的撒提”。所谓“撒提”，汉译又作“萨蒂”，系梵语“Sati”的译音，意为“有德的”、“贞洁的”或“好的”，得名于对印度教大神湿婆之妻萨蒂的信仰，后语义引申为表示忠诚专一而在丈夫火葬时一同殉身的节妇，演变成礼教性的寡妇殉夫陋习。对于“撒提”这种戕害妇女、虐杀人性的残酷罪行，泰戈尔在不少文本中进行过无情揭露和深刻鞭挞，短篇小说《摩诃摩耶》可以举为佐证。查阅《泰戈尔全集》，泰戈尔作品中涉及萨蒂制度的除《摩诃摩耶》外还有2篇叙事诗，分别是《丈夫的重获》和《婚礼》，其中并无赞美“撒提”的内容。刘建先生研究认为：“泰戈尔是坚决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虽然诗无达诂，但是从其创作中，我们还是很难得出泰戈尔在现实生活中是主张和维护萨蒂制度的。事实上，他是坚决反对萨蒂制度的。”[4]
其二，鲁迅写作《〈狭的笼〉译者附记》的时间是1921年8月18日，发表在当月的《新青年》上，笔者查考了1921年8月份之前的泰戈尔译介情况，大致梳理明细如下：1915年有陈独秀译《赞歌》；1916年有胡学愚译《印度名人台峨尔在日本之演说》；1917年有天风、无我译《雏恋》《卖果者言》《盲妇》；1918年有刘半农译《诗二章》《海滨》；1919年有凤生译《信托之产》、黄仲苏译《美的实现》；1920年有郑振铎译《太戈尔的偈檀伽利诗集》、金明远译《天文家》《诽谤》、凤生译《赋别》、王独清译《末尾》、黄仲苏译《太戈尔诗十七首》《太戈尔的诗》《太戈尔的诗六首》、陈肃仪译《秋》、墨池、梅久译《山梯尼克登学校歌》、王靖译《太谷尔小说》、西神译《放假的日子到了》、惨腹译《回家》、雁冰译《骷髅》、王靖译《河阶》、敉玖译《胜利》、梅九译《胜利》、敉玖译《生或死》、许地山译《美底实感》、王靖译《在爱里的实现》、钱家骧译《恶的问题》、枕江译述译《印度泰莪尔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论》；1921年有武陵译《太戈尔诗》、大白译《园丁集二首》、小蜂译《园丁集二首》、徐培德译《园丁集选译》、叶绍钧译《园丁集》、王靖译《迷途的鸟》；王独清译《“那时候”与为什么》、郑振铎译《译太戈尔诗》《杂译太戈尔诗》、李祖荫、卢正伸译《新月集诗十六首》、万劳奴译《别离》、王独清译《云与波》、瞿世英译《齐德拉》、仲持译《归家》、邓演存译《为什么》《是主人还是儿子》、邓演存、朱朴译《爱情的胜利》、一樵译《胜利》、王靖译《哑女》、许地山译《在加尔各答途中》、俞长源译《双死》《神圣底夜》、邓演存译《玛莎》。除少量讲演词、介绍性文字之外，多为诗歌、短篇小说的翻译作品，其中《哑女》、《盲女》、《河阶》、《卖果者言》等篇与童婚、种姓制度有所关联，余者当不涉及“撒提”问题。也就是说，通过阅读译作，鲁迅亦无从解读和指认泰戈尔赞美“撒提”。笔者曾思考过另有一种可能，即鲁迅有关“撒提”的判断源出于其本人不无褊狭的印度想象。鲁迅文学观的重心在于纠正文化偏执和推动国民性的改造，对外国文学的关注往往倾向于诸如东北欧的捷克、波兰、罗马尼亚、芬兰以及巴尔干地区“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民族与国家。然而，对于同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印度似乎抱有较深偏见，对其缺少热情。尽管其早年也曾自费刻印《百喻经》并书写过《痴华鬘·题记》，但在东京留学的“伍舍”时期，章太炎传话询问周氏兄弟是否乐意翻译“邬波尼沙陀”(即奥义书)和《印度教史略》，周树人便以这些宗教典籍于国民性的改造未必有益而表示没有兴趣。后来，章太炎又以老师身份亲自手书信函约请周氏兄弟出席讲座研读佛经，再度遭到鲁迅的拒绝。1925年2月10日，鲁迅在其应《京报副刊》征求所作的《青年必读书》附注中就坦言“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显见得，鲁迅是把印度文化与中国的封建文化、把印度精神同中国的奴性国民性相互参契作通同观的。应该提及的是，在1924年陪同泰戈尔访华的人中有一位名叫南达拉尔·鲍斯(Nandalal Bose，1883-1966)的画家，他曾经吸收借鉴日本绘画的色彩技法和构图元素于1907年创作过一幅主题为“Sati”的画作，不知20世纪10年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是否由此造成印象上的移花接木或者此事是否与鲁迅误解泰戈尔赞美“撒提”一事存在关联？
1924年4月，泰戈尔接受讲学社邀请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泰戈尔的来访，在中国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并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性论争。这场论争无论就规模之巨、卷入者之众、波及范围之广还是历史影响之深远，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是不但空前并且绝后的。泰戈尔来访期间(也包括此前以及其后一段不算太短的时间里)，中国思想文化界甚至政治领域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卷入了欢迎抑或抵制这次访问的喧闹风潮之中，“对于他的到来，国内文化界就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相互对立的力量，一派毫无保留地欢迎，一派毫不留情地驱逐”[5]3，甚至五四时期形成的新文化阵营也在认识和对待泰戈尔问题上发生了分裂，欢迎者笃诚热情、顶礼膜拜，反对者执著坚定、口诛笔伐，无论认识还是立场全都南辕北辙、判然两分。在这迎神与驱傩交织的喧闹骚动中，鲁迅显得特立独行。有人概括说“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当时整个文化圈几乎分成了两派，有努力颂扬者，也有极为诅咒者，唯有鲁迅是阴冷地站在一旁旁观”[6]16；也有人把鲁迅之于泰戈尔的态度以“冷观”或“冷漠相向”定位[7]266，似乎鲁迅的“冷峻嘲讽”可以归纳为一种第三方的立场，既没反对也不欢迎。并且，我国学界长期以来存有这样一种习惯性定式，即在围绕着泰戈尔的欢迎抑或批判中，只有鲁迅认识最为清醒、立场最为恰当。“他说泰戈尔到中国是做了一瓶香水，但他又了解泰戈尔对英国的态度，他对泰戈尔的理解是深入骨髓的”[6]16。
泰戈尔访华期间，鲁迅就生活在泰戈尔主要活动的发生地北平，对于当时的事体既有亲目所睹，亦有亲身经历。再加上我国学人唯鲁迅独尊的思维定势，以致起自20世纪80年代迄至当下的研究文章，大凡要对1924年泰戈尔访华问题进行评价时，多将鲁迅的说法奉为圭臬，且在寻章摘句时引述频率较高的文段往往集中雷同于固定篇什，将《坟·论照相之类，三，无题之类》①、《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②、《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③、《三闲集·无声的中国》④中的文句拼接组合，力证鲁迅的立场之“正确”、认识之“清醒”、态度之“中肯”和话语文辞之“风趣”，凸显的核心在于鲁迅对泰戈尔访华一事以及当年那场论争“实质”把握之精准，对于邀请泰戈尔来华的“别有用心者”的认识之清醒和讥讽之深刻。
经梳理查考，笔者发现上述4篇文章所以得到系统归纳和普及式地转引照搬，多借力于1983年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的一篇题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的署名论文(后被编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名家论泰戈尔》和《中印文化交流与比较》两书中)的预设模式，后在泰戈尔访华的研究论述中陈陈相袭，历时30年不曾断续，在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乃至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领域里都被举为转引的临摹抄本。即如该篇示范性文章(即张光璘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引用的鲁迅语录与收入《中国名家论泰戈尔》一书“鲁迅论泰戈尔”部分所摘录的文字均引自前列文章，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圣地灵音——泰戈尔其人其作》一书的“泰戈尔与中国”章节在述及1924年泰戈尔访华内容时标举“真正有良知的文人”鲁迅曾“不止在一处指出一些人对泰戈尔的盲目推崇或别有用心”时所搜求罗列的文例依次也是“在写于1924年11月11日的《论照相之类三无题之类》中……”、“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之二》……”和“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怎样怎样说。即使近期见诸于报刊的论文，亦时见对前述资料的复制粘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一文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初始刊出及被收入《中国名家论泰戈尔》和《中印文化交流与比较》两书时存在着同样舛误，三个文本在注释鲁迅语录出处时均把文章题名《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错排成了《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之二》，鲁迅《华盖集续编》有三篇相互接续的文章，分别题署为《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和《马上日记之二》，并无《马上支日记之二》名目，论及“竺震旦”内容的一篇是《马上日记之二》。但在一册晚出的学术著作《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引文的当页脚注文字依旧是“见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之二》”[8]265。
另一连带性的硬伤是该文在杂志上发表和收入书籍出版时，一刊两书共计4处都把《骂杀与捧杀》中的“银磬”错排成了“银磐”。笔者随机性地查考了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和诺贝尔文学奖较劲》一书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10年第5期收载的一篇相关论文，两种文本竟然无不错为“银磐”。“磬”本为玉、石制成的打击乐器，佛教法事响器为铜质，状似钵铃。鲁迅用为“银磬”虽系修辞上的词义引申，然语义是通的；而“磐”字义为厚且大的石头，既非响器，质料更与金属无涉。能摆置于台上“当”、“当”奏响的决然不能是厚大的“磐”石。将乐器“银磬”错为“银磐”当为20世纪80年代印刷行业手工排字时因“磬”、“磐”字形相近致使工友误排了铅字，后续学者转引时讹讹相传，一再复制粘贴着这镊子头上夹出来的低级错误。
近日翻阅季羡林先生所著《季羡林论印度文化》一书，读到先生写毕于1961年2月21日的《泰戈尔与中国——纪念泰戈尔诞生100周年》一文，在“泰戈尔访问中国”节中，为说明“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所“看到的”与“中国邀请他来访问的主人们”所“故意不想看到”或“竭力宣扬”的泰戈尔之间的本质区别，季先生共引述了《鲁迅全集》中的4段泰戈尔评论，随文脚注的引文出处分别为“《花边文学》，《捧杀与骂杀》”；“《坟》，《论照相之类，三，无题之类》”；“《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之二》”和“《南腔北调集》，《无声的中国》”。季先生的文章还把《鲁迅全集》第3卷《而已集》中的《辞“大义”》错为“《华盖集续编》，《辞“大义”》”，在随文脚注中将《华盖集续编》中的《马上日记之二》错写成了“《马上支日记之二》”，并且在该文1982年收入季先生所著、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9]160和1994年收入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论印度文化》[10]57、《中国名家论泰戈尔》[11]150两书时均未加更正。根据文章写作和发表的时间次第，20世纪80年代初刊载于杂志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一文显见得是重复了季羡林先生于22年之前提出、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的《泰戈尔与中国——纪念泰戈尔诞生100周年》一文中的意见和看法，同时照搬了季先生的笔下疏误。季先生文章注释里多出来的那个“支”字应该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泰戈尔的论文、专著中每每衍文出错的初始源头。
其实，鲁迅以泰戈尔访华事件作为对象的论述绝非仅此4篇，查阅《鲁迅全集》，涉及泰戈尔的篇什至少有15处，各自的题名是：《坟·论照相之类》(卷1)；《彷偟·伤逝》(卷2)；《华盖集·“公理”的把戏》、《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而已集·辞“大义”》(卷3)；《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概念》、《三闲集·无声的中国》、《南腔北调集·〈萧伯纳在上海〉序》(卷4)；《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卷5)；《集外集·杂语》、《集外集·通讯〈复张逢汉〉》(卷7)；《译文序跋集·〈狭的笼〉译者附记》(卷10)；《书信·致胡适》、《书信·致李秉中》(卷11)；《日记十三·一九二四年五月八日》(卷14)。
除了写于1921年的《〈狭的笼〉译者附记》之外，其余均发表在泰戈尔访华之后——《坟·论照相之类》、《日记十三》、《书信·240527致胡适》、《书信·240526致李秉中》写于1924年；《集外集·杂语》、《华盖集·“公理”的把戏》、《彷徨·伤逝——涓生的手记》写于1925年；《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写于1926年；《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而已集·辞“大义”》写于1927年；余者分别写于1933、1934两年。
鲁迅在十数年间不断关注、一再提及泰戈尔其人和他的访华活动，所持的应该不仅仅是“旁观者”的态度，这些文章中文辞犀利者绝不限于前举4篇，言语尖刻的也还不少，《而已集·辞“大义”》即有：“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的。”[12]461《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一文中又有“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13]134。行文充分彰显了鲁迅对有留学英美背景的知识界文士们的反感和抵触。把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基准于气质、文化构成上的情感冲突称之为意气之争也许是合适的。尹锡南先生认为“鲁迅与邀请泰戈尔访华的徐志摩等人的既往历史矛盾在泰戈尔访华时或访华后通过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7]270，这种说法确有一定道理。
再者，若将鲁迅写于泰戈尔访华当时的《日记十三·一九二四年》、《书信·240526致李秉中》、《书信·240527致胡适》以及其后不算太久的《“公理”的把戏》一文加以对读，当能反拨泰戈尔访华时鲁迅只是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冷眼旁观”和鲁迅对泰戈尔访华一事的评价仅为“语带讥讽”的说法。《致李秉中》和《致胡适》两封书信是1924年5月26、27两天连续发出的，因缘是当时的北大学生李秉中托鲁迅设法出售其创作的小说《边雪鸿泥记》稿本，鲁迅请胡适帮助向商务印书馆推荐售卖文稿。前一封信系鲁迅对李秉中来信的回复，告知其“《边雪鸿泥记》事件，我早经写信问过，无复，当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所以无暇”[13]436；次日又写信给胡适催问此事，内中有“自从在协和礼堂恭聆大论之后”字样，《鲁迅全集》书信卷对“在协和礼堂恭聆大论”一句的注释为“一九二四年五月八日晚，新月社在协和医学院礼堂举行集会，为正在访华的泰戈尔庆祝六十四岁生日，会上有胡适等人致辞，并演出泰戈尔剧本《齐德拉》。”[14]427可见，鲁迅是亲临了这次为泰戈尔祝寿的集会并“恭聆”了胡适的“致辞”演讲。《日记十三(一九二四年)》卷中写于为泰戈尔祝寿当天即5月8日的行文有如下记述：“晚孙伏园来部，即同至中央公园饮茗，逮夕八时往协和学校礼堂观新月社祝泰戈尔氏64岁生日演《契忒罗》剧本二幕，归已夜半也。”[14]498而发表于翌年12月24日《国民新报副刊》的《“公理”的把戏》一文所写的“与陈源虽尝在给泰戈尔助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15]158之文句，与前段文字叠加在一起相互印证，分别从不同角度确认着鲁迅对那次“泰戈尔热”的核心事项曾有过事实上的零距离参与。
西方文学批评领域中有个术语写作Misreading，可解释为错误地阅读、理解、阐释文本或情境。解构主义文学理论为其贴上了颠覆性阅读、创造性阅读、辩正性阅读的标签。说到底，mis+reading的原生态语义构成再怎么说也还是“错误+阅读=错误阅读”。建立在这一等式基础上的意义延伸必然是“错误的理解与阐释”。然而，“误读”这一概念绝不等于也不应该是“未读而误”甚或“不读即误”。在本文的两层次内容中，鲁迅所指斥的泰戈尔“赞美本国的‘撒提’”并据此将其讦为“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一说显系“未读而误”；1924年距今逾时将近九旬，鲁迅与泰戈尔皆于70年前辞世，笔者求证的全是过去时态的人和事，无论“誉人以败”还是“毁人反成”皆与事主无关。本文意在实证，旨于还原，事实本来无需求证，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还原更毋庸实证，但是面对着误解误读在文本中设置的话语陷阱又必须辨伪求真，这是个悖论。
注释：
①鲁迅《鲁迅文集全编》卷1，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1版第340页。引文为“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待到这位老诗人改换姓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帽也不大看见了，报章上也很少记他的消息，而装饰这近于理想境的震旦者，也仍旧只有那巍然地挂在照相馆玻璃窗里的一张‘天女散花图’或‘黛玉葬花图’。”
②鲁迅《鲁迅全集》卷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85-586。引文为“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署名阿法，发表于1934年11月23日《中华日报·动向》)
③鲁迅《鲁迅全集》卷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1页。引文为：“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前往，然而也不知‘后事如何’。”(发表于1926年7月19日、23日《世界日报副刊》)
④鲁迅《鲁迅全集》卷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页。引文为“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1927年2月18日，3月28日汉口《中央日版》副刊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