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水平对拉美威权主义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影响
——以1964年-1980年巴西政府为例
韩沛雨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威权主义政府体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步确立。文章以1964年至1980年巴西政府统治为切入点，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对拉美威权主义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影响，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威权主义政府政治合法性有影响，即经济发展水平低导致威权主义政体出现危机，进而导致政府合法性降低；经济发展水平高使威权主义政权保持稳定，具有合法性。
关键词 ：拉美威权主义政府；政治合法性；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利益
一、绪论
笔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发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学界就开始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政体”即威权主义政体。在这些威权主义国家建立之初，人民大都会对在职政府的统治保持认同。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公众会变得越来越反感政府的统治，最终使政府失去公众的认同，从而降低其统治的合法性。那么，为什么这些威权主义国家会失去其在职合法性？由此，笔者开始探究威权主义国家出现统治合法性危机的原因。
目前，国内外对此研究有如下结论：首先，研究国际政治的大部分学者认为，威权主义政府的政绩是衡量其合法性的主要指标。只有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才会对政府感到满意。一旦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生活水平下降，那么人民就会不满意政府的统治，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就会降低。其次，有些学者认为，威权主义国家建立时，一般都会出现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在这个领导人独特的魅力下，人民会选择服从他的统治。而一旦这类领导人去世，很难再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公众就会渐渐失去对在职政府的认可，政府的合法性就会降低。除此之外，亨廷顿认为，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经济发展得越快，国内政治越不稳定。而本文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会导致威权主义国家政府的在职合法性降低。
二、中产阶级力量壮大及其不满的爆发
笔者认为，经济发展在孕育现代化的同时也滋生酝酿着动乱。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成正相关，一国经济增长就会造成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这在世界现代史上已经得到验证。随着经济的增长，巴西的中产阶级得到进一步的壮大，他们由领取薪金的专业人员和白领工人所组成，在大城市里形成一个特别重要的阶级。联邦、州、市这几级的政府雇员大量增加，工商企业迅速增长，为脑力工作者提供了许多职位，因此就大大壮大了中产阶级[1]。当时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进入城市谋生，这些人都成了城市的中产阶级——本文采用的数据是分别将老板、有技术的师傅、小企业主、商人、个体经营者等占社会总人口比例之和中得出数据，总结出1964年—1973年巴西中产阶级占总人口29.6%；1973年—1980年中产阶级占总人口37.8%，城市居民68%。[2]316从相关可靠数据可以得出中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就如亨廷顿所引证的那样：“在巴西，中产阶级绝对支持1964年政变。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正是这些从经济奇迹年代中受益最多的一部分人，在要求回归到民主统治上喊得最响，他们就是发达城市中的居民和中产阶级。”[3]
观察景物，要确定观察点，也就是观察景物的立足点。观察点不同，所看到的景物就不同。要恰当地运用一些常用的修辞手法，如拟人、比喻、排比等。
中产阶级对军人政府执政下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满日益增加。巴西的中产阶级在军人政府统治后期不支持其统治，原因是巴西的经济在1973年—1980年发展水平降低。相关数据显示，在此期间巴西GNP 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换句话说，这个经济发展速度较前明显下降，尤其是通货膨胀率从1973年的15.5%上升到1980年的110.2%[4]。恶性通货膨胀使国内经济受到打击，但此时军人政府推行的是一种“先增长、后分配”的原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年年攀升，使中产阶级财富的增长跟不上通货膨胀，这导致有经济增长却没有经济发展的奇怪现象[5]64，中产阶级拥有的财富比例下降20%，这引起了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又不给中产阶级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使中产阶级十几年积累的经济财富化为乌有，这样，他们对威权政体产生仇恨就是必然的结果。
三、巴西威权主义政府内在的政治缺陷与中产阶级的关系
（一）巴西军人政体保留民主形式对中产阶级的影响
巴西政府上台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发展。1964年政变发生后，政府的指导原则更改为“安全与发展”，历届军人总统执政期间都要强调这个原则。军政府于1971年制定的《第一个全国发展计划（1972—1974）》明确提出“一代人的时间内使巴西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8]，这句看似波澜不惊的话，其中隐藏着政府对恢复经济的重视。军人政府非常了解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其政治局势所带来的益处，他们如果想要长期执政，就需要稳定人心，让人们吃饱穿暖，以确保他们政权的稳定；告诉人们政府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想通过他们的努力，让整个国家变得更好，他们有强烈的决心和毅力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国家现代化。
（二）专家治国对中产阶级的影响
经济快速发展的好运停止于1973年。1973年至1980年的短短八年中，巴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7%，但通货膨胀率年年上升，直至1980年达到110.2%的恶性通货膨胀状况，经济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的尴尬局面。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力量强大的中产阶级对军人政府产生不满，期待参与政权，实现更大利益，不再容忍军人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的全面控制。1980年，仅仅存活了16年的威权主义军人政府被迫下台。当然，其执政的过程有很多值得研究探讨的地方。
四、经济发展水平对巴西威权主义政府合法性的影响
（一）经济发展水平高使政府更具有政治合法性
首先是巴西军人政府本身体制存在问题。1964年巴西建立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这种威权主义政权限制了民主机构的实际权力，但是在形式上保存着民主机构。为了保障军人政权的合法性地位，军人召集议会并选举出新的总统，在会议进行中，布朗库在向议会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政府会为了民主制的恢复作出不懈的努力。[6]175-215巴西军人政体的独特性表现在不但建立威权体制，而且保留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在政权刚刚确立的时候，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给了中产阶级期望，随后由于经济状况不符合中产阶级利益，中产阶级的不满就越来越多。[1]托克维尔论述道：“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7]156
在军人政府的努力之下，在相对比较短暂的时间内，巴西的政治局势得到稳定，社会机器正常运转，彻底改变了自1962年起经济萧条的悲凉局面，巴西经济再次创造了发展奇迹。具体表现为1968年-1973年GNP 平均增长率都超过10%，直至1973年国内通货膨胀率仅为15.5%，扭转了1964年左右通货膨胀率高达91.1%的局面，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在政变之前的民主体制下，经济发展的混乱状况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使得人们对民主体制暂时失去了信心。加之威权体制下，巴西经济的高速发展，给城市中最不稳定的中产阶级打下经济基础，因此威权政府能够获得成功，并具有一定合法性。
两个绑匪当然想不到，此时他们的行踪已经被警方掌控。等他们分赃后回到家不久，就被抓获归案。警方了解到，操东北口音的绑匪叫王勇，在北京靠开黑车拉活儿为生。拉活儿的过程中听说杨凯是个大富豪，有个上大学的女儿，就动了绑架的恶念。他找来自己的初中同学胡伟，以送土特产和送快递为名试图绑架杨梅，均告失败。王勇以维修电话为名骗开门绑架了杨梅。为确保绑架成功，王勇准备了两部轿车，伪造了两个假车牌，中途换车防止被追踪。经过审判后，一审法院以绑架罪判处王勇有期徒刑13年，判处胡伟有期徒刑10年。胡伟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今年8月20日，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二）经济发展速度低使政府合法性降低
巴西威权体制的另一个问题在于专业人员对国家政策的干预。军人政府任用了一大批专业人士，例如经济学家等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任用经济学家对当时的经济恢复并创造经济奇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主张受到军政府的重视，进而对军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笔者认为，这些技术专家、各个行业的带头人，他们所代表的必然是一些特定部门和行业的利益。他们背后有一定的支持者，他们只是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得失，不能够从大局、宏观上考虑老百姓需要什么，国家发展需要什么，怎样实现社会的稳定，如何保证政权的稳定性，他们只会更多地考虑到他们这一领域需要什么，或者说还需要国家政权能够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利益。一旦这些利益集团的势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要求更大更多的利益；如果政府不予以满足，这些人员便会蠢蠢欲动，政府体制内部就会出现松动，政治体制内部的利益斗争会从根本上动摇军人政权的统治。
军人政权建立之初，恢复经济的措施使得威权政府获得了中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势力的壮大，利益分化加剧，产生了更多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集团。为了实现利益表达，它们纷纷要求进入政府体制，巴西的威权体制下的民主也为他们的利益表达提供了一定的渠道，但是又恰恰是因为这样的渠道不能实现他们的利益，加之经济发展水平降低，中产阶级的工资涨幅非常小，于是中产阶级更加不满，对威权政府的认同进一步下降。
王钟陵《中国京剧史略论》[3]将中国京剧史划分为五个时期，按照时间的纵向发展描述了京剧的形成与上演情况，并用部分篇幅探讨了话剧对京剧的影响以及京剧小剧场的生存状况。结尾处对京剧的现状与未来前景进行了表述，作者认为京剧面临的困境也不会将它推向“死亡，”京剧会在很长的时期中不会被替代。
通过上述问题，可以看出巴西的威权主义政府体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性。这些矛盾都给中产阶级造成极大的影响，巴西的军人政府体制一面给中产阶级希望，一面在扼杀他们的希望，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希望，造成中产阶级对军人政体的不满，其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是必然的。军人政府依靠中产阶级上台执政，为了维护政治合法性保留民主形式，给予中产阶级期待，但同时又残酷镇压民主；专家制定经济政策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而专家也代表自身阶层的利益，并且拥有很大的权力，上位者不能满足其需要，势必也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另一方面，表1中数据显示，在相同条件下，正辛烷参与反应时生成的H 2 S体积分数大于正己烷参与反应时生成的H 2 S体积分数，表明长链烷烃稳定性低于短链烷烃，更容易发生TSR反应生成H 2 S。
五、结语
拉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建立起了军人执政的威权主义政体。军人政府能够可以上台执政，是由于那些传统政体在经济发展上陷入了困境，经济停滞不前甚至陷入倒退，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一旦传统政府无力通过改革或者是政策调整来缓解国内经济问题，加之其他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军人就会通过军事政变将传统政治体制推翻。在政变过程中，军人一般都会得到来自中产阶级的支持。在政权建立之初，军人政府一般都会吸取之前政府灭亡的教训，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为执政的首要任务。一般这些军人政府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以及利用军队对于国内环境的稳定，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社会矛盾缓解，民众对威权主义政府保持支持，因此威权主义政府在这一阶段有一定的合法性。随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威权主义政府内部体制弊端暴露无遗，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过后，发展速度放缓，经济利益分配不均衡，中产阶级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对军人政府的不满剧增，威权主义政府政治合法性下降。通过对巴西军人政府执政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分析，不难看出巴西军人政权在建立之初还是具有一定合法性的。在军人政权建立之初，恢复经济的措施使得威权政府获得了中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持。后期经济发展虽然保持7%的增长，但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使中产阶级产生严重不满。随着中产阶级势力的壮大，他们期待参与政治，实现更大利益，不再容忍军人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的全面控制，军人政府的独裁统治不能满足中产阶级对自身利益的要求，其国内政局的动荡随之产生。
参考文献 ：
[1]章凡.巴西民主化过程中的中产阶级[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2](英)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6卷(上)[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3](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巴西数据库[DB/OL].http://www.ceicdata.com/zh-hans/countries/brazil.
[5](巴西)卡洛斯·热拉尔多·兰戈尼.巴西的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M].里约热内卢:言论和文化出版社,1973.
[6]Donald Share,Scott Mainwaring.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Democratization in Brazil and Spain[M].Boulder:Westview Press,1986.
[7](法)亚力克西·托克维尔德.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8]陈作彬,张宝宇.巴西经济发展战略与结构问题[J].世界经济,1982(2).
中图分类号 ：K7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61-1487-(2019)04-0036-03
作者简介 ：韩沛雨（1996—），女，汉族，陕西省西安市人，单位为西北工业大学，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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