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观_陈独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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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比较中西文化,发起了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启封建蒙昧,更新观念,变革思维方式的思想解放运动。

陈独秀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的比较,而最终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中西风俗习惯的差异;中西婚姻观、家庭观的差异;中西民族性的差异;中西教育思想、方针的差异;中西文明的差异。

通观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观有以下特点:

第一,陈独秀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学说发动了反封建启蒙运动,传播西方文明,变革传统观念。看问题采取世界范围内的横向比较为主,历史的纵向比较为次。纵向比较,中国今天比昨天有进步;但横向比较,20世纪初中国则已远落后于欧美诸国,“吾国民德之不隆,乃以比较欧美而言”。

中华民族传统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伦理思想、教育方针等等观念形态,同西方与此对应的观念形态相比较,有其自身的局限。中国的封建文化在生机勃勃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面前,显得陈腐不堪。陈氏认为,不彻底摈弃封建文化无以救中国。

第二,陈独秀进行中西比较的理论武器是“多元化”的。亡国灭种之危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急不择路,凡是西方富强国家的新学说,都拿来一试,像急病乱投医一般。陈独秀正是这样,其出发点是救亡图存。针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割地赔款、屡战屡败的现实,他感到中国不适应竞争,于是拿起“社会达尔文主义”作武器;同时他又曾指出,吾国国情,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地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个性解放也被陈独秀拿来作为中西比较的理论武器,他还曾推崇实证主义。

第三,闭关锁国,其害无穷,这是陈独秀在中西比较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陈独秀在《学术与国粹》一文指出,作学术必守三戒: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关起门来的“国粹论”,励进民德而不足,杜塞民智而有余。他认为,那种以为欧洲人之学我国都有的人,是比附科学、徒博学虚誉、抱残守缺的国粹家。

第四,陈独秀中西文化观的哲学基础是“进化论”。他指出:“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尊重中国二廿朝历史不图改进,是驱国民于20世纪世界之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陈独秀试图用生物学上的进化规律来解释近代中国腐败的原因。为求生存,必须以顽强的毅力奋发图强,必须进化、革命,革命是达到进化的手段。这在当时,他的进化论观是积极的、进步的,并成为他早期中西文化观的哲学基础。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用历史唯物主义追寻中西文化差异及其根源,他以进化论作武器研究中西文化始,最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第五,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基本上停留于社会表层现象,没有深入到社会的本质生产关系中进行探讨。他用了极大精力比较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思想道德观念、风俗文化,启蒙国人解放思想,学习西方,振兴中华;至于这些社会现象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陈独秀局于历史条件对他的限制,尚无自觉地、有意识地触及。因而尽管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以启蒙者姿态,鼓舞了众多的有识之士,向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发起一次巨大的冲击,用“科学”的法庭审判一切,但他只能以提倡个性解放入手而改造中国。直到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到中国,他才终于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六,陈独秀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取“偏激”的态度。这种态度,就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是不恰当,也是不足取的。但我们要在具体历史背景下,来分析陈独秀为什么自贬以奉人。陈独秀对自己的矫枉过正言论曾作一贴切的比喻,说恰如货物买卖,讨价10元, 还价3元,最后的结果是5元;讨价若是5元,最后的结果不过2元5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会进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损失,岂不是调和论的罪恶吗?”可见,从本质上讲,陈独秀并非“偏激”,并非主张“全盘西化”,亦非认为中国文化一钱不值。他只是要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民主”和“科学”来拯救中国文化。他那些对中国文化的尖刻批评,以致激烈的自我咒骂,都是“怒其不争”的表现。在这激烈的言词后面,可以发现一颗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心在痛楚中震颤。

(摘自《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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