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统筹能力支撑下的工业错时反哺农业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力论文,农业论文,政府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城市工业错时反哺农村农业的理论分析
1.同时反哺与错时反哺
当一个国家经过一定时期的工业化后，出现了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与环境污染等问题，这是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单向增长与城市单边发展的结果，是过分地以经济为中心、忽视社会和谐发展与生态系统平衡的结果。现在，中国政府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与“工业反哺农业”是对过去工业化战略及其制度与政策的校正，是对传统工业化理念的一次纠偏。如果工业与农业的现代化同时进行，即国家一手抓工业增长，一手抓农业增长，或者说，当农业剩余哺育了工业成长后，工业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工业剩余不是用来搞城市建设等，而是反过来支持农业的同步发展，我们把这样的工农业关系称为“同时反哺”。如果工业现代化在先，农业现代化在后，即工业化进行到一定时期时才开始用工业剩余支持农业的发展，我们把这样的工农业关系称为“错时反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工业的主要发展空间在城市，农业的发展空间在农村，因此，工农业关系与城乡关系如同孪生姐妹一样不可分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提出“城市工业错时反哺农村农业”这一命题。
2.错时反哺的普遍性与必然性
城市工业错时反哺农村农业是大多数国家走过的工业化之路，它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那样：“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表明，工业化初期，农业生产要素中的土地、劳动力和农业剩余支持工业扩张是历史的必然，因为除了农业能为当时还很弱小的现代工业部门提供资金支持之外，其它别无选择；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工业全方面、多层次反哺农村农业也是历史的必然。
工业主动错时反哺农业既是工业进一步增长的内在要求，也是农业增长的需要。保罗·贝罗赫曾对40个发展中国家1950-1970年工业和农业的增长率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发现，农业增长与工业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农业每次衰退发生之后，紧接着便是制造业下降；同样，每次农业增长加快，也能导致工业增长加快。[1]我国学者对中国农业增长与工业增长的观察也表明：中国每一次经济形势恶化都始于农业产出下降，每次经济调整成功也都以农业发展形势好转为条件，农业波动成为工业波动和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的根源。[2]另外，刘拥军对中国农业增长与工业增长关系给出了具体的量化结果。他指出，从长期看，工业产出对农业产出的弹性约为1.61，即平均来看，农业产出每增加 1%，工业产出增加1.61%。同时，农业增长率对工业增长率具有明显的决定作用，即农业增长率越高，工业增长率也越高。当用滞后变量控制了影响工业增长率的其它因素后，农业增长率每提高 1%，工业增长率就会提高约0.37%。[3]
3.主动错时反哺条件
随着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综合国力特别是中央财政有了一定的统筹支付能力，这是工业反哺农业所需要的最重要条件。
在工业有反哺供给能力的情况下，明确反哺需求，也是工业反哺农业必备的条件之一。中国现在的国情表明“三农”具有强烈的反哺需求。只有当“三农”有明确的强烈反哺需求时，来自工业方面的反哺供给才有价值，否则，只能是一厢情愿。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出发，首先应考虑农民的反哺需求，其次才考虑农业与农村的反哺需求。农民的反哺需求包括：一是教育需求，特别是义务教育需求与正规职业技术教育需求；二是医疗需求；三是养老、失业、工伤保险需求。农业的反哺需求包括：一是基本农田水利建设；二是适用型农业技术；三是自然灾害预报、预防技术；四是农产品价格补贴。农村的反哺需求主要包括水、电、气、路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统筹城乡产业错时反哺的可行性措施
在政府统筹城市工业主动错时反哺农村农业过程中，要本着“农村农业是怎样衰微的，就依照怎样衰微路径逆行而上反哺农村农业”这一原则，通过不同层次的反哺满足“三农”反哺需求。这些不同层次包括，一是生产要素层次上的反哺；二是生产经营组织层次上的反哺；三是产业层次上的反哺。无论哪个层次的反哺，都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与制度供给以及机制建立，因此，作为决策主体的中央政府与作为执行主体的地方政府是工业反哺农业的勇敢先锋与坚强后盾。可以说，离开政府统筹的反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反哺。
1.生产要素层次上的反哺
就生产要素层次上的反哺而言，工业不仅要对农业的土地、劳动力、资金这三种基本生产要素给予反哺，还要对农业所需要的先进生产要素如科学知识、技术、管理、信息等给予反哺。如果说农业生产所需要的阳光、空气、气候、温度等自然力我们依靠现有的技术水平很难改变的话，那么，对农业耕地的保护与改良则是我们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反哺需求。这是化解或降低农业风险的第一步。中国现有耕地总体质量偏低，存在土壤养分失衡、肥效下降、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中低产田所占比重为65%；耕地有机质含量偏低，土壤养分不均衡，全国耕地有机质平均含量为1.8%，棕壤、褐土等土壤类型比欧洲同类土壤有机质含量低2/3以上；由于水土流失、贫瘠化、次生盐渍化和土壤酸化等原因，已造成40%以上耕地土壤退化。鉴于此，工业部门要研制超越现有化学肥料的生物肥料，既提高中低产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又不对农村环境带来任何污染，还会对化学工业自身的产品创新开辟出一片新市场。这是生产要素层次上工业反哺农业的最佳突破口。当然，为了改善农业整体生产环境，实行轮作与休耕制度是必要的，推广测土施肥技术、测土植树技术、测土植草技术也是必要的。后者主要是为了避免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方面的误区，即不管何种土壤而只要种上树、植上草即可的盲目做法。
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它的原生态存在主体是农村义务教育对象——农村学生，它的次生态存在主体是农村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农民。因此，工业反哺农业时，既要从农村学生的义务教育需求入手，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教学质量，以期将他们培养成原生态存在主体意义上的潜在人才；又要从农村劳动力即农民的职业技术需求入手，提高农民就业能力，以期将他们锻炼成次生态存在主体意义上的现实产业技术工人。我们将农民定位在产业技术工人这样一个角色，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方面现代农业需要现代农业产业工人，他们要学习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另一方面现代非农产业需要现代工业工人与现代服务业工人，他们要通过转业培训掌握工业技术与服务业技术。农村义务教育已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办，其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依赖政府的责任感与教育体制。包括农业技术培训与非农业转业技术培训在内的职业技术教育既可以由政府来完成，也可以由工业剩余羽化而成的非农产业投资来完成。可以推测，面对上亿数量的农民职业技术培训市场，无论城市非农产业中的哪一个行业去进行反哺性投资，都会换来丰厚的回报。
如同任何一个产业都需要资金一样，农业也不例外。但是，有限的资金投向哪里才最能改变农村农业衰微的状态呢？研究发现，农业生产出的初级农产品价格低，需要价格补贴，这是非农业资金的重要投向之一。现在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两免一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源自农产品消费性质的农业衰微问题，但仍存在不足之处，这一不足是农产品、渔业产品、林产品没有得到补偿。在粮食安全已经稳定的情况下，“两免一补”应简化为包括粮食产品、畜产品、渔业产品在内的单一大农产品价格补贴，即不管是农民还是牧民亦或渔民、林民，只要你卖一份农产品，就从财政上给你补贴多少。这样做的实质是，提高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人为的直接增加农民、牧民等的收入。同时，农业再生产缺少扩大再生产规模的生产性投资，这致使农业因投资匮乏总在简单再生产原有规模上重复进行，所以，政府与工业支持农业扩大再生产是有限资金投入农业的另一重要投向。
过去，在农业哺育工业时，是以财政资金（农业税）和信贷资金（农村储蓄）的形式从农业流向工业的；现在，要依靠各级政府从财政上支持农业、依靠城市非农产业（金融业）支持农业融资，实现财政反哺农业与金融反哺农业，二者共同将资金流回农业。但这并不是说，只要资金流回农业就能实现反哺。温涛、王煜宇的研究告诉我们，财政支农与信贷支农的结果无助于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4]这一结论并不是否定中国财政和金融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它所揭示的恰恰不是政府现行相关政策的错误，而是证实了由于中国缺乏稳定的农业资本形成机制而导致的资金配置效率低下这一事实。为此，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农业资金监控机制；另一方面，要规范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的投资行为。
2.生产经营组织层次上的反哺
就生产经营组织层次上的反哺而言，工业反哺农业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农业生产领域与农业经营领域的组织化程度。目前，城市范围内生产经营领域主要是以企业组织的形式存在并发展着，而农村范围内生产经营领域要么处于无组织状态，要么处于松散无序状态，这样一来，很难实现工业企业组织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之间的对接。现在，以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已经暴露出了种种弊端，其中，农业生产领域组织化程度低是最突出的弊端。
毫无疑问，在中国广大农村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业生产领域与经营领域组织化程度的必然选择，进而也是工业化生产经营组织反哺农业合作组织的有效措施，还是改善农村治理结构与推进农村整体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但是，要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从盲目建立、无序运行、分散落后的状态走向依法建立、竞争有序、集中先进的状态，的确要在以下几方面做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
一是从文化土壤方面入手，培植具有自主性品格与合法性追求的农村行为主体。无论是养殖个体户，还是种菜农民，虽然他们所在具体行业不同，但他们应该具有含有同样文化基因的人格。这是因为，不管他加入养殖合作社，还是加入蔬菜种植合作社，他们都是合作社的一个成员，都要进入到合作制经济循环之中，而合作制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合作经济的行为主体自主性的获得，即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和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5]。自由个性的觉醒说明农民有市场意识与求利欲望；经济理性的成熟意味着农民在追求利益时考虑的是互惠互利而不是自私自利；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则要求农民要依法获利而不是唯利是图。如果我们国家的农村根本没有或尚未培植起来这样的发展合作制经济的文化土壤，那么，即使我们成立了农业专业化合作经济组织也不会取得良好的预期效果。也就是说，合作社文化要从提高农民个体文化素质与营造全社会文化氛围做起。
二是从立法方面入手，尽快确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2004年11月11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专门性法规——《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应该说浙江省的做法已经为我国的合作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但这毕竟不是全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因此，还有着一定的局限性。虽然我国已经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相关工作也正在积极进行之中，然而我们仍然呼吁尽快出台此法。只有此法出台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才能确定，工业企业组织才能找到反哺农业经济组织的对接点。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应将它定为特殊企业会更有利于合作社的经济活动。一方面，作为特殊企业的合作社可以以组织的形式参与到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中，既享受到一般企业的国民待遇，又可以享受到政府给予的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城市工业企业组织与服务业企业组织在反哺农业时也可以确立双方在市场上的契约关系。
三是从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方面入手，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与乡级政府在不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合法正常经营情况下，能够从善如流、鼎力支持、周到服务。在广大农村相继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抵御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困惑与困难，而当地政府无疑是帮助这些合作社解决问题、解释困惑、克服困难的最主要依靠。
3.产业层次上的反哺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就产业层次上的工业反哺农业。产业层次上的错时反哺，其前提是政府要剔除那些不利于农业向纵深发展的制度樊篱，特别是要在户籍管理制度、财政型投资制度、城乡福利制度方面进行彻底革新。当工业在生产要素层面与组织层面都对农业进行了切切实实的反哺之后，当政府在统筹的意义上给予了农村农业以制度上的支持后，此时的农业便具备了实现飞跃的基础，而农业飞跃的过程恰恰是工业支持农业即工业渗透到农业、农业融入到工业化链条的过程，也是工业增长与农业增长协同加速的过程。
具体来讲，首先，工业领域的农产品加工业要走向深入，用丰厚的农产品加工业利润来弥补农产品的低价格，进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之目的。例如，玉米初加工成玉米面，则工业利润很薄；若再加工成淀粉，则工业利润多一些；若将淀粉发酵制成酒精，则工业利润更多一些；若将玉米经过若干道程序，加工成赖氨酸，则工业利润十分丰厚。当然，弥补的具体操作过程可以是农产品加工企业直接将自己的利润让渡给农民，即高价收购玉米；也可以由政府出面征税后以价格补贴的形式转移支付给农民。
其次，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由工农业共同承担，改变过去由农业独立承担高风险的做法。订单农业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化解市场风险的主要办法；为按工业要求生产专用农产品的农户专业合作组织提供标准化生产资料是降低自然风险的有效措施。在这里，农户专业合作组织是指在保持家庭承包生产基础上的专业化农户的自愿联合体。农产品加工业对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种子、肥料、机械、农药有特定要求，这些有特定要求的标准化农业生产资料由工业企业提供，这样，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是市场细分状况下的工业企业需要的特定农产品，而工业投资这样的特定农产品加工业自然是高回报率的，市场风险也就降到最低。
最后，工业投资农业基础设施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工业反哺农业的有作为领域。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大多由中央财政负责，但众多小流域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还是需要地方政府或工业企业直接投资。面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于村、乡、县三级的农村基础设施（如文化设施图书馆、文化馆等，教育设施中小学校舍，医疗卫生设施卫生所、卫生院，商贸服务设施超市，社会保障设施养老院）建设是工业投资的又一增长点，是城市工业满足农村农民强烈反哺需求的供给源，是政府统筹城乡公共产品服务的突破口。值得注意的是，建设农田水利工程与农村基础设施并不难，对这些农业基础设施与农村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与管理才是重点。为此，让现在就业困难的大学生充实到基层去维护与管理这些基础设施并使之按相关制度正常运转起来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