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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方式或工具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选择恰当的方式或工具直接关系到最终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执政党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选择怎样的方式或工具实现其职能和目标，是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同时在现实层面上关系到执政党的形象、执政的合法性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权力是指个人或集团通过一定的制度或机构支配、控制他人或其他集团的能力和过程。执政党运用权力产生的强制性影响推行内政外交，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和方式，然而非权力因素所产生的自然影响力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对于党治理国家与社会也会产生独特的作用和效果，有助于实现领导与管理的目标。非权力领导可以有多种方式，例如树立领导者良好的个人形象、国家治理层面上的德治和法治、发挥其他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利用技术工具的政治功能、思想理论的创新、运用社会协商的民主机制等方面。现代政党的领导模式中应当包含着权力因素与非权力因素，权力因素和非权力因素应当有机地统一于执政党的领导方式之中，正确地发挥各自的功能。
一
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过程中，党的运作方式与政府部门的运作方式都是以权力化运作为基础的，并且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党对很多具体事务的管理实行依赖权力的行政化领导。然而这一状况的形成并不是建国初期一些中共领导人的初衷。周恩来在1950年时指出：“应当改变以党的名义下达命令的习惯”，“党政有联系也有区别”。[1](P174～175)董必武在1951年也指出：“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作是一个东西。”“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也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而取消党本身组织的职能。”[2](P190～191)这些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认识并没有能够在党内持续地保持下去，在特定事件和特殊背景的影响下，这些认识被动摇或忽略，人们更多地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去考虑问题。之所以正确的认识得不到坚持，并在政治体制领域出现弊端，邓小平后来总结到：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党的领导方式问题时就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执政权之前，党的领导方式是多样化的，并且充满活力，中国共产党对于非权力因素的运用在夺取政权、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美国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权威学者汤森和沃马克认为：除了在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对比上对国共两党最终的胜负起到了作用之外，共产党人当时对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承诺、党员的组织才能和个人行为对扩大党的影响所起的作用、社会正义观念的传播与灌输、依靠干部进行严格的个人监督等方面都对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3](P15～18)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当然要运用已经拥有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力来治理国家，但是并不能因此就不注重权力的运用方式和忽略非权力因素在领导和管理社会中的重要功能。列宁曾强烈要求党和国家机关改变过时的工作秩序和思维方法，创建与新经济政策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他曾批评一些领导人习惯于战争年代的思想观念和行动方式——强迫命令，即时裁决，急风暴雨式的变革。他强调新的时期需要新的政治文化——说服教育，依法办事，革命的渐进方式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他具体地指出：“只有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某些能够对国家事务的方针起决定性影响的同志夸大了行政的方面”；强调国家机关的领导者应该具有“出色的吸收人才的能力，具有检查他们工作的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4](P47)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在有关“政党发展”条目的解释中指出，现代政党是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机构联系起来的机制。无论该政党是否获得执政地位，这种联系作用是必须要存在的。这种联系作用可以具体划分为目标的形成、利益表达、社会化和动员、精英形成和录用等方面。然而上述这些功能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必须由政党来亲自予以实施，至少在一些社会中这些功能中的一部分是可以由其他社会机制而不一定由政党来履行。因此，在现代社会，政党的功能可以通过转化而由一些在政治权力系统之外的非权力机构来承担。从西方国家的政治实施来看，在政治权力资源得到较充分的发掘之后，政治机构失灵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政治机构会逐渐意识到在解决许多问题上自身能力的匮乏，国家与社会的治理需要各种非政治权力机构的共同参与。邓小平曾说：“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其实“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5](P238)研究治理理论的国际权威斯托克先生在梳理目前世界上各种治理概念的基础上，对现代治理理念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治机构的权力，不限于政治机构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还存在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治机构有责任使用这些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非权力运作方式应当成为执政党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形式。
二
在社会变革和不断开放的环境中，党的执政环境、工作重心、领导对象和碰到的主要问题和矛盾都有了巨大的变化。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对于任何社会和国家而言，都不存在一成不变的道理。党的领导方式中的某些方面需要根据新的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创新，是政治生活中符合发展逻辑和规律的正常现象。以往单纯以权力为工具对国家和社会实行领导和管理的方式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会碰到困难和阻碍，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改进和创新，势必会影响到党的领导权威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当前对党的领导方式产生影响的社会因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加入WTO。加入WTO是党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做出的重大抉择，这使中国经济生活在发生巨大变革的同时，对党领导经济活动的方式也提出了挑战。党需要进一步在自身职能与政府行政职能之间进行定位。党直接运用权力插手和包办政府行政管理事务，显然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背离的。在加入WTO后，有关国内经济事务中的规范要遵从WTO的法律框架和“游戏规则”，权力的运用在相当程度上要受到制约，计划经济条件下党以高度集权方式统辖经济生活的模式已不再适用。作为执政党，党在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发挥主要不是以直接运用权力的方式实现领导和管理的意图，而是从政治上处理好巩固执政地位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自觉地遵守本国的宪法、法律和国际通行的WTO规则，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引导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沿着法制化轨道谋求健康、稳定的发展。哈耶克是研究经济与法治问题的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遵守法治是使自由经济得以令人满意地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但是，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性的法律框架来决定。[6](P352)
2.中国已步入网络时代。信息对于信息社会而言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因特网诞生之前，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的信息传播载体通常受到政治机构的管辖，政府有权决定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方式，控制信息的发布和舆论导向，享有完整的信息主权。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网络的交互性、跨国性和信息传播的即时性等特点冲击了政治机构和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原有管理方式，无限延伸的网络空间超越了党和政府对信息的监控范围。在权力无法触及的虚拟空间中，一些信息强国凭借着信息优势和技术优势对信息弱国进行文化入侵，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体制等未经筛选和审查的信息通过网络大量地向我国输入。一些色情暴力、邪教组织、虚假诽谤信息也有了生存和传播的空间和渠道。党对整个社会思想意识领域的领导方式必须要面对这些来自网络空间的挑战，维护社会主义主导性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网络时代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不能因循守旧，必须有所突破和创新。
3.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征出现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推进，单一的公有制格局被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替代，非公经济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使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出现变化。[7](P233～234,P240)非公经济组织的经济资源所有权不属于政府，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内部制度结构、干部任免、重大经营活动，政府在这些新兴的经济空间中“计划失灵”和“集权失灵”不可避免。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在干部任免、重大决策、思想管理、经营活动中拥有决定权。将这种具有行政化色彩的领导方式简单地套用到非公经济企业中，不一定能够与这些企业内部的各种制度安排相合拍。党需要寻求新的工作方式在非公经济企业组织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政府也感到有些事情自己做不了也做不好，对于政府留出来的这部分管理空白，给了民间组织发展的空间。各种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等被逐步赋予越来越大的自治权和公共事务管理权，同时，它们也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社会各方面群众的新的桥梁和纽带。但是，它们毕竟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体制内的企事业单位，随着自治性和独立性的增强，产生初期残留的行政化色彩会淡化，而民间色彩将日益增强，党如何在保持民间组织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对体制外民间组织实施有效的领导，需要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入手。
4.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分配结构正在发生剧烈变动。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大都是通过行政性力量来规定和分配的，党和政府的政策决定了社会的利益分配结构和社会分层结构。“两个阶段一个阶层”是当时典型的社会结构，而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社会变革，据有关社会学家研究，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趋势非常明显。这项研究主要根据社会成员拥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不同程度将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同时，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模式被打破，分配方式趋向多样化，贫富差距的问题日益突出。用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的测量方法，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6～0.47之间，这一数据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达到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7](P135)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利益分化的经济时代，许多社会成员已经脱离了“服从组织分配”为特征的管理系统和体制规范。人们对自上而下的行政单位的依附性在减弱，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加看重，更多地从横向关系上的分工与协作中获取利益和资源。简单的行政手段是不能在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环境下公平合理地分配利益和资源的，党的利益代表、利益分配和利益整合的功能和机制需要改进和创新。
三
执政党在治理国家和社会过程中，在运用权力的同时，非权力因素在特定的环境、空间中能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同样是一种实现有效领导和管理的方式与手段。尤其是当社会出现了那些权力因素不宜触及或无法渗入的领域和公共事务时。现阶段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应当从以往十分注重运用权力，转向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中注重发挥非权力因素的作用，并从这一方向积极探索实现党的领导方式转变的措施和方法。
1.树立领导者良好的个人形象。领导者个体对被领导者所产生的综合影响力，除了因为职权因素产生的影响力之外就是个人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力。个人因素可以由个人魅力、知识、才能、资历、修养、精神、道德等方面构成，由这些个人因素的综合构成的是领导者个人的形象符号。领导者必须拥有支持者、追随者和鼓舞者，良好的个人形象是领导者获取民众有效支持的重要力量和坚实基础。令人景仰的领导者个人形象应当由这样一些要素结合而构成：丰富的学识、高尚的道德情操、服务群众的精神、睿智的言行、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辉煌的经历、感情融洽的能力等。这些因素是领导者能够从一般性人群中分化出来担当重要角色的原因。来自职权因素的影响力可以理解为无视人们的反对，强迫人们服从的能力，而来自领导者自身形象而产生的人格感召力，它带动的是被领导者的自愿服从和主动追随。当前个别党员干部为政不廉、政治信念不强、自由主义与官僚主义严重、崇尚享乐主义、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低下，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党的形象，使这方面的非权力影响力未能充分地发挥出来。非公经济的企业组织和民间组织中的党员干部要通过塑造自身良好形象和发挥模范作用增加党在这些新兴社会组织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团结这些组织中的群众，积极地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引导他们为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努力。作为先锋队的党组织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同时，要依靠党员干部树立的良好形象，吸引符合入党条件的非公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不断提高其思想觉悟，增强党在这些新兴组织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2.实行法治与德治的治国方略。法治与德治并重的治理模式为非权力因素的运用拓展了巨大的空间。江泽民明确地指出法治与德治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法治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实行法治与一味依靠权力去领导和管理的模式不同，法治的第一要义就是与专制权力的影响相对立，并且排斥专制和特权的存在、乃至政府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法治通常与之紧密相连的概念是“宪政”。现代宪政是人们迄今为止对权力进行限制和防范的最有效的手段。现代宪政是通过一系列政治设计和安排，确立宪法在治理国家中的中心地位，以法律制约权力，促使政治机构守法。现代社会没有政治机构是不可想象的，但政治机构发展至今仍然不可能是万能的，其在组织和功能上的缺陷始终伴随着它，并且依靠政治机构自身的力量加以克服通常是一项艰难的事情。因此要弥补或缩小它们的缺陷，必须借助宪法和法律的手段制约权力的运行，维护一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只有受到法律认可并且监管的职权，才能使职权的运作具有合法性。现代社会的执政党应当以现代的政治方式发挥自身的政治功能，而法治是一种重要的治理方式。崇尚德治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法定的权力永远是相对的、短暂的，唯有道德影响力是永恒的、稳固的。孔子曾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8]；“天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故令则从，施则行，民怀其德；近者悦服，远者来附；政之致也。”[9]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始终把对党员的纪律教育和道德培养放在政治工作中的突出地位，并且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对全体党员的纪律教育和道德培养的核心。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在逐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党员干部必须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首先要支持和帮助群众富起来，而不能只考虑自己如何富，更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10](P41,23)党在加强自身道德建设的同时，应当确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在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激烈竞争的经济时代，党积极致力于建立起法治和德治的社会规范体系，将为人们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提供他律和自律的重要机制。
3.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任何群体社会中的政治生活，都不可能没有一定的政治沟通方法。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都同样需要依靠沟通功能来了解彼此的意见和感想。因此，政治沟通不只是单向性的由领导者向被领导者发送信息，而是包括全社会范围内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信息传递和交流过程。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沟通方式，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既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民主制度，也是党的一种领导方法。中国是一个政策大国，同时又处在社会剧烈变革的阶段，发扬民主、互通信息、表达与代表民意在政治生活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种非权力化的工作方式，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克服了以简单的行政命令或权力干预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产生的缺点，它以同商共议、求同存异为原则，进一步发扬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成为党现阶段正确处理与协调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重要政治手段。目前这一制度的运行在一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地完善。例如，区分需要协商的问题和矛盾的性质与程度，确定协商的层次和范围；健全协商之后的实施机制；进一步发挥现有对话渠道的功能和社会影响，同时开辟和疏通新的对话途径等。
4.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自成为科学以来，人们就应当将其作为科学来对待，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研究它。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仅仅停留在词句的宣传上是不够的，而应当作为一门科学进行教育和研究，最终才能内化为人的一种精神和信仰。理论是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工具、也是重要的思想基础。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们都需要经过系统的政治理论的学习和灌输，才能获得统一的政治知识和政治价值观。党的理论建设是获取大众支持和忠诚的重要手段，只要理论是彻底的、有说服力的，就能指导群众，成为推动社会实践的物质力量。社会政治秩序的运行要保持理性的状态，就必须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实事求是，探索真知，创新和发展执政党理论和政府理论。在创新理论的过程中党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也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才能使理论能够形成新认识、解决新问题，不断满足政治社会化对理论的需求。理论创新要形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每一次循环都会相对前一次推进理论创新达到新的高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政治社会化过程的水平和质量。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际在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卓越创造，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坚持并将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些理论，这成为当前在我国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用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武装人、说服人与使用强制性的权力去规约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相比，实际效果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5.依托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在现代多元化社会中，执政党和政府通常只提供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纯公共物品，很难满足层出不穷、种类繁多的各种“局部性”需要。这就使能够为特定群体的利益要求提供帮助和服务的各种社会力量的产生提供了舞台，而且这些社会性机构和组织缓解了社会的各种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形成的压力。执政党和政府专注于纯公共物品的供给，而让来自社会内部的力量自己组织起来，发挥自己的功能。当前中国社会的变革对各个领域和层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形成了一系列需要加以解决的公共问题。党的角色不再是事无巨细都以权力领导的方式逐个加以解决，而是针对多元化、局部性的利益要求发挥非权力领导方式的作用，更多地运用党的宣传和组织优势，同时依托工青妇组织、社会工作者、慈善基金会、青年志愿者机构等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党和政府也可以通过社会组织这条渠道向他们所联系的群众做政策宣传、解释工作，达到解决社会矛盾、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目的。“希望工程”的开展，救助了大量的贫困地区失学儿童，提高了农村地区的整体教育水平，巩固了基础教育，切实改善了办学条件，同时也传达了党和政府对青年一代的关怀。
6.发挥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技术本身是没有“意志”的，但人赋予了它，于是技术也会体现某种“精神”品格。技术与意识形态的相关性在于，它尽管不能替代后者，但会对后者产生影响。并且，技术越进步，它越被当作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工具。以互联网为主要平台的全球范围的思想意识领域的斗争是冷战后国际意识形态冲突的突出特点，它以政治理念、文化价值观层面的交锋为主要内容。一位西方学者认为，未来的冲突将是观念的冲突，富裕国家将越来越坚持“人权”和“民主”。美国是当前唯一的信息霸权国家，正在利用信息时代的工具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全球范围内的“数字鸿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的不对称和不平衡。党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应当适应这种技术变革的要求，改变行政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积极鼓励开发、引进和使用先进的网络传播技术（硬件和软件），在互联网上构建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文化思想和信息平台，制定切实可行的传播策略，有效地传播党和政府的信息，树立良好的传播形象。在信息时代，只有首先将自己真正融入信息社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让更多的人们理解和接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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