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温州家族企业成长与社会资本的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家族企业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9.27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817(2006)02-0056-07
社会资本是当前学术领域中最具潜质的概念之一。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来源于社会学。由于人文社科类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补性，社会资本的概念逐渐渗透到经济学、管理学，成为分析、解释经济现象和管理问题的有力工具。温州的家族企业无疑是中国家族企业的典型，从社会资本这一独特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研究，可拓宽我们对温州家族企业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温州模式的认识。而家族企业要获得成长，就必须不断地吸纳和有效整合各个层面的社会资本。本文将在对温州家族企业融合社会资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其在融合社会资本方面的不足，并对其在未来的成长中如何更好地融合各个层面的社会资本提出建议。
一、温州家族企业及其特征
美国著名的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教授在1977年对家族企业下了一个定义，他认为：家族企业是这样一种现代工商企业，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家族)享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着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层人员的选拔方面。[1] 该定义有这样几个要素：(1)家族成员拥有企业的所有权；(2)家族内某些成员拥有企业的经营权，并且对企业的统治时期较长也比较稳定，家族企业对于家族而言，所有权和经营权是两权合一的；(3)家族规则渗入到了企业规则当中，并且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它具体包括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和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构成的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和权力结构。而国内研究者认为，“家族企业”就是指由一位或数位家族成员所拥有和控制的企业。血缘、工作和所有权这三种共同体构成家族企业的精髓，即企业的所有权完全由家族所有或绝对由家族控股。[2] 综合国内外研究，我们可以通俗地说，家族企业是指由某一家族拥有部分所有权，在较长时期内进行持续控制的企业，它是一种家族规则与企业规则相融合的经济组织。
家族企业不等同于民营企业。民营是相对国营而言的特有概念，只要是民间(非公有经济)资本控股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应该说，民营企业包括家族制企业，家族企业占民营企业绝大比重。彼得·德鲁克曾指出：大部分企业——包括美国的和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的——都是由家族控制和管理的。[3] 温州市现有20多万个体工商户、13万非公有制企业。民营企业占了全市企业总数的98.8％，工业产值占了96％，税收占了70％，外贸出口占了95％。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内地的非公有制经济中，家族式经营的企业也至少占到了90％以上，而在温州地区这一比例更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的家族企业可以代表温州的民营企业，甚至可以代表温州的所有企业，以上的经济数据则证明了温州家族企业的巨大活力以及对温州经济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温州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与社会资本融合的主要内容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一篇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中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社会资本是真实或虚拟资源的总和。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由于要拥有的持久网络是或多或少较制度化的相互认可的关系，因而它是自然积累而成的。”[4] 之后，社会资本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
目前理论界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还没有形成共识。社会资本可狭义地理解为人们之间的一套“横向的联系”：包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网络以及与网络相联系的规范”。[5] 社会资本的特征是推动了组织成员之间互利性的配合和协作。J.Coleman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所下的定义，比前者较广，他的概念大体上涵盖了社会结构和用来调节人际行为规范的整体效果。他认为“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5] 综合以上前人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①社会资本是社会中社会生活和文化内在的粘合剂，包括调节人们之间行动的规范和价值观念，以及产生这些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制度。这个概念包括了促进规范发展和塑造社会结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②社会资本是关系网络的价值；关系网络本质上是互惠共同体，它具有信任和规范的机制。
为方便分析，笔者将社会资本规定为由以下相互有着内在联系的四个层面构成：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一般而言，企业的成长主要是融合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可称为显性的、可见的社会资本，而社会网络资本和文化资本可称为隐性的、无形的社会资本。隐性的、无形的社会网络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家族企业融合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有重要的中介作用。温州家族企业在融合社会资本四个层面的过程中既有一般中国家族企业的特点(同处于中华文化的影响下)，又由于温州独有的社会与文化背景，而形成自己的特色。
(一)社会金融资本的融合
温州家族企业对社会金融资本的融合和其它地区相比，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温州地区民间金融的高度发达。
推动民间金融在温州迅速发展并使之得以较好运行一个重要因素是民间信用以及原有的民间互助组织形式的存在。[6] 这是存量巨大的社会资本对温州家族企业做出贡献的一个明证。2003年，温州民营企业资金构成中，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占20％，经营者自筹占40％，民间借贷占40％。也就是说，民间信用的资金量在这些领域已是银行、信用社贷款的2倍。在流动资金中，除20％为企业自筹外，其余绝大多数来自于民间金融。另外，据统计，温州的民间游资高达1500多亿元。在允许民间金融市场存在并能较好地发展的前提下，温州家族企业已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民间社会金融资本的积累机制，多数家族企业能依靠自有资金和民间资本市场完成经营活动。
(二)社会人力资本的融合
温州家族企业成长的初期，家庭企业对社会人力资本的融合仅限于家族内部。在成长的中期，家族中的人力资本满足不了企业成长对管理资源的需求，由于家族股份合作制企业有了多个股东，于是与这些多个股东及其家庭有同乡、同学、同事、战友等关系的“泛家族”成员比较容易得到企业主的信任，因而易被接纳担任企业的管理人员，但这阶段对社会人力资本的融合也仅限于有着血缘和地缘关系“泛家族”之内。但这种信任范围的狭窄有其合理性。温州家族企业在创业之初由于家族内的信任，可以大大减少市场交易成本，实现企业内部资源之间整合成本的最小化。在企业内部或外部，凡利用价格机制的交易行为中，都会发生大量的交易成本，[7] 如契约签订的谈判成本等。而这些交易成本都会由于家族信任关系的参与而大大减少。
(三)社会网络资本的融合
温州家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对社会网络资本的融合主要体现在温州地区呈现的企业集群优势和自发形成的各行业商会。
1.发达的企业间网络
企业间的网络通过网络中的朋友和亲戚等关系提供了与企业有关的技术支持、融资和物质资源等信息。温州家族企业在“企业间网络”方面具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具体表现为温州家族企业呈区域性的集群发展。
在家族企业的初期，温州家庭作坊将市场需求的产品按工序进行分工组织生产，工序可细到一个家庭作坊的工作任务只是拧几个螺丝钉等简单工序，有专人将原材料送到村里，各家领回材料，按时将加工好的半成品送回，由专人收走，并付给工钱。这种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手工加工业的发展，因此很快就在温州各地形成了全国驰名的十大专业市场(如桥头的钮扣市场、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等)。专业市场多采用前店后厂的方式经营，使得产品的生产形成了地域上的集中，呈现出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温州企业集群初始形式。
当温州家族企业形态表现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和集团型企业时，企业集群开始形成并呈现出巨大的竞争力。温州现已形成低压电器、服装、鞋革、眼镜和打火机五大支柱产业的企业集群。比如，乐清柳市镇是中国低压电器的企业集群地，截至2003年，拥有低压电器集团27家，股份合作企业800多家，实现产值135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达33％。
由于地理邻近与相互信任，有关产品、技术、竞争等市场信息可以在集群内的家族企业中间迅速集中和传播，且成本很低。集聚对温州家族企业的贡献还在于同行业之间的非正式交流，通过不同企业的员工之间的面对面的接触、工作之余的聊天等，使得不同的思想碰撞产生新的火花，从而有利于家族企业的创新。同时，企业通过集聚，集中广告宣传的力度，利用群体效应，形成了“区位品牌”效应。相对于企业集群，单个企业的生命周期是相对短暂的，品牌效应难以维持，而集群中的企业遵循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只要不是由于技术或自然等外部原因使集群衰退或转轨，区位品牌的效应更持久。以鞋产业来是说，红蜻蜓虽作为制鞋业的后起之秀，但致力于“鞋文化”的研究，为温州的鞋产业盖上了一层文化色彩。同样，另外三家“中国鞋王”，为温州制鞋业创造了“温州皮鞋”的区域品牌效应。
2.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
社会关系网络资本的积累有赖于一个健全的社会中间组织体系，在中间组织中更能培养出人们相互承担责任，共同分享权利和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精神。
温州各行业商会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中间组织。温州是全国创建行业商会的发祥地之一。目前，温州市共有各类行业商会146家，数量居全国之首。这些商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民间自发组建的，数量占2/3；另一类是半官方性质的，多由政府主管部门出面组建。
福山认为，当国家开始从事那些本该由民间组织或公民社会来承担的活动时，国家将会给社会资本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8] 而自发性的商会、行业协会正是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一个有效途径。“不找政府找商会”正成为温州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
(四)社会文化资本的融合
温州地区具有地域特色的瓯越文化，使得温州家族企业与其它地区的企业相比具有巨大的社会资本存量。
1.永嘉学派重商、重利思想形成的商业文化传统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历史承继性、连续性。历史传统对现实经济发展具有顽强的表现力及深刻影响，温州具有提倡“功利”“重商”的区域文化传统。历史上真正形成思想流派并对温州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当属从南宋“永嘉学派”叶适的思想开始。叶适的主要思想体现为“见之事功，经世致用”的功利思想。他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功利与仁义并存”的新价值观，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即反而把士农工商的分工互利作用，看成是社会兴盛、经济繁荣的前提。[9] 永嘉学派的重商、功利思想，是当时繁荣发达的工商业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它对以后温州的发展留下了鲜明的痕迹和影响，强化了后世温州人注重功利，重视商业，自立、务实的思想观念。[10] 代代相传的工商业传统，使温州人具有经营工商业的独特优势，为温州家族企业无形中增加了丰厚的社会资本。
2.温州地区频繁的人情活动
在历史上，温州是一个受宗族文化影响很深的区域。近代以来现代因素的增长使宗族血缘关系弱化从苏南到浙北，再到浙南呈递减状态。目前为止，温州一带对宗族血缘关系的重视仍要强于浙北，尤其要强于苏南。[11] 温州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心理的重新萌发，对温州家族企业的形成和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温州人注重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的传统表现在日常交往中，就是平常亲戚、朋友之间频繁的人情往来。
“重人情，爱面子”是温州人与很多其他地区的人相区别的地方。在温州，凡有联姻关系或祭拜关系的，平时往来十分密切，不仅婚嫁、丧葬、建房这些大事有往来，就是平时“时交月节”也都相互串门，“亲帮亲”“邻帮邻”是情理中事。附近的亲戚越多，势力越旺，办事越容易。实际上，从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看，这种人情交换活动起到了一个互助合作的关系。在经济转型、全面创业的时期，温州家族企业以人情为媒介，获得了创建企业所需的大量资金，比如通过“做会”的形式。这种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化的过程在温州通过人情往来这一媒介得到很好的实现。。
3.温州地区基督教会的兴盛
近代以来，温州就曾受到过基督教文化的洗礼，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基督徒人数迅速增长，占当地人口有相当比例，使温州享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美誉。温州一些商铺的店招牌呈现出基督教文化与商业文化相融合的特色，如“神爱饭摊”“以勒书店”“以马内利药房”等。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是与新教① 伦理分不开的。基督教加尔文派的“预定论”认为，个人对于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这就在新教徒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紧张和焦虑，教徒只能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于是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12] 从而，“预定论”的宗教伦理就导致了勤勉刻苦，把创造财富视为一桩严肃事业的资本主义精神。人称有生意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有温州基督徒的聚会点，可以说，中国最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温州人与基督文明有着暗含关系。
三、社会资本的不足与欠缺对温州家族企业的消极影响
1.中国“家文化”的影响与渗透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家文化”，家庭及家族的利益远远高于其他组织。在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单位社区在一定意义上是家庭的放大，国家的政治生活也渗入了家庭的影响，家庭的地位非常突出。在上述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就自觉不自觉地把家庭和家族运作模式引用到企业管理中，过于重视亲缘关系，特别依赖亲人而不相信外人，把企业交给自己人经营才放心，温州家族企业尤其如此。即使企业发展到较大规模时，也往往选择自己的家族成员来经营管理而不是能力更高的外人，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难以分离。福山也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华人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其根源就在于华人文化中缺少社会信任。华人社会的信任范围相对西方偏于狭窄，信任半径限制于“泛家族”范围之内。
2.瓯越原生文化的异化
如前文所述，“义利并重”的商业文化传统以社会文化资本的形式促成了温州家族企业的繁荣。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瓯越原生文化中的“义利并重”的传统务实思想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下过度膨胀、派生和异化成“急功近利”“为富不仁”“坑蒙拐骗”等战略近视症，其突出集中的表现为有相当部分的温州家族企业企图通过制造“假冒伪劣”来达到“快速暴富”。温州“造假卖假”曾大面积、区域性出现，在全国是罕见的。温州家族企业的“假冒伪劣”行为破坏了其自身的信誉，对社会资本的融合起到了消极的破坏作用。
3.制度环境不健全不完善
我国目前市场制度环境不完善，尚存在较多体制限制，从而阻碍了温州家族企业对各个层面的社会资本的融合。
(1)融资成本高。上文提到的温州民间金融的高度发达，实是无奈之举，因为在我国，无论是作为间接融资的银行信贷还是企业直接融资的证券市场，都是直接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服务的，从而增加了温州家族企业的融资成本。
(2)法制环境不健全。张维迎指出：“由于企业所处的法律环境非常重要，分散股权很危险，如果法律制度对企业的产权没有给予很好的保护，就不可能放心地将企业交给别人去经营。”[13] 他一再强调：一个企业能不能实现现代化管理主要取决于外部环境，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国家对产权的保护程度。因此，当法制环境尚未完善时，企业的外界法制环境成本非常高，温州家族企业自身不得不做出防范，包括技术上、人员安排上、组织结构的设计上等。
4.代际琐定
20多年来温州的家族企业大多固守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以致温州的制造业演变过程出现了“代际锁定”现象。史晋川发现，在温州两代人之间存在高度相同的交易方式，他们成长的区域性商业文化背景相同，拥有的“地方知识”相同，了解的生产技术知识相同，依赖的市场网络也基本相同，即拥有的社会资本大致相同。温州家族企业只有利用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来从事商贸活动，逐步导致一种“路径依赖”，一方面使其能以较低的成本进入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另一方面也限制其进入新的行业②。因为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就意味着进入一个以非温州人为主的分工体系和市场网络，必将承担更大的机会成本和经营风险。温州家族企业对人格化交易的“路径依赖”，已严重影响了其对新领域、新行业的社会资本的融合，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很难完成其自身向现代企业的转型。
5.家长式的管理模式
温州家族企业普遍实行家长式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带来的弊端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集权式的管理方式。家族企业创业者(一般是父亲)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威，不受任何家庭成员的约束。绝对服从“父亲”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义务，表现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上，家长往往独断专行，实行集权式管理。集权式的领导风格使得企业内部缺乏完善的决策机制和民主管理机制。拥有权威的“父亲”以主观判断代替市场调查、科学分析，凭个人喜好做出决策，往往由于其个人知识能力和思维的限制而做出错误决策。
(2)任人唯亲。任人唯亲一方面因为是“近亲繁殖”造成人力资本的质量递减，特定的人际关系圈子大大限制了企业对人力资本的选择范围；另一方面使一些非家族成员对企业失去信心，纷纷离去，导致企业面临人才危机，阻碍企业的发展。
(3)狭隘的企业文化。家族企业老板个人的喜好和个性常常体现为企业文化的特征，创始人个人的价值观成为企业文化的主体部分。家族企业的思想文化传统在发展初期是一股必不可少的内在动力。家族主要成员留恋自己个人或家族的文化精神，成功之后滋生了事业和文化上的自满心理，不自觉地排斥新文化、新观点、新理念的进入，这就给家族企业的文化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带来极大的阻碍作用。
四、对温州家族企业在未来与社会资本融合的建议
一般而言，企业成长的标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资本规模的扩大、组织结构的扩展和市场盈利能力的提高。对家族企业而言，资本规模的扩大，表明家族企业要突破家族资本的封闭性，不断吸纳外部的社会资本；组织结构的扩展表明企业的委托——代理链条要不断拉长，为此要逐步突破家族管理资源的封闭性，要吸纳外部职业经理进入企业，并有效地对人力资本进行整合；市场盈利能力的提高表明家族企业要在有效融合外部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商业网络或企业联盟，并能塑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企业文化。
笔者对温州家族企业在未来如何与社会资本融合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1.完善市场环境，为家族企业的信任扩展提供支持
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③。国家将私营经济作为我国所有制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确认，政府也已开始为家族企业的成长完善各种市场环境。笔者以为，未来对温州家族企业融合社会资本起积极影响作用，亟待完善的市场环境有以下几方面：
(1)完善经理人市场，规范经理人员的行为。选好经理人必须要有完善的经理市场。经理人员的忠诚和水平由市场评价。不忠诚的人会被市场淘汰，水平较低的人，市场只给他较低的价格。[14] 建立各方支持的大容量的经理人才信息库；建立经理人才的市场工资制度，做好人才的薪酬调查和咨询工作，推动市场工资制度的形成；建立公正有效的仲裁机构，保证经理市场各方的合法权益，提高市场供需双方积极性。通过完善经理市场，可增加温州家族企业对经理人的信任，从而扩大信任范围，提高社会资本存量。
(2)完善资本市场，给予温州家族企业“国民待遇”。第一，提倡公平信贷，突破银行传统所有制观念的束缚，根据企业的效益，而不是企业的所有制成分放贷；第二，商业银行对讲信誉的家族企业，要给予与现代公众公司等同的优惠利率，商业银行应尽快设计出适合家族企业特点的信贷业务品种，适当放宽贷款条件，下放授信审批权限，合理确定货款期限，简化贷款手续，提高贷款审批投放速度。第三，降低家族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进入壁垒。
(3)完善法制环境，加强对家族企业私有产权的保护。国家应出台鼓励、引导、扶持与保护家族企业成长的政策文件和法规条例，加大对家族企业私有产权的保护力度，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2.分散股权，增加投资主体，扩大融资渠道
温州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应转变观念，把企业的所有权分散，增加投资主体，扩大融资渠道，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1)通过实施管理层持股，分散股权。管理层持股的股权结构可使员工自身的利益与家族企业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将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与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画上了等号，人力资本得到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对员工起到有效的股权激励作用。
(2)成为上市公司。上市的家族企业成为公众公司，不仅可以从资本市场获得充裕的资金支持，为企业的快速成长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而且可以解决家族企业在经营和财产继承过程中经常发生的问题。因为股票有市场便利的退出机制，假如成为上市公司，家庭成员继承的是企业股票，随时都可以通过市场套现，彼此间就不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
(3)实行虚拟经营。虚拟经营是指名牌企业或强势企业在开展外包加工或定牌生产的同时，积极引导和扶持中小企业加入大企业的虚拟经营体系，建立以最终产品为纽带的协作关系。虚拟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社会资本与家族资本间进行移植嫁接，它改造了家族企业，降低了家族企业变革的成本，推动了家族企业向社会开放产权的进程。虚拟经营所形成的一体化带来了新的资本运作方式。通过采取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企业集团化、企业战略联盟等形式，虚拟经营实质上是企业产权在创业家族成员以外的全社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
3.改变任人唯亲的用人方式，实现经理人员的社会化
(1)引入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其他董事会成员可以在知识和信息上相互弥补，提高决策的质量，还能比较客观地评价经理的业绩，在作重大决策时摆脱利益的纠缠。
(2)建立职业经理人的激励机制。家族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单纯的监控无法从根本上制止职业经理人的越轨行为，因而需通过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协调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关系。温州家族企业既要通过企业内部的制度创新协调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关系，又要能够像市场一样通过有效的竞争机制激励代理人的行为，协调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关系，使二者对公司发展形成一致的利益倾向，从而将公司的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与代理人的个人利益和短期利益结合起来，以此避免职业经理人为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而侵害委托人利益的“代理问题”。[15]
4.改变家长制的管理模式，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1)建立“能者居其位，不能者止”的公平的用人选拔机制。尽可能消除家族内外之间的界限，在企业内部营造企业大家庭的团结和谐的文化氛围，充分调动外来优秀人才的积极性。凡事以制度规范，以工作能力定职位，以工作业绩定奖惩，以综合素质和能力定晋升。
(2)实行分权式管理，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温州家族企业在集权式管理模式下完成了初期发展后，应及时地转换管理模式，即由集权式管理向分权式管理转变。实施分权管理的出发点就在于更好地调动各个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产品的多元化，家族企业最高管理者将很难对企业的所有事情都过问，而应当只侧重于抓企业的重大问题，把具体的实施工作授权给下属去做。同时，应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集思广益，减少决策失误的风险。
(3)建立现代企业文化。温州家族企业领导人应解放自己的思想，突破自己的“成功者心理障碍”，积极探索，寻求企业文化、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及制度上的创新，将以家族企业领导者个人的喜好和个性为特征的企业文化，改造为能够反映家族企业经营哲学、价值理念、企业精神的现代企业文化。
五、结语
蕴藏在温州社会、历史、文化的种种因素，使温州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有着巨大的社会资本存量，从而对温州家族企业的成长起到有益的促进。温州家族企业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与社会资本的各个层面进行吸收和融合，从而使其从最初的家庭小工业作坊，发展为股份制合作企业，现在又在朝着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家族集团型企业转变。温州家族企业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果能进一步有效地融合各个层面的社会资本，一定能够扬长避短，走上持续成长的辉煌道路。
注释：
①新教即指基督教
②来源于史晋川教授2003年在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所作讲座。
③十六大报告辅助读本[M].本书编写组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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