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梅[1]2001年在《我国旅游饭店供求非均衡分析》文中指出旅游饭店业的供求均衡对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二十年来，我国旅游饭店业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4%，旅游饭店业经营业绩却呈现逐年下降的特征，主要原因在于饭店供给与需求的非均衡。这种非均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改革开放初期，旅游饭店的供给远远小于需求；随着中央、地方、部门以私人资金介入饭店业，供给与需求逐步达到相对均衡；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国际游客的大量减少和国内旅游者对饭店需求与供给的脱节使旅游饭店的供给大于需求。 造成我国旅游饭店供求非均衡的原因很多，本文着重从我国旅游发展的非常规模式分析，即先发展国际入境旅游，后发展国内旅游而造成在旅游设施尤其是旅游饭店使用的脱节；其次从旅游饭店的营销错位与旅游产品的投资乏力进行分析，指出在旅游饭店经营业绩的下滑与国外旅游市场的促销乏力以及对旅游产品开发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有关。而后从旅游饭店的低进入壁垒与高退出壁垒分析，指出旅游饭店的过度进入源于缺乏有效的抑制措施和有效的退出措施。 从上述分析知道我国旅游饭店的供给总量过剩是一种相对过剩，是需求增长时期供给过度增长产生的过剩，是需求与供给在结构上脱节造成的过剩。只要控制供给总量的同时来促进需求增长以及需求与供给在结构上匹配就可以消除这种相对过剩。消除相对过剩促进需求的主要策略包括专业化经营策略及规模经营策略、应用网络资源加大促销力度以及细分客源市场策略，从而实现旅游饭店的供求均衡。
梁峰[2]2010年在《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旅游在中国服务贸易部门中一直保持着最大顺差,是服务贸易部门中最重要的创汇来源,中国已经在实际上确立了旅游服务贸易大国地位,但在迈向旅游强国之路上,困难依然存在。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来探讨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问题。遵循问题提出、文献述评、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政策建议这一思路,对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旅游服务贸易所交易的产品兼具旅游产品特殊性质和贸易品的普遍共性,本文首先比较分析了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等相关概念间的区别,进而对旅游服务贸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从艾斯特定义(IASET)可以发现,旅游需要消费者前往旅游目的地停留一段时间,它仅涉及旅游消费者的位置移动。而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旅游服务贸易可以拥有四种不同的提供模式,它不仅涉及消费者的位置移动,也涉及提供者的位置移动或两者都不移动的情形。因此,旅游服务贸易是一个比国际旅游更加宽泛的概念,但位置发生移动的国际旅游的产生和发展是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现有关于旅游服务贸易方面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框架,本文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经典分析范式,分别从旅游服务贸易的产生原因和基础、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结构、旅游服务贸易的经济效应叁个方面对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行了综述和评价。并将此理论线索贯彻到每一章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中。在分章论述中,将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首先是影响因素的输入,其次是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结构问题,再次是经济效应的输出。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结构主要表现为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从时间结构看,中国旅游业近60年的发展历程里,经历了一条非常规发展道路,即由国际市场“单向驱动”到国际国内市场“双向驱动”再到国内旅游市场的“内需驱动型”,出口、投资在依次成为主要动力后,旅游为代表的消费将担当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作用。从空间结构看,运用空间数据探索分析法对旅游服务贸易的空间集聚和敛散特征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态势上呈现了与国家经济区划较为一致的集聚现象,并呈现出一定的“俱乐部收敛”迹象,在区域重心的空间变化上,大体上经历了“南迁”、“东进”、“北上”等叁次比较明显的运动过程：“南迁”过程大致发生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旅游服务贸易发展重心由北南移至珠叁角一带；“东进”过程主要发生于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旅游服务贸易发展重心由珠叁角逐渐东迁至以江浙沪为代表的长叁角区域,并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了一个较长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连绵带；“北上”过程主要发生于最近几年,表现为经由长叁角沿海地带向华北和环渤海方向发展。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众多,传统研究视角往往集中于从需求角度进行分析并将所有的旅游目的地看作一个均质空间。本文基于现代比较优势分析框架,认为国际旅游等方式的服务贸易产品与货物贸易品一样,需要从更加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来构建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因此在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等进行综合后提出了一个更为一般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影响因素“四元优势”折衷理论分析框架,并认为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实证分析结果也证明了这种影响因素的静态赋存和动态变化的具体表现。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落脚于经济增长。文章首先借鉴相关贸易及经济学理论建立旅游服务贸易的整体效应和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着重从旅游服务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机制出发研究其对经济增长重要变量的影响。从旅游服务贸易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居民消费、外商投资、交易效率等变量间关系的实证结果看,旅游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符合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牵引增长论”观点,即出口部门缺乏与当地其它经济部门间的有效联系,因此无法将贸易带来的刺激效应扩散至国民经济其它部门；而经济增长对于旅游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所以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单向关联效应。文章最后基于前文对于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结构、影响因素和经济效应的分析,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总的来说,本文对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运用多学科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具有开拓新领域和新的研究方向的意义,对于旅游理论研究的发展有基础性意义。
杨光[3]2008年在《基于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的住宅供地分析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住宅是房地产的主要类型,是当前国家重点调控的对象。政府运用土地政策可以实现对住宅的供给调控,但由于缺乏系统地科学指导,影响了住宅用地供给调控的效果,这已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何对住宅发展的源头——土地一级供给市场进行科学有效地调控已成为社会探讨的热点,迫切需要改变以往依靠计划和定性分析的粗放调控方法,转向依靠市场和定量分析的精确调控方法。本文力图在市场信息挖掘和定量分析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索。联系土地供给和住宅市场的桥梁是住宅消化周期,土地供给调控的基础应是研究房地产市场的数据信息,找出住宅市场消化周期的规律性或发展变化的趋势,分析当前的住宅供求关系是否合理并预测判断未来的走势,才能制定有针对性的、精确的住宅用地供给措施,更好地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满足人民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需求。本文借鉴房地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公共管理理论、城市土地资源管理学和系统动力学等理论基础:利用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和数据库软件等技术手段,开发了上海市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REMIS),并以此为研究基础条件;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系统地研究了住宅供求平衡与土地一级供给的数量、结构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合理确定土地一级供给的方法;最后应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对上海市住宅用地供给进行案例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共分十章。从结构安排上突出了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紧密结合的方式。第一章简要分析了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过程及当前住宅市场调控的方法和问题,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章介绍了房地产市场理论、政府干预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理论,并用这些理论分析了我国房地产市场,重点研究了住宅供求均衡和房地产市场信息的关系。第叁章在阐明住宅用地供给与市场信息间的联动关系基础上,提出信息获取、信息处理及决策应用的方法,介绍了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REMIS)的数据采集和系统建设的有关方法及数据的处理问题;第四章以REMIS系统为基础,对市场信息进行了分析,以住宅消化周期为核心指标,建立了评判住宅市场供求总量、结构和价格的合理性的指标体系:第五章针对上海实际进行了住宅市场信息分析。第六章对确定土地一级供给数量和结构的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了判断土地一级合理供给数量和结构的方法。第七章结合上海实际,提出了确定住宅用地供给数量和结构的建议。第八章从地价分布规律分析入手,针对住宅市场价格的动态性提出了动态地价的概念和测算方法,为土地一级供给价格的合理确定提供了分析方法和依据。第九章结合浦东住宅市场数据进行了住宅用地基准价格分布规律实证研究。第十章主要对研究结论进行了归纳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本研究不仅有效地落实了“土地参与宏观调控必须依托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这一准则,同时也为政府出台土地供给政策提供了量化依据和相关建议。本文基于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REMIS),提出并系统研究了以住宅消化周期为核心指标的土地一级供给调控方法,且建立了分析模型及开发了应用软件,这些工作使本研究不至于成为一篇纯理论性的论文,而具有实践操作性。
易旭明[4]2011年在《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理论认为提升产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提升生产要素、创立良好市场环境、扩大国内需求、致力制度创新,那么当下影响电视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制度创新。众多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带来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体制改革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政策制度决定着包括电视产业在内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对于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众多学界、业界人士从理论的角度、实践的角度作出过各种解释,提出了各种不乏价值的制度创新建议,但是政策与实务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以及从不同学科理论研究电视产业得出的结论之间巨大的缝隙还远未弥合。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方法,通过详细考察我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中的系列重大制度创新步骤、分析当下的数字时代制度创新的收益成本,并深入分析了电视产业相关主体各种“需要”和“需求”,就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作用机制、未来变迁方向等问题得出以下观点:一、中央党政机构、地方党政机构、电视台、广告商、投资者以及观众等电视产业利益相关者是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的“行动团体”,这些“行动团体”之间的博弈推动着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过程。市场需求变动是影响制度创新“行动团体”行动收益的直接原因;国内外制度环境变化是影响制度变迁“行动团体”行动成本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同时影响着制度创新行动的收益与成本。根据电视产业制度创新对各个利益主体的调整关系,本文粗略地将创新分为“增量型”制度创新和“存量型”制度创新。“增量型”制度创新由于对原有相关者的既定利益基本不减少,其它相关者利益得到增加,所以制度创新行动相对顺利;“存量型”制度创新则是对既有的利益格局进行一定的调整,此类制度创新则推进缓慢。大致来说,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创新模型可以表示如下:二、市场需求持续扩张,将带来持续的潜在收益,这将成为电视产业利益相关者采取制度创新行动的持续动力。“增量型”制度创新将持续、较快地进行,尤其是在新媒体相关业务领域,在意识形态较弱的节目制作领域及其他文化产品生产领域;“存量型”制度创新进展将相对艰难,尤其是在传统电视业态中,在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节目领域。但是在实力特别强和特别弱的地区,在市场需求紧缩的时机中,在善于降低风险、扩大收益的“制度创新企业家”出现的地方,“增量型”制度创新也能取得突破。制度环境的持续变革也将持续改变“行动团体”的行动成本和行动动力。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中,在传统合法性资源基础上经济绩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源的强化,随着文化产业、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制度环境总体是有利于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的。但是制度环境变革的速度却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变革的方向也在短期内也存在不确定性,主要是我国党政机构对意识形态宣传的认知和需要、对舆论失控风险成本的评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利益相关者行动博弈结果的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存量型”制度创新短期内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从中长期来看加速产业制度创新趋势不可逆转。电视产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和需求的满足,但是有购买力的需求并不等于观众的全面“需要”。我国目前满足观众更高需要的政治节目、公共节目供应不足,并且相关制度创新在“路径依赖”的格局中处于“无人行动”的窘境。本文论证上述观点的过程是这样的:导论部分介绍了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相对落后、文化价值相对混乱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研究问题,梳理了电视产业尤其是电视制度及的研究文献以及新制度次级行动团体配合制度创新行动电视需求变动制度环境变革预期纯收益变动初级行动团体采取制度创新行动经济学理论基础,阐述了核心概念等。第一章则考察了中国电视创建初期的制度——事业制度,通过详细介绍这种制度决策、执行的过程,并分析了这种制度的特征以及原因。不如此详尽、深入的地察中国电视制度的事业起源,就难以充分理解中国电视产业制度今天的本质。第二章考察了广告经营制度、“四级办”、有线电视制度等“增量型”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经过,并介绍了这个过程中相应的人事、财务制度,以及上海、湖南、贵州制度创新的个案。这些制度创新的过程都是渐进的、边际突破的过程,是各个主体对创新行为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第叁章考察了“治散治滥”、“集团化”、“制播分离”等“存量型”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分析了其中利益主体的成本收益权衡。第四章从生产能力、消费模式、规模经济等角度分析了数字技术的巨大产业潜能,分析了电视产业制度的瓶颈,论证技术革命对党政机构、电视台、投资商等主体的各种利益会带来改变,他们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从而行动动力会发生改变,“叁网融合”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过程也充分说明了这种利益权衡的存在。第五章则更深入的分析了观众复杂的需要结构和以购买力来衡量的市场需求变动,分析了党政机构对政权合法性的深层需要,从而分析了党政机构制度创新行动的动力及其变迁。本文提出判断电视制度效率的最终标准,是否利于全面满足包括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和没有购买力的收视需要,并分析了电视产业化的效率及其边界。结语部分则集中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结论。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从国家“赶超战略”实施、政权合法性巩固对宣传有着内在需要的高度论述我国电视宣传任务,这是认识我国电视政治宣传目标及其变动规律有效、有深度的观点创新;(二),在清晰界定外延的基础上,从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收益权衡解释历史上的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相对于以往文献仅仅从市场利益的角度论述更有解释力,也有创新价值;(叁),从社会原因、技术原因导致电视节目“私人产品”属性强化,从而解释我国电视产业化的原因,论述产业化的合理性及其边界,这是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一个基本概念的理论创新。
阳宁东[5]2004年在《旅游线路产品外部性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于旅游线路产品外部性问题的存在，我国的旅行社既没有动力进行深层次的旅游线路产品开发，也没有动力合理使用现有的旅游资源。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国的旅游市场一直存在缺乏深度创新、旅游线路产品结构单一、供求态势结构性失衡、垂直分工体系难以建立、旅行社功能单一、恶性价格竞争不断、服务质量大幅下降、资源使用不合理和旅游线路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等一系列问题。旅游市场始终处于一种较为混乱的失灵状态，严重制约了我国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所以，解决旅游线路产品中的外部性问题，最大限度地挖掘旅行社在旅游线路产品上的开发热情和创新意识，有效地保护其创作成果、激励其继续创新的行为，建立健康的竞争环境，是我国旅行社业走向良性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正是我们研究旅游线路产品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在。如果我们能从理论上设计一套制度来保证这些具有创新精神的旅行社开发出来的旅游线路产品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保证它们不会被其他旅行社轻松窃取盗用，那么，整个旅游市场将会有更多、更新、更符合旅游消费者需求和含有附加值高的智力成果的旅游线路产品争相而出。其结果将达到旅游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旅游资源配置最优化、旅游企业效益最大化叁者合一的目标，从而达到提高旅游业产业素质，营造健康、有序的竞争环境的目的。 本文首先从旅游线路产品外部性问题入手，结合我国旅游线路产品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现阶段我国旅游线路产品与外部性问题相关的特点。然后，对旅中文摘要游线路产品外部性问题的基本类型、主要表现和产生根源进行了仔细研究。接着，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理论和实践中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分别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并在对旅游线路产品外部性问题和已有的解决方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尝试提出了解决旅游线路产品外部性问题的具体方案—建立旅游路线使用权市场。并从经济学和法学的角度，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建立旅游路线使用权市场的理由。最后，围绕我国建立旅游路线使用权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个中心，系统地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综合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详细地论述了我国建立旅游路线使用权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关键词:旅游线路产品旅游路线旅游路线使用权市场外部性
马春野[6]2011年在《基于协同动力机制理论的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旅游产业经过改革开放后多年的高速发展,已基本走完了发育期与成长期,政府主导型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持续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旅游产业仅用了短短的30年时间就追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用了2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达到的产业规模,这无疑是巨大的成就。但随着旅游产业外部环境的日趋复杂化,以及产业内部由于持续的高速增长积累的问题不断增多,中国旅游产业出现了高速增长与竞争力不强同时存在的矛盾,这说明其规模足够大,但发展质量不够好。这是由于政府主导型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所致,如不进行模式转换,这一矛盾是无法自行化解的。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学、自组织理论、协同学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复杂性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以演化的视角,结合动力机制原理,对产业系统自组织特性及自组织演化动力机制的逻辑框架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产业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协同动力机制模型。该模型运行的主要原理为:在产业系统开放的大前提下,由控制参量的熵减机制提供适当的产业演化环境,通过竞争机制使系统趋于非平衡态,通过协同机制使子系统状态参量产生非线性藕合效应,系统因此产生巨涨落并产生宏观序参量,最终通过序参量之役使机制的支配作用,推动产业系统的自组织演化。在研究的过程中,依据产业系统自组织演化协同动力机制模型对政府主导型中国旅游产业系统演化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政府主导型调节方式是中国旅游产业系统现阶段演化的序参量”的结论。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的中国旅游产业系统开放程度不高、熵减机制作用有限、系统处于近平衡态,非线性协同效应不明显,主要靠政府的外力推动,自组织演化程度不高。政府主导型调节方式这个序参量已经很难继续主宰新阶段的中国旅游产业系统演化,序参量本身面临突变性跃升压力。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在旅游产业的发育、成长及特殊扰动时期,政府主导型调节方式起积极作用,而当产业向成熟期转变时,需要一种能够适应新阶段内外部环境的调节方式取而代之。本研究认为,在中国旅游产业系统由市场发育期向成熟期转变阶段,需要一种能够尊重产业系统自组织演化规律,充分发挥环境的调节作用,诱致旅游产业系统在协同动力机制作用下,以自组织方式演化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来取代现有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我们称这种模式为环境诱致型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其核心内涵在于由环境诱致型调节方式取代政府主导型调节方式成为主宰中国旅游产业系统新阶段自组织演化的序参量。在实证研究中,根据“旅游产业发展的调节方式——旅游产业状态参量——产业绩效”这个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演变的逻辑思路,对于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演变模型进行了分析验证,验证了“环境诱致型调节方式可以促进中国旅游产业系统发展绩效”的假设。在进一步的案例研究中,选取哈尔滨市冰雪旅游产业和日本札幌冰雪旅游产业正反两个方面的例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演变过程的研究,说明中国旅游产业整体发展模式演变的必要性及演变的方式。依据产业系统自组织演化协同动力机制模型,对哈尔滨市冰雪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和日本札幌冰雪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分别进行深入分析,探究由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转向环境诱致型发展模式演变的内在规律。构建了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旅游产业由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向环境诱致型发展模式演变的路径进行了分析,并从发展模式转换角度,给出了由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向环境诱致型发展模式演变的政策建议,希望以此促进中国旅游产业向有序或更高有序方向发展。
孔煜[7]2006年在《城市住宅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住宅房地产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运行状态不仅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关系到经济和金融的安全,而且其产生的财富效应也对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当前住宅价格的问题引起了专家学者、企业、政府和媒体舆论的高度重视。现在,房地产专家学者、金融机构和政府官员越来越意识到,充分理解影响城市住宅价格的因素是进行明智决策的关键。但遗憾的是,在我国的住宅市场研究中,尽管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开始构建城市住宅价格模型以定量分析住宅价格问题,但是大多数的研究工作仍然停留在以描述性为主的定性分析上,从而使得目前就关于住宅价格为何上涨、影响住宅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它们对住宅价格变化的影响程度有多大等问题的争论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在此背景下,论文以城市住宅价格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研究影响我国住宅价格变动的因素,显然就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探索。在学习、总结和吸收国外关于房地产价格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论文从全局和局部的角度研究和探讨了影响我国住宅价格变动的一些主要因素。全文共由八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提出本文研究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框架结构以及研究方法,为后面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分析前提。第二部分是关于住宅价格问题研究进展的文献综述。在这一部分,论文详细地回顾和疏理了国外与国内关于住宅价格影响因素的研究状况,并指出它们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所要进行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方向。第叁部分是住宅价格的决定及影响因素的机理分析。本章首先从住宅资产价格的决定方程式入手,提出外部宏观经济的冲击影响、内部供求关系的调整作用以及市场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是引起住宅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然后,分别就它们对住宅价格变动的影响机理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第四部分是我国住宅市场及价格运行的主要特征。本章首先对住宅市场和住宅价格运行的一般性特征进行了分析。然后,从我国住宅市场演变的历程出发,分析了我国住宅市场的需求特征、供给特征以及住宅价格运行的特征。第五部分是住宅价格变动的全局性影响因素分析。本章着重从政策因素和经济因素两个方面探讨了它们对住宅价格变动的影响。理论分析了土地政策、金融政策两个政策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消费水平叁个宏观经济变量对住宅价格变动的影响,并以我国30个省(市、区)1995-2003年住宅市场的样本数据为
马德功[8]2005年在《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几乎所有的汇率制度都存在中央银行外汇市场的干预,几乎所有的汇率制度都可视作广义的汇率目标区制。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模式的不同,汇率目标区制中组成要素的区别,决定了汇率制度在IMF分类中成为不同类型的钉住制。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制是未来我国汇率安排的理性选择,其中,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举足轻重。本文在西方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及其相关理论基础之上,借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的实践经验,研究我国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理论、实践及发展轨迹。全文共分八章。 第一章对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作了一般性描述。采用“外汇干预工作小组”的描述,给出了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的概念,中央银行进入外汇市场通过本币与外币之间的买卖来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而影响汇率变动的行为。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进行了分类: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冲销干预与非冲销干预;单边干预和联合干预等。对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的方式和目标进行了概括,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外汇即期交易、远期交易、掉期交易等不同方式进行干预,外汇市场干预的目标主要有叁个方面:影响汇率的短期波动趋势;影响汇率的波动区间;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工具。对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的可行性和必然性、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的相关因素也进行了分析和描述。 第二章回顾、梳理和分析了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的相关理论。在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传递效应的理论分析和回顾中,论述了货币政策及其传递渠道,比较和分析了资产组合效应、信号预期效应、联合干预效应。在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的目标汇率决定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中,论述了汇率决定的流量理论如购买力平价理论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汇率决定的存量理论如资产可
宋文丽[9]2006年在《城市游憩空间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制定的“雅典宪章”首次将“游憩”纳入到城市规划的四大内容(居住、工业、游憩、交通),反映出“游憩”日益成为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 然而,在我国的城市建设中,城市居民休闲、游憩的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城市居民的闲暇活动主要在家庭展开,对户外游憩场所的使用状况并不理想,城市游憩供给与城市游憩需求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的矛盾。此外,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由此导致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空间更加拥挤;城市对土地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城区的扩展又直接或间接引起游憩空间的变化,游憩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因此,本文选择城市游憩空间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对城市游憩空间的合理结构进行研究和探讨。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综合分析现有的城市游憩空间结构和典型游憩功能区的研究成果,并做出客观评价。其次,文章辨析了休闲、游憩、旅游叁者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城市游憩空间结构的构成要素、城市游憩空间结构的基本形态和基本类型。文章第叁部分探讨了城市游憩需求的空间结构特征、游憩供给的空间结构特征,并分析了城市游憩需求和供给空间结构特征的形成因素,然后探讨了理想的城市游憩空间结构模式。文章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通过调研大连市主城区游憩场所的分布情况、使用情况以及大连城市游憩者的游憩需求特征,来分析大连市游憩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大连城市游憩空间的等级结构和大连市游憩空间的整体结构,最后提出了游憩空间结构的优化对策。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张虎春[10]2005年在《城市产业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城市产业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在城市和产业面上的拓展,现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及我国加入WTO,对它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国际竞争力内涵和定义的讨论,在基本理清国际竞争力概念、内涵和理论来源的基础上,对城市竞争力中产业竞争力进行了重点研究。 首先,城市竞争力的竞争主体表现为城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根本在于城市产业发展能力的竞争。城市产业竞争力是指某个城市特定产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优于其他城市或地区同一产业所具有的生存、发展以及获取收益的能力。通过对城市产业竞争力来源的理论分析,认为它受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所包含的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产业发展能力是核心变量。产业发展能力指一个城市单体及总体产业产生、成长和演进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城市产业结构竞争能力、产业空间聚集能力和产业组织成长能力叁个方面。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企业素质、基础设施、国民素质、社会环境、产业经济存量和政府服务效能等变量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城市产业竞争能力。 其次,在对城市产业竞争力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城市产业竞争力系统分析模式。从竞争力和城市产业竞争力的概念、内涵和影响因素角度,提出了影响城市产业竞争力的层次结构模型,形成了一个城市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系统的理论框架,构建了城市产业竞争力模型,建立了城市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过去许多学者已研究出多种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但鲜见彼此之间的联系,本文以产业竞争力经济学理论为依托,对已有产业竞争力评价方法进行了系统归类,分别归纳为指标评价法、结果评价法、全要素生产率(TFP)法、因素剖析法和标杆法等五种评价方法。在其基础上,对我国有关城市产业竞争力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最后,本文联系我国城市产业的发展和现实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城市产业竞争力培育和提升的对策。认为城市产业竞争力培育的根本途径是技术创新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基础是建立创新运行机制,重点是进行人才竞争力、技术进步竞争力、制度竞争力、管理竞争力的培育,关键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能的提高。在培育形式的战略选择上,本文提出了在充分发挥产业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注重支柱产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培育,最后形成城市产业竞争优势的战略思路。
参考文献：
[1]. 我国旅游饭店供求非均衡分析[D]. 吴俊梅. 西北大学. 2001
[2]. 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研究[D]. 梁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3]. 基于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的住宅供地分析方法研究[D]. 杨光. 同济大学. 2008
[4]. 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D]. 易旭明. 上海大学. 2011
[5]. 旅游线路产品外部性问题研究[D]. 阳宁东. 四川大学. 2004
[6]. 基于协同动力机制理论的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研究[D]. 马春野.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1
[7]. 城市住宅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D]. 孔煜. 重庆大学. 2006
[8]. 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研究[D]. 马德功. 四川大学. 2005
[9]. 城市游憩空间结构优化研究[D]. 宋文丽. 大连理工大学. 2006
[10]. 城市产业竞争力研究[D]. 张虎春. 河海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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