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哲学的和合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02)04-0001-10
历史不是人物和事件的杂乱无章的堆积，而需要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去梳理、理解和诠释，未被梳理、理解和诠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是孤立的、非系统的、无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梳理、理解和诠释，更注重历史人物和事件本身的真实性、系统性，寻找历史的原本，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历史哲学家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梳理、理解和诠释，更注重历史人物和事件本身的意义及其背后的根据。要探究历史人物和事件本身的意义，是不能把历史人物和事件孤立起来的，而必须将其放置在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求索历史呈现的人物和事件与历史隐蔽的“理势”的联系，才能真正理解历史本真。
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意义，既是历史人物和事件内在地意蕴着的，又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发现的。这是因为，任何时候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作为历史的存在，其本身就是历史传统凝聚的总和，他们既不能脱离历史传统，亦不能超越其生活活动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也不能跳跃到他们所要理解、诠释的历史人物的心灵中和历史事件的自身中。作为历史人物的历史人物和作为历史事件的历史事件，往往在其发生之际、诞生之时，其意义是内在的、隐蔽的、潜在的，只有在后来的机遇中才得以呈现和展开。这就是说，任何历史人物和事件既凝聚着过去，又流行于未来。传统和现代及未来是生生而和合的。
一、智能创生的历史
和合历史哲学是指各民族多元样式在其动态不居中关于历史事实、记载、诠释的生生而和合，并在生生和合中揭示每一阶段历史现象中所蕴含的趋势或法则，以及和合历史形上学或和合历史本体的学说和理论。和合历史哲学以人的历史活动与人参与制造的历史事件为中心，以历史记载、诠释等为基础，以天、人、地“三才之道”为基本框架，开显为和合可能历史世界、和合意义历史世界和和合生存历史世界，亦即理的历史世界，势的历史世界和情的历史世界。人的历史创造活动大体在“三界”之中，展现为历史智慧和历史生命的生生不息，在每个历史世界中，历史的创造和呈现，都是多元、多样的。
和合生存历史世界是指人的智能历史创造活动本身及其历史记载、诠释活动是在一定生存时空、环境和条件下实现的。人作为历史主体在智能历史创造活动及其历史记载、诠释活动中，受一定历史生存时空、环境和条件的制约。然而，一定历史生存时空、环境和条件只有进入历史主体人的历史创造活动及其历史记载、诠释活动的界域，在历史主体人的观照下，才有价值和意义，才能由自然生存世界转变为和合历史生存世界。
和合生存历史世界意味着，人的生存是创造、记载、诠释一切历史的基础和前提。无人就不会有历史，也不可能有历史。人的其他一切历史创造活动是人的生存历史活动的展开，人的一切历史创造活动归根结蒂是为了人的生存，历史的记载、诠释是对人的生存活动的描述和理解。人的和合生存历史世界是最基本的历史世界。
人的和合生存历史世界是人的世界，它与物的历史世界相区别。物的历史世界五彩缤纷，宇宙、自然、动物、植物、水、火、石等等都有自己的历史，这是自为的、自然的历史，它是无意义的。历史作为人的世界，是宇宙、自然、动物、植物、水、火等进入人的视域，在人的智慧之光和智能创生的观照下，人对于宇宙、自然、动物、植物、水、火等的“所当然”和“所以然”的体认，于是有宇宙发展史、自然发展史、动物发展史、植物发展史等；人对于其历史的诠释，便有宇宙学、自然学（自然哲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物理学等。这些历史学是人为的、自觉的历史，它是有意义的。这些分门别类的各种历史，也可以包涵在和合生存世界的视域之内，但不是和合历史生存世界。
和合生存历史世界首要的是人的生存，没有人的生存世界，就没有和合生存历史世界，亦没有物的历史世界，换言之，没有这个物的历史世界，也不能有人的生存历史世界，两者不离不杂。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人的活动的足迹，无论是历史事实本身，还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载、诠释，都是对人活动遗留下来的足迹的描述和理解；人作为历史主体的生存，是时刻争取自由、自主性的生存，然而，人的生存与历史的生存亦稍异，因为人的生存受历史的必然趋势和历史必然之理的制约，这就是说人的历史活动要受历史必然之势和必然之理的局限，历史的生存蕴涵着自身的必然性；人由于具有生命智慧和创造智能，而能体认、把握、利用历史必然之势和必然之理。
二、历史发于情
在和合学的观照下，和合生存历史世界相当于情的历史世界，“情”在古汉语中的本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情，人之阴气有欲者。”情是指发于本心的情感，如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是不学而能与生俱来的。所谓“人之阴气”，是指具有人内在本心的情气，王充引刘子政的话说：“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出形于外。形外则谓之阳，不发者则谓之阴。”[1]（《本性》）“不发”即指“未发”状态，是讲情隐蔽在本心而未形诸外的阴状态；只有“已发”，即情发而形诸外，呈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而为阳状态。情的历史世界，亦蕴涵着未发与已发，具于内与形诸外、阴与阳的状态。已发而形诸外的阳，是显现的历史事实，未发而具于内的阴，是隐藏的历史势与理。
情的引申义有本性、事、实情、真实等意思。《孟子·滕文公上》：“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赵岐注：“有不齐同，乃物之情性也。”万物的差分不齐，是万物的本性。《淮南子·本经训》：“天爱其精，地爱其平，人爱其情。”高诱注：“情，性也。”指事物的本性或历史事实的本性。
情有事义，《商君书·垦令》：“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邪官来不及谋私利于民，百官之事可不相稽考。这里所指之“事”，即蕴涵谋私利于民的事件。情事即事件。作为事件或历史人物是否真实，是否属于实情，也为情所蕴涵。《左传·哀公八年》：“叔孙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杜预注：“有大国名，无情实。”鲁国已有名无实，即名实不符，亦即名情不符。从名情相符说，《史记·吕不韦列传》：“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在吏治之名下，能获得实情，这也是名情相符的一种形式。
情指真实、诚实之意。《淮南子·缪称训》：“凡行戴情，虽过无怨；不戴其情，虽忠来恶。”高诱注：“情，诚也。”大凡行为是真实，诚实的，或是不真实、诚实的，则是区别“过无怨”与“忠来恶”的标准或尺度。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载和诠释，都需要遵守历史真实、诚实的原则，决不因私利和个人的偏见而不真实或不诚实于历史。
情意蕴着情欲，许慎释情为“人之阴气有欲者”。人的情欲包括生理的、心理的、社会道德的。在生理方面如性欲、食欲、物欲等，“食色性也”，“饥食渴饮”等。这是为人类生命延续和再生产的需要，而要获得满足。但这种满足应合乎“中节”，即节度，否则便达不到延续和再生产人类生命的需求。在心理方面，如欲望、贪欲、求知欲、爱欲、心欲、志欲等，以满足心理的需要。在社会道德方面，如窒欲、肆欲、纵欲、节欲、遏欲等，以满足道德需要。对于不符合社会道德、心性修养要求的肆欲的腐败行为，社会舆论将采取谴责的态度。
情的本义和引申义，揭示了历史主体人在其社会生活活动中具体的、经验的生存情况，这种情况是否是一种实情，这对于亲历其境或目击者来看，无疑是一种实情。但亲历者与目击者对此历史实情的记载，可能各各有异，这是因为各人观察的角度、层面不同；这又与各人对此实情理解不同相关；而理解或诠释的不同，又与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直接相联系。就此而言，历史的“情”的记载，是理解者和诠释者的情，历史的实情已转化为历史理解者和诠释者的实情。换言之，历史是理解者、诠释者的历史。尽管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试图不断纠正以往历史理解者、诠释者的种种弊病或偏颇，但他自己亦不免陷入其自身设定的价值观的圈套之中，而逃脱不了以往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的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实情在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个“谜”。在现代可以对一些历史事件、人物的实情做全息的摄影记录，也许可避免一些在理解和诠释中所造成的分歧和偏颇，即使这样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分歧还会存在下去。正因为如此，历史实情永远是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诠释的对象。
在和合生存历史世界，作为历史实情的人物和事件，既隐藏着、负载着、积淀着过去错综复杂的种种关系和因素；又显现着、象征着、凝聚着现代冲突融合的种种原因和根据；也蕴涵着、孕育着、化醇着未来日新盛德的种种生生及和合。此三者互通、互融、互动，构成了和合历史实情，这就是为什么使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对历史实情发生困惑、理解和诠释歧异的外在的原因所在。
其内在的原因是，作为历史实情是由历史人物的交往活动所制造的，历史人物之所以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制造出种种事件，都有其动机和目的，都是在心理上、意识中设计好了的，在这种动机和目的付之实践之前或实现以后，都是隐蔽的、不显露的，因为其显现的历史实情往往与历史人物所制造的事件的动机、初衷和目的有很大的出入，这就给历史的理解者和诠释者制造了困难。作为历史的理解者和诠释者，不仅是当时历史的传承者，而且是历史的浓缩者，再加上与他所理解、诠释对象之间的时间差、空间差，也给理解者、诠释者体验、领悟历史人物制造事件的动机、初衷和目的造成了困难。这样就需要在历史的理解者和诠释者与制造历史事件的人物的心理、心灵上求得沟通，由沟通而获得对其动机、初衷和目的理解，这便是心有录犀一点通，由通而达对历史事件、人物实情的诠释。（注：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在《人论》中说，费里罗(Ferrero,1871-1942)的《罗马兴衰史》与蒙森(Tneodor Mommsen,1817-1903)观点不同，诠释亦异。对于决定罗马未来命运的阿克兴角海战，通常认为，安东尼的失败是因为克娄巴特拉造成，她惊恐万状并且对战局绝望，调转船头逃跑了。安东尼决定追随她，为了克娄巴特拉抛弃了他的士兵和朋友。但费里罗以完全不同方式来读历史文本，认为安东尼是在追求一个伟大的政治计划：“安东尼要的是埃及而不是它的美人儿女王，他想通过这种王朝婚姻在尼罗河流域建立罗马的保护领地，并且能为波斯战役而吞食托勒密王国的财富。……这种王朝婚姻保证能使他捞到一切实际的好处，而又不必冒吞并的风险；所以他采取了这个凯撒可能也曾图谋过的计策。”（《人论》第23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这种对历史文本的不同的诠释，与诠释者观点、方法有很大的关系。）
历史发于情，史是情史。和合生存历史世界之所以说是情的历史世界，是因为情是人性最原始的冲动、最本真的流露，它能激励人不畏艰难险阻，不怕高压打击，敢于攀登高峰，勇于弃旧创新，因而，情是科技发明、艺术创作和历史进步的最可贵的动力。但由于受自然经济、宗法伦理、斗争理论、专制政体的长期控制，以及受无欲、灭欲、无情、薄情等意识形态的长期压抑，情往往被目为恶的渊薮，而遭到扭曲。情作为智能创造力的源泉而被阻塞不通，失去了冲动的生机。正因为无情无欲，中国文化虽有伟大而辉煌的先秦开端，汉唐之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于是才有关汉卿《牡丹亭》的“痴情”之序，曹雪芹《红楼梦》的“补情”之说，可谓是对情的夭折早亡和长期缺席的艺术思索和个性抗议。历史呼唤情的历史新生，呼唤情的历史世界。
丧失了情的根源的效用历史不断推行无道的“礼乐征伐”，无情的征伐弓箭居然不放过被统治的弱势群体，犹如不放过溪谷里的鲋里一样；抽掉了情感而无欲无情的礼乐仪式砸碎了藉以生存的资源和空间，犹如将蓄积着饮水的瓮瓶也打掉一样。历史虽有革故破旧的理智而无鼎新立功的情感，这是中国历来战乱频繁的深刻原因之一。“人而不仁，如礼何？”无仁爱之情，礼乐便沦为攻心为上的兵家权术。“礼者，理也”。无情感根基的理智一旦执掌权势，玩弄法术，“以理杀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和“以仁义吃人”之类的历史悲剧就迟早会重演。
和合历史哲学必须以诗人的胆识和敏感，从农业文明、宗法伦理和专制政体的废墟下唤起民族激情，以民族的自由之情荡涤那污泥浊水，而获得历史新世纪的转生。
和合生存历史世界作为情的历史世界，是因为生存历史世界是情的世界，为实情的历史世界。生存历史是生命体，是因为人是生命体。生命体维持其生存，就不能与一定时空内的生态环境相脱离。生存就是生命体存在于特定历史世界的事物、生态和他人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构成了生命体的生存链，这个生存链把生命体生存所需要的种种因素联系起来，塑造了一个适合于生命体生存的自然、社会、人文生态环境，营造了一个生存历史世界（情的历史世界）。
和合生存历史世界（情的历史世界）是依据生态历史、模式历史、情感历史次序递进的。这递进次序也是互渗的，并非呆板，也非仅如此，而是多样、多元开放的。生态历史是指制造历史事件的人的社会活动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生态环境的互动中所构成的特定关系，以及社会与人在生态历史中所体现的能量、功能、信息的特定关系的总和。这种特定关系说明人的活动只能在特定的生态环境和情境中进行，而不能超越，这就是历史的局限。这就是说，人类依其智能创造了历史，历史又限制了人类。于是人类就在与原有生态历史环境的冲突、融合中，进行新历史的智能创造，突破生态历史环境和情境的限制及桎梏，获得自由创造的机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是在不断破坏、突破、超越旧生态历史环境而持续创新中化生的。
生态历史环境和情境，具体而言是指特定的生物圈、地理、大气等自然生态环境；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信息等社会人文生态环境；人生的生活、习俗、礼仪、行为等生活生态环境，构成了生态历史学的内涵。自然生态环境、社会人文生态环境、生活生态环境的总和，建构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画卷。现代科学家在探讨作为西方最发达的文明之一的玛雅文化陨落的原因时指出：尤卡坦半岛长达200年的干旱，是与太阳能量的变化周期相关，促使了玛雅文明的衰落。最近三年内蒙古一些地区严重干旱，使几千公顷的草原完全沙漠化，大量牛羊马等牲畜死亡，造成该地区经济的衰退。这就证明自然生态环境可以促使一个文明的繁荣和发展，也可以促使一个文明的衰落和消失。因此，自然生态环境是塑造人类历史的重要因素和动力之一。所以中国农民祈求“风调雨顺”，“靠天吃饭”思想是有其深沉的产生的土壤和环境的。
社会人文生态环境对创造生存历史世界具有决定的作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冲突，长期以来没有和解，不仅造成双方人员的大量死伤，而且使人民财产遭到严重破坏，也给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制造了灾难。政治的冲突、民族的分歧、宗教的分野、文化的殊异，使得双方冲突时烈时缓，未能化解，虽然世界各国都希望巴以和解，但种种努力都未能奏效。反而双方积怨愈来愈深，真有“怨怨相报何时了”之叹，成了世界的老大难问题。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而受到谴责，但对伊拉克长达十多年封锁、禁运、制裁，使伊拉克人民遭受无穷苦难，生产停滞、经济衰落、英美轰炸、无辜伤亡、食品药品严重缺乏，在这种社会人文生态环境下，人的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这两种社会人文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外在力量干涉有很大的关系。阿富汗塔里班取得统治以后，实行严格的原教旨主义，不允许妇女参加工作和上学，全身包裹，只留两只眼。消灭非伊斯兰教的一切宗教的塑像，2001年5月炸毁了具有1500多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巴米扬大佛像，这些佛像据载中国唐代伟大佛学家玄奘法师曾朝拜过。尽管有联合国的阻止及各国文化组织的反对，但塔里班一意孤行，结果仍然被破坏殆尽。2001年7月又逮捕了联合国工作人员，据说他们在阿富汗宣传基督教。在这种政教合一的、仇视其他一切宗教文化的社会人文生态环境下，如何发展经济和文化，如何实行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如何融入世界，与世界接轨等等，都成了问题。这在现代社会虽说来荒诞，但却是生态历史的实在。
生活生态环境，除不断改善城市和乡镇居民的居住条件、居住生态环境外，亦需要不断克服种种陋习，优化风俗习惯，提高公民素质，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道德风尚，使每个家庭、社区、人际间和谐相处，互帮互助，营造一个优美的生活生存环境。一些少数民族为了保存其传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祭祀仪式等，可以不接受现代生活方式，不改变其原有风俗习惯，或者既接受现代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又保持原有风俗习惯。如中国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一带是摩梭人聚居地，在喜马拉雅山东麓常年积雪的山峰下，在这神秘的河谷地带，它是亚洲现存最后一个母系社会，即所谓女人统治着一切的“女儿国”。保留着“男不婚，女不嫁”的走婚制习俗。女人们会主动与某男人建立一种“试婚”关系，如果与你跳舞的女孩在你手心上挠痒痒，那就说明她看上了你；如若女孩怀孕了，你没有抚养的义务，一年后参加孩子的命名仪式就行，因此没有父亲、岳母等说法。在摩梭人的母系家庭中，母亲与长女是支柱，她们是决策者和管理者，是家庭财政主管，是财产继承人。但不见得一定是长女，谁最有能力谁就掌握权力（注：参见贾斯廷·温特尔：《我与高山仙女约会》，《金融时报》（英国）2001年8月11-12日，《参考消息》2001年8月21日转载。）。这种习俗沿袭到现在，与云南其他少数民族在1949年以来的变化相比确有其独特之处。可见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即使几千年来儒家礼教长期占统治地位，仍然保留着自己民族的没有父亲说法这种“不孝”情况存在，真有点不可思议，这说明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宽容性。在这种生活生态环境下，女人们能歌善舞，青年男女之间的求爱无拘无束，没有汉族符合于礼教的一套繁文缛节，生活是自由的、开放的。在这种生活生态环境潜移默化下所培育的人与生活在严格礼教桎梏下所教化出来的人，两者的心理状态、生活作风、行为方式、伦理道德、交往方式，以至价值观念，都会有显明的差异，而对其民族的历史构成重要的内在因素，影响其民族的生态历史的特质。
生态历史环境和情境中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人文生态环境和生活生态环境等问题，按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价值原理来化解，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如何体认自然的、社会人文的和生活的生态环境以及如何化解其间的冲突，便构成了和合生态历史学。
三、社会历史形态的理解
和合生态历史学是历史学的基础，是负载历史演化的逻辑根基。失掉了这个根基，历史就变得不可捉摸，历史这个谜，也就很难猜了。人类历史作为人的智能创造，无论是实物性的遗留（考古发现），还是记载、诠释的文本，都是人在特定时空内的生态历史环境中的创造。作为在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社会人文生态环境和生活生态环境化育出来的人，本身不可避免地就内化有特定自然的、社会人文的、生活的生态环境所孕育的特质，尽管这种特质的负载积淀的程度、水平有异，但总会不同程度地、水平有异地显现在历史的创造中。
历史作为人的智能创造，它与人的有生有死一样，构成了历史生死存亡的生命链。这个历史生死存亡的生命链，构成人类社会演化整体过程，而这生命链上的每一个环节，是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一个历史阶段；每一个历史阶段，又是形式各异、特质缤纷的。以往的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依据自己对历史阶段特质的体认和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把握，对历史演化的阶段做了种种诠释。这种诠释涉及到历史演化趋势的必然之理，换言之，是对于历史演化形态、模式的必然理势即规律性的探讨和描绘，而构成形态历史学或模式历史学。
所谓模式历史学（形态历史学）是指人类社会历史的各种形相、无形相，由于人的智能创造，构成了历史演化必然理势的特定形态或模式的总和的学说。所谓人类社会历史的各种形相、无形相是指特定历史阶段内的社会生产力组合、生产体制机制（包括所有制体制）、国家政府体制机制以及消费、流通、分配体制等。所谓社会历史形态或模式的生死存亡的演替，就是这些社会历史形相和无形相的变化、转换。由此建立历史形态或历史模式的诠释系统。
历史形态或历史模式的诠释系统，并非仅仅对历史形态或模式的描述，而是对历史意义、目标、理想是什么的阐释。早在古希腊时代，赫西俄德（Hesiodos，约公元前8世纪）在《农作与日子》的长诗中，把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化分为金的时代、银的时代、铜的时代、铁的时代。他以当时已被人所认识和掌握的具体物质来比附，认为社会历史演化是一个一代不如一代的过程。在当时，这种历史形态比附论虽不占主导地位但有深远的影响。现代未来学派中的悲观论者回顾说：“古希腊人认为历史不是一个不断进步、日臻完善的过程，而是一个从秩序井然到混乱无序的不断的循环。”[2](P9)历史的演化是逐渐衰亡和耗尽的过程，这可以看作是对“熵世界观”最初的描述。古希腊神话时代这种对历史形态的总体的设想，是智慧的洞见。
作为晚期斯多亚学派的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讴歌人类历史的自然状态，主张顺应自然而生活，认为这是最值得羡慕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人类创造发明了多余的、非自然东西，便是挥霍和贪欲等道德的堕落。在这里就意蕴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进步还是后退，社会历史进步与后退的评价标准是道德还是科学艺术等历史哲学的中心问题。基督教神学历史观对此做出了回应，它“第一次打破了人类事务永远重返起点的观念，打破了达纳伊兹所徒劳的观念（圣奥古斯丁也攻击循环论）；在这里，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理解为进步。”[3](P162)
意大利的阿西姆（生活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以宗教神学历史观探究历史演化的阶段，在《旧约及新约的和合》和《圣·约翰〈启示录〉的注释》等书中，把人类历史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恐惧统治的时代、僧侣统治的时代和永久福音统治的时代。他把新旧约福音加以历史地区分，分别安置于人类历史演化的不同阶段，并认为这种演化是必然的理势。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批判了宗教神学的历史观。维科否定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观念，他通过对古代神话和文献的梳理和诠释，探求在时间进程中每个民族的历史都遵照它进行的普遍的必然理势，于是他把人类历史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他认为在没有外部力量的干扰下，任何民族的历史演化都必然地经历此三个阶段。此三阶段论已内在地蕴涵着对历史退步论的否定和对历史进步原则的肯定。他说：“人类事物或制度的次第是这样：首先是树林，接着就是茅棚，接着是村庄，然后是城市，最后是学院或学校。”[4](P126)这是社会历史进步观的明确表述，历史进步观后经伏尔泰、杜尔阁、孔多塞，以至卢梭、康德、赫尔德等，而得以确立。
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成是“理念”的展示和实现，是自由意识的进步。据此他把世界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历史幼年时代的东方王国，历史青年时代的希腊王国，历史壮年时代的罗马王国，历史老年时代的日耳曼王国。他所说的从幼年、青年、壮年到老年的进步，并不意味着老年时代是衰落，而是精神的成熟和完满。历史进步的这种形态和模式，在黑格尔这里变成了世界精神的运动，但这种精神的历史是有规律的、整体的发展过程和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的历史。仅就此而言，是有意义的。
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从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方法出发，前者表现为历史哲学方法，后者表现为社会哲学方法。所谓社会动力学是指对历史的进步发展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更替演化的学说。他认为历史发展的阶段是：第一是运用进攻性的军事组织来推动人战胜各种困难和障碍的军国主义阶段；第二是由防御性的军事组织取代了进攻性的军事组织，好战精神被生产精神所代替的过渡时期；第三是发展财富成为社会法则的工业时期。这三个阶段是逐渐进化的。它是由人类理性的历史所制约的。
和合形态历史学对于各种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是对于社会历史形态（模式）如何融突和合而生生的关注，即社会历史形态如何转换、怎样转换、转换的根据等，以及划分、判断各社会历史形态（模式）的标准或尺度等话题的追问。
和合形态历史学的“话题本身”或“故事情节”，是历史演变为何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制约历史形态转换的外在条件与内在机制是什么？不同民族和地区是否会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不同的历史形态之间是否存在对等关系？这些源于历史本身的形态问题，是和合历史哲学所关注的“话题本身”，对于这些和合问题，从古希腊到黑格尔、孔德、维科、克罗齐等人从未明见到。
历史演变的动力、根据、方式、性质等，古人已有探索。为何会呈现不同的形态，是与社会历史生产力发展水平，主体人对于社会历史现实性状况的体认与把握程度，社会主导集团权力层的主导价值观念，以及不同民族的特异品格密切相关的，这些因素是导致历史演变呈现不同形态的重要根据。
不同民族和地区之所以会呈现不同的历史形态，这不仅与各民族内在的宗教信仰、思维方法、心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相关联，而且与各民族的生产方式、行为方式、生活交往样式相适应。同时与历史形成的外在的地缘的、亲缘的、政缘的各种形式的互相影响，以至战争的、占领的、殖民的种种形式的制约，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由于地缘、亲缘、政缘的相似性、相同性和相关性，于是不同的历史形态之间存在对等或对应关系。
四、历史演化的动力
形态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说，西方古希腊，中国先秦就已有诠释。一般来说，形态历史是显现的，促成形态历史的显现有各种动力或生命力，情感的互动和作用是其动力和生命力之一。这是因为形态历史是特定的人物在特定情感和意志制约下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活动，排除了历史特定人物的情感制约下的活动，历史就是没有意义的。
情感作为形态历史的动力和生命力之一，其对于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曾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以血缘亲疏来分等级名分、伦理次序，如嫡长子与庶子，妻与妾之间的尊卑等级关系，父子、夫妇等级次序更严格，但其间都贯穿着血缘亲疏关系，这种血缘亲疏关系表现在情感的深浅厚薄上亦异。嫡长子与庶子相比较，古人认为嫡长子的血缘更亲近，以此作为从国家、家族到家庭的权利、财产、地位的合法继承人，而不管嫡长子是否昏庸和庶子的才能卓越。这种以出生日期先后的自然次序来决定人的社会权利、财产、地位的大小、多寡、高低，显然是很不公平和很不合理的。这种先验的、与生俱来的规定性，便为未来社会决定了其统治者，即君主专制的君主或一个家庭的家长。即使这个嫡长子是一个无能无才、荒淫无耻的败家子，其未来君主或家长的继承者地位亦不可动摇，尽管庶子有德有才、有功有能，亦不能废嫡立庶。改变这种状况要么采取宫庭政变的方法，如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太子建成，取而代之；要么制造太子犯法，废嫡立己。凡此种种，都被认为是破坏了血缘亲疏的情感，是一种非正常的现象。
朱熹评论说，太宗诛建成，是不合情理的，亦不合族类亲情。“太宗则假仁义以济私欲者也”[5](P3245-3246)，并“以晋阳宫人待高祖，是致其父必死之地，便无君臣父子夫妇之义”[5](P3245)。唐太宗无君无父，无仁无义，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出于“私欲”之情。如果说朱熹以道义之情来衡量太宗，那么，陈亮则以功利之情来测度太宗。陈亮认为，汉高祖和唐太宗，“彼其初心，未有以异于汤武也。而其臣凡下，无以辅相之，虽或急于天位，随事变迁，而终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则大功大德固已暴著于天下矣。”[6](P33)从“初心”，即从动机来评价太宗无异圣王商汤和周武王。虽急于取得天子地位，但获得了大功大德的效果，动机与效果一致。朱熹对此反驳道：“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智术既出其下，又无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志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答陈同甫》，《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按淳熙本校，据郭齐、尹波《朱熹集》）他把动机与效果分开来，就动机论动机，效果论效果。他认为不能以成败的效果论是非，即以其成便是，以其败即非，而不管其动机和手段的善恶。动机、心情关系着人的本性和道德，凡出于人欲之私，就不能因其成而说得天理之正。无论成败，动机不随之而变。这种最初动机便意蕴着人的情感或激情，而支配历史人物的行为活动和历史事件演变趋向，构成情态历史。
所谓情态历史学是指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人物的情感和人民大众的情感所凝聚而成的历史生命智慧和历史演化动力的学说。特定人物的情感必须化为大众的情感，才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和凝聚起强大的力量，而化为创造历史世界的实践；历史生命智慧和历史演化动力必须有情感的创造性实践作为其源头活水，才能生生不息。
情态历史最现实、最常见的是族类亲情。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血缘宗法社会的土壤之中，它给予天地万物的次序、排列、先后、亲疏以规范，给予人的生活交往、伦理道德、行为活动等的原理、原则以规定。凡此都与主体人的本质、本性及情感活动相联系。因此，便由道德的善恶评价而契入内在人性情感，由人性情感而见哲学精神的生命；由哲学精神说明人的生命、人性情感与道德理性、精神自由的关系以及对于性情的超越。
中国古人所论述的情感历史往往是与道德相联系，重道德情感的历史活动。道德情感活动是人的一种特殊道德活动，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和活动形式。就道德情感活动的形式而言：一是指向自我；二是指向他人和社会。前者如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以说得多、做得少、言过其行为羞耻。这种羞耻感是指向自我的道德情感，是内向的愤怒和不满情感。它是以道德原则规范为标准，检讨自身的行为，衡量自身的价值，判断自身的人格的情感活动，而对不及、言过其行产生惭愧、懊悔的情感，以完善自身的人格和价值。这种内向的道德情感，是对自己负责的自尊的活动。管子说：“衣食足，知荣辱。”主体人通过自尊而形成道德情感活动的荣辱感。荣辱感是追求社会肯定评价和自身赞赏性认可，是促使人自我完善的情感力量。管子关于道德情感活动要以物质需要的满足为条件的思想，是现实又实际的问题，“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禁藏》，《管子校正》卷十七）情欲的满足与否，是产生主体乐感和忧感的主要原因，犹如人的就利避害的情感活动。管子体认到道德情感活动是英明君主为政的根据，“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君臣上》，《管子校正》卷十）。明君若顺民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安定百姓的情感，满足百姓情欲的需要，便合于“天道人情”，人类社会历史就繁荣发展。
后者道德情感活动的形式直接指向他人和社会。孔子“仁者爱人”是以血缘为基础，从心理上把人的族类亲情发展为对人和社会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情感活动。荀子认为“天情”的先天性是面向后天道德情感的认知理性，而与孟子“四端”的道德情感的先验性而转向内心直觉体认有异。荀子以为每个人都有贪利和满足情欲的本性，这是人性恶的根源，放纵或顺着人的本性和情感，即使是兄弟之间，也会造成争夺，破坏社会的等级名分，而导致暴乱，社会历史发展受阻。因此荀子提出了“化性起伪”的理论，而求诸于外在他律的礼法制度和教化。韩非认为“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把人的情感活动和道德活动纳入价值评价系统，依据恶劳乐佚、喜贵恶贱的本性和情感活动，便会导致社会的混乱，而需法制的刑罚去治理，才能安定国家、富国强兵。
先秦儒、道、管、墨、法各家论情感，显示了其多元性和包容性。儒家孔孟从正面肯定人的道德情感活动的普遍性和合理性，采取扩展善端的道德理性，而实现内在自我超越；荀子从负面否定人的道德情感活动，通过化性起伪而实现内超越；道家从负面否定人的情感、欲望、道德理性以及礼法等一切束缚和枷锁，追求人的精神自在；管子在满足自身物质需要基础上，通过自尊而形成道德情感活动，以满足自身精神道德情感的需要；墨家在否定人的自爱、自利本性和情感活动的同时，肯定人的兼爱、交利的本性和情感活动，而实现当下的自我超越；法家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和情感、欲望，要求外在的他律。然而，“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尽管各家“殊途”、“百虑”，但亦“同归”、“一致”，这便是各家讲情感、道德情感，最终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安定、历史的发展，而消除给人民带来痛若灾难的争权夺利的战争和动乱。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情态历史，即以融突、和合、生生原理来化解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生命理智与生命情欲、社会道义与自然情感、天道天理与血缘亲情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构筑人类真实、完善、优美的情态历史世界。
和合生存历史世界是对生态、形态、情态历史学所做的诠释，这是对生存世界的最基础层面的体认，虽然每时每人的体认殊异，但都试图对其本真有所说明。因此，这种珠异是正常的，因为和合生存历史世界的生态历史、形态历史、情态历史是唯变所适的，是人的智能创造。
［收稿日期］2002-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