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功能：基于诺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意识形态论文,诺斯论文,理论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219(2005)05-0062-04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这是一个历史性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贡献。理论界也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层面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等作了较为透彻的解读。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深入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功能。
一、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ideology)理论和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起构成了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是诺斯在构建其制度变迁理论时引入的。诺斯认为，新古典模型在它的行为函数内有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它既假定福利最大化又假定存在着霍布斯主义的国家模式。如果说建立一个霍布斯主义的国家模式是符合福利最大化假设，同样违背霍布斯主义模式下的控制人们行为的规则而从事机会主义行为也完全符合福利最大化的假定。如此一来，福利最大化就会导致任何国家的不可行性和任何制度不能正常运行。然而，每天的观察却提供了人们遵守这些规则的证据。并且，大量变化的发生是由于大团体的行为。[1] (P49～50)那么，是什么让人们遵守既定的制度，使大团体有效地克服搭便车的呢？诺斯的答案是意识形态。因为如果没有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对资源配置和历史变迁的解释能力就会存在无数的困境，我们就仍然无法预料立法者的投票行为，无法说明独立的司法机关的决策，无法解释历史学家们一代代改写历史的倾向等。[1] (P52)
在说明了自己的制度变迁模型引入意识形态理论的原因后，诺斯主要从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的变化、成功的意识形态的特点等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
1.意识形态的本质
诺斯认为，具有阶级性、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是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1] (P57)是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是使个人和集团行为合乎理性的智力成果。[2] (P64)它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第二，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平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第三，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观点。并且，人们在改变其意识形态之前，其经验与意识之间的矛盾必须有一定的积累。[1] (P53)
2.意识形态的变化
诺斯认为，不同的意识形态起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专门化。最初，相邻的人群在地理上的分布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经验，这种各种各样的经验逐渐结合成语言、习惯、禁忌、神话和宗教，并最终形成与其他人相异的意识形态。同时，职业的专门化和劳动分工也通过导致相异的经验和对立的观点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1] (P56)关于意识形态的变化，诺斯认为是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对制度公平性的看法，并导致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他列举了四种相对价格的变化：产权的改变，即否定了已经被人们作为习惯或公正予以承认的、对其过去一直拥有的资源的权利；在要素市场或产品市场上，交换的条件偏离了已为人们认为是公平交换的比率；在劳动力中，一个特殊的集团的相对收入状况发生了偏离；信息成本降低的结果是，人们相信不同的或更优惠的交换条件可能在别处占优势。[1] (P55)
3.成功的意识形态的特点
诺斯认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它既能够赢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又能够在外部条件改变的情况下得到旧的团体成员的忠诚。[1] (P58)各种主要的意识形态的中心问题在于，能够克服团体中的搭便车问题，能够促使人们不再按照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由此，意识形态可以节省交易费用。[1] (P59)那么，意识形态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的呢？林毅夫在诺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把虔诚(piety)引入个人偏好函数，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提供选择性激励来实现这些功能。因为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的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3]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功能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初意旨来看，它是中国共产党为激励和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而提出的，后来逐渐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又由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象法律等那样是通过强制力来实施的，主要依靠党员干部的自觉遵守，因此，它是制度中的“非正式约束”；[2] (P49)同时，还由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世界观、价值观，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整个意识形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因而它又是非正式制度中的意识形态，并且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既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就可以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工具来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功能。
所谓经济功能分析，就是本着成本收益比较原则，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否：在收益不变的情况下，使成本降低；或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使收益增加；或在成本和收益都变动的情况下，使收益的增幅快于成本的增幅；或在成本和收益都变动的情况下，使收益增加而成本减少。这里的成本指的是社会成本，收益指的是社会收益。具体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如下五大经济功能。
经济功能之一：节约群众对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的认同成本。
所谓合法性(legitimacy)，“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人认可的价值”，[4] (P184)“也可以说是社会的组织机构自认为以及被认为是正确和正当的程度。”[5] (P25)一般而言，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根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与他们的价值取向如何相吻合。由于社会对统治者合法性的认同直接影响到统治者统治地位的存续，因此统治者都很注重社会群体对自己合法性认同。通常而论，统治者一般采用两种方法维护自己合法性，一是运用强制力量，二是“对合理性进行投资”。[2] (P59)在现代社会中，统治者如果仅仅采用强制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性，那么意味着成本会很高，最终难以“跳出历史周期律”。所以深谙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通过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来赢得民心的，她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庄重承诺：我们党将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广大的党员干部的自律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切实实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也正因如此，人民群众真诚认同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地位，衷心拥护党的领导。无疑，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节省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交易成本，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经济功能之二：克服党员干部队伍中的搭便车行为。
所谓搭便车(free rider)，指的是即使个人没有支付成本，他也自动地享受到团体所提供的服务。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产品等存在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对于一个团队而言，搭便车意味着不付出或少付出即可获得和别的团队成员相同或相等的权利，因此它的存在会弱化团队其他成员的努力方面的供给，造成团体所需的公共品的供给不足，所以搭便车是集体行动的大敌，是行动团体的离心剂。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是拥有6800多万党员的大的行动团体。由于党的声誉是一种公共品，因此一部分党员干部即使没有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甚至做了有损于党的形象的事情，也能享有党的声誉这种公共品，如晋升提干等。而这必然会挫伤为党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同志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他们在努力上的供给。诚然，我们可以通过考核、监督、惩罚等正式制度来弱化这种搭便车行为，但是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廉价投票权”[5] (P293)等原因，党员干部队伍中的搭便车行为并不能得到完全的克服，或者完全的克服需要花费极为高昂的成本。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说考核、监督、惩罚等正式制度不重要，而是认为，意识形态可以成为以上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或补充机制。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时，党员干部就会自觉而非被迫地减少甚至消除搭便车的动机和行为，为党的事业而奋斗，为党的旗帜增光添彩。
经济功能之三：减少对党员干部的激励成本，增强对党员干部的激励。
行为科学认为，激励(incentive)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激发人的动机，开发人的潜能，诱导人的行为，调动人的积极性，以达到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就手段而言，激励一般可分为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物质激励是以实物或金钱的形式来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的外在激励；非物质激励则以表扬、地位、声誉等形式来满足人的尊重、成就等内在需要。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既存在着互补关系，又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替代关系。一般而言，激励的效果如何主要既取决于激励的手段，更取决于被激励者的效用函数。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言，一方面，它可以矫正党员干部的效用函数，优化党员干部的个人效用函数的结构，使党员干部抛开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决策方式，自动地放弃对自身利益的过分追求和机会主义行为，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自己，进而减少党对他们的激励成本；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旦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的行为方式，就可以简化党员干部的决策程序，节省党员干部在决策时的精力、时间等稀缺资源的浪费，并把它们转化为生产性资源，增加生产性投入。此外，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还可以激励广大的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己人力资本的丰度，并通过人力资本的更多的生产性投入来增加社会收益。
经济功能之四：降低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与教育费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民与党员干部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意味着，一些党员干部可能利用群众与他们之间存在着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事机会主义行为。而当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群众与该部分党员干部的委托代理关系则演化为损害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鱼水”关系的委托代理问题。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并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制度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和教育。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监督和教育措施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外在监督和教育耗费了我们很多的宝贵资源，而这种耗费即是所谓的代理成本，是一种非生产性支出。那么，我们是否有一种更为节俭的监督和教育方式呢？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加强自身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和现实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一回答表明，在充分发挥外在监督和教育的前提下，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加强党员干部的自律有助于减少外在监督和教育成本。在此意义上说，自律可以看成是最大程度上把党员干部的行为的外部性内部化了。
经济功能之五：消减干群之间的摩擦成本。
所谓干群之间的摩擦成本，指的是群众因为对干部的不作为或机会主义行为不满而与干部发生不合作或冲突所产生经济损失，它是一种典型的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的扩大必然会损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所以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正确认识和处理干群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主观上放松思想改造和客观上的社会中的不良风气的影响，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了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挥霍浪费、吃喝玩乐，甚至违法乱纪、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这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伤害了群众的感情，激起了群众的深恶痛绝，使许多地方的干群关系由战争年代的“鱼水”状态演变为“萍水”状态，甚至是“水火”状态，大大地加大了党群干群之间的摩擦成本，破坏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而如果广大的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完全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属，那么，干群之间的摩擦成本可以减小到最低程度，甚至可以视为零。因此，加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教育，对于提高党员干部的自身修养、节约干群之间的摩擦成本，进而巩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实践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提出到贯彻的时间并不长，还没有成为所有党员干部的自觉行为；同时，还由于意识形态这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比，变化要慢得多，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功能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要保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和表述方式的相对稳定性，以使广大党员干部形成合理预期，增加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种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自觉行为，从而“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课题。”[7] (P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