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与求证：档案学常规科学时期的范式论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常规论文,时期论文,科学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639X(2009)03-0103-04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科学演进动态模式，并以是否具备范式判断一门科学是否常规科学。这也已经成为众多学科衡量自身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1999年，西奥·托马森初步论述了档案学的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和科学革命时期[1]，带来了研究档案学自身问题的新视角。笔者也曾利用范式论对档案学常规科学性作过初步研究。[2]但目前尚没有学者基于范式论对照“档案学”①成为常规科学应当具备的条件，对档案学常规科学时期作出科学的界定和求证。笔者拟对此进行研究，期待对梳理档案学史起到理性的推动作用。
一、进入档案学常规科学时期的应然条件及其界定
关于档案现象及规律的研究活动具备学科基质时，这一研究活动便步入了常规科学时期。库恩将这种学科基质称为“范式”。常规科学时期的档案学应当有了学科归属，学科基本理论问题得到充分的论证，呈现出一种规整的学科秩序、规范的研究格局。从研究活动和范式内涵层次的角度看，其应然条件具体表现为：一是应当聚合以收敛性思维为主的并理性地接受范式的专业研究主体；二是应当有明确的研究客体；三是其研究内容应当由于共有核心理论的出现相对聚集又广泛全面；四是其研究方法应当是以解释性方法为主导的多样的研究方法；五是应当同时具备共有经验、共有理论、共有方法论及共有世界观四个范式内涵层次。
对照这五个条件，如今被人们称之为“档案学”的这门学科以范式论的观点来看是否进入了常规科学时期呢？笔者的界定如下：在欧洲，档案学常规科学时期是在19世纪末到来的，以1898年荷兰的三位档案学家缪勒、斐斯和福罗英的《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即《荷兰手册》)的出版为标志，这本著作对来源原则作了全面的论述，在档案学研究中确立了来源原则的范式地位。在中国，这个时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来的，来源原则在中国的最初形式是全宗原则。遗憾的是，笔者尚未发现当时中国有论述全宗原则的代表性著作，大多数是苏联的译著或教材。因此，可以权且把1956年4月16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这份法规性文件作为中国接受全宗原则的标志(以这一文件为标志，并不是说当时的中国没有代表性的“学论”，只是难以找到一部起到划界作用的标志性著作)。这个决定规定：“国家的全部档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机关、部队、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都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文书材料，都是我们国家的历史财富。档案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在统一管理国家档案的原则下建立国家档案制度，科学地管理这些档案，以便于国家机关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利用。”这里的“国家的全部档案”就是指国家档案全宗。由此，中国档案学以与来源原则一脉相承的全宗原则为范式，进入档案学常规科学时期。
二、所界定档案学常规科学时期研究活动的实然特征
来源原则被普遍接纳之时为什么可以被认为是常规科学时期的开始？它能否符合常规科学时期的应然条件？这可以从所界定时期“档案学”活动的特征进行判断：
1.研究主体类型较为单一，思维收敛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体数量很大，类型比较单一。从职业、学科背景看，研究主体多为“档案学”研究或与“档案学”研究密切相关的专业人员。从国内外“档案学”研究的代表人物看，朗格鲁、缪勒、斐斯、福罗英、詹金逊、布伦内克、谢伦伯格、休·泰勒、多尔吉赫、理查德·莱特、戴维·比尔曼、特里·库克、弗兰克·阿普沃德等都是著名的档案学家，陆晋遽、陈兆祦、吴宝康、何嘉荪、傅荣校、覃兆刿、冯惠玲、倪宝坤、范金波、路守常等也大都是档案专业科班出身，虽然他们中也有其他学科背景的，但最终都致力于档案学研究并有所成就。例如，戴维·比尔曼原来并非研究电子文件，而是技术出身，但他在电子文件研究领域的贡献使他成为一位著名的档案学者。这一时期，研究主体自觉而理性地接受着档案学科的共同承诺，从事着“档案学”的“解谜”活动，他们明确自己的专业活动是“档案学”研究活动。同时，研究主体的思维开始收敛，他们不再发散式地争论，而是开始在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进行焦点争论。例如，对档案的定义、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等的讨论。必须明确的是：收敛式思维虽然使争论减少，但并不是没有争论，“争论并不会随着范式的出现而永远消失”[3]。
2.研究客体明确
在所界定时期，人们对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档案学等档案现象的理解已经比较明确。例如，学者们开始从各个角度来定义档案。《荷兰手册》的定义是：“一个档案全宗是下列各种文件的整体，这些文件便是一个行政单位或它的一个行政人员所正式受理或产生的，并经指定由该单位或该行政人员保管的书写文件、图片和印刷品。”[4]美国的谢伦伯格则从文件的证据和情报价值角度阐述档案的定义：“任何公私机构，在履行其法定职责的过程中，或者在与其本职业务过程有关的情况下所制作或收到，并且作为其职能、政策、决定、程序、行动或者其他活动之证据，或者由于其所含内容具有情报价值，而被该机构或该机构之合法继承者所保存或者指定加以保存的一切簿册、证件、地图、照片和其他记录材料。”[5]德国布伦内克基于档案的本质对档案定义如下：“档案是文件及其他证件的总合体，它在自然人或是法人那里由他们业务的或是法律的活动而长成的，作为过去时代的源泉和证据指定在一个一定的地方永久保存起来。”[6]我国的冯惠玲、张辑哲从档案的形成过程、表现特点、本质属性和作用等方面阐明：“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7]也有一些较新颖的观点，如覃兆刿强调档案的工具意义：“档案是对人类凭证信息的合目的控制。”[8]可见，学者们对档案研究客体的认识不再粗浅、感性，而是开始走向深入、理性。
3.研究内容相对集中
库恩把常规科学时期的研究内容归纳为三类：“重要事实的确定、理论与事实的一致、理论的阐明。”[9]34这时，档案研究内容涉及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等方方面面，其中既有事实的发现(如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的发现)，也有理论的阐明(如来源原则的阐明)，还有对理论与事实一致性问题的研究(如来源原则的广泛运用)。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人员的思维开始聚焦在核心理论上，核心理论随即起到了定向聚焦作用，使研究内容更加集中、聚合。
共有核心理论的出现以《荷兰手册》对来源原则的充分论证为标志。来源原则作为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得到了世界各国档案界的广泛认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来源原则起源于法国的“尊重全宗原则”，形成于德国的“登记室原则”，被《荷兰手册》充分论证，并推动了其广泛传播，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得到普遍认可，又被各国灵活运用——英国的“档案组合”、美国的“文件组合”均以此为基础，还被德国的“自由来源原则”进行过部分修正，也被前苏联和中国的“全宗理论”所丰富和发展，由于机读档案的出现其核心地位曾经被质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被“重新发现”。来源原则的发展历程很好地诠释了“研究内容相对集中”的结论。研究主体在探寻核心理论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共同关注，在档案研究活动中出现了众多的研究主体共同参与讨论，其结论又能大范围地被认可的情形，这在档案学科研究史上从未有过，因此确立了来源原则在“档案学”理论中的核心地位。意大利档案学家乔吉奥·琴切蒂(Giorgio Cencetti)指出：“历史的方法绝不仅仅是一种档案整理体系。正是这一法则支配着各种形式的档案活动：从档案整理到文献的分类修复。”[10]来源原则的确立实际上是在理论层次上确立了档案研究活动的学科范式，“获得了一个范式和它所允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这是任何特定的科学领域发展成熟的标志”[9]15。
4.研究方法复杂多样
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复杂多样，描述性方法与解释性方法并存。研究主体不仅关注实践经验，也关注理论问题，他们开始大量地进行概念与规律探讨。学者们不再停留在前科学时期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上，而是试图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上文对档案定义的理解便可管窥其理性抽象成分。他们对研究结论的解释也比较周全、细致。由于理性认识的提高，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定性与定量辩证统一，解释性研究方法大行其道。这是一套理论成果臻于完善的必要方法。规范研究、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类比研究、系统研究等方法的综合运用已经成为这一时期“档案学”研究的普遍要求，并成为衡量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在理论层次的范式推动下，方法论层次的范式也开始形成。
根据应然条件，上文所论述的档案研究活动的实然状况已经具备了典型的常规科学时期特征。
三、所界定常规科学时期研究活动的范式内涵层次分析
“如果档案科学以独立的活动对象、专门的研究目的和专门的研究方法为特征，对于是否存在档案学这门独立的学科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是肯定的。”[11]对档案研究活动的范式内涵层次大体也是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常规科学性考察。
1.研究活动的经验层次
所界定的常规科学时期是档案研究活动的活跃期。从经验层次上看，在来源原则的指导下，档案管理活动在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检索、利用等方面都有了一整套程序性的管理规则。这些规则作为档案管理实践经验的优秀总结，在这一时期成为共有经验。
从共有经验的产生原因看：前科学时期零星的经验研究成果是呈累积式增长的，但量变并不直接导致档案管理共有经验的产生，只有质变之后才能产生共有经验。而这种质变的直接诱因便是共有核心理论。所以，在范式的内涵层次中，经验与理论相互促进：经验的增长推进了共有理论的诞生，共有理论的诞生又促成了共有经验的确立与推广。
从共有经验的具体表现看：在收集工作经验中，对归档文件的基本要求就是系统性，遵循文件的形成规律；在整理工作经验中，第一层分类方案就是区分全宗，亦即按档案的来源分类；而在鉴定工作经验中，档案来源机构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直接决定着档案本身的价值，所以来源标准是判断档案价值大小的首要标准；此外，来源原则在档案保管、检索、利用工作经验中也有类似的运用。可见，这时档案工作经验已经有了明显的共有特征，符合经验层次的范式内涵要求。
2.研究活动的理论层次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它的基本理论，任何一门科学要能立足于科学之林，能在科学领域内站得住脚，并存在和发展下去，都必须加强自身的基本理论建设。档案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当然更不能例外，档案学是有不少基本理论问题的。档案学如果没有理论，那它就不可能成为科学。”[12]吴宝康先生的这段话阐明了理论在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性。从范式论的角度讲，仅仅有理论仍然是不够的，这种理论只有上升为共有理论，为绝大多数的研究主体所接受才可称为“范式”。在所界定的时期里，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被广泛认同，“档案学”第一次有了被普遍接受的共有理论，“档案学”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精确。
库恩是根据达尔文进化论中优胜劣汰的观点来看待范式的产生的。“档案学”共有理论的产生也是竞争和选择的结果，“来源原则在与事由原则的较量中逐步赢得了档案专业的核心地位”[13]。有时候可能没有对抗性的竞争，但却肯定会有实践困境，这同样需要选择。例如：由于文件“雪崩”现象，人们选择了文件中心；由于文件中心的产生，人们选择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由于电子文件的产生，人们又选择了文件连续体理论。普通的具体理论就是在这样不断地比较、选择、再比较、再选择中得以完善，并逐渐上升为共有理论。
共有核心理论形成的同时还产生了范式效应。主要表现在：在它辐射下的所有概念、命题和推理自然地成为该学科领域基本知识，成为这项学科研究的“第一原理”，应当为教科书所记录的学科内容。通过分析可见，所界定常规科学时期确定下来的大量被共有理论涵盖的概念、原理、方法已经作为基本知识写入教科书被普遍接纳。
3.研究活动的方法论层次
与共有核心理论相伴而生的是共有方法论。方法论是档案学科学化的标志之一。这时的研究主体已经在自觉地有意识地运用方法论，从哲学层面的方法论到一般科学方法论，再到具体科学方法论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以科学的解释性方法为主，寻找研究问题的原因，探讨“为什么”。所界定常规科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层面，在档案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中起着确立研究方向、引导科学思维的作用。在共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也有方法论的贡献。具体而言，来源原则的确立就是在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逻辑、实证、比较方法等具体研究方法的结果。在对档案现象、规律及其他问题的研究中，类似的对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也大量存在，其中许多方法已经成为普遍适用的方法论，甚至构成了方法论体系。
4.研究活动的世界观层次
共有经验、共有理论和共有方法论三个层次既已形成，研究主体共有的档案学世界观也就自然形成。这种由共有经验、理论、方法论体现的共有世界观很难用简单的几个字词来概括，现代主义世界观认为：“宇宙内部的所有有机体好比复杂的机械系统，而人也就像螺栓和螺母一样，真正的进化是不存在的，只是重新组合，因而世上一切能够被还原分析的都是规律性的、可预测的、可控制的。”[14]以来源原则为核心的“档案学”范式是一种现代性的学科范式，体现出现代性的世界观；它成为研究主体共同的学科承诺，“研究主体”这时也就转化成了“档案学共同体”。这些变化都是在范式内涵各层次搭建成功之后发生的。至此，常规科学时期的档案学范式最终形成。
综上所述，所界定时期档案研究活动的实然特征与常规科学时期的应然条件是基本吻合的，档案研究活动的内涵层次已经形成共有的范式。从这个时候开始，待证明的“档案学”一词可以除去引号，称作档案学。这也是泰·托马斯所认为的“经典档案学”阶段，即“档案学的常规科学阶段”[1]。因此，证明结论是：所界定时期具有常规科学性。
注释：
①在本文所界定的常规科学时期未被证实之前，档案学一词加注引号，本文加注引号的部分均为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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