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与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使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7)03-0120-05
[爱德华·W·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在冷战时代行将结束、新保守主义烈焰方炽的1987年，美国左派学者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出版了一本很有独见卓识的论著《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在知识界引起了一阵轰动。作者在书中慨叹，在当代美国文化生活之中，公共知识分子正在退隐消逝，取而代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囿于象牙塔内，只求学术闻达，不问世事，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公正的重大问题，表现出一副貌似超然、实则冷漠的思想做派。
为了行文论述方便，作者以粗线条的手法，把20世纪的美国知识分子划分为三代。第一代出生在19和20世纪之交，以文学批评大家埃德蒙·威尔逊等人为代表，他们属于传统的美国知识分子，在大学体制之外安身立命，以自由撰稿为业，以广大公众为写作对象，是一流的散文家和作家。第二代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我们所熟知的艾尔弗雷德·卡津、丹尼尔·贝尔、欧文·肖等人，为其中的翘楚。在50年代大学扩张之前，他们为一些小杂志写稿，文字典雅，流畅可读，他们的读者多为知识界中人。50年代之后，他们开始在大学任教，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第三代知识分子出生于40年代之后，他们与大学的渊源最深，生活方式受到大学的塑造，毕业之后，留在高校任教，成为“学术人”。他们未能掌握公共话语，也未能像前辈那样，练就深入浅出、洗练优美的文字工夫，他们行文生涩费解，术语连篇，他们的读者只有学术同行。
雅各比由此结论：从50年代末开始，美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部从城市进入校园，从文人的咖啡屋进入了大学的食堂。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雅各比认为有二：第一，大公司膨胀，雇员不断增长，砸掉了独立的商人、工人和手工业者的饭碗；第二，战后高等教育“大爆炸”，教师队伍扩编。知识分子由此失去独立性，告别自由文人的生活，要么被大公司收编，要么进入高校，总之不再以卖文为生，而是从事有固定薪酬的工作。(雅各比：10—15)
其实，雅各比的解释并不完整，如果我们敞开更加宏观的历史视阈来审视这一现象，就会发现，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传统方面的因素，在发挥促动作用。与战后欧洲的公共知识分子相比，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和阵容要逊色得多，这里既没有像萨特和雷蒙·阿隆那样的思想巨擘，登高一呼，应者云从，也没有像英国新左派那种阵势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能够主宰英国的公共领域(Anderson:195)。美国既不像法国，有大革命造就的激进主义思想遗产，也缺乏英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二战之后，英国工党多年执政，奉行激进的社会改良政策，政治舆论相当宽松，使得30年代勃兴、40年代一度沉寂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在60年代得以复燃。在美国，激进主义的土壤实在不够丰厚，在30年代，罗斯福新政成功地化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挑战，50年代麦卡锡主义肆虐，还有冷战时期的思想管控，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大批左派知识分子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于社会未来的另类走向，开始噤若寒蝉，不置一词，惟恐“红运”当头，于是，不由自主地被自由主义洪流胁裹而去。70年代之后，苏式社会主义的魅力大减，直至彻底丧失其吸引力，左派知识分子最后的思想退路被堵死，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不复存在，他择性的社会规划无望实现，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所说的“宏大叙事”彻底解体。与此同时，战后资本主义也经历了历史性变化，生产性资本主义转变为消费资本主义，随之而来的是，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在全社会蔓延，彷徨无依的左派知识分子无力杯葛它的诱惑；生活的思考已经从大脑转移到下体，弗洛伊德主义最终获胜。在这种情势下，知识分子的主流除了伴随“历史终结论”的高亢序曲起舞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日渐式微，固然显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群落将彻底灭绝，如雅各比所暗示，而且公共知识分子与学院派知识分子也并不是决然对立的，二者之间也偶有交叉，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先驱爱德华·萨义德即为显例。
萨义德以《东方学》、《世界、文本、批评家》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三部著作驰声学界，开启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滥觞。他生前出版著作21种，其中政论居多，在已发表的论文和访谈当中，政治与社会的议题又占据了绝对的比例。在这些论著当中，萨义德集中批评美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为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和人权事业呐喊，以实践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向权力讲真话。
他的最后一本书、也就是他死后出版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总结了他终生奉行的理念：人文主义学术批评与政治介入相结合。在形式上，这不是一部系统的论著，而是四篇演讲和一篇论文的集结。核心章节为《人文主义的范围》、《变化中的人文主义研究和实践之基础》和《回到语文学》，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系列演讲，《艾里希·奥尔巴赫〈模仿〉导论》是他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2000年在牛津大学召开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巴勒斯坦裔的萨义德出生在埃及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后来全家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严格的人文主义学术训练。在60年代，他以《约瑟夫·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一文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大学任教，讲授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方面的课程。1967年中东战争爆发，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人的妖魔化令他十分愤慨，促使他思考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
在20世纪的文学批评领域，人文主义通常与T.S.艾略特、F.R.利维斯、美国新批评等比较保守的势力联系在一起，左派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常常痛诋人文主义批评迂腐和琐碎。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方面针锋相对，例如，人文主义强调人的潜力和创造力，强调思想的社会作用，相信人能够发挥能动作用，把握自己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历史的发展自有其严格不变的规律，人固然可以认识这个规律，但历史的发展，终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发展主要由社会经济生产所决定，而不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萨义德以左派学者的身份，大力宏扬人文主义，可谓异数。
从历史上看，人文主义不是一套系统理论，在文艺复兴时代，它只是用于指称那些与古典学问相关的新态度和新信仰。(布洛克：6)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从古希腊和罗马的思想学术中吸取资源，指导人们认识并表现人和自然(苏阿托尼：4)，以反驳中世纪思想遗产——经院哲学，它否定经院哲学的神秘观和命定论，抬高人的价值，肯定人的力量，从而改变了人是上帝面前卑微的罪人这一可怜形象。它还抨击经院哲学陷入形而上问题的迷思，琐碎空洞，脱离日常生活。
萨义德作《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并不想从学理上探讨人文主义的思想起源，在各个时代的具体表现和标志性人物，进而勾画出其历史沿革和思想嬗变，他是在反思人文主义在当代的实践，为美国的人文学科研究把脉，揭示其弊端，敦促人文研究者承担社会批评的职责。他是通过批评“自由人文主义”的批评实践来确定自己的人文主义理念和批评方法的。
简单地说，“自由人文主义”是指马修·阿诺德以降，中经艾略特延至利维斯和美国新批评派的一个文学研究传统，自20世纪初，一直到60、70年代以前，它是英美学界文学研究的主流，但是，“自由人文主义”这个术语本身，在70年代才开始流行。英国学者彼得·巴里辨析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学界对于方兴未艾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抵制态度，所谓“自由”，表明批评家不赞同激进的政治立场，批评内容也无关政治议题，所谓“人文主义”是在标榜“非马克思主义”、“非女性主义”、“非理论”。(Barry:3—4)
在萨义德看来，美国的人文主义研究存在三个问题：首先，它的批评实践崖岸自高，极具排他性，一般读者未经严格训练，难以窥其堂奥，其内容也极具选择性，在60、70年代之前，主导文学研究的新批评派，只认可少数内容艰深的文本。这种人文主义研究过分强调文学性，夸大经典作品改善人性的功效，美化过去，忽视现实，无意于改变社会现状。9.11事件之后，人文研究重申传统价值的主张，又为保守势力利用，替美国对外发动战争辩护。针对这种状况，萨义德提出，人文主义应当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向所有阶级背景的人开放，针对大学内外的各种态度展开批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萨义德本人的人文主义理念：文学批评应贴近现实，面向一般民众，以社会批评为其终极目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也应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人文主义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传统与经典，与当代时新事物，被认为凿枘不入、互为轩轾，前者受尊崇，后者遭拒斥。萨义德则认为，回溯人文主义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人文主义的重大成就，与各个时代的新事物(包括新的艺术思想或文化)关系极为密切。在此，很有必要指出，萨义德并不反对阅读经典，在本书中，他还盛赞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典阅读课程，对学生助益良多，他本人对于英美文学经典更是熟稔于胸，在论著中征引繁复，以为例证。他着力反对的是过分尊崇经典，厚古薄今，搬弄死者以恐吓生人的态度。他的主张是，阅读经典要结合当下的体验，以读者之心去映鉴作者之心，从中领悟当代的历史性和历史的当代性，“对一部经典作品的每一次阅读和理解都在当下把它重新激活，提供一个再次阅读它的契机，使得现代的、新的东西一起处于一个宽阔的历史境域，这个历史境域的好处在于，它向我们表明，作为一个争论的过程，历史还处于构成之中，而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和固定了的。”(萨义德：29—30)第三点，人文研究应具有更加宽广的包容精神，尊重异域的文化、异己的学术传统和精神特性，“人文主义是努力运用一个人的语言才能，以便理解、重新阐释、掌握我们历史上的语言文字成果，乃至其他语言和其他历史上的成果”。(萨义德：33)这也是时代变化之所需，从70年代以来，美国人文学科研究和实践的基础已经发生巨变，萨义德本人对此深有体会，他在1963年初掌教席之际，班里白人男生居多数，时至今日，班上的男女学生自各个种族，学习内容也不同以往，“过去的人文学科学习、研究的是古希腊、罗马和希伯莱文化影响下的经典文本，现在，来自真正多元文化的、比过去远为多元化的听众，要求并且促使注意力作出整体的回转，指向以前被忽略的或默默无闻的许多人和文化”。(萨义德：51)
自由人文主义的保守和狭隘是萨义德主要批评的对象，不过，取代自由人文主义的时新理论，例如后结构主义，也不为萨义德看好，虽说他本人曾是它们在美国最早的阐释者之一。萨义德认为它们过于抽象，忽视历史，无补于现实，而且文字艰涩，行话连篇，不忍卒读，“作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手段，专门知识已经失去控制，尤其是在一些学术理论的表达方式中，以至于它们已经变成反民主，甚至反知识了。”(萨义德：85)其实，萨义德批评时新理论，还有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无论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本质上都违背了人文主义精神，根据这两种理论，个人即是“结构”和“话语”所塑造的对象，他无力制服它们，只能利用它们，或为它们所利用，“结构”也好，“话语”也好，强调它们的预先决定力量，就是在贬低个人的能动作用。
为了让人文学科摆脱困境，萨义德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借鉴艾里克·奥尔巴赫和列奥·斯皮策的历史语文学的阐释方法，这两位拉丁语文学研究大家都是流亡美国的德裔学者，他们遵循日尔曼学术传统中语文学阐释学的路数。语文学阐释学贯穿着一种历史主义思想。历史主义在欧洲思想中的缘起和发展，得益于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维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以文本形式传给我们的有关过去的知识，只有从过去的创造者的观点，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萨义德：106)，这就是著名的“创造即真知”原则，它预示了历史主义的发展。语文学阐释学的主张大致如下：要想全面和正确理解一部作品，批评家在阅读过程中，必须带着同情性理解的态度，运用个人的知识和才情，把自己设想成作者本人，仿佛身处作者所在的思想传统和社会现实之中，经历作者的生活体验，体会作者遣词设句的良苦用心，具体说来，
阅读一位作者，比如康拉德，首先就是仿佛用康拉德自己的眼睛来阅读他的作品，这也就是努力理解每一个词、每一个比喻，把它们看成是康拉德有意识地优先于其他各种可能性而挑选出来的。看他的作品的手稿，我们肯定就能知道这个组织和选择的过程对他来说是多么费力、多么费时：由此，它值得我们——作为他的读者——付出同样的努力，进入他的语言，以便理解他为什么特意以那种方式写作，并以它创作出来的方式理解它。(萨义德：73)
萨义德如此推重语文学阐释学的批评方法，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利用这种方法研究文学，可以纠偏自由人文主义批评严重忽视文本外部因素的弊端，为文学批评增添历史的厚重感、社会的现实感，同时避免某些马克思主义批评简单的还原论；其次，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关注，有助于抵制当前批评界对于高度技术化的、反人文精神的后结构主义的过分推崇。一些解构主义批评，为了在文本中寻找矛盾因素，取得颠覆性后果，经常以吹毛求疵、生硬武断的态度来对待文本，强作解人；其三，语文学阐释学的换位思考方式，有助于打破长期困扰美国人文学科研究的欧洲中心论，破除喧嚣一时的“文明的冲突论”背后那种狭隘的意识形态考量。
总之，《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体现出萨义德为文学批评在自由人文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外另辟蹊径的深远用意，他给自由人文主义增添了社会批判和政治关注的内容。对于后结构主义，他在吸收和运用其某些成果的同时，也保持着一定的思想距离。这种立场和态度也表现在他大力倡导几个重要观念中，例如“世俗的批评”(secular criticism)、“业余性”(amateurism)和“现世性”(worldliness)，这几个术语在本书以及其他著作中一再出现。“世俗的批评”是针对后结构主义而发的，在萨义德看来，后结构主义一如经院哲学，陷入琐碎不堪的语言和逻辑游戏，成为一种准神学，“世俗的批评”要摆脱这种高度专业化倾向，回归世俗的历史与社会。“业余性”旨在反对批评家画地为牢，将视野局限在专业范围内，他们应将思想的触角延伸到学术圈子之外，针对社会时局发表见解，体现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良知，就像语言学家诺曼·乔姆斯基纵论国际关系那样。注重文本的“先世性”，就是把文学作品看成现实社会当中的一个现象，不仅从文学传统中追溯它的起源，还要把目光放在非文学的、非经典的社会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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