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综合要素生产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生产率论文,要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公式表述
在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建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经济总产出增长率取决于资本投入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如果我们用Q[,1]来代表经济总产出增长率，K和L 分别代表资本投入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那么用公式就可以表示为：Q[,1]＝ak +bL，其中，a和b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对经济总产出所作贡献的权数。
实际上，经济总量的增长是劳动投入、物质资本、科学技术和自然资源等基本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若用X[,1]、X[,2]、X[,3]、X[,4]分别表示由劳动、资本、技术和资源四个生产要素投入量增加而产生的效应；y[,1]、y[,2]、y[,3]、y[,4]分别表示四个要素的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效应，那么经济总产出的增长Q[,2]可以表示为：
4Q[,2]＝∑（X[,1]Y[,1]）
i=1
如果Q[,2]的值大于Q[,1]，我们说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对经济总量的增长起作用，也就是说，存在着要素的效率型增长，经济学通常把这种要素效率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TFP）， 用公式表示为：TFP＝Q[,2]－ak－bL
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引进
综合要素生产率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长达200 多年的争论，最终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1）随着时间的推移， 生产性资源的积累；（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 现有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术进步。 对于第三个要素（技术进步）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使得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大体上可以作一个如下的划分：一类是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的经济增长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主；另一类是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的经济增长理论，通常我们将其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因素——技术进步，是外在决定的、偶然的、无成本的资源，因而得出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的结论。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另外，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各国没有技术条件的差别。这也与现实情况不符。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内生因素。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的过程中包含着由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由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出了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使得长期增长率为正的结论。因此，综合要素生产率就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之间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
三、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财政政策含义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说明，一国经济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从长远的角度看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增加”，而且更多地表现为在技术进步带动下的“质量的提高”，正因为如此，作为经济行为主体之一的政府，是可以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的。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我们可以将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财政政策措施归纳为三点：1.政府通过直接投资或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投资的办法增加基础设施投资；2.政府通过直接投资或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和家庭投资的办法增加人力资本投资；3.政府通过直接投资或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投资的办法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
我国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便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之一。但我们必须看到，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只注重物质投资，忽视了对人力资本和研究与开发的投资。而这两项对于提高一国的综合要素生产率（ TFP）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综合要素生产率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可以肯定，这种增长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这也正是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提到的“在赫鲁晓夫用皮鞋敲打联合国大会桌子的几年后，前苏联的经济增长就大幅度放慢了”的原因。据分析，亚洲许多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没有伴随着综合要素生产率的相应提高。波士顿大学的Alwyn Young把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做了比较，他发现，新加坡通过极高的投资，动员了比香港多得多的资源，但在增长上并不快于香港。这意味着资源没有得到很有效的利用。Alwyn Young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发现了一个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小虎经济”是通过大量增加投入，而不是通过效率的提高来达到高增长的事实。他断言，用综合要素生产率取代增长率测算，将使亚洲的表现“从奥林匹斯山的顶点，跌落到德萨莱平原上”。克鲁格曼指出，缺乏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亚洲必将经历一个收益递减的阶段。
根据Denison 在其《增长率为什么不同》一书中对美国及西欧八国1950—1962年间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因素的分析，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率3.3%中，有42%是由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形成的， 西欧八国的国民收入增长率4.8%中，有64%是由于综合要素生率的提高形成的。 而根据舒元（1993）的测算，我国在1952—1990年期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仅为0.3%。由此看来， 我国必须大力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要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就要利用财政政策直接增加或促进企业增加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及研究与开发领域的投资。我国1998年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基础设施的投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早日将加强人力资本及研究与开发领域的投资提上日程。
四、利用财政政策加大我国人力资本及研究与开发领域的投资
衡量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可用公共教育支出作为近似指标。自“八五”以来，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的绝对数有了较大的增长。1991—1996年间教育经费合计支出达8287.56亿元，年均达1381.26亿元，1996年是1991年的 3.09倍，年均增长率达25.57%。财政性教育经费也有了较快的增长，1996年比1991年增长了1053.87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2.20%。但教育支出的总体水平仍偏低。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下降导致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也逐年下降，1980年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53%，1995年只有2.07%。
另外，从教育支出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曾对美、英、法、日、印度、巴西等38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教育投资与人均GN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数量分析， 结果表明：当人均GNP达300美元时，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不应低于3.29%，当人均GNP 达到800～1000美元时，教育经费所占比重的下限为4.06%～4.24%。 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NP向1000美元靠近的阶段，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应随之达到相应水平。因此，《中国教育发展纲要》中提出，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NP的比重在本世纪末应达到4%。这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困难。按1995年GNP为57494.9亿元计算，财政性教育经费就应达到2299.796亿元，而当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仅为1411.52亿元。所以， 要想真正发展教育，必须在投入上下功夫。
虽然目前我国正在倡导社会办教育，但政府仍然是教育的主要投入者。首先，应加大预算内教育投资。政府的预算内拨款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部分，在目前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已无太多的能力通过增加教育经费拨款的绝对量保证教育投入的增长。1998年进行行政机构精简改革之后，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今后仍要在改革的基础上，减少行政事业费，增加对教育经费拨款比例的相对数量，保证预算内拨款的增长。与此同时，在教育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的情况下，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潜力，促进地方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其次，切实抓好教育税费征收这个关键环节。教育税费征收是保证教育经费来源的最稳定的一条渠道。在我国，征收城乡教育费附加已经以法律形式确定。目前我国财政收入流失集中地反映在税收的流失上，通过偷税、漏税、抗税、骗税及各种形式的税收减免和优惠表现出来。我国城乡教育费附加漏征、少征的情况十分突出，因此，通过加强教育费附加的征收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教育投资的资金来源。再次，政府应给予适当的资助和一定的税金来源。再次，政府应给予适当的资助和一定的税收优惠等，使今后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在政府的管理下主要依靠行业、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举办。
一国的技术进步集中反映在企业技术进步机制的健全上，政府应充分利用税收、利率、投资、贴息、价格和折旧等经济政策和手段，为促进和完善企业技术进步机制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我国的科研与开发支出在GNP中所占份额很小，不仅低于发达国家， 而且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我国从1981年到现在，财政用于科学研究支出的部分呈下降的趋势，直接用于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的资金更是严重不足。我国技改投资占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不断下降，“七五‘时期达到31.8%，“八五”时期计划达到35.1%，但实际上只达到了27%。要实现“九五”期间研究与开发费用占GDP的比例1.5%的目标，就必须在可能的基础上，将研究与开发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目前的不到4%提高到8%，并使科技投入的增长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以此带动企业技术进步资金投入能力的提高。此外，还要直接增加企业技术进步改造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真正实现以内涵发展为主的集约经营模式。
实际上，受国家财政状况的制约，政府直接增加对技术进步与创新资金的投入的能力十分有限，而采取必要的财政政策措施和手段，间接调节技术进步资金的配置，则是一种更为常见的政策方法。企业的技术进步要经过发明—开发—设计—试制—产品化—商品化这样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在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上，财政政策都可能对其产生影响，如对发明人所取得的特许权所得、转让所得的税收待遇；对开发、设计等的风险准备金的税后扣除；对未正式投产前的中间试制阶段免征中试产品税；当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将新产品投入大规模生产阶段，政府采用加速设备折旧或建立技术准备金的方式，在计税前予以扣除，并对企业开发的新产品予以税收减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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