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陆论文,思想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01)03-0007-09
关于中国大陆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回顾和综述，曾有1985年姜义华先生《孙中山与民粹主义研究述评》及1991年张海鹏先生《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两文。由于研究的纵深拓展，而且此课题研究的若干特点及进展脉路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始渐趋明晰，一篇新的总结性文字的出现就显得很有必要。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受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以及海峡两岸意识形态的敌对状态的直接影响，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一度成为禁区或被遗忘的角落。“那些持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的研究者，一贯视社会主义若洪水猛兽，故不愿让社会主义的‘异端邪说’来玷污‘国父’的形象；而不少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则向来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正统，也不肯承认‘资产阶级革命家’会有社会主义思想。”（注：黄彦：《社会主义现实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尽管双方的立场有异，但在评价孙中山时尽量避而不提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却是一致的。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以及两岸敌对状态的缓和，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也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而且愈到后来愈成为研究者的热门话题。对大陆来说，这种明显的变化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1985年在河北召开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会议的论文涉及到孙中山思想和实践的方方面面，而关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研究状况，国内学者未提供一篇专题论文。在中国人民大学所编《中国近代史》复印资料所收1980-2000年间直接论述孙中山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32篇文章中，1985年之前仅有4篇，1985-1990年间7篇，1990年之后占21篇。这虽只是一个很小的侧面，统计也很粗略，但也能大致反映出大陆学术界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关注程度和研究趋势。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直接来称谓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这本身就标志着某些意味深长的微妙变化。
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
至于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及构成，既是学术界讨论得比较热烈、研究得比较深入的问题，也是意见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虽然迄无定论，但学者们仍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的倾向，即倾向于用多角度、多层次、多元化的方法来解析和阐释这一问题。学者们均认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传统的本土文化和外来的西方文化两个渊源，但对它的构成的解说则因人而异，总的来看涉及到以下基本要素：中国古代的大同学说，井田制度，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维新思想家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包括亨利·乔治的“单税社会主义”、穆勒的地价理论、摩里斯·威廉的《社会史观》在内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第二国际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俄国民粹主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等等（注：参看李泽厚：《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李时岳：《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的产生和发展》，《光明日报》1956年10月27日；夏良才：《亨利·乔治的单税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何兹全：《民生主义的真谛》，《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张海鹏：《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等文。）。在此，我们根据研究者的大致倾向将上述各种解说分为三类：
1.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孙中山虽然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有益部分，但是，在孙中山思想中仍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注：祥吉：《孙中山研究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日。）。颇具代表性的当属李泽厚，他认为：亨利·乔治的“社会主义”只是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和办法”，“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土地纲领和九十年代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其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思想渊源”（注：李泽厚：《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郭展礼的《孙中山大同思想》（注：见张磊、王杰主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文，根据孙中山自述：“余谋中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复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注：孙中山：《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该文收入《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6年）。），认为其思想渊源缘自三方面，同时认为其中心思想是以“吾国固有之思想”为本，并进而指出《礼运·大同》篇是其代表。不少学者虽然并没有直接申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传统文化为主要来源，但特别强调不宜将西方文化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估计过高，从而忽略儒学思想对他的制约。有的学者认为，在孙中山的平等、自由、博爱观念中，缺乏西方民主政治的人权观念，因而孙中山的民主观念与西方的民主观念并不相同（注：参见祥吉：《孙中山研究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日。）。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曾经是比较流行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但至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对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研究的逐渐升温，支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又有渐次增多的迹象（参见下文）。当然这种回复现象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细化和深入。
2.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近代西方理论。这种观点毋庸置疑曾是最为流行的看法。李时岳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要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土地国有学说，以亨利·乔治的理论为基础，吸取了约翰·穆勒的土地方案（注：李时岳：《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的产生和发展》，《光明日报》1956年10月27日。）。张海鹏也与此论相同，他说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为养料”（注：张海鹏：《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此文系提交1991年在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后收入《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论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更值得注意的是，夏良才从厘清亨利·乔治的单税论、约翰·穆勒的地价学说、威廉的《社会史观》、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学说流派与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联系入手，最后得出“孙中山的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接受了亨利·乔治的影响”（注：参见夏良才上揭文及《孙中山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的结论。遗憾的是，如此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并不多见。韦杰廷还在《孙中山与科学社会主义》一文中论述了孙中山在“资本公有”和“按劳分配”两个方面明显受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注：见《益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
认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第二国际或社会民主主义，是近年来一种颇值得关注的观点。李玉贞强调，社会主义存在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两种模式，而孙中山更倾向于前者（注：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若干问题》，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2期。）。慕尼黑大学金德曼(Gottfried-Karl Kindermann)教授也指出，孙中山运用德国模式，其中也包括俾斯麦的国有化方案，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争辩，认为工人群众的利益是可以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的，并非要通过血腥的、离间的阶级斗争来达到目的。这也成为他后来联合德国的思想缘由之一（注：金德曼：《孙中山的对德观点与对德政策》，该文提交“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研讨会”（2001年3月11-13日，中国广州）。）。对这一点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的是莫世祥教授的《欧美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回响——以三民主义的后期发展为例》一文。该文指出：“欧美社会民主主义是影响三民主义后期发展的另一国外思想来源。孙中山与国民党理论家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学习、吸取和宣传欧美社会民主主义关于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建设性主张，为我所用地对社会民主主义作了革命性的改造。随着直接民权学说纳入民权主义，‘实业的民治主义’纳入民生主义，后期三民主义臻至中国激进民主主义的理论高度，成为国共合作的革命的旗帜。”（注：莫世祥：《欧美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回响——以三民主义的后期发展为例》，该文提交“孙中山与20世纪的社会变革学术研讨会”（2000年11月，中国中山市）。）
3.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存在一个对传统“由离异到回归”的轨迹。探讨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与传统儒学的内在联系，至20世纪90年代已呈炙手可热之势。虽然迄今还没有专文正面论述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到晚年愈接近传统文化，但仍有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作是传统思想还是西方思想的简单界说，力图把它看作一个前后并不完全一致的流变过程。章开沅《从离异到回归》一文可以说是这一思路的典型之作（注：章开沅：《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华书局，1989年。）。宋志明以为“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关系十分密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是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前导和先驱”（注：宋志明：《孙中山与现代新儒家思潮》，《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6期。）。胡瑞华以为，“从孙中山整个思想演变的轨迹看，明显存在着前期更加倾慕西方文化，后期才真正注重中西融合、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创造新文化的特点”，同时以为孙中山思想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1913年“宋案”发生之后（注：胡瑞华：《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郭齐勇将孙中山文化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线索分为三期：早年是含有西化意识的“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时期；民元以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是“保守固有之文明”“作成一中西合壁之中国”时期；晚年是具有明显的文化复归倾向的“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时期（注：郭齐勇：《孙中山的文化思想评述》，《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李吉奎在《论孙中山晚年的儒学观》一文中指出，孙中山晚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一方面继续吸纳、融合西方政治学说，同时也“因袭”孔孟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力图恢复一切国粹，恢复固有的道德和智能”，从而构成了其晚年思想中儒学倾向的特色（注：李吉奎：《论孙中山晚年的儒学观》，《中山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其他如孙占元的《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汤志均的《孙中山和儒家“大同学”》，郭展礼的《孙中山大同思想》，姜义华的《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等文（注：以上各文均系提交1996年11月在中山市召开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后收入《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人民出版社，1999年）文集中。），均是这方面的力作。拙文《略论近代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整合》也曾提到，孙中山对“吾国固有之思想”的“因袭”，愈到晚年成分愈多，色彩愈浓。“尽管西方的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器物’层面取得了摧枯拉朽的进展，但中国学习西方也必然以自身的文化基因和民族传统为本位来筛选西学的内容，因而不大可能达到整体超越的程度。”（注：敖光旭：《略论近代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整合》，《学术研究》1998年第12期。）尽管这方面的探索目前还远称不上成熟，具体考察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变动轨迹的力作尚未问世，但把孙中山的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思想体系视为一个有机变动过程，而不是僵死的模式，这种研究思路应该继续引起学界的关注。
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性质
大陆学术界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定性基本上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话语系统出发而作出并长期沿用下来的。准确地说，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注：全文见《列宁选集》第2卷，423-428页。）一文长期以来直接成为这一问题的立论基础及标准表述。其实，除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之外，对列宁的定性的质疑几乎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进展一直是在对经典的反思中进行的，其得失高下也往往以对经典反思的深浅为判。总体而言，大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定性或反思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
从20世纪30年代中共理论界对《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译介和讨论至80年代初的半个世纪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定性主要是“民粹主义”。1912年7月11日布鲁塞尔出版的《人民报》刊载了孙中山的一篇题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的短文。列宁针对此文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发表在彼得堡出版的《涅瓦明星报》上。该文一方面赞扬了孙中山的“与民主主义的含义不同，比民主主义的含义更广泛”的“真诚的、战斗的”思想体系，一方面提出了诸如“主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空想”、“小资产阶级空想”、“学理上……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动分子的理论”、“极其反动的空想”、“反动的经济理论”等一系列批判意见，断言孙中山“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他们的基本思想和许多看法上是完全相同的”，因而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具有完全同样的民粹主义色彩”。20世纪30年代围绕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理论学术界曾展开一场论战。通过论战及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反复论证（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陈伯达的《三民主义概论》，何干之的《三民主义研究》，李泽厚的《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有关部分，杨子伟的《孙中山与民粹主义》（《郑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文。参看姜义华《孙中山与民粹主义研究评述》，载《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年。），列宁的看法最终被确立为唯一的也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解说。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整体对列宁“民粹主义”定性的反思构成了第二阶段。在此之前也有孙中山的研究者以各种方式对列宁的论断提出了不同看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方面最早的代表文章大概是李时岳的《论民生主义——近代中国革命民主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预防资本主义祸害的主观社会主义》（注：见《史学集刊》1956年第1辑。）。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的思辨深度与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的普遍反思水平毫不逊色，在一定程度上它还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该文将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看作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列宁有关民粹主义的论述只字未提。1981年李时岳、赵矢元合著的《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阐释，指出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的本质区别。该书的附录《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校勘记》还对这篇文章的几种外文文本作了比勘，进而指出列宁所见到的《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只是孙中山演说的一部分，且译文并不精确，“如果列宁看到了孙中山演说词的全文，将作怎样的评论呢？勘比之余，值得深思”，从而动摇了经典的根基。于此前后，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注：中华书局，1981年。），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注：中华书局，1981年。），姜义华的《孙中山与民粹主义研究述评》等一批很有影响的著作及文章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辨析。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定性为民粹主义乃是削足适履的做法，这一点逐渐被学界所普遍接受。
另一方面，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的观念又随之根深蒂固，李时岳《论民生主义》、《〈实业计划〉和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注：原载《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后收入《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李泽厚《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张磊《试论孙中山的社会经济思想》（注：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胡绳《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注：见《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张海鹏《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等文可以看作是具有阶段性意义的总结文献。
大约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学界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定性的研究及反思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新特征，即将孙中山思想的研究与20世纪的国际走势和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进行比照探讨，越来越要求对固有的研究模式和话语系统作必要的调适，彻底摆脱教条主义、经典主义的非科学性束缚，有的甚至涉足长期无人问津的“禁区”。此为第三阶段。
将经济关系作为解释历史人物政治见解的唯一和绝对依据，或者先找出历史人物的某些非本质特征，然后再到经典著作中去查找似是而非的标签，此种方法论已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非难。拙文曾指出，或许只有把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民族精英的精神磨难，“置于整个民族悲剧的高度——而不是寻找他们属于什么阶段的蛛丝马迹——我们才能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忽视中西阶级状况的根本特点，背离历史人物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规定性而人为地指定他们作某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捉襟见肘，甚至自欺欺人”（注：拙文：《略论近代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整合》，《学术研究》1998年第12期。）。资深孙中山研究专家黄彦深有体会地说：“孙中山的思想状况是相当复杂的，阶级色彩又是不很鲜明的。像这样一位人物，对他应该采取更加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必急于根据某位经典作家提出的理论原则来给他贴上阶级标签。”（注：黄彦：《社会主义现实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耿云志也以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缺乏现实的阶级基础”，它“不是中国社会中任何一个特定阶级自己锤炼出来的思想。或者说，它不是任何一个特定阶级的阶级意志的直接表现。这样的思想，只有对国家民族命运特别关切，同各个阶级都有关联而又存在相当距离的知识分子最容易接受。这种思想聚拢了古今中外多种不同的思想杂糅一起，其外表的阶级色彩已十分模糊”，因而“显得具有超越性”（注：耿云志：《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上），172-173页。）。
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框架是：鉴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社会溃疡，为避免社会革命的发生，中国革命必须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于一役，并且中国的社会革命可用和平手段来实现。对孙中山的这一创造性构想，历来评述者认为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也是反动的思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新老学者直接间接地对此进行商榷。青年学者陶季邑强调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在五四以前属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五四以后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注：陶季邑：《论早期国民党人的社会主义思想》，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237页。）。“作为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理论，孙中山等人的社会主义基本上并不是主观与空想社会主义”（注：陶季邑：《论早期国民党人的社会主义思想》，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240页。），“总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社会主义思想基本上不是主观与空想的，而是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注：陶季邑：《辛亥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社会主义思想新论》，《求索》（长沙）1993年第4期。）提出更富于理论深度的质疑的是冯祖贻《从马克思的“超越”论看孙中山的“避免”论》（注：载《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新华文摘》同年第4期转发。）一文。冯文认为孙中山“民生主义真正的精髓应当是这个‘避免’论”，它与马克思的“超越”论有以下共同之处：第一，两者都论证了一个国家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可以超越、避免资本主义，径直实现社会主义；第二，马克思是针对俄国，孙中山是针对中国，对西欧而言，两者均属于东方国家；第三，两者考虑问题的方法和从历史经验中找实证的思想方式都有相似的地方。“他探索中国道路的模式竟然与马克思俄国道路模式有这么多相似之处，尤其值得惊叹。”文章还特别提到，马克思关于俄国道路的论述是20世纪50年代才正式发表的，列宁生前也没有看到过；“人类学笔记”的更多手稿在20世纪70年代才陆续问世，孙中山更无法知其底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对这位伟大先行者抱有深深敬意。
就目前的文字看，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定性反思最激烈的可能是前文已提到的资深孙中山研究专家黄彦研究员。他特别强调要“立足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实，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认真探讨和科学总结”（注：黄彦：《社会主义现实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并尖锐指出：“历来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分类标准及其具体分法，可说是五花八门的。除了《共产党宣言》是按它们的阶级属性来划分外，目前最流行的是按其基本思想特征而划分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两大类。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世界各个地区，各种社会主义的具体的思想特征千差万别，有似非这两个概念所能概括得了的。而列宁用于孙中山身上的‘主观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却极为罕见，它仅仅从思想的主观动机而不是客观内容作出概括，随意性较大，科学性则似感不足，笔者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怀疑的。”（注：黄彦：《社会主义现实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他不同意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视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流行说法，而认为它与《共产党宣言》所列举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与《共产党宣言》所列出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特征也并不近似，而是大相径庭的”。同时，他还对“孙中山的国家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节制资本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结论提出了质疑：“明明孙中山说的是由于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不愿再走欧美的老路，而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他的节制资本和国有化计划就是专为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阻止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中国建立而制订的，怎能反过来说是要最大限度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要建立一个没有弊病的资本主义社会呢？至于说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往往决定国有化的阶级性质，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孙中山虽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中国的资产阶级却从不曾给予这个革命运动以有力支持，也不曾掌握过政权。南京临时政府不过是一个时间短暂的过渡性政权；孙中山也决不会让执政的军阀统治者来领导实施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计划；至于在他晚年，曾明白宣示要建立一个俄国式的新共和国，反对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更排除了他的国有化计划的资产阶级性质。考虑到这种种历史因素，作出这个国有化的性质是由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决定的论断，是欠妥当的。”（注：黄彦：《社会主义现实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尽管黄彦研究员所提出的问题尚无普遍的回应，但它无疑是颇有思辨力度的。相信不久将会有商榷的文字问世，以推动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
李玉贞研究员也对以往史学家对孙中山的阶级定性提出强烈质疑。她说：“苏联史学家和部分中国学者，一般以孙中山对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来界定孙中山的阶级属性，把他划入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范畴。笔者以为，确切些说，若把孙中山学说三民主义置入世界政治局势发展的进程中去看，他的抉择是清楚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注：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学丛刊(32)，449页。）并进而指出，人们之所以把孙中山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家”，其理由在于革命的方法或道路上。他们认为孙中山不赞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用阶级战争”和“无产专制”的办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就没有上升到苏式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注：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学丛刊(32)，453页。）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
大陆学术界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和联系的看法是有反复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毛泽东就对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继承关系作了明确说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注：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360页。）；“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注：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5卷，312页。）然而这些正确论断却被他自己发动的政治运动淹没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直接决定了学术研究的命运，许多人认为对历史上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必须坚持“立足于批”的原则，否则就是“为资产阶级争历史地位”，是“无原则的歌颂”。至于说孙中山等人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先驱，更是无稽之谈。虽然也有人确认“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作过介绍，但却以为是出于“任何解释和篡改马克思学说的反动的企图”（注：于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学习》1951年第4卷，第12期。）。重新正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显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事。
记得在1982年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曾就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展开论辩，张玉法先生曾责难说：“中共史学家经常强调孙中山先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者’，如果此说确实被中共史学家承认的话，那么中山先生便是社会主义取向的一位革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取向的革命家，此为中共史学家自相矛盾之处。”（注：祥见《辛亥革命当然是全民革命》一文，载台北《中国时报》1982年4月4日。）章开沅教授后来就此作出答复：至于所谓“中共史学家经常强调孙中山先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者’云云，这恐怕是一种讹传。我们从来都把孙中山先生看作民主革命的先行（驱）者，却未曾说他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导”（注：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然而，章开沅先生称之为“讹传”的说法随即在学术界弥漫开来。比如杨天石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就直接说：“应该承认，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驱宣传家和思想家。”（注：载《北京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黄彦研究员一方面承认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距离”，另一方面则强调：“即使如此，我们仍必须承认它是本世纪初期中国人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最高成就，孙中山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之前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先驱。”（注：黄彦：《社会主义现实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当然，上述认识的渐次明晰也经历了一个不算短暂的过程。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质的区别，学界对此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而至于两者是否存在密切联系，或联系的程度如何却颇有争议。在1986年11月于中山市举行的“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仍有不少学者不赞成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看法（注：参见《孙中山研究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日。），随着研究的纵深推进，近年来这种分歧出现明显淡化的趋势。使这种分歧趋于淡化的主要得力于史学界在以下两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一，孙中山对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其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大致有：李时岳《论民生主义——近代中国革命民主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预防资本主义祸害的主观社会主义》、《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注：原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后收入《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高放等人《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探索》（注：载《东岳论丛》1980年第2期。），王进《我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注：载《文史哲》1981年第4期。），李宪涛：《略谈孙中山对欧美民主制度的批评》（注：载《天津日报》1981年10月13日。），庹平《孙中山对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注：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杨天石《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兼论清末民初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胡绳《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韦杰庭《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注：见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国近代史》复印资料，1990年第6期。），陶季邑《孙中山探索社会主义的历史启示》（注：载《湖湘论坛》1993年第4期。）《辛亥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社会主义思想新论》、《社会主义思潮对早期国民党人的影响》（注：载《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等等。尽管立论的意境规摩远近高低各不同，淹博识断各有千秋，然而这一时期研究的倾向性结论仍是显而易见的：
1.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着质的差别。一方面，“他们（孙中山等人）本身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仅仅是同情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注：高放等《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探索》，《东岳论丛》1980年第2期。）另一方面，孙中山和马克思主义者“实有相通之处”（注：段云章：《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与社会主义的连接》，张磊、王杰主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人民出版社，1999年，38页。），“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孙中山和马克思主义者存在着世界观的差异，但由于孙中山具有进化唯物主义和进化发展思想，又因其来自下层社会而对工农夙抱同情，这就使得孙中山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述中国问题时常有趋近。”（注：段云章：《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与社会主义的连接》，张磊、王杰主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人民出版社，1999年，37页。）“孙中山的言行及其纲领政策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同多于异，他谋求中国近代化的思路与社会主义趋向是进一步连接而不是疏远了。”（注：段云章：《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与社会主义的连接》，张磊、王杰主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人民出版社，1999年，46页。）
2.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整合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和吸纳借鉴国际共运的实践经验的直接结果（参见前揭韦杰庭《孙中山与科学社会主义》一文）。“激进的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乃是孙中山先生创立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其中民生主义学说的理论渊源之一。”（注：高放等：《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探索》，《东岳论丛》1980年第2期。）
3.“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既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又是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的先驱。”（注：陶季邑：《孙中山探索社会主义的历史启示》，《湖湘论坛》1993年第4期。）“首先在我国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注：王进：《我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文史哲》1981年第4期。）同时，“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担负起正确地、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注：王进：《我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文史哲》1981年第4期。），甚至“会出现对马克思主义原意的误解以至歪曲”（注：高放等：《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探索》，《东岳论丛》1980年第2期。）。
4.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案，在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注：陶季邑：《孙中山“社会革命”方案的历史地位》，《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它是“整个近代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这条道路的伟大终点”（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333页。）。孙中山对中西优秀文化的“因袭”、“规复”及颇具首创精神的“创获”，凝聚着异常宝贵的体认，如：近代中国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近代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可采用和平方式，中国民主革命成功后应建立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实行“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如此等等，“不仅符合国情，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对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影响，对今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无借鉴意义”（注：陶季邑：《孙中山对国情的探索》，《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2期。）。“孙中山没有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看作是两种对立的、你死我活的社会制度”，这说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注：李时岳：《〈实业计划〉和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张磊研究员曾评论说：“无论是风云变幻的动荡时代，还是曲折顿挫的历史行程，都未能使孙中山的形象和业绩有所淡化。恰恰相反，他的理论和实践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理解和赞颂”，“历史人物在时空两个方面具有如此的普遍意义，无疑是颇为罕见和难能可贵的”（注：张磊：《试论孙中山理论与实践的普遍意义》，原载《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这里所说的孙中山的“理论和实践”，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探索。
收稿日期：200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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