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延展
尹占文 ，王 丹
（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太原 030006）
摘 要：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的方法论基础和分析问题的理论范式。唯物史观视角下的“世界历史”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提出的理论，唯物史观视角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在新时代条件下思考人类前途命运提出的新思想，是“世界历史”的逻辑延展，实现了“共同体”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创造性结合，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破浪前行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 唯物史观；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智慧
当今时代，在全球化浪潮的大力推动下，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领域的普遍交往和广泛合作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人类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的“整体性”和“世界性”特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凸显，人类命运面临“荣则皆荣，损则皆损”的重大考验。鉴于此，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理性思考人类社会及其文明发展逻辑，承续经典、反思历史、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着眼于“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这一全新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2.6 重复性考察 取同一批供试品（6号供试品）粉末0.20 g，共6份，精密称定，按“2.3”项下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每次2 μL，记录峰面积，计算含量。结果样品中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含量的平均值为0.42%，RSD为1.27%；大黄素甲醚-8-O-β-D-葡萄糖苷含量的平均值为0.18%，RSD为1.86%；表明供试品含量测定重复性良好。
一、作为理论核心和分析范式的唯物史观
任何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都是围绕核心理论或理论的“硬核”作为根基来建构整个理论大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如此。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最能代表其核心理论或理论“硬核”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的四十多年思想历程和一系列论著① 这些重要论著包括：《共产党宣言》（1848 年）、《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1861－1863 年、1863－1867 年）、《资本论》 第 1 卷（1867年）、《反杜林论》（1876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等。 中得到充分阐释和系统论证的、并先后在《共产党宣言》1883德文版和1888年英文版两篇序言中做过经典表述和重申的思想，即，“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385。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得人们第一次能够真正脱离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窠臼、从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故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或理论“硬核”，是整个理论体系的灵魂和立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学说的根本标志，因而，唯物史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用以观察人类社会现象、分析解决社会历史领域基本问题的理论范式。在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视域下，唯物史观范式主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用来分析和研究人类社会的运思方式和基本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2］，它可以作为常规科学研究中解答社会历史发展谜题的基础，在这里我们意在强调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命运进行思考所实现的创新。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唯物史观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一切历史理论，关键在于从 “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出发去分析该历史时代的本质特征，亦即生产方式各要素之间“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基本原理的阐释和运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唯物史观—本文作者加）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1］171。在这里，“市民社会”具体指的是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组织和联合，这种组织和联合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任何时代都是确立“国家以及其他上层建筑”的社会物质基础。即是说，人类直接从事的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物质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这是唯物史观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到了第三阶段，随着“社会养老服务”的概念正式出现在官方话语中并从此成为我国养老事业的核心概念，对于“社会”的用法更加清晰、逐渐定型。将“社会养老为补充”更改为“机构为支撑”，这标志着将“社会养老”不再简单等同于“机构养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主要由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等三个有机部分组成，那么就是说“居家”“社区”和“机构”都属于社会的范畴，至此“社会”狭隘的地点性含义彻底被摒弃，这使得“社会”概念有了回归其本身广泛内涵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唯物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形态”[1］172。换句话说，物质实践决定观念形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唯物史观解释人类社会及其演进规律的思想统领。唯物史观在本质上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实践观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集中体现，用现实的人及其生存实践来表征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是人类的共同活动勾勒了人类自己的“世界历史”。
同时，唯物史观还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处于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物质生活生产和社会交往中的“现实的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因而是人民群众而不是个别英雄人物创造了人类历史，群众史观就是从“历史主体”这一角度对唯物史观内涵的集中概括。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人民群众具有“量”和“质”的双重规定性。在量的规定性上，人民群众主要是指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直接从事物质生活生产活动的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总和，在质的规定性上，人民群众主要是指与特定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对推动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还有着共同的利益期盼和价值诉求的先进力量。因此，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深刻的唯物史观逻辑，我们可以说人民群众又是一个兼具“历史”和“价值”双重属性的范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先进力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与主要的生产方式及其所决定的社会结构紧密相关，比如，处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及处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但是，就其本质特征来看，他们的共同身份都是劳动群众，劳动群众尤其是处于阶级社会被剥削地位的劳动群众始终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始终对社会发展进步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不会因为国家、区域和时代的不同而发生改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关键的一点也就在于始终把广大劳动群众改善生活生产条件的潜能和要求社会进步的愿望是否达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作为评判人类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因此，从生产方式和社会进步的角度来把握历史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精髓所在。
二、唯物史观视角下的“世界历史”
在人类思想史上，最早对“世界历史”做出系统研究并对历史方法完成哲学阐释的当属黑格尔。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明确提出了“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并在方法论上作了哲学的提升。他认为，方法论维度上“哲学的历史”是在考察人类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思想，思想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因此哲学研究历史的唯一思想便是 “理性”。依据这样的逻辑，黑格尔建构了以“绝对精神”为理论内核的“世界历史”。他认为“世界历史……表示‘精神’的意识从它的‘自由’意识和从这种‘自由’意识产生出来的实现的发展”[3］。理性是世界历史的主宰和内在规定，世界历史是理性的产物，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过程，当然了，这是一种物质基础缺失的纯粹精神运动过程。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性变革和超越。这种变革和超越集中体现在跳出黑格尔唯心史观的窠臼，以唯物史观作为整个世界历史理论的立论根基，将世界历史置于现实的人及其客观的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上来研究“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及其发展演变。
因此，总的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全球治理体系在世界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中国给世界提供的一种“全新解决方案”，是变革近代以来世界体系深嵌“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从而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均衡发展和应对各种现实挑战的 “中国方案”。这一方案既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精髓，又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既立足于当下具体的社会现实，又创造性地将关切人类前途命运和共同体建设展现在世界舞台上的 “中国智慧”，为解决现代性问题和创新现代文明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必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和建设性方法论。
（一）逻辑起点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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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本体的超越
究竟是以思辨唯心主义为历史本位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历史本位，这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历史本体上的根本区别。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分工和内部交往程度，前资本主义时代各民族之间狭隘的和地域的自然屏障未能打破，所以，这种空间上的局限性使得民族和地域之间的交往相对有限。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1］194。资产阶级通过建立世界市场打破了过去那种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创造了一个按“资本”逻辑运行的新世界，大大促进了各民族内部和外部的交往发展程度，把一切原本属于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东西都卷到同一个世界当中来，“整体性”和“世界性”越来越成为普遍特征。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成为一种受物质生产力量驱动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三）历史阶段的超越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从整体上来说都是“三阶段”论，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是实现人的精神自由的过程，这个过程从东方世界到古希腊—罗马世界再到日耳曼世界依次演化发展。东方世界只有一个人自由，古希腊—罗马世界是一部分人自由，日耳曼世界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自由。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在日耳曼民族那里完成了精神理性的彻底解放，显然这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缺乏世界历史的史实支撑。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演化规律，确定了从15世纪初的欧洲发轫并开启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大体说来，先是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而推动 “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的阶段。这个阶段，“等级资本”逐步催生了商人阶层的形成，跨地区的商业活动乃至冒险的远征与生产和交往活动发生了相互作用，于是“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逐步“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1］187-190；接着就是从17世纪中叶延续到18世纪末，由于资本扩张和殖民掠夺所引发的“世界市场”瓜分阶段。这一时期是从航海条例和殖民地垄断开始的，商人资本伴随着殖民主义商业交往活动而逐步发展起来，各殖民地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这一时期是商业控制工业而不是相反；再后来就是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 “分工……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关系”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工业控制商业，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1］194。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对“异质”的世界进行了同质化改造。这一改造过程既是同质化资本的世界化，又是同质化劳动的世界化，资本主导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逻辑，劳动奠定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深层基础。[5］
其次，科学亦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科学的精神追求主要体现在对于真理和人类福祉追求。科学本质上是不断探索真理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科学家对于真理的追求和捍卫。比如，布鲁诺为了坚持日心说，宁愿被烧死，也要捍卫真理，便是对科学家追求真理的最好证明。真正的科学还关心人类的福祉。
（四）历史方法的超越
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是绝对精神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逻辑本身的事物”，而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事实本身的逻辑”。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合理性在于：“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及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虽然说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所带动的社会变革使得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存在，但是资本主义本身也要在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中最终走向灭亡，资本主义对世界历史而言，只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只有开创的使命而根本不具有完成的使命，世界历史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完成。因此，按其起源和形成来看，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的，但从其发展趋势和未来结果来看，世界历史又是共产主义的。
（五）价值取向的超越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人的普遍交往及其交互活动的现实载体——人类社会。这一思想也深嵌在“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运思过程中。依照世界历史理论及其方法论逻辑，我们发现：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人类社会曾经存在的 “经验事实的世界历史性交往”比马克思所阐述的“世界历史”更为深化。“世界历史”时代参与世界交往的是资本与劳动两个世界、资本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两类国家，而且交往的内容也主要体现于经济领域的商品输出和利益交换。当今全球化时代世界交往的内容由经济全方位拓展至政治、文化、技术、信息、观念等更多领域的更深层次，不仅仅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紧密联系，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体系、两种文明体系和不同价值体系之间更深层次、更加全面的普遍交往、博弈甚至冲突。“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推动力量是大工业的经济生产和交换方式，当代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的知识经济生产和交往方式。知识经济带来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对象的扩展和主体的智能化，以先进科学技术推动的生产力发展达到了以往任何时代不可比拟的程度。“世界历史”的现实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显著特征是基于“世界市场”而形成的“富裕与贫穷”“统治与从属”“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这样一种不平等格局，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显著特征是基于“总体性全球化”[10］旨在实现合作共赢、互信协商、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共建共享、持久和平、平等伙伴这样一种新型的全球治理和发展模式。相比“世界历史”时代人类社会受资本这种“异己力量”支配而形成的旨在谋求“资本利益”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是各民族国家的 “共同利益”，各个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享有参与和发展的权利；相比“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主宰下追求 “资本无限增殖”的“单向发展”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是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美丽，力求实现在国际交往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生产力的大力发展普遍交往的日益频繁使得“时间消灭空间”的特征愈发明显，“地球村”的形成使得人类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具有“公共”属性，人类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广泛地相互渗透，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越来越深入地相互影响，人类的命运关联越来越密切地成为“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顺时而生、顺势而发，必定会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旗帜。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是物质空场的绝对精神的“逻辑性”推演，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则是建立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4］这样简单事实基础之上的“历史性”推演，以此作为创立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前提，从而揭开了人类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神秘面纱。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为，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169。这一行动所包含的重要意义在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从根本说不是由某种神秘的精神力量或人的意识决定的，而是具有客观物质性和历史必然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发现这些事实并揭示其历史意义。马克思通过对每一个时代物质实践的根本内容——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发展程度的考察，阐明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和发展程度”[1］147，为“世界历史”理论筑牢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底。
三、唯物史观视角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超越 “虚假的共同体”为现实缘由、以实现人的真正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让世界各国在共商共建中共享发展成果。从2011年中国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开始，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在新时代运用唯物史观思考人类前途命运和揭示现代文明发展逻辑的原创性贡献。2018年，习近平在联合国发表讲话，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概括地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当今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充分发挥人类共同发展的目标及价值引领作用。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批判现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构下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应破解资本主义扩张情况人类发展所遭遇的普遍性难题；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更重要的是要克服当前世界秩序的弊端使之更加合理公正。为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场，形成一种更加符合“现实的人”即世界各国人民的真正解放和本质复归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资本效用并实现现代国家利益共生、成果共享的新型世界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念确立的共同价值观和秉承 “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旨在推动世界各国携手共进、共同掌握人类命运，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到人类发展和文明创新的新高度。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受人的活动的合目的性和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所决定的。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下审视和反思当今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是重塑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前提。全球化时代的资本运动深刻地改变了过去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交往模式，这些变化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和现实运动中。马克思曾说过：作为资本现实载体的所有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的。它们的共同语言是价格，它们的共性是货币。”[8］因此，全球化实则是一种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建构的以西方发展模式为中心的“单向度的全球化”。“全球化”原本能够将彼此孤立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客观上推动各个国家的共同发展。但是，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核心力量将附着在资本主义利益结构之上的价值理念及其全球治理模式强行推向全世界，致使一些国家尤其是具有深厚的“殖民主义”历史包袱的后发国家成为“资本”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附属品和垫脚石，甚至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利益链条上的牺牲品。究其实质，现有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资本主义国家将自身的利益伪装成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将自身价值包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以此来维护“资本”霸权。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及其建构的全球治理体系与以人为主体的“共同体”发展目标相悖，致使人类相继陷入发展困境。时至今日，以西方价值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造成日益增多的挑战和风险，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威胁持续蔓延，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在有的地方重新抬头，不同国家的民族形式与现代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伴随 “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现象相互交织。比如，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入主白宫、欧洲右翼势力抬头等在短时间内频发，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更加要求世界各国反思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更加要求各国尤其是西方大国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要兼顾他国合理的利益诉求，在强化权责共担意识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中，“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必定经过“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到“虚假共同体”再到“真正共同体”的演进。[9］真正共同体是从“人类社会”出发，对现存的不合理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做出合理性批判，进而合目的性地建构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愿景的新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共同体”都对资本主义导致的弊端和困境做出极具现实针对性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人类发展难题，彰显了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当然，就人类发展的整体性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都是构成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思想性和现实性上存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在思想逻辑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承继了“真正共同体”的思想精髓，同时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在现实逻辑上则着眼于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这一核心主旨，在多数国家和地区具有普适性，为破解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是走向人类“真正共同体”的重要阶段。
构成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不同时代所形成的生产力与交往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理论创新点。按照唯物史观的这一逻辑，如果我们从时间向度和过程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性”特征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既相互融合又充满矛盾的“二律背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但与此同时，全球化有属于这一历史时代的本质规律，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造成当今时代前所未有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7］“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习近平深入思考人类前途命运、“缩短和减轻当前由于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旨在实现世界各国共赢而提出的新思想。唯物史观视角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现实的人”作为理论出发点，将“人类社会”作为现实立足点，在马克思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和目标指引下追求人类共同利益，力求在打破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建构新型的世界秩序，为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破解全球治理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和提供“中国方案”。
具体来说，马克思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实现了超越。
四、“世界历史”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延展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哲学旨趣和价值追求上内在地蕴含着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双重涵义，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主体价值尺度的科学揭示。如今，全球化发展势头日趋强势、人类交往日益紧密，每一秒钟都成为马克思“世界历史”中的“全球性时刻”，每一个“现实的人”都具有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全球性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深刻反思人类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作出的中国预判，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的逻辑延展和创新发展。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的延展和发展
如上所述，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所深嵌的“普世价值”具有典型的“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倾向，而马克思则是真正站在“人类世界”的高度来关注全人类的解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历史向整体性世界历史转变，世界历史必然由资产阶级开创的资本主义阶段向无产阶级建立的共产主义阶段发展。世界历史必须依赖共产主义得以完善，而共产主义只有依赖世界历史得以实现。这是因为，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存在，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显示其必然性，世界历史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为自己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169。总的说来，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不可能在某个单独的民族或有限的区域实现，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不仅阐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且还揭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深层社会动因，即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人类的普遍交往，这样，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内核和分析范式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实现了全面超越，为人们正确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有效运用“四种形态”。紧扣“六大纪律”等规定，坚持正确执纪导向，把握运用好“四种形态”。计提醒谈话56人，党纪轻处分3人，力求挺纪于前、防早防小、治病救人。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终将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趋势相一致
当今世界，“各国互相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1］世界各地时空距离因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而大大缩短，跨国交往因全球化的推动而更为频繁。然则资本主义表面繁荣的背后深深地隐藏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即是说，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现代资本主义虽然可以通过所谓的“强制平衡”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调适、社会矛盾一定程度延缓激化，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始终是埋在社会内部的“炸弹”，随时都会因为一些重大的敏感事件而一触即发。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不断推向顶峰，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一切矛盾和各种危机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以诸如金融危机、信用危机等全新的方式暴露出来，资本的普遍发展既消除了壁垒又造就了新的界限，“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12］400，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逾越的客观规律。因此，“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的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166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资本追求普遍性的前提下 “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2］394，进而破除资本统治世界的魔咒，顺应人类终将会走向共产主义这种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从历史的整体性即一定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整体性联系层面，做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判断。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依据“全球化”这一特定历史时代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融合的整体性发展态势中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实现形态，为全球化背景下“地球村”时代人类何以存在以及如何发展提供了一种更趋合理的新视角和新方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13］，可谓是阶段性、实质性地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举措。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与总趋势，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破浪前行提供了方向和引领。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践新拓展
马克思从人的发展的全面性角度，以人的存在方式变革为逻辑向度，对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要经历 “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在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本特征的最初形态，人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仅仅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相对孤立和狭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的依赖关系”逐步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是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生存状态摆脱了自然的束缚却又受到来自物化的社会结构关系的制约，普遍的劳动分工使每个个体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结构中，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与自然冲突、与社会对立，人们普遍生活在虚幻的共同体当中。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统一，“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22。
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的思想逻辑，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正处于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社会形态之中，与之相对应，人类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民族史向世界史大转型和大变革的时代。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类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转型”“经济转向”“历史转变”[14］三重因素的交互影响，致使其深深陷入现代性的悖论之中。现代化在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政治体制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对文化和个体生活的禁锢和异化，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虽凸显了“现实的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创造性，强化了人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形成了自我实现的基本条件，却又“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1］403，使人类处于一种全面“物化”的生存状态。现代化潮流不可逆转，正以人类无法抗拒的形式浸入现代世界的巨大洪流当中，使得人类不得不处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双重矛盾的压抑和断裂之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是人类进入“自由人联合体”必经的“黎明前的黑暗”，人类对自己的前途命运要有更加清醒的认识、理性的自觉和合理的把握。因此，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时又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践新拓展。
综上所述，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全新阐释，实现了“共同体”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创造性结合，是唯物史观的原创性贡献，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破浪前行贡献了“中国智慧”。
6.4.3 细菌性软腐病：发病初期喷洒14%络氨铜水剂300倍液或50%琥胶肥酸铜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72%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湿性粉剂4000倍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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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田鹏颖.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121.
Logical Extension from“World History” to“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YIN Zhan-wen，WANG Dan
(Marxism School，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World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Marxism to study human society and grasp the la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 whole.“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a new idea to put forward by XI Jinping who has us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think about the future of mankind and reveal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modern civilization.It does originally contribut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new era and “Chinese wisdom”to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world history;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Chinese wisdom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11/j.cnki.sxsx.2019.02.009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9)02-0055-06
收稿日期： 2019-04-28
基金项目： 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元问题反思与整体性论证研究”（16YJC710047）；2017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元理论方法创新研究”（2017213）；2017年度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课题“唯物史观有效支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教学强化方法运用研究”（2017JG23）
作者简介： 尹占文（1976-），男，山西忻州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山西大学中国史科研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理论与基本问题研究；王丹（1993-），女，山西吕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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