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草根经济”的崛起——民营经济的四个维度——组织能力不等于企业家个人能力——民企向垄断壁垒进军——浙商冲击波——“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力帆集团事长尹明善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力论文,重庆市论文,维度论文,受益者论文,冲击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营经济，我国市场经济中突起的“异军”和极其活跃的力量，面临着新一轮迸发前的破茧期：行业上受困于垄断势力构筑的壁垒，组织能力不强成为制约自主创新的瓶颈，领头人亟待实现从小业主意识到现代企业家意识的飞跃。20多年经济大潮涌动的过程，是民营企业从崛起到壮大的过程。民企的新一轮发展，需要关怀扶持，需要突破束缚，更需要公平的竞争环境，而这一切，都需要政府的远见和勇气。——题记
民营经济的四个维度
厉以宁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名誉副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导
切莫忽视民营经济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对于民营经济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我们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关于以下四点：
1.民企在当前就业中的重要作用。根据我们在浙江、福建、辽宁、黑龙江、内蒙几个地方的调查已经得出结论，目前能够吸纳下岗人员和农村分流出来的一部分劳动力的主要是民营企业。现在公布的数字，民营经济容纳的直接就业人员为1亿人，如果加上间接就业人员，即为民营企业服务的企业、单位及下面的销售、运输部门，民营企业所吸纳的就业人员远远超过1个亿。就业能增加多少，按照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人数系数计算，至少是1倍。
2.民企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即对民营企业所在地的社区——宿舍、家属区的作用。民企知道要树立自己的形象，首先要搞好和社区的关系，这在社区建设中有很多很好的事例。
3.民企对企业文化建设的促进。民营经济的企业文化建设是整个国家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形象来自企业品牌，来自企业的社会信誉，来自企业内部的和谐，企业文化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人称“厉股份”的厉以宁
4.民企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增加低工资者包括农民工的收入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内容。在同样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下，城市户口工人的收入要比农民工约高500元，以农民工数量为一二千万来算，农民工每年收入会减少一万亿。当然，现今条件下，农民工的工资很大程度上由他的老板决定，造成了“资高劳低”的现象，也就是按资分配太高，按劳分配太低。普遍存在的安全问题就凸显了这一点。原本用来购置安全设施的钱进了老板的腰包，应当采取的环保措施没有实施，都相对降低了工人的收入。在工人培训方面也“节省”了老板的支出。发达国家普遍规定，企业每年要拿出2.5％～3％的收入用于工人培训。一个企业在解聘员工的时候，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在一年内培训过工人。如果老板没有把这部分钱用于培训或用的少于2.5％，就要交较高的“培训税”。现在，上海、浙江等地已开始实行“培训税”制度。
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这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提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限高”（限制过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比较可行。其中，最主要的是“限高”和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收入者是指社会保障对象、低工资覆盖对象，这一群体收入增长速度太慢，与高收入增长速度不成比例。高收入以加速度增长，而低保对象每年只提高10元，有的还达不到这个数字，还有的两三年才提高一次，这样下去，收入只能越拉越大，因此，低收入工资水平提高速度要加快，幅度要加大。除工资收入外，在社会保障方面，医疗待遇、子女教育、住房待遇补偿等政策要向低收入阶层倾斜。
我国贫富差距较大，最高收入的1／5人口占有全部收入的59％，而最低收入的1／5人口只占全部收入的2.75％，相差大约22倍。
按照社会分层理论，上层是指高级管理人员、高级企业家、高级私营企业主，中层是指一般专业人员、工薪阶层公务员、中小学教师、收入相对较低的私营企业经营者、个体户等，而低收入阶层主要是指普通的一线工人、农民以及失业下岗人员。限制高收入，还有一个内容是打击非法收入。很多高收入是非法的，不正常的，如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黑色收入”，还有一些“灰色收入”也很高，比如领导干部兼职挂职、著名学者与著名演员的“走穴”等，对“灰色收入”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界定，这部分收入很难监控。国有企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工资过高，主要是由于机制不民主甚至不合法，企业自主权过大。
一个社会中，高收入人群发展速度很快，但人员数量不会很多，而中等收入与低收入人群是此消彼长的，中等收入阶层人数扩大，低收入阶层人数就会减少。通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把相当数量的低收入者转变为中等收入阶层，可以降低两极分化程度。
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表明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社会公平更受关注。高层的一些提法不知不觉做了修正，以往常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发展的原则，现在的提法是“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即不仅关注效率，更应关注社会公平。不仅在经济上缩小差距，同时在社会权利，如教育、就业等方面逐渐向中下阶层倾斜，是中央提出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导向。
唐钧（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要解决贫富差距，主要应在政策上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更确切地说，是要对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格局进行调整。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不仅要增加收入，也要使消费更加合理。
通过这次收入分配制度调整，不足10％的人收入提高了，物价将会随之上升，生活费用也就上去了，收入增长的部分不足于弥补消费增长的部分，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国家统计局早就指出过这种趋势。这样，90％没有加薪的人就等于吃了大亏。
收入分配调整要守住三条底线：一是不能一搞改革就让“我”吃亏。近十年来的改革，总有一部分人更多的时候是老百姓吃亏，这是不合理的。二是不能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时候，“我”穷下去。大家都一天天富起来，“我”富得不如别人快，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一部分人富了，一部分人反而更穷了。三是要使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现在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有点像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有经济学家提出先拿垄断企业开刀，但开刀之后，老百姓究竟如何受益仍是一个问题。
从结构上进行调整使我们看到了调整的方向，但政策、结构的调整不是一两天就能见效的。调整要把握的一个总原则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要想方设法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不要总是花钱修大广场，建大楼，修大马路。社会公益事业中，捐赠是重要的，但只是一部分，很多并不以捐赠的名义出现，看似经营，但这种经营把民营经济在社会公益事业中的作用凸显出来了。为什么农村收入上不去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产品没有销路，或者不知道应该生产什么产品才符合市场需要。很多地方的民营企业在从事城乡交流、城乡互动，这实际上是把贫困地区带动起来了。它并不是捐赠，却在脱贫、扶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民营企业现在也注意到了培训工作，全国工商联正在做一项重要工作，把贫困地区准备外出的青年先加以培训（民营经济也参与了这个事），培训结束后输送到民营企业中去。实际上，民营企业的培训工作对整个农村，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活跃和文化的繁荣都起了作用，因为青年们知道上学是有用的，假定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培训也难。一些农村的墙上刷着大标语：“不读完初中，不外出打工”。读完初中以后接受培训，就容易上手了。一人外出打工，全家的观念也就变了。
要重点解决公平待遇问题
“非公36条”公布以后，民营经济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取得公平待遇问题。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反映：“非公36条”很好，就是公平竞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税费负担问题，显然跟外资企业不一样，跟国有企业也不一样。民营经济如果在税收方面得不到公平待遇，竞争的力量就会被削弱，竞争力量弱，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就会受影响。
在公平方面，除了税收问题以外，我们还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土地使用问题。民营企业不要求特殊待遇，只要求知道征用土地的信息，并且能够公开参加这场游戏。但有些地方反映，土地政策信息不通，公开招标后他们才知道。他们说，文件传达到某一级为止，民营企业没有级，怎么能够看到文件呢？这是信息，也包括政府采购，都存在不公平的待遇。
再就是金融问题。调查了几个地方，发现都允许成立民营银行，允许把一些现在的信用社改组成为民营银行，但要有一个条件，即必须有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参加。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可以起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对民营企业、民营资本来说，如果没有国外战略投资者进来，这个事情就吹了。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民营战略投资机构呢？如果中国有自己的这种机构，就不会一谈到战略投资者首先想到国外的。这同样使民营企业处于不利的地位。今后要真正落实“36条”，使大家处在公平的位置上，有公平待遇才有公平竞争。
从小业主意识到现代企业家意识
民营经济本身的素质需要提高。不能说民营企业家没有现代企业意识，但应当承认现代企业意识还比较弱。小农经济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的，长期处于计划体制之下，小农经济更加缺乏市场意识。很多民营企业家从农村出来，他们能够从小农意识转到小业主意识，是第一个飞跃。但第一个飞跃是很不够的，必须有第二次飞跃，即从小业主意识转到小企业家意识，从小企业家意识转到现代企业家意识。这包含着一系列问题，比如体制问题，我们不否认家族经营在过去和现在都起着重要作用，家长是一个能人，凝聚家族的力量，能够把一个企业办好。但应该看到，多数家族经营的企业没有摆脱小业主意识，比如还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狭隘观念，认为好不容易建立起这样的企业，家族外面的人来参股，就弄走了，至少分享一部分利益。这种观念是要逐步转变的。家族意识阻碍着现代企业的发展，但家族经营是不是就不行了呢？家族经营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根据我们的调查，要发展成现代企业，家族经营必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假如想培养自己的孩子也是可以的，这里提一个建议：
第一，在家族内部，产权一定要非常清晰。家族内部产权如果不清晰，随着企业越滚越大，财产纠纷会越来越多。在广东时，一天晚上有人来敲门，进来一个企业家，是中年人，我问他是不是有问题要反映，他说遇到了一些麻烦。当初父亲带领他们弟兄三个把企业资产从几十万搞到几千万，他们父子四人拼命地干，但产权不清楚；父亲死了之后，三兄弟商量，共同把企业继续搞好，但产权同样不清楚。当企业资产发展到好几个亿，老二突然死了，老二的几个儿子来要钱，说我们对企业经营不感兴趣，请把父亲那一份还给我们。这就不好办了。当年没有明确谁占多少股权，每年变动情况也不清楚。他们来要钱，就要把钱分给他们，但要分多少不知道。老二孩子要了，老大、老三孩子也来要，说我们也出过力，现在也不想干了。这位企业家问我怎么办，我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你现在就应该快刀斩乱麻，算一下，该分就分，这样你这个企业才能继续往下搞。
第二，产权跟参加管理是两回事。产权是产权，你有多少股就是多少股，你可以取红利，但是你是否参加管理，这要看你的能力，得由董事会来挑选。有的家族成员可能参加管理，有的家族成员能力不行，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就不参加管理，就作为产权持有人。如果把产权和企业管理扭在一起，是会阻碍企业进一步发展的。
第三，将来的接班人是谁，这个没有定论，这里我只提供一个想法。根据国外和中国历代的经验，你看准某一个儿子做接班人的话，就不要把他留在本企业，要让他到其他企业去干，从最基层做起，要经过磨炼，要懂得经营是艰苦的。在本企业也行，但不能让他干重要职务，要从最基本的工作干起，每一个环节都要经历过，这样既可以对他进行考核，同时也是一种锻炼，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才通过董事会让他成为合法接班人。这是保持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方法。
从小业主意识到现代企业意识有很多关要过。我们一定要打破旧观念，不要认为有经验就行了。经验可能是财富，经验也可能是包袱。为什么有的企业搞得好好的，却突然垮掉了呢？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完全根据过去的经验，做出了错误的投资决策或经营决策。时代在变，周围的环境也在变，你跟不上形势，停留在小业主意识上，这对企业是很可惜的。所以对广大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实现第二次飞跃很重要。
绝大多数创新发生在中小企业
民营企业遇到的压力很大，如果本企业的产品不过硬，品牌不行，就会被淘汰。按照“十一五”规划，能耗要降低，通过什么办法降？如何使自己的企业真正成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有品牌的企业？所以，民营企业需要政府来帮助，更需要自己的努力，要从四个方面着手：
1.人才。据我们的调查，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只要企业有发展前途，老板可以提高工资，工资提高了，优秀人才就会到来。如果有困难，就难在所挑选的人是否真正有用的人才。人才问题是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2.融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需要融资，没有资金，怎么更换设备？每个企业都应该用产值的百分之几作为研究开发费用，有了这笔钱，会有利于整个企业的周转。融资可以保证资本的不断供给，这个问题需要在动态过程中解决。
3.品牌。品牌靠自己创造，也可以花钱买。收购不只是收购企业，而要同时收购它的品牌。收购品牌在国外是常见的事，我们一定要有品牌意识，自己创立品牌，也收购别人的品牌。
4.营销渠道（网络）。如果没有营销渠道和网络，打开市场仍然是艰巨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懂得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懂得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迫切性。我们从科技部得到一个确切的数据，绝大多数创新发生在中小企业。而经过资产重组以后，国有的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了，更多的是混合经济。因此，民营经济在自主创新方面是有潜力的，要好好加以引导。
组织能力不等于企业家个人能力
符正平
作者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浙江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英年早逝，家业交给了仍在求学的女儿。女儿接手企业之后很快发现，整个企业的运作其实都是靠父亲一个人多年积累的关系支撑着。这种企业家个人能力强、组织能力弱的现象在民营企业中仍然比较普遍。
国际国内新的形势和竞争环境对我国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提出了极为迫切的要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环境下，我国民营企业受到的竞争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它们所依赖的熟悉本土市场和国情的竞争优势，正在被跨国公司所侵蚀。同时，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转变，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升级，也要求我国民营企业进行自主创新。
组织能力：民企自主创新的瓶颈
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原因不外乎两方面：一是企业外部的原因；二是企业自身的原因。在同样的外部环境下，为何有的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非常强，而有的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弱呢？这是企业自身的原因在起作用。笔者认为，制约当前我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企业自身的管理能力与管理素质不强。哈佛商学院战略管理学家钱德勒认为，企业的组织能力决定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其成长。
我国的民营企业，组织能力可说是先天不足。相对于国有企业或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组织能力方面的缺陷更为明显。国有企业有党政工团等比较健全的组织体系，而民营企业往往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在治理机制、领导机制、组织体制与管理规范等方面都存在较多缺陷和不足，严重制约创新能力的培育和积累。
组织能力是相对于个人能力而言的。简单地说，组织能力是属于企业整体的，不是建立在企业家的个人能力之上。单纯从产权关系看，民营企业可能是个人所有或家族所有，但民营企业同样是属于一种组织。企业组织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和生命周期。作为民营企业家，如果没有意识到组织整体的这种客观需求，完全依据主观意志和个人喜好进行企业管理，企业将无法实现持续成长的目标。组织能力的核心是企业管理的整套制度和机制建设。企业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和好的机制，才能实现百年老店的目标。对现实中企业的观察可以发现，组织能力与企业家能力不能划等号。许多民营企业，老板个人能力很强，包括创业能力、洞察商业机会能力以及与外部机构打交道搞好关系的能力，但是企业整体的组织能力却非常脆弱。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浙江一位知名的民营企业家英年早逝，家业交给了仍在求学的女儿。他女儿接手企业之后，很快发现整个企业的运作其实都是靠父亲一个人多年积累的关系在支撑着。这种企业家个人能力强、组织能力弱的现象在民营企业中仍然比较普遍。组织能力的欠缺成为民营企业持续成长的主要障碍。
因为民营企业忽视组织能力建设，许多民企老板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企业视为个人附属物。这种错误的认知使得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成为一句漂亮的空话；企业即使有了制度，制度也会形同摆设。当今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越来越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正是意识到企业的社会性和公众性。
相对于生产制造能力、营销能力，企业创新能力是难度更高的能力。新知识的产生不同于知识的利用，它对企业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的创新能力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行为和制度化行为，而不是爱迪生式的发明家个人行为。企业的创新能力培养对企业的组织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那么，民营企业如何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呢？首先要在企业经营思想上进行战略转型，即从过分依靠低成本竞争转变到以创新获取竞争优势。这里的创新既包括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新的工艺，也包括战略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换句话说，在企业所追求的一系列战略变量中，如成本、质量、服务、反应速度等，创新将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战略转型的典型例子是海尔。许多人听说过张瑞敏砸冰箱的故事。80年代中期，国内的家用电器市场是一个卖方市场，谁的质量过关，谁就赢得了市场的主动权。张瑞敏通过砸冰箱宣示海尔把质量作为战略变量来追求。到了90年代初，国内家电市场已显饱和，呈现出明显的买方市场特征，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这时海尔提出星级服务的口号，即把战略变量从质量转变为服务，这样，海尔就把自己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再后来，海尔把创新和国际化作为战略来实施，进一步开拓城市市场、农村市场和国际市场。
把创新作为战略变量来追求
把创新作为战略变量来追求的思想确立后，接下来就是具体实施。首先，企业需要投入资源。可以定下一个规则，每年把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投入做研发。如果企业自身的资源不够，或者在某个技术领域缺乏经验和人才，就需要找国内外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即所谓产学研联合，这对缺乏资源的民营中小企业尤为重要。创新的关键是人才，这就需要建立激励机制，把有才干的人才吸引进来并留住人才。除了人才个人的培养，还应该注重团队建设。这需要进行一系列制度建设，把创新机制制度化，贯穿于每一个流程和整个管理系统。
国内一批优秀企业，如华为、联想、蒙牛等都十分重视企业创新的制度建设。华为提出了“知本主义”（知识资本）的经营理念，在研发上不惜重金保持高强度投入。
国际上，成功的公司都把企业制度建设视为“造钟工程”。只有把创新机制内化为企业制度，企业的创新能力才能得到稳定的提高和积累，创新才会成为一种真正的组织行为，企业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主体。
总之，笔者认为，民营企业组织能力不强是制约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原因。作为民营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培养开阔的胸怀。蒙牛总裁牛根生的“散财”理论、“经营人心”理论都说明了企业家的宽广心怀和企业取得成功的密切关系。公和私本来是一对矛盾，越是私人性家族性的企业，越需要采取带有公共性质的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
民企向垄断壁垒进军
杜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原主任、教授
民企在垄断领域遭到的种种排斥表明，贯彻“36条”的困难大部分来自垄断势力，要推进垄断领域的改革，必须切断垄断经济与公权的纽带。
不久前，全国工商联就《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36条”）发布一年来的落实情况，对767位民营企业负责人和部分工商联干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非常满意的占17.8％，满意的占49.3％，合计满意率为67.1％，反应一般的占26.8％，不满意的只占5％。有50％的受访者认为，在行业准入、政府沟通、舆论环境等方面都有明显改善，大部分民企负责人对“36条”的落实情况还是比较满意的。
“非常有信心”为何下降一半
但是，另一个数据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了。2005年“36条”发布后的调查表明，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有信心”的受访者占66.7％，而这次却下降到31.7％。
为什么对落实情况比较满意，而对发展前景的信心却大为下降了呢？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龙文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到，民营企业家的主要意见，是落实的配套措施未能令人满意。张龙文的发言反映的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些社会热切期盼的配套措施没有出台；二是有的配套措施缺乏必要的力度；三是有的配套措施在市场准入方面作出非常苛刻的规定；四是有的配套措施在具体执行中不到位，等于没有落实。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三条反映了代表垄断利益的势力抗拒“36条”、排挤民营企业的恶劣行为。“36条”的发布和贯彻，意味着民营企业向垄断壁垒进军，突破垄断行业对资源、市场、产品和价格的全面垄断，必然会损害垄断势力的既得利益，垄断行业必然千方百计阻挠“36条”的贯彻，甚至制定有利于加强垄断的行规；有的垄断行业不但拒绝民营资本进入，而且力图扩大垄断范围。“36条”发布后，国家发改委曾就具体落实文件问题征求各部委的意见，国资委居然大唱反调，在一份书面文件里提出：国防、石油化工、电力、电信、民航、航运等企业，应当基本上保持国有独资状态；冶金、机械、电子、化工、建筑及科研院所、勘测设计等科技型企业，可以鼓励民资和外资进入，但国有经济必须保持控股地位；即使在商贸流通、投资业等领域，一些经营规模大、具有知名品牌和巨大影响力的大企业，国有企业也要保持较强的控制力。这些意见对贯彻“36条”作用如何，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邮政、石油、金融等行业如何排挤民业
一些行业出台的措施维护本行业利益的倾向就更加明显。
不久前完成的《邮政法》第七稿第十条规定：“信件的寄递由邮政企业专营，国际信件的速递业务和单件重量在350克以上的国内信件速递业务除外。”按照这个规定，单件重量在350克以内的国内信件速递业务，将全部由邮政系统垄断。这对蒸蒸日上的民营速递企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不久前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时透露，目前全国经营快递业务的民营企业已有数万家，从业人员达百万以上，其中约有30％是下岗职工，50％为进城农民工。这些企业依靠民营机制的灵活性、工作的高效率、合理的服务价格，赢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做出上百亿元的行业规模，承担了全国60％的快递业务，占同城快递的80％，省际快递的50％。他们经营投递的信件和包裹90％以上都在350克以下。《邮政法》一旦定稿正式实施，民营速递企业不能再经营350克以下的信件和包裹，势必造成大量企业倒闭、上百万人失业的严重后果。
这种相抵触的倾向，我们还可以从石油行业找到例证。一是制定不符合“36条”精神的行规。如2005年6月商务部公布《成品油批发企业管理技术规范》的征求意见稿，规定凡从事石油批发的企业，都必须“在中国境内从事两年以上成品油零售经营业务，并拥有30座以上自有或控股的加油站”。这一规定如果实行，大量民营石油企业将会被淘汰出局，或不得不接受两大石油集团的兼并（民营石油企业很少有30座以上加油站）。二是继续执行不符合于“36条”精神的旧文件。如在石油勘探方面，还在执行国务院1993年的文件，由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集团垄断勘探权；在炼油方面，按照国办发1999年38号文件的规定，不但原油指标由中石油、中石化控制，而且“各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要全部交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的批发企业经营，各炼油厂一律不得自销”。两大集团往往利用指标控制权排斥民营企业，或压低收购价，迫使民营企业就范；在成品油的运输方面，2003年的《铁运函105号令》明确指出，没有石油、石化两大集团盖章同意，铁路一律不得承运原油、成品油，民企无权与铁路交涉。这些旨在保障垄断利益、限制民营企业染指石油业的文件，本应在“36条”发布后就加以废除，或进行修订，或另立利于贯彻“36条”的新规，现在却仍然执行不误。这怎么能令人满意呢？
金融领域在“36条”发布后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山西、浙江、安徽等地都有民间资本建立金融机构的消息。但是，有关部门对民间金融组织的限制仍然很多，如注册资本须在1000万元以上，以自有资金入股者不得超过5人，业务上只许贷不许存，贷款利率不能超过央行基准利率的4倍，等等，而且报批手续烦琐，堵塞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大门。更令人惊讶的是，银监会2005年发布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居然规定设立商业银行的法人机构，“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境外投资者”。中国人出资办金融，一定要有外国人参加发起才能获得批准，这显然不符合“36条”精神。
以上情况说明，“36条”的贯彻确实不容乐观。如何更好地落实“36条”，使民间资本顺畅地进入垄断领域，已成为民营企业界和一切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张龙文在政协大会发言时提出了六点建议：1.改变立法滞后状况；2.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3.完善行业准入的配套政策；4.加快金融财税体制改革；5.切实转变政府职能；6.改进对民营企业的监管。这些措施都很必要，但要使它们变为现实，首先要转变观念，正确理解“36条”的重大意义。
改革向垄断领域进军
“36条”的发布是我国改革进程的一件带标志性的事，它吹响了改革向垄断领域进军的号角。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意义，在于打破国家机器和准国家机构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换句话说，就是把生产力从垄断性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它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充分的发展。目前，国有垄断经济垄断着资源、市场、产品和价格，缺乏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活力，不受市场规律的约束，无需创新、无需竞争、无需改善管理、无需降低成本，便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这种外在于市场的存在，已成为完善市场经济、加快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要深化改革，加速现代化的步伐，就必须突破垄断，实行全面的开放。“36条”打开了突破垄断的大门，使改革和开放同时具有了完整的意义。在贯彻“36条”的过程中，垄断企业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股份制，包括职工持股，彻底转变垄断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和管理机制、经营模式，使它融入市场经济，在市场竞争的浪涛里洗涤垄断的污垢，成为适合于现代经济发展的社会力量。
贯彻“36条”遇到的种种困难，大部分来自垄断势力。这股势力又因为有着国家权力做后盾而有恃无恐，所以，要推进垄断领域的改革，顺利贯彻“36条”，就需要切断国家权力和垄断经济之间的纽带，真正实现政企分开，禁止国家权力对垄断经济的扶持和对市场竞争的干涉。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据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4月3日的一篇文章介绍，在最近对《反垄断法》草案进行修改时，竟把“禁止滥用权力限制竞争”一章全部删去。这就意味着行政性垄断不受《反垄断法》的制约。《反垄断法》本为约束垄断而立，现在却变成了保护行政垄断的法规。这又一次表现出垄断势力对触动垄断利益的抗拒，表明削除垄断势力和国家权力的联结更为必要，更为迫切。
争取“36条”的全面贯彻落实和垄断体制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任务，需要企业界和理论界持久不懈的努力，需要党政官员的远见和勇气。
浙商冲击波
詹天庠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当今中国的经济舞台上，粤商和浙商是引人注目的两大商帮。它们交流融合，共谋发展，是对手，是朋友，是兄弟。近年来，浙江民企锐意创新所产生的冲击波，对粤商的启示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在世界近代文明发展史上，很难找到浙江这样的工业化模式。在我国许多地区，政府以对外资的倾斜和依赖，筹集工业化的原始资金，或多或少地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浙江则主要依靠农民“内源式”发展动力，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型。其中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后发展地区——包括沿海发达省份中的贫困地区借鉴。
“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
浙江地处东部沿海，人多地少、山多田少，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标在全国位居倒数第七。“文革”前因地处战略前线而不属国家重点投资建设地区，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但浙江人受古代“永嘉学派”的“农商皆本”、“功利与仁义并存”以及近代的“减税振商、集股振工、薄赋振农”“三业并论”等地域历史文化的长期熏陶，重农而不轻商，重本而不抑末，形成了“兼事工商”的特殊民风，形成了浙商特有的社会文化特征。他们“重手艺、重家族、重内功”，精心打造自己的品牌。浙江民营企业家不像许多“带有农民习气的商人”，令人缺乏亲近感，而更多表现为“会经商的农民”的朴实特点：吃苦耐劳、不尚奢华，精明仔细。为了赚钱，不畏艰难险阻，不怕走南闯北，在世界各个角落，建立了数以百万计的“浙江村”。这些人文特征折射到企业和地域经济发展中，常常呈现出坚毅、务实、百折不挠的经营风格。
浙江不拥有中央赋予的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但浙江人不怨天尤人。在许多省、区还在等待观望时，浙江民企悄然崛起。温州民营经济从“专门制造劣质皮鞋”的一片怀疑、非难声中，不断改善市场形象，最终站稳了脚跟，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经营风格。
有学者认为，浙江地方政府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的政策。其实在微观经济领域，政府不干预、不插手、“默许包容”，在宏观领域则积极“引导扶持”、“保驾护航”。因此，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既是“逼出来的”，也是“创出来的”。创业精神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原动力。
在民营企业的创业期，浙江也有自己的特点。浙江农民在致富欲望的驱使下，自发寻找一切发展机会，有的还远离家乡，外出赚取“第一桶金”，一带十、十带百，“百万浙人挺进中原”。有了积蓄并了解市场后，重返家乡创办实业，实现从打工者到老板、从推销员到商人、从贩卖产品到制造产品等一系列转变。形成“家家办项目，户户搞经营；家家融通资金，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的壮观局面。
民企创新的两大冲击波
浙江民营经济的创新大致有两大冲击波。
第一冲击波：产业组织的创新。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农民在缺乏国家投资、没有城市辐射、集体经济薄弱的条件下，一举打破了“政府本位”的传统格局，率先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推进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雏形。以绍兴柯桥为例：20世纪80年代笔者考察时，完全是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一家最多拥有8台手工织机，在一艘小艇上用木叉挑起一件布样与岸上的客户谈判做交易。第二次考察时，柯桥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公司化改造，以现代化的信息中心为依托，瞄准国际市场进行大机器生产。到第三次考察，柯桥传统私营工业已经组建为股份制大公司上市了。
90年代中期以后，浙江民营企业得到了正名，民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的轨道。单元化的资本结构开始走向多元化；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始大量向股份制企业转变，并形成上百个以专业化分工为主线的民营企业集团；在企业的经营模式上，逐渐摆脱传统的以专业市场为依托的小商品发展模式，走上了品牌化经营和资本经营的综合发展道路；以农村经济能人为主体的民营企业经营者普通提高了素质，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
第二冲击波：依托科技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浙江民营经济在长期的高位运行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如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导致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制抑凸现，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越来越明显等等。同时，越来越明显的资源瓶颈、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越来越狭小的利润空间，使越来越多的个体私营业主认识到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发展之路已不能支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自觉顺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其主要做法，一是加快技术改造，加速产业升级。二是追加投入，利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型产业。广大私营企业主，特别是在上一轮市场竞争中取得较好业绩的私营企业有较强的机遇意识，例如纺织大县绍兴及时打响了结构升级的“攻坚战”，一手抓纺织业升级，一手抓非纺业拓展，计划通过5年时间调整，实现非纺业与纺织业“对半开”的局面。“浙江玻璃”已经研制成功世界上最薄的0.6毫米玻璃，利润提高几十倍。湖州德马物流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与香港科技大学先进制造研究所正在合作开发RFID技术在自动化物流系统中的应用，一旦成功，将推动物流业的革命。三是当机立断，“腾笼换鸟”。一些新兴行业成为民间资本投资的新宠，除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外，现代服务业，如电子服务、物流配送、医院管理、聋哑发声、非学历教育培训、连锁经营等行业发展很快。还有的私营企业主动做好适应性调整和战略性调整、进行“二次创业”，如在化纤行业里拼搏了近20个年头的赐富集团毅然退出织造业，选择市场需求较大的薄膜作为主攻目标，引进投资18亿元的全球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工艺最领先、年生产能力达12万吨的“欧亚薄膜”项目，完成了一次产业大转型。
行业协会应运而生
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为了解决工业化初期必然出现的小企业、大市场，小企业、大生产的矛盾，完全由企业自发组建的行业商会在浙江温州应运而生。浙江各级政府对民办行业协会、商会采取了扶持、培育的积极政策。行业协会、商会实行自愿发起、自选会长、自筹经费、自聘人员、自理会务的组织原则，通过不断“再生”“复进”的自组织过程，有的商会促进了相关企业组建规模化的股份制公司，有的则发挥着组织协调行业生产经营的作用。政府也利用商会的桥梁作用，引导组织社会生产，对抑制企业法人犯罪、维护市场秩序发挥了巨大作用。
近年来，面对世界倾销与反倾销诉讼的严峻形势，行业协会、商会成为反倾销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成为应对贸易纠纷的重要民间力量。不久前，浙江宁波市和温州市的打火机行业协会配合国家商务部、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组成代表团，经过前期大量的工作，使得欧盟委员会暂时搁置了关于打火机设置安全装置法案的实施，成功保护了我国打火机厂商的利益，这是我国行业协会联合起来，应对国际贸易纠纷的非常成功的案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培育和发展行业组织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政府转变职能，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化管理模式的需要，是克服市场经济自发性、减少商业犯罪、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
目前，全国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方兴未艾。学习和借鉴浙商的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和自组织能力，对于促进个体私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推动民营经济再上新台阶，是很有意义的。
“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访谈
连科长都没当过，一下子担任副省部级职务，真是诚惶诚恐。他说，不是我有多大能耐，这是党对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认同。
他的名言：先有胆，后有识。有胆无识，尚有50％机会；有识无胆，机会接近于零。
《同舟共进》记者 马恒
尹明善，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1938年1月10日出生于重庆涪陵。12岁挑起养家的重担；1958年上高中三年级时，因被揭发有“右派言论”而被清出校门。1961年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坐了9个半月牢，后发配塑料厂监督劳动。1979年平反，41岁才结束长达20多年的“牛鬼蛇神”生涯，不久成为重庆电视大学英语教师。1982年重庆出版社恢复，应聘成为一名编辑。1985年底47岁辞职创业，成为重庆市最早的民营二渠道书商。1992年注册成立“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力帆集团随后成立。2000年以5580万元收购寰岛红岩足球俱乐部，更名重庆力帆。2002年被选为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会长。2003年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首位进入省级政协领导班子的民营企业家。
《同舟共进》：听说您原是教师、编辑出身，47岁辞职下海经商，一般人到了这个年龄都准备退休了，您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尹明善：当时我在一个出版社当编辑，工资、奖金、福利待遇都不错，不少人想方设法往出版社挤，但我还是决定辞职出来，很多人都说我傻。我坚信，改革开放不会走回头路。那个时期，很多人在观望：改革开放还搞得下去吗？我的这个认识，在知识分子中算是比较“前卫”的。
我一生坎坷，当过右派、反革命，坐过大牢，直到1979年才落实政策。窝窝囊囊20多年，好不容易有了机遇，那时冲劲很大。虽然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我觉得我的舞台不够大。既然改革没有回头路，干吗不早上路？“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市场经济谁先下海，谁就得利，所以赶快抓住机遇。
《同舟共进》：您从商多年，力帆集团1992年成立时只有20万元资产，到2005年实现销售收入73亿多元，您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尹明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相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大胆地走向市场。很多知识分子很有本事，但老是担心这担心那，犹犹豫豫，所以他们一会儿下海，一会儿上岸，没有一种决心。成功的商人，或者成功的企业家，他是坚信改革方针不会变，一心一意干下去的。这是非常要紧的，这就是胆量。这种胆量是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先有胆，后有识。有胆无识，尚有50％机会；有识无胆，机会接近于零。
其次是你要有一套办法。力帆的办法是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自己的路向，技术创新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你要随时做得出中国甚至世界上都没有的产品，力帆在这一点上下了功夫，虽然我们工厂不大，现在一年大概70来个亿人民币的销售收入，但是专利拥有量是全中国摩托车行业的第一名，是重庆市各行业的第一名，专利申请量是全国各行业的第二名（第一名是深圳华为）。我们认为技术创新、自主知识产权非常非常要紧，我有一个理念叫做创造新品、创造市场。一个企业家能够适应市场是人才，能够创造市场是天才。市场可以创造吗？可以。人类没有创造汽车之前，就没有汽车的市场，人类没有发明彩色电视机之前就没有彩电的市场，在经济学上这叫供给产生需求。你有了好的东西，人们自然就来买了。
我们在摩托车上做出许许多多中国甚至世界没有的新产品，这样我们就创造了市场，所以很快崛起，从一个20万元资本的小厂，到现在一年出口两亿多美金的公司，出口全行业第一，发动机产量中国第一，这就要时时抓住技术创新不变。创新的内容不仅限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更为要紧，但是首先容易做到的是技术创新，力帆成功首先得益于创新。
《同舟共进》：汽车工业是对自主创新要求很高的行业，您认为民企在这方面有优势吗？
尹明善：汽车工业是最需要自主创新、自主品牌的。但现在我们80％以上的技术受制于人，90％的品牌受制于人，摩托车的问题相对小得多，我们的摩托车行业已经完全掌握核心技术，发动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但是汽车不行，所以汽车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自主创新、自主品牌。
只有自主产权的企业才能自主创新，民营企业是天生的自主产权，所以我认为有优势，而且也只能靠自主创新才能长久发展。当然现在民营企业做大了有人愿给它贷款，可是中小企业呢？比如当年那么少资金的时候哪有银行和外资看得起我？所以民企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得靠自主创新，才能活得下来，说得更直接一点儿，民营企业本身就带有自主创新，因为是自主产权的，必须靠自己，不能靠别人。
《同舟共进》：民营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大潮涌动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实现创富梦想的过程。您如何看待当代的中国民营企业家？
尹明善：民营企业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很显然民营企业家本身应该反思：我们真有那么大本事能赚那么多钱吗？仔细想来，我觉得是七分社会赐予，三分个人打拼，我们应该感谢社会。但有些企业家不那么想，老是认为自己本事蛮大，头脑发热，在社会上的形象显得太张扬、太夸张、太骄傲，有的人还骄奢淫逸，在社会上引起一些不满，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首先是企业家自己要把社会责任承担起来，改善自己的形象。我们民营企业家既是最大的受益者，必然对社会欠情太多，欠债太多，我们要来还这个债，还债的最好办法就是履行或者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这有三个层次：
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依法经营依法纳税，保护员工的权益，这是必须做到的，做不到你就犯法，要惩罚你；第二个层面是责任起点要高一点，既然党和政府允许我们先富起来，我们的责任就是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第三个层面是道德情操，先人有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个人如果有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道德操守，那就是社会责任的顶级，我们会尽可能做力所能及的对社会有益的事情。集团目前已在全国各地建成53所力帆光彩小学，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在全国建成100所这样的学校，真正实现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理念。
《同舟共进》：您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作为民营企业家，您怎么看待这个身份？
尹明善：实际上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被选拔成为政协副主席，一下子担任副省部级的职务，我真是诚惶诚恐，甚至是受宠若惊。这件事我实在没想到，所以当中组部找我谈话的时候，我的头轰的一下炸了。我就跟他们讲老实话，我是连科长都没当过的人，怎么一下子把我提那么高？
现在我想，这是党对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认同。不是因为我有多大能耐，而是政策使然，不选尹明善，也可能选张明善、李明善。我现在大概拿三分之二的时间参政议政，三分之一的时间经商，一般来说星期一到五的白天基本上是参政议政，晚上和星期六、星期天还可以处理一点商务。
《同舟共进》：有人说，您可能是目前活跃在中国市场上年龄最大的民企老板，您想过放下担子，享受轻松的退休生活吗？
尹明善：没想过退休，我会一直做到不能做的那一天。有时我去出差，办完事以后节奏放缓了，马上整个人就感觉不对劲。我会赶快把手机拿出来，想想好久没跟哪个总经理、副总经理交谈了，打了二三十个电话下来，人也就舒服了踏实了。
《同舟共进》：每个成功的人，都有自己特别的想法，您的人生信条和感悟是什么？
尹明善：我的人生信条是奋斗和拼搏。我提出“不苦不累不是力帆人”，我们时刻感到民族工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要创新再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长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