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立场与人类情怀——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现实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情怀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当代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2)03-0010-04
总结当代人类实践的新经验和当代科学发展的新成果，针对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彰显和发挥其当代价值，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使命。这种自觉意识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是当代实践的要求，更是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结果，来之不易，也非常可贵。但在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和一些理论的误区，辩证地、合理地理解民族立场与人类情怀的关系，是解决上述理论问题的一个必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世界性的哲学，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61。马克思以前的各种哲学学说、特别是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人道主义思潮，虽然也都自称为人类发现了真理，但它们多是从抽象的人出发的，是哲学家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东西。马克思则不同，他坚持从现实的人出发，考察了人类的生存基础即劳动生产和交往活动的历史发展，考察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后的世界性交往所带来的各种效应，这样一来，他所说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不再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和愿望，而是建立在对历史发展实证材料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历史发展趋势的预见上的具体的概念。
马克思曾批评旧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1]60，而新唯物主义才能历史地看待“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提出超越“市民社会”、将人的“政治解放”统一于“人类解放”的目标和任务。在马克思看来，从现代经济运动的矛盾中诞生和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现实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基本途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共产党宣言》明确宣称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所以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也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通观马克思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他对无产阶级的重视，尤其是对各国无产阶级如何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视，远远超过对民族性问题的重视。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那里，民族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或者说是从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尽管马克思对民族关系和民族独立问题也作过一些论述，但他对各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民族性立场问题关注得比较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外有研究者就曾指出这与他的犹太人文化背景有关系。或许有这个原因，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主要还是与他的世界历史理论直接相关。在他看来，通过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间的普遍交往，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民族性的个人，将变成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表现出了突出的一致性。只有到这个时候，经过这个过程，具有自由个性的人才是可能的，作为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才能成为经验的事实。相对于实现这种自由个性的人的解放目标，民族性不过是人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阶段，甚至可以说是实现普遍交往和形成人的自由个性的一种限制或一种障碍性因素。
马克思的这种论证当然有着很强的逻辑说服力，但从另一方面看，他确实是低估了民族性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对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作用，低估了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利益和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现在看来，实现共产主义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民族性、民族立场问题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各国共产党、民主党，各国的理论家们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上讲，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一家，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但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的工人及其组织又都受着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环境的影响，总是对本民族利益——特别是在出现国际战争时——予以优先考虑。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是存在张力和紧张的，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会出现冲突。一战时，西欧各国党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受到列宁的批评，认为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也曾代表苏联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归还掠夺中国的领土，但后来一条都没有实现。斯大林时期，在国际关系上同样是民族主义色彩很浓，甚至是以民族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后来中苏两党论争，两国关系恶化，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理论上的分歧所导致，不如说是民族利益冲突的结果更为合适。各国共产党之间、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了。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彼此都以本国本民族利益为上，都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的。在当今的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对立和利益矛盾成为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各个民族的普遍交往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全球性问题又是人类共同的问题、需要彼此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人类主体已成为可经验的事实，而如何合理地处理和对待人类利益与各民族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参与交往的众多国家的共同利益与单个国家特殊利益的矛盾，也正考验着政治家和理论家们的智慧。
毫无疑问，当今世界所发生的许多问题，如科学革命的巨大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新形式、社会财富形式的新变化、社会结构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新变化、人的异化的新表现、环境和生态问题、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等等，都是马克思在世时所没有看到甚至没有想到的，要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也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不管用了，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特别是他关于世界历史形成、人的普遍交往与人的全面发展、形成自由个性的关系的观点，他立足于对人的异化根源的批判而形成的人类情怀，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当今全球化条件下的一些重大问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和人的解放的学说，作为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它始终具有一种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而作为这种反思和批判精神的基础或支撑的，不是简单的怀疑，也不是无目的无节制的“解构”，而是人类进步的信念，对人类具有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的能力的信任，是一种饱含着理想主义的人类情怀。因此，它的反思和批判，有着一个明确的指向，这就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的解放。正是这一点，为它的冷静的科学分析注入了一种激情、一种责任、一种正义的因素，同时也形成了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通过相互限制相互补充而达成的辩证统一。它坚持从现实的人的现实实践出发，但从不认为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相反，倒是认为现实的都是要被超越的，因而都是暂时的；这个被超越、这个暂时性，不是相对主义意义上的，不是没有方向的，而是人的需要和能力发展的“必然”，也是朝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的“应然”。马克思反对把共产主义作为现实应该与之适合的理想，认为它是批判和改造一切不合理的现实的运动，但作为这种批判的重要参照和尺度的还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问题，说到底是人的能力和这种能力的社会实现方式的矛盾问题，是人的发展的要求和这种要求受到限制的矛盾问题，具体表现为人的个体性存在、群体性存在与类存在之间的矛盾。而阶级与民族都不过是人的群体性存在的一种形式。因此，无论阶级之间、民族之间的矛盾多么尖锐，无论阶级性、民族性、国家利益表现得多么坚硬、多么牢固、多么不可否认，它们也毕竟都是暂时性的，终究是要被扬弃的。这种扬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又充满着矛盾和曲折。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的共产党人，要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同时又始终“代表运动的未来”，始终怀有一种伟大的人类情怀，能够自觉地坚持从人类主体的高度来观察和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代表，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代表，在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始终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与世界无产阶级求解放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与其他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相互呼应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一切民族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反对世界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过去和将来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也得到了各国人民的认可和赞同。当然，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受“左”的思潮的影响，也犯过一些错误，造成了民族关系、党际关系、国际关系的一些隔阂和紧张。邓小平当年就公开承认，在处理中国与苏联、中国与南斯拉夫等两党关系两国关系时，彼此都说过一些过头的话，做过一些过头的事；认为各个国家的人民都有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合理的态度应该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尽管这些国家后来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南斯拉夫都解体了，但中国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基本态度，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方针并没有发生变化。中国一直在为争取一个良好的和平的和谐的国际环境而努力，中国自己的发展从来就不以损害别国的发展和利益为代价，中国追求的是实现互惠和共赢。
近年来国内有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潮，打着爱国主义和中国特色的旗号，招摇过市，蒙骗了不少青年，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狭隘民族主义不懂得民族存在的历史性和暂时性，更不明白民族独立与世界历史和人类解放之间的辩证关系，表现为一种民族本位主义和民族特殊主义，过分强调本民族的特殊性，拒绝从人类主体的高度、从各个民族国家发展的共同性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则是有害的，看似爱国，实则害国。狭隘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它本质上是一种民族的自私自利，是民族观念上的蒙昧主义，是造成民族矛盾的重要思想根源，也是地区的或世界的霸权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这种思潮一旦占了上风，势必恶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造成极大障碍。我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判狭隘民族主义的理论错误，揭露其现实危害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了世界历史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人类解放的目标，决定了它的胸襟、它的气度、它的视野、它的情怀，都超越了民族主义、地域中心主义的片面性，也扬弃了阶级的局限性。但这种超越和扬弃，不是像一些宗教理论宗教哲学那样的悲天悯人式的，也不是像以往一些哲学那样建立在抽象的人类、抽象的天人关系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对大工业和市场经济造成的全面生产能力和需要体系、世界历史时代的普遍交往实践及其发展前途的理论分析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它并不否定民族的、地域的界限的现实性及其一定的合理性，只是把阶级的分化、对立和斗争当做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机制，但它更看到了这些界限、这些斗争的历史暂时性，它们都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也都是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而最终要被送进历史博物馆的，正如国家也要自行消亡被送进历史博物馆一样。这种超越和扬弃，从辩证法角度看，不是作为对自己对立面的简单否定和排斥，而是作为将“肯定”和“否定”都作为一个环节包含在自身之中的“否定之否定”的扬弃。由此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绝不是简单地与资本主义“对着干”的社会主义，而是吸取了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的社会主义，经济方面是如此，政治方面、文化方面也都是如此。
我们现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要总结当代人类实践发展的新经验、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提出一些新观点新理论，增加一些新内容；也要根据人类实践和科技发展的新经验新成果来检视、反思和纠正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曲解、误解，从而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后一个方面更具有前提性和迫切性。因为若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人类情怀缺乏理性的把握，不是自觉站在人类主体和人类实践的高度来思考问题，只是自然自发地囿于民族的立场来观察问题，一些误解不仅难以发现，即使发现了也很难得到有效的纠正和消除。
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纠缠不清、纠结不已的“中西”问题，近年来屡起争执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关系问题，撇开争论的具体细节而追问其实质和前提，检视其所秉持的价值观念，就能发现其实根子还是如何理解民族立场和人类文明、人类情怀的关系问题。直观地看待“中西”，看似将之对象化而加以反思，但如果不能站在一个超越“中西”的更高的角度，实际上这不过是“我”、“他”关系的一种变形，也是将描述性的地理概念变成了价值性的文化概念。我们批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或“资本主义”，岂不知我们的立场本来就是“中国主义”。如此形成的就是简单对立和片面否定，很难达到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境界。作为一个具体例证，就是我们许多人一直坚执“我们的”和“他们的”畛域，凡是“我们的”，哪怕是我们老祖宗的农业文明时代的，就是“中国特色”的，也就是“好”的；凡是“他们”最推崇的东西，如市场经济，如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如权力制衡的具体形式等等，无论怎样都是“他们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是“坏”的。我们很难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将这些东西都看做人类现代文明的有价值的成果，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从而放心大胆地理直气壮地去吸取去利用。即使不得不利用，也得先绕一个很大圈子，从马克思那里或从我们的老祖宗那里找到证据，证明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老祖宗说过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否则就总觉得名不正言不顺。不破除这种狭隘的心态，我们就难以彻底地“解放思想”，就总是容易受很大束缚。实践证明这对于我们的和平和谐发展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联系在一起并以之作为重要的主要的途径，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是，我们必须克服长期以来流行的现在也仍有很大影响的一种错误观念和理论误区，即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人类智慧的时代性反映，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当做一种超时代的“永恒真理”或垄断了一切真理的发明权的学说。虽然我们过去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但这里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应用”过程中，是具体“应用”中的发展。至于作为普遍真理的基本原理，似乎已经被经典作家所穷尽，是不需要也不能“发展”的。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谁作出一些重要的理论创新，提出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没说过的或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新的观点、新的理论，往往都被看做离经叛道的“修正主义”。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这两个方面是内在关联的，因而需要兼顾到。我在《“中国经验”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曾针对我们以往“应用说”的不足，提出不能把“中国经验”等同于或局限于“地方性知识”，还需要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理论、提升到世界性意义的高度来进行理解、总结和论证[2]。也就是说，要注意在总结“中国经验”时别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这个维度。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地与其他哲学进行对话，在相互辩难相互启发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意义。
现在我们都很重视文化建设问题，提出要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确实非常必要和重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要落实这个部署，真正“走得出去”，形成国际影响力，就不单是一个语言问题，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语言问题，关键是在文化交流、文化创造过程中如何将民族特色与人类情怀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我们不仅要“面向世界”，更需要自觉地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从人类主体的视野来审视和吸取各个民族文化的精华，还要提升和阐扬“中国经验”、中国文化所蕴涵的世界性意义和普遍性价值。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吸取了人类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基础上才实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更是需要吸收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现代文明的成果，正因此它才摆脱了以往盛行的也是难以避免的那种民族的、地域的、阶级的狭隘性，表现出人类的情怀和无比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质上就是以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的价值体系，是最具人类情怀的最符合人类共同发展、和谐发展的价值体系。在当今世界性文化交流、同时也是文化竞争的大舞台上，我们要有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必须积极地占领这个价值高地和道德制高点，并依此检视、反思我们以往文化创造理念、文化管理理念和理论宣传中的那些狭隘性、片面性，从而努力推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精品，造就无愧于中华文明的世界级文化人物文化大师，争取全世界范围的更多信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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