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以来的香港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年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与内地文坛具有的意识形态一致性相异，独立发展于自由资本主义殖民统治地区的香港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至少可以归纳出三个特点。
第一，它保留了与内地主流文化相异的另一种观察世事的角度。1949年以后，内地的文学从深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自主，变成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充满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文学。而五四以来所开创的文学的优良传统——批判现实的功能和启蒙的功能则还保留在香港作家的创作中。香港作家夏易、阮朗、舒巷城的作品，就以理想的尺度烛照出香港社会的黑暗。香港文坛还容纳了像张爱玲和徐訏这样一些曾被革命阵营视为异端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政治对垒相对减弱的今天，更显示了不灭的社会价值和人性价值，张爱玲的作品很严肃地向我们提出了法治的问题，徐訏的作品向我们显示了一个雍容、平衡、和谐的世界。
第二，香港文学的偏于大众化和偏于民间性的特点，与内地文学的精英取向、教化特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满足了读者不同的审美趣味，这为文学如何争取读者提供了经验。人的思想意识和传媒的影响密切相关，读者在不加思索地享用别人的思想成果的时候，实际上也接受了被反复重述过或被汰选过的经验。根植于香港民间的通行文学更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总是追求新艺术趣味，继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之后，又出现了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更有一些作家以“怪论”的形式说出了自己对香港社会的新感受。在取悦读者方面，香港文化商人也作出了许多新尝试：先是搞报纸促销，然后推出不同包装的小说明星，最后是以生产商品的方式来经营文学，以便获取更大的名利双丰收。
第三，现代化、国际化、都市化把香港文学推向前卫，小说所采取的语言文字和体裁形式都有了创新，小说的内容更是表现出与外来文化交流、碰撞及生活形态的变迁，给内地文坛灌注了崭新的精神与活力。50年代，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就已经开始从人本的角度反观政治与经济，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作品；60年代刘以鬯等人的创作更是以“技巧即观念”的姿态表现出不向流俗低头的美学力量。以后，西西、也斯等人不断探索新的形式为都市化的香港塑造形象，造就了一批面貌全新的小说。90年代，也斯的《布拉格的名信片》，很好地实践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主张。
由于香港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明显，香港作家总能按照自己的艺术趣味实践自己的艺术主张，香港文坛看来比内地文坛更活泼多姿。
二
香港处在中国和西方的交接地，一直以来就受着双重文化的影响，香港文学是一种边缘性的文学，这种文学有着流动的特点。就创作的主流方向而言，半个世纪以来的香港文坛，大致可以分作几个阶段。
50年代以“内地文化的回顾”为主流。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香港与祖国的关系开始处于相对隔离状态，香港文学也走上了自立发展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的影响使香港发生巨震，香港出现了工人罢工、政治骚乱等事件，港英当局面对这一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通过和公布了多项法令和条例，这些法令和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香港政府对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抵制态度。这样的政治背景，大致确定了当时香港作家的阵容。正如黄维梁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之后，大量左派作家返回内地，很多非左派作家则离开内地，到了香港、台湾和海外。50年代香港，成了逃亡作家的庇护所。”（黄维梁《香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原载1989年《香港文学》）这批南迁作家的到来，为沉寂的香港文坛的复苏贮存了巨大的力量。
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抗美援朝，美国开始改变对华政策，由消极的静观到积极部署，台湾在香港的活动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建立基金会和文化协会，资助出版社，以高稿酬买稿子。一批南下作家趁机抒发战乱后内心的创痛，作品题材多为对故国山河的眷念，战乱流离的飘泊，与抗战前后人物事迹的描述。
这个时期，新中国政府也开始在香港做文化工作，创办了一些有规模的文艺期刊，也培养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
50年代的香港文学，政治壁垒分明，政治观点不同的作家以小说的形式打政治仗，各为其所依附的政治权力服务。然而，当作家透过自己的头脑“再次呈现”生活的时候，作家往往会被政治观点以外的因素所左右，作品虽然包含有一定的政治观点，但浩瀚的生活决不是狭隘的政治观点所能包容的。正因如此，我们才在有政治倾向的作品中，读出更为丰富的内容。与此同时，在南下作家沉迷于政治、怀乡、爱情的时候，香港一批较年青的作家创办了《文世新潮》，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在香港生根。
60年代是香港流行文学的萌发期。随着美元文化的撒退，香港文坛上的喧哗逐渐沉寂，处于从怀念乡情转向面对现实的低温期。由于香港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毫无建树，香港文学便出现向民间化发展的倾向。作家们的写作速度开始加快，作品思想容量开始减少，流行成分开始加强。也就在此时，梁羽生、金庸等人为报纸促销开始了武侠小说创作的尝试，大获成功。依达的新派流行言情小说也取代了杰克（黄天石）、望云（张吻冰）的旧鸳鸯蝴蝶派小说。三苏针砭时弊的怪论也大受香港市民的欢迎。
在国外，流行小说一直被视为低层次文化需要的较次等的文体。60年代后越来越盛行的香港流行小说，似乎打破了这一说法。这不仅仅是因为香港的阶级文化冲突不如欧美明显，没有真正的文化主导力量鼓励人们读高雅的文学作品，更因为香港是个鼓励流行小说创作的地方，从事流行小说创作的都是些较高层次的文化人，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生产和消费是它主要的运转环节。香港文化因此也就主要是消费文化、流行文化、俗文化，它首先以迁就广大消费者的需要为目的，受消费者的审美趣味所控制。为了按经济规律办事，香港的不少文化人作出了妥协。
然而，此时一些不甘随俗的作家，高举着现代主义的大旗，对流行文学作了不屈的抵抗。他们创办了《好望角》杂志。刘以鬯也在此时出版了他极具艺术技巧创新的《酒徒》，以意识流的手法，道出了香港文化人的悲哀。
70年代，香港小说表现出“向往内地文化”和“向往海洋文化”的双向选择。六、七十年代，香港逐渐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获得了初步繁荣。社会逐渐走向富裕，生活秩序也得到了恢复。50年代香港作家笔下那种“本来是五湖四海的英雄，而今宝刀只能当作白铁卖”，以及原来的名门闺秀只能在欢场中操皮肉生意的状况已经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个人决断性较强的对不同生存方式的自由选择。基本生活有保障，使得对立阶级处于劣势一方的穷人，在处理阶级矛盾时，也不采取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态度。一种本阶级优越的自信存在于出身下层劳动人民的作家的作品中，并且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70年代的香港，处于西化不断加深，同时内地的影响也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西方意识形态得到香港年青一代的仰慕和接受。外国电影开始在香港抬头，披头士文化也乘势卷进香港，这种新的文化潮流孕育了香港年青人共同的思想观念及价值模式，模糊了原有的阶级和传统规范。民主化作为一种文化潮流，开始不为某一特权阶级所垄断，而广及社会大众。另一方面，内地的“文化大革命”，也因被误解为民主化与反传统，和某些西方观念吻合，因而扩大了内地的影响力。陈宝珠与萧芳芳主演的《泛工厂妹主义》粤语片被广泛接受，就证明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潮流，被社会广泛承认。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崛起了海辛、金依、张君默、陈浩泉等一批“打工仔”出身的作家，他们以工厂、渔村、小镇生活的纯朴古风，对抗资本主义生活的厚颜无耻、冷酷无情、伪善行为等等。
与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北望倾向不同，西化教育、留洋热潮、大量译介西方文学作品与理论，也培养了一批香港现代主义作家。如西西、也斯、吴煦斌等，他们作品的体裁形式、主题笔触、表现方式等，均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强烈影响。
80年代的香港小说创作，有着更强烈的沉浸在自由资本主义既得利益中的特点。一方面是流行作家们明确地肯定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性解放的观念。在香港，由于没有主流意识形态，个人主义便更加张扬。这种新型的人格，要求人们在庞大的政治和经济的运作之下，明确而清晰地自觉到自己需要什么，从而毫不畏惧地表达出来。大众文化恰巧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毫不犹豫地结合在一起，鼓吹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以挽救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于是，各种潮流引导着大众的消费取向。个人品味及价值判断被纳入到一种共同化的趣味中。潮流的周期性变换经广告宣传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个人似乎只能宿命地接受，不然便会与时代、大众脱节，被孤独与虚无的恐惧所困扰。流行小说中极尽铺陈的奢华，也成了人们生活的范本。拜金主义、强者人格、开放的性观念及有品味地生活，构成了香港此一时期流行小说的主流。而亦舒、林燕妮等人的作品，无疑是最典范地反映了这一点。他们不仅迎合潮流，而且有计划地把自己包装成符合潮流的人物，为出版商或某个利益集团创造出一个个流行小说明星的神话。
另一方面，一批新移民作家完成了从社会批判到社会认同的过程。大凡在内地受过教育的人回到香港，都会感到思想观念上存在极大落差。70年代初从内地到香港的作家，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看到了中国因政治制度不完善而造成的种种恶果，但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经济平等、人格平等、精神第一的产物。这批在海外出生、回祖国受教育、又返回香港的作家，一旦离开了原来熟悉的环境，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及文化心理的撞击与振荡。他们首先经历的是失落：理想的失落、精神的和情感的失落、事业和信念的失落。继而，他们会在失落中寻找，重新建立新的人伦关系和道德观念。这批作家的早期作品，都带着明显的内地文化的烙印，对香港社会因看不惯而愤怒，因愤怒而有所批判。他们的中期作品大多诉说伸张人格和顺从生活的两难。他们的后期作品则较为超脱，以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叙述社会的丑恶现象，他们一改以往南下作家不认同工商社会的“士大夫”特点，成为社会的弄潮儿。他们是东瑞、陶然、白洛、颜纯钩。
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职业女性的增多，原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关系受到了冲击，不少女作家以自己的小说创作对原有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颠覆。而个性极强、风格各异的小说创作蔚为大观，形成了香港小说多元化的后现代特点。
90年代，香港文坛在自我省视的同时，也高奏回归的凯歌。从1982年年底起，香港进入了一个历史转变期，1984年9月中英两国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意味着香港前途的转变，意味着600百万香港人几十年来已经被物质形态固定了的生活方式将会改变。这就有一个逐渐理解“一国两制”精神和习惯新变的过程。从“前九七”的恐慌、混乱，到面对现实，再到“后九七”发现回归祖国的价值，并积极行动，香港人走过了从游移到坚定的过程，此一时期的香港小说创作也记录了这一过程。与关注主权回归的同时，香港人开始有意识地流露出对过往共同经历的缅怀，希望为香港将来的高度自治提供经验与保障。一批追索香港历史的作品也因此产生。
“梁凤仪现象”的出现，标志着流行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梁凤仪是以全新的姿态闯入文坛的商人。她的整个写书、成书、行销书籍的方式，都不是作家式的，而是商人式的。80—90年代的香港，作家早已失去了神圣的身份，所有有新闻价值的人全都有成为作家的可能，他们以开专栏的形式挤进了作家的行列，像梁凤仪这样亦商亦文的文人似乎更能成为这个时代作家身份的标记。梁凤仪以排炮式的出书方式进攻书籍市场，创造了文化界的奇迹。梁凤仪现象把精神生产和工业产品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经济是生活，文学是情趣，把经济与文学、生活与情趣结合得天衣无缝。从作品的思想内容看，梁凤仪的小说并非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认同者，相反，深知资本主义社会黑暗，同情弱者，张扬独立自主的人格，都消解了资本主义的流行观念。
三
与香港文学的纵向发展相伴随的是香港文学的边缘性、都市化和民间特点。
说香港文学是痛苦的精神放逐并不为过。从香港沦为殖民地开始，尤其是1949年以来，香港文化一直处在模棱两可的尴尬地位，身受港英政府统治，北望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台湾，身受多重文化的冲击。他们在语言文化上有所认同，却摆脱不了殖民地的特点。香港文化一方面表现得很开放、自由，而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在文化建设上并没有作出更大的努力。多元化下缺乏统一的文化精神，这是香港小说的一大特色。“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稍留……向北风而开襟”，这是许多香港作家的共同情怀。即使在70—80年代最能代表香港文化意识的作品风行一时，我们依然能感到这些文化意识的无根飘遥：金钱至上，醉生梦死，虽然奢华，但终归是要醒的梦。
香港是中西贸易和文化关系的桥梁。开埠以后的100年中，来谋生的人虽多，但真正以香港为家，在此地植根的人却不多。香港居民的文化背景，以市井文化为主，工商次之，其次为士。人们的价值观念、态度和处事方式，都和中国传统社会以“士为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的程序很不一样。
都市密集的人群成为最新资讯的追随者，他们赶潮流，重包装，慕虚荣。迅速流动变化的一次性消费文化，空耗了人们的精神和精力。城市文化由沉重变得轻飘。爱情被功利主义和瞬间离合的人际关系分解得肢离破碎，痴情被挤得无处藏身。人们仅仅可以抓住的是朝秦暮楚的欢情。
由于港英政府并不积极支持文学事业，香港文学只能生长在民间，接受商业化的操纵。香港有大量的报刊杂志，每天都刊出为了促销而创作的流行文学。流行文学以取悦读者，迎合市民的猎奇心理为首要目的，不同于严肃文学对人性作深入的挖掘和对社会作深刻的批判。虽然在某种层面上反映了普罗大众的愿望和要求，但也揉杂了国民劣根性的许多糟粕，黑幕小说、鬼怪小说、黄色小说就是其代表。当然，由于优秀文化人的参与，香港流行文学也有它辉煌的一面，诞生了一些内容健康、思想深邃的作品。
华洋杂处，国际化大都市的特点也影响了香港小说的创作，香港是西方文化接受得比较快的地方，不仅有风格各异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而且流行小说也表现出有别于小农经济文化——保守、谨慎、勤俭的价值观的前卫倾向——对金钱和物质生活热烈追求，女性也从从属地位变为以自我为中心等等。这些倾向，提醒我们对人性和社会作出新的审视，为将来的道德建设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