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主：一种社会主义的分析框架——国外左翼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经济论文,左翼论文,框架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民主理论基础上，一些以社会主义为价值目标的左翼学者规划、构建起一种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社会模式着眼于社会经济领域的制度设计，主张通过经济领域尤其是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和决策的民主化改造，建立一个既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又与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不同的“更新、更民主、更平等”[1]（p14）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这一理论特别强调工人民主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的重要意义，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工人“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
一、理论的衍生：从工业民主到经济民主社会主义
经济民主社会主义与西方经济民主理论有着深刻的渊源。尽管理论设计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存在差异，但二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却有很多一致之处。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学者把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归入经济民主主义者的谱系之中[2]（p114）。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当代经济民主理论是在西方传统工业民主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工业民主，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主编的《民主百科全书》将其界定为“民主理论在工人生活中的运用”，并将其追溯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认为它是基于当时政治民主的缺陷而产生的一种民主思想[3]（p609）。根据大革命中激进派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到其工业民主主张更多的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理念基础上的一种“经济平等”吁求，是对源于洛克的绝对所有权观念的理论反驳。19世纪后，伴随着大规模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组织化劳工运动的兴起，工业民主思想广泛流行开来。这个时期的工业民主理论大多与各国的工团主义运动、工人结社运动或合作社运动结合在一起。在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主张中，或多或少都可以见到某种形式工业民主思想的痕迹，如路易·勃朗、拉萨尔、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合作主义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理论批判的基础上，诞生了马克思的合作生产、合作工厂等理论。这些理论以及作为其继承和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自治思想，如葛兰西的工人委员会、马勒的“新工人阶级”、科尔施的“工业自治”主张等，成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从词源上看，作为正式术语的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是由英国工党的韦伯夫妇率先提出的。根据其最初设计，工业民主代表着从工业基层民主到宏观政治民主在内的完整制度规划。但随着后来的发展，工业民主越来越被限制在工厂和企业内部，具体指工人参与企业组织、管理等事务，工人自治甚至成为工业民主的代名词。当代经济民主（economic democracy）概念是在工业民主基础上扩充和发展起来的。根据著名民主理论家萨托利的说法，经济民主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方面，它与狭义的工业民主同义，更多地指劳动者对经济的控制；另一方面，它与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相对应，是对政治民主的补充和扩大，特指财富和分配的平等[4]（p11）。在这个意义上，它实际上是回到了原初的工业民主概念。
“经济民主”的流行发生在二战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各国蓬勃发展的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劳资协商、共同决策以及工人所有的合作社、工人自我管理企业等民主实践相关。在20世纪的后三十年里，经济民主成了西方学者研究和探讨的一个热点。尤其在80年代前后，西方理论界更是兴起了一股经济民主研究的热潮。这股研究热潮的出现，一方面与各国经济民主实践的新进展有关——如雇员持股计划、劳资共同决策、雇员投资基金制度的建立，以及前南斯拉夫、西班牙蒙德拉贡地区工人自我管理企业模式的成功实践等；另一方面，也是西方学者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缺陷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总的来看，虽然构建理论模式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多数经济民主主义者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企业内部民主或工厂民主的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和投资决策的民主管理与调控，以及经济民主对于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化的影响。
在深入考察分析当代社会的经济民主实践并吸收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一批以社会主义为价值目标的左翼学者，尝试在经济民主的框架下设计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他们称之为“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或“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强调企业民主、投资非集中化等经济民主思想，但在根本立场上与其他经济民主主义者不同。就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而言，他们大多是左翼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因为不满当代资本主义或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而试图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二者的社会主义的替代道路。而在其他经济民主主义者那里，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社会的民主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或者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实践的影响。因此，他们多为西方社会中的企业管理者或参与民主的支持者。其观点大多建立在直接参与思想的基础之上，认为在社会生活尤其是企业中扩大参与决策的范围，是“培养雇员的献身精神和发展工业关系的一条途径”[5]（p14）。而工人行使民主权利能力的提高，则最终能够为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创造现实条件。经济民主主义者看到了人的异化和工人的无权状态，但他们并不主张改变社会制度，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内寻求解决方案。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他们“是在维护现有体系，而不是变革体系”[5]（p16）。近年来，面对多元民主理论发展的困境，甚至达尔、林德布洛姆等传统多元民主主义者，也转而强调经济平等、经济民主对实现政治民主的意义。如达尔就提出了建立一种新的广泛合作型的所有制，从而把民主扩展到车间和一般经济生活中去的新多元主义的经济民主理论[6]（pp111—136）。
在20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论著中，一些左翼学者对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详尽阐释。前南斯拉夫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勃朗科·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是研究这种模式的一部力作。美国左翼学者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的《资本主义还是工人管理？——一种伦理学和经济学的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爱德华·格林伯格（Edward Greenberg）的《工厂民主：参与的政治影响》，米切尔·霍沃德（Michael Howard）的《自我管理和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英国学者罗宾·阿切尔（Robin Archer）的《经济民主——可行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学》等，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型。
二、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
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设计，首先从系统分析和批判当代的社会经济体制入手。20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几十年来，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和争论，大都围绕着这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论”、 “趋同论”或者“替代论”而展开。霍尔瓦特指出了这种流行观点的错误，强调二者之间的争斗与社会主义并无关系，认为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尚未实现的制度。他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特征概括为“国家主义”，并从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心理道德等多维视角，对两种经济制度尤其是国家主义进行了剖析。霍氏指出，以斯大林主义为其畸形表现的国家主义，虽然具有一些社会主义的成分，如极大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下层阶级的社会生活和地位，相对而言收入分配更为平均，但国家在社会制度中扮演着绝对支配的角色，一个“强大的、集权的、权威的国家成了社会的轴心”[7]（p25），所有的政治经济权力都被集中到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手中。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无阶级，检验社会主义的最关键的标准是不存在阶级，不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以及命令者和被命令者的区分，而国家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一样，仍然是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社会。国家主义是按照等级制方式组织起来的典型的“金字塔”型的官僚结构，这一权力结构和配置使社会分裂成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并直接造成了财富、收入分配以及社会声望的不平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和“物化”理论，霍氏分析了这种社会的不合理性和异化，指出正义社会并不是“国家主义”社会，而应当是“理想的、更合理的、更有效率的和更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
施韦卡特的资本主义经济批判，则直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他把资本主义的辩护理论划分为两种类型：强调资本主义“满足一种特定的公正标准”的非比较性理论，以及主张资本主义是所有可行性中最好选择的比较性理论。相对而言， 比较性理论构成了资本主义最强有力的辩护。要证明其理论本身的错误，只是确认资本主义的某些独特弱点并不足够，还必须提供一个具体的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在施氏看来，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弱点的未来社会发展模式[8]（p3）。
从实现个人自由最大化的角度论证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是构筑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是源于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无论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当代的保守主义者，大都承认个人自由的重要价值。尽管在什么是个人自由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上存在着差异，各种版本的自由概念大都赞同一个基本主张：只有能够自主地进行选择时，个人才是自由的。在这一理想自由观的基础上，阿切尔考察了当代社会影响自由实现的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各种社会组织能够对个人选择施加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必然造成替代个人选择的结果。如在竞争性市场中，消费者具有不受任何指令的自由选择权；另一种情况是，个人受制于某一组织如国家的权威，这个组织能够拒绝并替代个人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在组织决策过程中需要某种形式的发言权。具体到企业决策中，阿切尔把企业决策的受众主要分为工人、股东和消费者三类，并指出只有股东在企业的决策过程中享有发言权，这种状况阻碍了个人自由最大化的实现。在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中，阿切尔设想把企业决策的权力赋予工人。他认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与股东提供的商品“资本”不同，劳动力“依附于”劳动者，只有劳动者才受到企业权力的直接支配。因此，在理想的经济民主社会中，“是工人而不是资本家应拥有对企业的决策控制权”[9]（p88）。
在正义的伦理学基础上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是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又一逻辑前提。对于“正义”的讨论，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理论界最热烈的话题之一。由于各自的理论体系和政治立场不同，左右翼的学者们在何为正义的问题上始终未能形成较为一致的见解。在进行理论争论的过程中，由哈佛大学的伦理哲学家罗尔斯提出的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理论最为引人注目。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从批判分析罗尔斯的正义论出发，证明和推演出自己的正义的社会主义伦理学。他们认为，罗尔斯作出“理论演绎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成问题的”[7]（p265），尤其因为没有认识到社会关系根本改变的重要意义，所以他企图通过调节主要社会制度来处理人们在出发点方面不平等的努力，充其量是在为“带有平等主义印记的自由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进行辩护。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主张社会关系的根本改变，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团结构成了社会正义的必要充分条件，它们互相补充，彼此包含。其中，平等是社会主义正义论的核心价值。由于每个人都扮演着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三个基本角色，因此，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现生产者平等、消费者平等和社会平等。
三、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设计
在充分论证经济民主社会主义之合理必要性的基础上，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勾勒了这一社会的运行模式。总的来看，他们大都围绕着经济民主做文章，把实现经济民主作为社会模式建构的基点和轴心。但在规划经济制度的具体方案时，却又各有侧重。有的着眼于对社会经济的总体设计，有的侧重于考察具体的企业内部民主问题；有的把所有制作为理想模式的重要方面，有的则抛却了所有制情结，专心探讨工人自我管理的实现途径；有的主张资源配置中市场的主导作用，而有的却强调计划与市场结合的重要意义，等等。总的来说，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建构的关键环节有：
——工人自我管理。强调自我管理，是各种经济民主社会主义论共有的一个基本特征。由于经济民主社会主义者大都认为“近于完全的和直接的自我管理只有在企业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因此他们多把这种自我管理权限定在企业之内。与资本主义企业为缓和劳资矛盾而推行的工人参与企业决策不同，“工人自我管理”颠覆了资本的特权，把企业的运营权完全赋予劳动者。如施韦卡特等认为，工人应对围绕生产的一切活动包括企业的组织、纪律、生产工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净收益分配等负责。在进行自我管理的过程中，所有决策都是依据民主原则作出的，企业劳动者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平等地享有企业事务的发言权。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公司，决策权不可避免地要授予一些机构和个人。但无论是工人委员会或总经理，都不是由国家或社区任命，而是工人选举产生的。
根据上述工人管理的基本原则，霍尔瓦特设计了一个被称为沙漏模型的劳动者管理企业的组织结构。霍氏的工人管理模型分为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组成部分。在决策方面，它把大多数影响工人日常活动的决策权，如工作分配、剩余分配、就业、雇佣等赋予基层的劳动单位，除此而外的决策则授权给通过全体投票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内部有着复杂的分工，理事会、收入分配、投资、研究与开发委员会等负责日常事务的咨询和处理。执行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具体执行工人委员会的决策，它们有一定的任期并承担相应责任，即如果企业经营效益差，得不到工人委员会的信任，则必须进行改组。为防止权力的滥用并督促其尽责，自我管理体制中还设立了具有控制和仲裁职能的监事会以及仲裁委员会等。霍氏认为，这种工人管理模式消除了阶级分化和等级的存在，既能保证民主的最大化又能保证效率的最大化。
——社会所有制。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大都主张实行社会所有制。经济民主社会中的企业不同于传统的工人所有的合作社，工人拥有企业的管理决策权，但并没有所有权，所有企业都是社会的集体财产。霍尔瓦特用“社会财产”（social property）来标志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这种所有权关系。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把私有、集体和国家所有制分别作为资本主义、过渡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基础。这种认识具有内在的矛盾，因为私人所有和国家所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国家所有仅仅意味着“私人所有者被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所取代”，其结果必然是“私有财产产生资本主义，而国有财产产生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与这两种社会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所有制关系上，它采取的是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财产”。“社会财产”意味着不存在一个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特殊阶级，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有者，都平等地拥有生产资料。
——“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结合。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反对“从财产中占有收入”，主张社会上的每个人都仅仅是从劳动中而不是从财产中获得经济收入。工人在企业中参加生产劳动，从而有权享有净收益中特定的一份。但这种收入的分享，并不是平等的。在具有独立自主权的劳动集体内部，工人的收入分配依据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其份额通过协商、谈判和相互说服来决定。
既然劳动是经济收入的唯一源泉，那么，失业者以及残疾人等边缘群体如何获得生活来源？霍沃德借鉴当代西方左翼理论界盛行的“基本收入”理论，设计了“经济民主＋基本收入”的解决方案（霍尔瓦特也称之为按劳分配原则辅之以包括教育、医疗以及基本社会福利的按需分配原则）。所谓基本收入（basic income）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其财富、家庭背景以及工作状况如何，都无条件地享有一份特定的收入。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为满足经济民主社会中一些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而进行的设计。霍沃德认为，基本收入方案解决了经济民主模式的内在矛盾，并从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增强了经济民主的实践操作性。它使劳动力市场更富流动性，减轻了资本转移的风险，推动了技术革新，硬化了预算约束并促进了社会正义，从而“改变了经济民主运行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环境”[10]（pp167—179）。
——计划与市场。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不是绝对的市场经济论者，也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的支持者，而是强调某种程度的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当然，对于计划与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不同论者存在着观点上的差异，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认为市场应在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如施韦卡特就把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从根本上看作是一种市场经济，认为在多数情况下“价格是不实行调控的，一切通过供求关系裁决”。有计划的社会调控只是发生在“决定未来发展的道路和进程的”投资领域。经济民主社会中新投资的积聚和分散，是通过有计划的社会控制完成的——中央政府负责征收资本财产税，然后由遍布全国的银行网络发散到全社会。各投资银行依据可赢利性以及创造就业机会为标准，把这些资金有计划、按比例地配置给隶属的公司和新创办的企业。另一种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赋予计划与市场同等重要的地位，如霍尔瓦特认为“计划与市场并非完全互不兼容或矛盾的”，而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同等重要的手段，它们互相补充，构成了“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社会主义既需要作为计划工具的市场，同样也需要计划作为有效率的市场的前提。为此，霍氏设计了计划局、国家银行、发展基金组织以及收入和价格仲裁机构等基本机构，负责经济计划的编制、执行甚至调整和修改。第三种观点以格林伯格为代表，虽然承认市场机制存在的必要性，但侧重于强调计划的重要意义，认为“整个经济生活和物质生产必须通过民主的计划过程来予以指导”，“既然生产是社会性的，那么必须在社会的调控下进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把计划的权力赋予少数“官僚的、政治的或政党的精英”，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造成新的不平等和社会差别，从而破坏自我管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一个分散化的民主制度中，如工厂和企业等多个自治中心的存在可以抵消计划体系中的集中化倾向[1]（p179）。
——关于过渡问题。如何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制度过渡到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涉及到经济民主模式的实践可行性问题，这是该模式构建中的关键一环。因为一种社会模式无论勾画得多么完美，如果缺乏转变为现实社会制度的可能，就只能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在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看来，经济民主社会虽然“不是近在眼前，甚至还没有出现在地平线上”，但确实存在着向这种社会过渡的可能性。他们大多把这种可能性建立在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劳工运动取得的点滴斗争成就的基础上，寄希望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赢得选举、执掌政府，自上而下地实施带有经济民主色彩的改革，通过不断扩大工人参与的范围及程度，实现某种形式的工业民主。在此基础上，推行劳动者利润分享的相关政策，推动生产资本社会化的发展，从而逐步消灭阶级剥削的基础，完成所有制关系的转变。例如，阿切尔就设想在资本主义的劳动与资本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向经济民主社会的过渡。他认为，在当代工业关系的合作主义体系中，工人有可能同资本所有者进行“交易”，用增加薪资等“可兑换的好处”（exchangeable good）换取更大的企业决策权。通过诸如此类的“交易”，工人将逐渐积累起更多的直接控制权，直至实现完全的工业民主。当然，阿切尔也指出，合作主义并不是构成经济民主的一种形式，而仅仅是达到经济民主的工具[11]（p102—144）。
四、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剖析
根据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结合其产生的具体社会背景，我们可以对其作出如下几点初步的判断：
其一，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国外左翼建立“超越资本主义”战略的一种理论尝试。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在为数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中独树一帜。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同样也对当代社会经济制度的弊端，如资本对权力的垄断、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异化等予以否定和批判，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建立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模式。但与生态、女权、后工业社会主义等不同，它是一种涉及社会经济基础的理论或模式。相对于关注或维护社会发展某一层面利益的理论，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的变化对于社会性质的转变更具有实质意义。虽然都是把经济制度变革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必要前提，但不同于强调市场经济特定方面重要性的各种市场社会主义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总体上更为集中和明确。大多以经济民主为制度变革的主线，主张变现实资本主义的企业专制为企业民主，进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此外，对实现民主、平等、正义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强烈诉求，也是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
其二，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理念——经济民主，与马克思的合作生产理论以及葛兰西的工厂委员会思想等具有一定共同点，但存在差异。其共同点表现在：（1）都是建立在对于产生异化劳动的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上；（2）都是着眼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单位——企业或工厂，关注其组织管理的具体形式；（3）都是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一种可能的模式，如马克思把合作组织作为资本主义肌体上发展起来的新社会因素，认为它是“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12]（pp497—498）；葛兰西把工厂委员会视为未来“无产阶级的权力机构”；而实现企业的经济民主则被经济民主社会主义者作为“社会主义改造战略的组成部分”。其差异之处在于：（1）无论合作生产还是工厂委员会，都不能独自完成改造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还必须与更广泛的社会斗争、与更全面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马克思强调，只有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作为新社会因素的合作经济才能变成新社会的生产方式。而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则完全抛弃了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把经济民主基础上的社会改良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途径；（2）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以及工厂委员会，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生产斗争中自发性质的组织，既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是作为其结果而存在。而经济民主性质的企业则是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的产物，是体制内合作主义发展的结果。显然，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性设计着意淡化了理论的激进色彩，试图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通过有限的经济改造完成社会变革的任务。这是以一种貌似新颖的经济领域改良替代传统民主社会主义议会道路的方式，因此在实际上并没有摆脱西方改良主义的理论窠臼，仍然是一种改良性质的理论。
其三，尽管在理论设计中蕴涵着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和特点，但与各种盛行的左翼社会主义思潮一样，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其重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它虽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予以否定，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病，但由于本身的改良性质，它的替代方案在现实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例如，它把所有制关系的转变建立在雇主自觉自愿地进行利润分享的基础上，但雇主为什么会选择接受这种终将剥夺其私人生产资本的政策呢？另一方面，它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规范性分析，大都建立在建构理性的方法论基础之上，把一切社会制度的产生或灭亡归于人类理智进行有意识的演绎过程的结果，而忽视或脱离了必要的历史前提。霍尔瓦特反复强调，工程师可以设计桥梁，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就不能设计社会制度呢？其实质是没有认识到：设计桥梁不必受历史必然性的约束，而社会制度的设计则必须以一定的历史发展为条件。马克思曾经指出，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绝不是由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作出结论的学说中产生出来的”[13]（p352）。作为一种纯理论主张，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显然具有一定的空想性。
其四，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经济民主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意义，但在西方理论界，关于经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仍是存有争议的。美国学者罗伯特·格雷迪认为，经济民主理论如果想具有实践价值，就必须接受当代政治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换言之，使经济民主化的努力只有承认多元主义实践和自由主义价值才能取得成功。因此，自由主义的“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价值和动机有益于实现参与理想，而与政治和经济民主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替代模式，在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则可能发生反作用[14]（p147）。身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格林伯格，也对企业自我管理实践中工人价值观的发展走向有所疑问。通过对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胶合板合作社进行大量的取样调查，他认为在企业中参与直接决策的经济民主经历，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必然导致工人合作、互助或平均主义倾向的增加。相反，这种经历促进了一种与传统自由主义密切联系的价值观的发展，如个人主义、竞争、机会均等等。合作社的发展似乎使人们愈益认同市场经济。在格林伯格看来，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自我管理企业，也许并不能为更广泛的变革运动提供恰当的教育环境[15]（p31）。 著名左翼学者安德烈·高兹也提出了类似看法。他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后福特主义生产体系进行全方位描述后指出，被诸多左翼人士作为新自由主义替代的“日本化”生产模式，只是为掩盖深层对抗状态而寻求劳动关系虚假一致的一种策略。它存在巨大缺陷：工人只有如何生产的决策权而并不享有对产品的控制权。这种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将推动工人对于企业及其发展目标的认同，但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6]（p121）。
总之，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尚须论证和完善的左翼理论。对其空想性和改良性，我们应有充分认识。但作为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积极探索，它具体勾勒出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框架，突出了“民主”原则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构筑中的重要性。它提出的一些基本思想和理念，如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对资本进行社会控制等，对于我国企业的民主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还是具有一定借鉴和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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