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零售企业行业内并购技术效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业内论文,效率论文,企业行论文,我国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5.2 文献标识码A
按照WTO关于开放服务贸易的有关规定，我国零售业自2004年底全面对外开放。截至2010年10月，进入我国零售市场的外资企业已有沃尔玛、家乐福等几十家，我国国内零售企业受到了来自外资零售企业强有力的挑战。在政府主导下，我国部分大型零售企业通过并购迅速扩大了自身规模。然而，由于我国零售企业的并购活动受到行政力量等的干预，有些并购活动忽视市场规律，导致企业大而不强。
在技术效率研究理论方面，国外理论界利用相对前沿效率法测定技术效率，包括非参数估计法与参数估计法。非参数估计法以数据包络分析(DEA)为代表，参数估计法以随机前沿分析(SFA)为代表。DEA的缺点主要是在统计分析时无法分离混合误差项，从而把一些随机因素并入到企业的技术无效率中。SFA最大的优势是可以从混合误差项中分离出技术无效率，从而可以考察随机因素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Aigner等(1977)假定技术无效率项服从半正态分布，并推导出相应的对数似然函数，首次建立起具有计量意义的半正态随机前沿模型。Meeusen和Broeck(1977)与Aigner等(1977)假定技术无效率项服从指数分布，建立起指数模型。Stevenson(1980)和Greene(1980a、1980b)提出了伽马模型。需要指出的是，Stevenson只讨论了Erlang形式，即令形状参数P等于1和2，这极大地限制了该模型。同时Stevenson(1980)还提出了截尾正态分布模型。以上几个经典模型存在一些共同的缺陷：SFA是由确定前沿发展而来，与确定前沿模型相比，随机前沿只能估计出整个观测样本的平均效率，而不能像确定前沿一样估计出每个观测值点的技术效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Jondrow等(1982)提出了著名的JLMS混和误差分解方法，给出了经典随机前沿模型技术无效率项u[，it]的无偏估计值。其原理是计算条件期望E[u[，i]|ε[，i]]，进而估计出每个观测值点的技术效率。此后，SFA获得了极大的发展。Beckers和Hammond(1987)第一次得出了基于一个正态变量与一个伽马变量卷积形式的对数似然函数。Greene(1990)提出了基于正态伽马分布的对数似然函数。同时，SFA向面板数据方向发展。
宏观层次的应用研究多以不同产业、行业或不同地区、省份的宏观数据为样本，主要研究技术效率如何测度，技术效率大小以及技术效率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等(孔翔等，1999；岳书敬、刘朝明，2006；常亚青、宋来，2006)。颜鹏飞、王兵(2004)对中国30个省区市1978-2001年的TFP增长及技术效率、技术进步进行了测度。
微观层次的研究多以企业数据为样本，主要研究技术效率测定、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如何提高企业技术效率以及技术效率的变化对企业发展能力、增长能力的影响等(Battese和Coelli，1995；吴文庆、李双杰，2003)。涂正革(2005)运用SFA方法对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进行分析，发现样本企业的技术效率与其所有制因素、规模信贷预算、行业竞争、地区因素等显著相关。目前已有的理论发展与实证研究对技术效率的测度与影响因素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洞见。
研究零售企业并购前后的技术效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国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3号)表明，2008年年末，我国零售企业法人单位共计54.9万个，从业人员836.9万人。我国零售企业存在多而散、管理效率低下、技术手段落后、营运规模小、物流成本高等问题。零售企业之间通过并购在行业内进行资源重组整合，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我国零售企业的并购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质量、国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问题。如果我国大型零售企业不能在自由竞争的环境里与大型外资零售企业抗衡，根据自由竞争规律，我国的“零售阵地”将会失守，影响到我国零售业的产业安全，进而影响到我国的国民经济安全。因此，零售企业通过并购与其他手段做大、做强，提高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核心竞争力，与外国大型零售企业相抗衡，甚至超越它们，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学者对企业并购前后技术效率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并购前后技术效率的变化，探索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李心丹等(2003)运用DEA方法对沪深两市发生并购的103家上市企业进行实证检验，通过计算出公司并购前后的绩效稳定性指标，发现资产置换与资产剥离方式的并购效率不高。运用DEA方法研究技术效率的主要缺点是，该方法不能分离混合误差项，从而把一些随机因素并入到企业的技术无效率中，导致计量分析结果不准确。付晓霞、吴利学(2007)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马君潞等(2008)运用SFA对亚洲新兴经济体银行的并购效率进行分析，发现并购显著提升了样本银行的技术效率，而且跨国并购方式与宏观经济环境对并购效率有显著影响，但是该文的模型涉及的解释变量较少，不太符合总体回归模型设定的“一般性”原则。
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相对前沿效率法，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上市零售企业并购前后的技术效率变化，并测度影响技术效率的内外部因素——“干中学”、运营规模、所有制类型(结构)、股权结构、信贷预算约束、行业竞争、区域因素等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从而为提高企业技术效率水平提出对策建议，在研究领域上从大型国有企业、商业银行或上市企业总体拓展到上市零售企业。同时，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改进。在模型设计部分，将DEA与SFA模型综合起来运用，用DEA模型分析样本企业在并购前后所处的规模报酬阶段，然后将所处阶段转变为虚拟变量与其他因素一起引入SFA无效率模型。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可以避免直接引入企业规模变量与技术效率之间存在的线性关系，还可以避免企业规模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存在的多重共线性，而且考察了企业规模与技术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理论框架
所谓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TE)，也称技术有效性，最早由法瑞尔(M.J.Farrel，1957)提出。按照不同的研究角度，技术效率有投入导向与产出导向之分。在规模报酬、市场价格与产出不变的条件下，投入导向的技术效率是指企业按照固定的要素投入比例进行生产时，所使用的最小可能要素投入量与实际要素投入量之间的比例关系。通过提升技术效率，该企业可能在要素投入比例减少(1-θ)的情况下维持原有的产出不变。需要注意技术效率概念隐含的假设前提是技术的“平稳使用”，不包括技术创新或进步。
生产前沿面理论认为，当市场技术呈现规模报酬不变(Constant Return to Scale，CRS)，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增长的来源只有两个：技术进步与TE提升。当市场技术呈现规模报酬可变(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VRS)，全要素增长率的来源有四个：技术进步、VRS-TE提升、规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SE)提升与产出组合(Output-Mix Effect，OME)效应。然而在实际的测算中，现有的TFP分解技术无法全部识别出以上四个要素，因此在DEA的文献中，也可以用CRS-TE表示全部可能的生产率改善(不包括技术进步)。即，当技术呈现VRS时，TFP增长的来源为技术进步与CRS-TE提升。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并购与内外部因素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所以这里有必要着重分析VRS-TE提升的驱动因素。本文经过大量、深入的理论研究认为，VRS-TE提升的内部驱动因素主要有三个：管理效率、“干中学”、运营规模调整。外部驱动因素有五个：所有制类型(结构)、股权结构、信贷预算约束、行业竞争、区域因素等。
1.内部驱动因素
(1)管理效率。管理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相当重要。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管理效率的提升意味着管理者可以有效地控制职工与职工、职工与企业、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著名管理学家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提出通过降低组织费用，可以提高组织生产率，并且在战略设计、工作过程、工作活动和员工的协调工作方面提出组织有效性标准。具体而言，管理效率的提升可以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组织并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设备资源等，灵活应对市场竞争、合理制定决策，从而从整体上降低成本、增加产出，改进企业的VRS-TE。如果企业并购以后，由于企业价值观融合、总体战略融合、机构融合、人事融合、思想感情融合困难，管理模式、管理经验难以取舍等因素的不利影响，也会导致管理效率下降。
(2)“干中学”。利本斯坦(Leibenstein)和弗朗兹(Frantz)在比较X-效率与TE时指出：“TE是由诸如管理者和工人的不同技能等技术因素造成的；或者，由于使用的是一种特定的技术，虽然该技术已被充分利用，但它的使用效率仍会低于同行业中其他企业对类似技术的使用……因技能的差别或技术的扩散需要时间所致。”由于“干中学”，随着产出量的累积，企业的一般工人、技术工人、管理者对技术的理解逐渐加深，更加熟悉工作流程，操作动作、技能更加熟练，不同工序、不同工种间的衔接更加自然、迅速，经验更加丰富，从而导致并购企业单位产品成本下降，技术使用效率上升，生产率得到改进。企业并购后，如果并购方与目标企业的企业文化反差明显，或者目标企业的员工对并购有抵触情绪，不愿意在“干中学”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经验，提高劳动熟练程度，那么对并购技术效率的影响将是负面的。
(3)运营规模调整。柯埃利等(2008)认为，运营规模调整可以全方位地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其表现就是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如果一个企业的技术是规模报酬递增的，那么处于该阶段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具体来说，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后可以进行更加精细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大规模采购可以通过优化运输、储存过程从而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大规模生产可以充分挖掘大型设备的生产潜力等，从而改进企业的生产率。
需要指出的是，规模经济效应与SE提升有很大区别。SE提升的幅度是在要素投入与产出组合不变的情况下，“技术有效”的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所能改进的生产率。但是，现实的企业往往不是技术有效的。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企业扩大规模之后，其管理成本、分工协作发生改变，VRS-TE随之改变。并且，企业通过并购扩大市场规模，实施多样化经营，可以改变投入产出组合实现范围经济。甚至，运营规模扩大，企业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分担研发费用，降低技术创新风险，从而有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所以，扩大生产规模，可以提高SE、VRS-TE，实现范围经济，并且有利于技术进步。但是，并购以后，如果零售企业的运营规模过大，会降低企业技术效率。因为企业规模过大，组织机构臃肿，管理层协调市场、企业、员工关系的难度和成本会增大。企业内部组织成本增大，边际产出下降，引致规模不经济。
2.外部驱动因素
(1)所有制类型(结构)。在我国现阶段，既存在国有制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也存在私有制企业(含私有控股企业)。不管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只要生产经营规模足够大，在委托—代理的制度安排下，都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在所有制因素的影响下，相对于私有制企业而言，脱胎换骨于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有企业，由于以往的管理陋习、路径依赖以及政资不分、政企不分等原因，其进行的并购交易往往容易偏离市场化属性，对并购技术效率产生影响。由于我国缺乏成熟的经理市场，私有制企业的管理者往往是家族成员，这些人不一定具有经营管理才能与素质。而且私有制企业由于薪酬、缴纳“五险一金”、签订工作合同、解决城市户口等方面的原因，很难招聘到高素质的员工，并且员工队伍不稳定，人才容易流失，对并购技术效率也会产生影响。
(2)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理论认为，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企业的股东通过一套监督与制衡机制来控制经营者，使其经营目标与企业股东保持一致。公司治理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础，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必须高度重视。股权结构指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主要有高度集中、相对集中与高度分散三种类型。一般而言，股权过度集中或过度分散都不利于企业的经营管理。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当股权过于分散时，弱小的个体股东缺乏积极监督企业管理层的激励，治理失效。当企业有一定数量的大股东存在时，企业就有治理效果。当股权过于集中时，企业最大的股东作为绝对控制人，其在董事会中的权力就无法得到有效约束，导致广义上公司治理失败。Burkart等(1997)进一步指出，即使大股东控制在事后是有效率的，但在事前它构成对经理人剩余进行掠夺的威胁，将降低经理人创造力和减少经理人的企业专用性投资。按照Bolton和Thadden(1998)的观点，具有控制性地位的大股东有激励阻止经理人做出的任何降低可证实的现金流的商业决策，即使由此导致的损失实际上远远超过经理人控制权的私人利益，从而产生效率成本(efficiency cost)。股权结构对企业并购效率的影响起到的是一种内部治理作用。内部治理一旦失效，并购就会成为缓和企业代理问题的外部治理机制。但是，这种并购不一定会提升企业的技术效率。Johnson等(2000)认为，其原因是某些大股东企图通过合法的并购方式，利用“隧道效应”将资源从中小股东、目标企业转移到自己控制的企业中去，而不考虑这种并购是否能够创造价值。
(3)信贷预算约束。企业资本结构理论认为，相对于股权资本而言，债权资本成本率较低，利息固定。企业通过债权融资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综合资本成本率，还可以获得财务杠杆利益，即普通股每股收益变动率大于息税前利润变动率的现象。因此通过债权融资是企业快速发展的途径之一。然而随着债权资本比例的上升，企业每年需支付的利息费用会增多，财务风险增大。一旦企业出现偿付困难或资不抵债就有破产的风险。一般而言，银行贷款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如果银行经过评估认为其客户企业存在严重的财务风险，就会立即切断该企业的财务供给。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贷款银行的专业化监督是一种企业外部治理机制。信贷预算约束会促使并购企业改善生产经营管理效率，增加业务收入降低财务风险。为了应对这种风险，企业在并购之前就会做充分的研究与准备。田利辉(2005a)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使得一些身份特殊的并购企业忽视企业财务风险，从而导致降低企业并购技术效率。
(4)行业竞争。西方产业组织理论认为，行业竞争是促使企业改善自身效率的重要外部激励机制。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一般会主动提高管理水平、增加研发投入、改进服务质量、创立品牌文化等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般而言，市场结构越趋向于完全竞争市场，竞争对技术效率提高的激励作用就越大。我国的零售业几乎没有进入壁垒，属于几乎完全开放的竞争性行业。在国外大型零售企业的大举进攻和逼迫下，竞争激烈程度趋于白热化。国内零售企业并购后，面临的竞争依旧激烈，这样会促进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但是企业间的过度竞争会导致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影响管理者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降低并购企业技术效率。
(5)区域因素。我国特殊的国情导致了我国各个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对外经济联系密切、科学教育发达、人力资源丰富、交通方便、市场发育完善、经济发展水平高。但是其自然资源不足，环境问题尖锐。中部地区地理位置独特、多为平原地貌、农业基础雄厚，人口稠密、市场发育良好，经济发展处于中游水平。但是其对外开放不足、产业结构矛盾突出。西部地区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但是自然条件恶劣、市场狭小、经济不发达。涂正革(2005)认为区域因素影响技术效率。影响企业并购技术效率的区域因素，主要是区域间政策差异、市场发育差异、社会购买力差异、薪酬水平差异和交通体系差异等。这些差异会影响企业并购的技术效率，特别是对零售企业而言，这种差异的影响更大。
上述讨论表明，并购作为政府行为或企业行为，对技术效率会产生影响。总的来看，影响零售企业技术效率的因素主要是以上八个。按照总体模型设定要求，这八个因素都应该作为解释变量，来解释被解释变量——企业技术无效率。但是，由此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运营规模与企业技术效率之间具有线性关系，运营规模与技术效率、“干中学”、所有制类型(结构)、股权结构、信贷预算约束、行业竞争、区域因素等存在多重共线性，会影响计量分析结果。涂正革(2005)对我国37个两位数工业行业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大多数行业的企业规模与其技术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我们根据理论研究和这个实证结果认为，上市零售企业运营规模与技术效率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二是企业管理效率不易测定，难以进入回归方程，并且管理效率与外部驱动因素——所有制类型(结构)、股权结构、信贷预算约束、行业竞争、区域因素具有线性关系。针对这两个问题，本文提出了解决方法：一是用DEA模型分析样本企业在并购前后所处的规模报酬阶段，然后将所处阶段转变为虚拟变量与其他因素一起引入SFA无效率模型。这种处理方法可以避免企业规模变量与技术效率之间存在的线性关系，以及与其他变量之间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二是在解释变量中剔除管理效率，以外部驱动因素替代管理效率。因此，回归模型中包括“干中学”、运营规模、所有制类型、股权结构、信贷预算约束、行业竞争、区域因素等基本变量。回归模型中根据研究目的需要还可以加入一些以上解释变量的二维乘积变量。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分两步：第一步运用投入导向型VRS DEA模型测定样本企业并购前后所处的规模报酬阶段，以将规模变量转变为虚拟变量；第二步运用Battese和Coelli(1995)的SFA模型测算出并购与上述其他七个解释变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
1.投入导向型VRS DEA模型设定、样本数据选择与计量结果及分析
(1)模型。投入导向型VRS DEA模型的具体设定如下：
其中，I1表示元素为1的I×1向量。X表示投入矩阵，Y表示产出矩阵，X与Y代表所有厂商的数据，θ为厂商i的技术效率。
VRS DEA模型为满足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而增加了一个约束条件I1'λ≤1，目的是为了使厂商i以不超过其规模或超过其规模不多的厂商为参考单元，从而测定出厂商i所处的规模报酬阶段。该模型主要是通过比较厂商规模报酬非增(Non-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NIRS)技术效率与规模报酬可变VRS技术效率是否相等，来判定其所处的规模报酬阶段。具体的标准为：当NIRS TE=VRS TE时，该厂商处于规模收益递减(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DRS)阶段；当NIRS TE≠VRS TE时，该厂商处于规模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IRS)阶段。通过求解VRS DEA还可以测出厂商的CRS TE、VRS TE和SE。
(2)样本企业选择与样本数据来源及处理。并购有广义并购与狭义并购之分。广义并购指兼并、收购、股权转让、债务重组、资产置换等。狭义并购仅包括兼并与收购。本文的并购指狭义并购。本文的样本选择2000-2009年间发生的我国上市零售企业行业内并购交易，数据来源于“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ZEPHYR)”与有关上市企业并购公告、年报等。主并购企业分别为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大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美电器有限公司、武汉市中百连锁仓储超市有限公司、上海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11家。
根据以上投入导向型VRS DEA模型设定的有关指标，从并购样本企业2001-2009年的年度报告中搜集得到9年的相关财务数据。因为本文研究的是相对前沿技术效率，为了全面客观地研究我国零售企业的并购效率，本文将苏宁电器引入样本数据。
(3)VRS DEA模型计量结果。本文应用DEAP2.1软件，对历年样本数据分别进行处理，得出样本企业历年所处的规模报酬阶段。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2.随机前沿模型设定与样本数据
在基于面板数据的众多SFA模型中，Battese和Coelli(1995)的模型因为优良的统计特性而被广泛采用。该模型主要由随机前沿生产模型与技术无效率的外生性因素模型两部分组成，并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E对上述两个模型进行联合估计，从而测算出各个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
Battese和Coelli(1995)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1)随机前沿生产模型。本文SFA模型的设定思路是将影响样本企业技术效率的三项内部驱动因素与五项外部因素及其二维乘积因素转化为
，引入到Battese和Coelli(1995)模型之中，从而分析各个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本文选取具有易估性与包容性特点的三投入单产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指标的选取同VRS DEA模型。两边取自然对数：
即将行业排名前20的企业(含外资品牌)所占的市场份额平方后相加(按销售总额计算)，其取值范围为HHI∈[0，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计量结果
本文应用FRONTIER4.1c软件对上述随机前沿生产模型与技术无效率模型进行联合估计，得到的数据处理结果见表3。
与DEA相比，SFA的优势是能剔除影响TE的随机因素。因此，SFA的数据结果相对客观。由表3所示，大部分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该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数据。样本企业历年的技术效率值这里不再列示。
2.结果分析
由表3的结果可知，在Battese和Coelli(1995)模型检验的10项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里，有8项因素的参数通过了显著性T检验。下面详细讨论各个因素对样本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2001-2009年间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等11个上市零售企业并购前后的面板数据，运用Battese和Coelli(1995)随机前沿模型，对并购与影响技术效率的内外部驱动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所有制类型(结构)是我国上市零售企业并购后技术效率差异的核心因素。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两组来考察其并购后技术效率，结果发现所有制结构对企业并购后技术效率的影响差异显著。在技术无效率模型中，国有控股企业并购这一因素所对应的系数为-0.9950，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与非国有控股样本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上市零售企业进行的并购能够显著地提升企业的技术效率。然而，样本企业的24项并购实质上轻微地降低了企业的技术效率，由此可知非国有控股样本企业存在并购无效率现象。总体上来说，国有控股上市零售企业所进行的并购交易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的技术效率是一大亮点。
其次，股权结构、信贷预算约束与行业集中是我国上市零售企业技术效率改进的根本原因。2001-2009年间，样本企业的技术效率曲折上升。根据本文实证研究结果，在引入无效率模型的几个影响因素中，股权结构、信贷预算与行业集中这三个因素所对应的系数分别为-0.3026、-3.2824与-6.9878，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股权结构、信贷预算与行业集中对改进企业技术效率的作用明显。股权相对集中便于企业进行灵活有效地决策，发挥相应的内部治理功效；银行等企业债权人有效约束、激励企业改进技术效率，企业外部治理环境良好；零售行业日趋集中，各省的本土龙头零售企业充分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发展壮大。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信贷预算约束对不同所有制零售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差异显著，需强化国有上市零售企业的信贷预算约束。根据技术无效率模型的估计结果，信贷预算约束对应的系数为-3.2824，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信贷预算约束作为一项重要的企业外部治理机制，在样本考察期间确实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的技术效率。然而在分析信贷预算约束对不同所有制结构企业技术效率影响的差异时发现，与非国有样本企业相比，信贷预算约束下的国有控股样本企业的技术效率不升反降：其对应系数为2.866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国有控股上市零售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信贷预算软约束现象。对于特定的国有控股企业来说，强化信贷预算约束能够显著地提升技术效率。
第二，股权过度集中与过度分散都不利于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政府和企业必须制定强有力的措施优化股权结构。股权相对集中有利于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效率的提升。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础，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政府层面应该出台相关法律与政策措施，防止股权过度集中与过度分散；在企业层面，也应该在股权交易过程中，有计划、有目的地采取动态化监控措施，防止股权过度集中化与过度分散化，尽量避免股权过度集中与过度分散对企业技术效率的不利影响。
第三，今后零售业改进技术效率的抉择：自由竞争或行业集中。我国上市零售企业行业内并购，大部分是各个省级零售市场内部的整合，结果是导致零售行业集中、强化样本企业在其所在省级市场的“本土老大”的地位。与之相对，跨省的并购交易只占一小部分。本文认为，这种现象折射出各省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省际零售市场壁垒。虽然省级市场内部的整合在实证研究中被证实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技术效率。但是，从长远来说，市场壁垒的存在不利于我国零售行业的健康发展。因为行业集中对企业技术效率改进作用只在零售业特定的发展阶段有效。今后应当消除市场壁垒，让所有零售企业在同一个市场中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这样能为零售企业自觉提升技术效率提供持续的外部激励环境。
第四，在提升员工福利待遇与控制企业成本之间寻求平衡点。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技术效率随着时间项的推移有轻微的提升，但系数仅为-0.0676。“干中学”作用微弱，原因之一是因为零售企业的员工流动率较高。除此之外，我国东部地区样本企业的技术效率没有中西部企业样本高，原因之一是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较高。这两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现象其实质是员工的福利待遇与企业成本的问题。提升零售企业员工福利待遇、改善工作环境等措施可以降低员工流动率，使员工日积月累形成的零售经验、沟通技巧等在企业里面积淀、传承。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技术效率能够稳步提升。然而，员工福利待遇的提高又会加重企业成本，降低技术效率，造成东部样本企业的技术效率落后于中西部样本企业的现象。因此，在零售行业健康发展中，企业需在提升员工福利待遇与控制企业成本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标签：规模报酬论文; 并购贷款论文; 预算控制论文; 有效市场论文; 信贷规模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预算调整论文; 生产效率论文; dea论文; 经济论文; 效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