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与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慈善论文,公益论文,思想论文,张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0）11—0059—05
张謇是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之一，除了毕生经营实业和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他的慈善公益思想与活动，在近代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他不仅在观念上使慈善公益思想的内涵更为丰富和更具近代色彩，而且还克服种种困难努力付诸实际行动，使慈善公益事业具备了新的功能与作用，从而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作出了令人瞩目的重要贡献。
一、张謇慈善公益思想的特点
以实业家著称的张謇， 实际上对慈善事业很早就一直十分热心。1884年黄河决堤，灾民遍野，他曾先后捐助棉衣千余件，后又多次参加各种义赈活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慈善公益思想也不断发生变化，并体现出若干新的时代特点，逐渐由传统的慈善思想向近代社会公益观念发展。这一时期，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也明显出现了由旧趋新的重要变化。
张謇慈善公益思想中最为显著的一大特点，是不像以往的慈善界人士那样，仅仅单纯地就慈善而论慈善，而是将慈善事业纳入整个改良社会的系统工程中的重要一环，视之为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一项活动。这种深刻的认识，应该说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张謇认为，慈善事业与地方自治、实业、教育等各项致强救亡的举措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1903年他从日本考察回国以后，就开始将其以往所主张的村落主义与具有近代观念的地方自治结合起来。当时，源于西方和日本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为一种自强御侮的新观念已逐渐在中国得到传播，并很快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但是，人们对地方自治的具体内容与作用的理解却深浅不一。只有张謇意识到，从事地方自治必须与发展慈善、实业、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他在兴办南通地方自治时一再强调慈善和其他相关事业的重要性，并曾反复阐明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曾经总结说：“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友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57页。）
实际上，张謇是将实业、教育、慈善三大项作为地方自治的主要具体内容。他曾比较详细地诠释实业、教育、慈善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慈，乃及公益。”（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68页。）之所以强调实业，是由于“自治须有资本”，就此而言可称实业是地方自治的“根本”；但实业的振兴与教育的发展不可分割，因而也不能忽视教育；慈善公益事业在这三者当中的地位与作用虽处于最后，但也同样不能忽略。用张謇的话概而言之，即是“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慈善的作用尽管只是弥缝实业、教育不及者，然而“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苟悉置而不为之所，为地方自治之缺憾者小，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也”（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6页。）。可见， 张謇是将慈善公益事业的地位与作用提到了相当的高度，给予了过去所没有的全新认识和理解。在写给其子张孝若的家信中，张謇也曾特别阐明慈善公益事业的重要作用：“父十余年前谓中国恐须死后复活，未必能死中求活；求活之法，惟有实业、教育。儿须志之。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存在此，亦不可不加意。儿须志之。”（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 4卷，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张謇慈善公益思想中的另一特点，是十分重视慈善教育。作为近代中国儒商的典型人物，张謇自然对发展教育非常关注。他在清末即认为：“世变亟矣，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智？不师胡学？”（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第72页。）这显然是将国民教育作为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1895年，他为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就提出“广开学堂”，戊戌维新期间又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张謇对教育与慈善两者关系的认识，上文已曾提及。后来他又将教育喻为积极的措施，将慈善作为消极的措施：“属于积极之充实者，最要为教育；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教育发展，则能率于以增进；慈善周遍，则缺憾于以弥补。”（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55页。 ）这里所谓“积极”与“消极”并无明显的优劣之分，只是各有其特定的功能与作用。
值得强调的是，清末民初重视发展教育者不乏其人，但像张謇这样关注慈善教育，特别是残疾人教育的却为数不多。张謇在清末创办师范和中小学校的同时，就已开始注意盲哑等残废人的教育事业，并且提出了发展盲哑人教育的独特见解。1907年他曾致函署江苏按察使，阐明“盲哑学校者，东西各国慈善教育之一端也。教盲识字母，习算术，教哑如之。入其校者，使人油然生恺恻慈祥之感，而叹教育之能以人事补天憾者，其功实巨”（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同时，他还希望署江苏按察使学习美国的斯坦福、中国的叶澄衷、杨期盛，捐家资十分之二三，兴办盲哑学校。
但是，张謇的建议并未得到积极的回应。当时的中国，没有多少人意识到盲哑人教育的重要性，因为“中国今日不盲不哑之人民，尚未能受同等之教育，何论盲哑？”尽管如此，张謇并不气馁，仍继续不断呼吁此事，并决心依靠自身的力量创办盲哑学校。
稍后，他进一步认识到要发展中国的盲哑人教育事业，首先必须培养专门的师资力量，否则只会流于空谈。1912年他在筹设盲哑师范传习所时，一再说明“知师范学校之重要而建设者，殆及于中国行省十之五六，则非残废之儿童，不患教师之无人。惟盲哑之儿童，贫则乞食，富则逸居，除英、美、德教士于中国所设之二三盲哑学校外，求之中国，绝无其所”。张謇还根据西方人口调查提供的每千人有盲哑两人的数据，估计4亿中国人口中至少有80万盲哑人，“盲哑累累，教育无人”， 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仅仅依靠延聘西国教师，不仅“资重而不可以时得，权且不操于我，欲求校中之可为师，恐亦难应我盲哑学校之分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创办盲哑师范传习所，培养自己的师资力量。“此盲哑学校未办之先，所以必设师范传习之要旨也”。除此之外，细心的张謇还曾阐明“盲哑教师苟无慈爱心与忍耐心者，皆不可任”，具备了慈爱心与忍耐心才“不至误我至可悯之盲哑，而儿童教育可期其发展”（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
张謇慈善公益思想的又一特点，是重视对各种自然灾难，尤其是水灾的标本兼治，并提出了导淮治灾的一系列主张。张謇何以会特别关注治理水灾？1911年他在华洋义振会上所作的一次演说中曾说明：“鄙人髫龄，闻先父母述道光二十八年之大水，咸丰六年之大旱，乡里被灾之酷状，一家处困之情形。先父母即以治河为地方水旱预备之要，常常申说。先父为乡里任治河事，盖二十余年，故鄙人于水利粗有所知。二十二岁时游淮安，见市有治河治淮诸书，即购致之，加意讨论，并太息于曾国藩氏、左宗棠氏议治淮之不获施行。”（注：《张謇全集》第2 卷，第101页。）由此可知，张謇重视水灾的标本兼治， 除了自身具有救世救民思想外，与其家庭曾经遭遇水灾和受父母的影响也有一定的联系。
由于天灾人祸的双重影响，晚清时期中国各地水灾不断，经常导致一些地区颗粒无收，饿莩遍野。江南虽是鱼米之乡，也难免遭此灾祸。如1903年淮北水灾，使安徽之凤、颖、泗，江苏之徐、海、淮、扬七府“灾民极贫户口几四百万，次贫倍之”。张謇认为灾象显现之后，赈灾固然必要，但还须从长计议，不能单以赈灾作临时应付之策。因为“水道不修，则水灾尤必有之事，有灾即又须赈。徒赈无益，甚且养成一般人民之依赖性，故以工代赈，为中国向来办赈至善善策”（注：《张謇全集》第2卷，第101页。）。关于水灾形成的原因，张謇特别强调“成灾在天，致灾在人”的辨证关系。具体就江南地区的水灾而言，则“一缘于河淮之不治，一缘于官吏之丧心”。所以，要想消除水灾。“惟浚治河淮，实为标本兼顾、确当不易之策”（注：《张謇全集》第2卷，第48—49页。）。
为了使更多的人意识到导淮治水的重要意义，张謇曾经无数次地向各界人士多方阐明其主张，也曾向官府上疏请求予以重视和支持。他首先说明如果不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水灾将永无彻底消除之日，而且势必愈来愈严重。“若不于受灾之源而治之，天意无常，数年或数十年之内，设有如上年（1903）之灾者，灾区必更大，灾情必更重，将何以应？所谓受灾之源者，淮水也。淮所以为灾者，入海路断，入江路淤，水一大至，漫溢四出。”有鉴于此，只有采取导淮治水的标本兼治措施，才能收到显著的成效。“十年以后，淮有畅流入海之路，湖有淤出可治之田，国有增赋，民有增产，大患尽去，大利顿兴，因祸为福，转败为功之机无逾于此。否则一灾辄死数十万人，一赈辄费数百万金，民固不堪，国亦不堪。”（注：《张謇全集》第2卷，第34页。）不难看出， 张謇不仅自身认识到对水灾必须标本兼治，强调以工代赈，而且苦口婆心地劝告各界人士也关注和支持这一功德无量的重大善举。
对于各级官吏事前不重视标本兼治，灾后又隐情不报，致使灾民遭受更大损失的现象，张謇也甚为气愤并多次予以抨击。1906年他代两广总督岑春煊拟淮北工赈请拨镑余疏，即曾说明江淮地区因连连降雨，已成水灾，但“州县狃于成例，慑于上司，不敢报灾”，以致“民已迫而流亡，而催科之吏胥犹持票四出，间有筹办平粜及施赈之粮，经过徐、海、淮、扬捐卡，无不扣留需索”，使灾民不啻雪上加霜。在略为偏僻的淮北，更是“州县不报灾，关卡不停捐。外间遂亦以为灾故不甚，率不措意。及至灾民四散逃亡，不可复遏，犹复悍然不顾，剥及垂殣之民。是民之厄于水者已无可逃，民之厄于官吏者更无可幸”（注：《张謇全集》第2卷，第48页。）。在当时， 像张謇这样直接抨击官吏失职造成灾民更大苦难的人，也并不多见。民国初年，张謇更进一步阐明封建专制制度是加剧灾害的根源。“由于专制之国有君无民，故置民之疚痛愁苦，漠然而不顾，仅值大灾洊告，发帑数十万、百万为死丧流亡之民补苴百一而已”（注：《张謇全集》第2卷， 第106页。）。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张謇对慈善公益事业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的理解也更为宽泛，与同时期其他人对慈善的认识有着明显的不同。他曾结合自己所从事的慈善公益活动，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慈善除旧有恤嫠、施棺、栖流诸事外，凡特设之事六：曰新育婴堂，曰养老院，曰医院，曰贫民工场，曰残废院，曰盲哑学校”（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页。）。实际上，除了上面所列内容之外，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张謇对慈善公益活动内容的理解也在不断扩展。例如他认为学校兴办之后，还应创设相关的辅助性公益事业，包括图书馆、博物院，“以为学校之后盾，使承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得以综合古今，搜讨而研论之耳”（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第272页。）。他还说明创设气象台，也“为自治公益事业之一”， “对于旱潦之预防，更有裨益”（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86—187页。）。在张謇看来， 创办公园也属社会公益事业，“公园者，人情之圃，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其作用是“以少少人之劳苦，成多多人之逸乐”（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11—413页。）。
综上所述，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确实具有值得重视的特点。他的一系列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近代中国慈善公益思想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戊戌维新时期经元善提出救急不如救贫、兴女学、开风气、正人心的新慈善观，体现了中国早已有之的慈善观念已开始从传统向近代转变；那么，清末民初的张謇则在经元善新慈善观的基础上，又使中国的慈善公益思想具有了更为明确、更为丰富的近代内容。特别是他将慈善公益事业与地方自治、实业、教育的发展紧密相联，从新的层面阐述慈善公益事业的功能与作用，并且十分重视盲哑人教育，将创办图书馆、博物院、医院、公园等都纳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之中，称得上是张謇对中国近代慈善公益思想的一大发展。正因为张謇具有这些独具特色的思想，才使他所从事的慈善公益活动也体现出新的特征，并且产生了更大的作用与影响。
二、张謇从事慈善公益活动的特点
清末民初的张謇，既是商学两界举足轻重的巨擘，也是慈善界的头面人物，他不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慈善公益思想，而且还尽其最大的努力，在自己的家乡南通积极从事各种慈善公益活动，在实业、教育和慈善公益方面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为当时工商慈善界的一般人所远远不及。“实业如农、如垦、如盐、如工、如商之物品陈列所，教育如初高小学、如男女师范、如农商纺织医、如中学、如女工、如蚕桑、如盲哑、如幼稚园之成绩展览及联合运动，慈善如育婴、如养老、如贫民工场、游民习艺、如残废、如济民、如栖流之事实披露，公益如水利所建各堤闸、涵洞、河渠、桥梁，如交通所辟县乡干支各道之建设”（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第463—464页。）。除此之外，张謇还先后创办了医院、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公园、警察传习所、工学社、更俗剧场、模范监狱等。可以说，近代中国还没有谁能够像张謇这样依靠个人的力量，在自己的家乡从事这种整体性的社会改造工程。
在从事慈善公益活动的实践中，张謇也体现出以下若干不同于他人的特点。
其一，张謇在经营创办许多慈善和公益福利事业时，都是将其作为与整体社会改造工程，亦即近代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具体内容之一，而不是简单地视之为单一的慈善活动。例如他创办盲哑学校时即阐明：“盲哑学校，慈善教育之事也……夫人人能受教育以自养，则人人能自治，岂惟慈善教育之表见而已。此愚兄弟创设斯校之微旨也。”（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09页。）其目的显然不是单纯地创办一所盲哑学校， 使盲哑残疾人能够有受教育的机会，而是重在“人人能受教育以自养，则人人能自治”。
又如张謇兴办图书馆、博物苑等公共设施，也认为这是“足裨自治”的重要举措。1905年他就曾上书张之洞建议在京师创设博览馆，“庶使莘莘学子，得有所观摩研究以辅益于学校，则此举也，揆诸时局，诚不可缓”（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1908年张謇创设通州博物馆后， 为征集通属先辈诗文集书画及所藏金石古器时他又进一步阐明：“自欧人导公益于文明，广知识于世界，上自皇家，下迄县郡地方学校，咸有博物馆之设。”（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因此，中国要光大文明，增进知识， 也应设立博物馆。即使是创设气象台，张謇也认为是“自治公益事业”之一。
应该说明的是，中国传统的慈善公益事业在戊戌维新时期已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其具体表现之一是与救亡图存发生一定的联系，具备了某些政治色彩。例如经元善等人创办劝善看报会、阅报社，是因为“见我华之被人侵削，土宇日蹙，则当思发愤自强，誓雪国耻；见泰西各国之日进文明，国富兵强，则当思振刷精神，急起直追”（注：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 但是，当时的工商和慈善界人士从事各项慈善公益活动时，尚未像张謇这样比较明确地将慈善公益活动作为整体社会改造工程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当时，慈善公益活动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张謇所从事的慈善公益事业这样宽泛。因此，通过张謇的辛勤努力，近代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在原有基础上又进一步获得了扩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二，张謇创办众多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在前清固未尝得政府分文之助，在今日仍不敢望政府格外之施”，所用经费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其经营实业所得的利润。换言之，他主要是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兴办各项公益事业，而不是靠他人或者是社会的捐款。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张謇花费巨资不断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完全是出于自己主动的行为，并不是受他人安排或是被动地从事这些活动。他曾经说明自己在南通兴办的各项事业，“向系自动的，非被动的，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 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26页。）。
在近代中国，慈善公益事业一般都是以社会和某些人的捐款而兴办的，很少像张謇这样的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兴办如此众多的社会公益事业。有的人或许能够独自捐资做一二件善事，或是为地方兴办少数福利事业，但却无人能够与张謇相提并论，更难以独自承担一个城市慈善公益事业的整体社会改造工程。经元善在晚清虽也是工商界和慈善界著名的代表人物，对于促进慈善公益事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是类似于经元善这样身兼工商和慈善两界的头面人物，将自己的一部分产业用于从事慈善公益活动，但也无法像张謇那样主要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兴办各项慈善公益事业。1878年经元善在上海创办新型民间慈善机构协赈公所，随后在全国乃至海外设分支机构，首创民间大型义赈活动的新方式，其所需经费就主要是依靠在社会上募集捐款，而不是由经元善个人承担。
张謇兴办的众多慈善公益事业则主要是由其个人出资，包括水利、交通、公益、慈善诸事，“综计积年经费所耗，达百数十万，皆以謇兄弟实业所入济之。岁丰则扩其范围，值歉则保其现状，不足又举债以益之，俟有赢羡而偿其负”。他坚定地认为：“国可亡，而地方自治不可亡；国即弱，而私人志气不可弱。故上而对于政府官厅，无一金之求助；下而对于社会人民，无一事之强同。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量力所能，审时所当，不自小而诿，不自大而夸。”（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第459页。 ）张謇之所以能够主要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兴办众多的慈善公益事业，首先是因为他经营实业颇具有成效，经济实力之雄厚为他人所无可比拟，具备了独自兴办各项慈善公益事业的能力；其次则是由于他对慈善公益事业的作用与影响有着独特的深刻认识，将其作为地方自治和自强救亡的一项重要举措，因而不惜花费巨资，以满腔热情孜孜不倦地创办一项又一项慈善公益事业。
其三，张謇在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的过程中，还结合当时新的历史条件，利用他创办垦牧公司的经验，开创了若干新的活动方式。例如为了从根本上治理江淮水灾，取得更大的成效，张謇于1907年即提出设立导淮公司，1909年他又向江苏咨议局提交筹兴江淮水利公司案，得到咨议局全体议员赞同。张謇认为，以设立公司的新方式治理水患，“于国于民，尤有百利而无一害”。他在代江督拟设导淮公司疏中曾进一步详细论述设公司治水患之利：“名渎还复，增国光荣，一利也；水有归束，永无灾害，二利也；湖涸田成，广地增赋，三利也；官任保护，并不筹款，四利也；事由商办，款由商借，无国际之交涉，五利也；此利之在国者。”另外，对民也同样是有利无害：“淮不泛滥，支流灌输，瘠壤成腴，则利农；水道交通，工作觅食，便于出入，则利工；土货、客货，舟楫不滞，则利商；以涸出之地偿借款之本息，有赢无绌，则利公司；入款之人，可以不限富贫，入股之数，可以不限纤巨，则利众人；此利之在民者。”（注：《张謇全集》第2卷，第71—72页。 ）关于水利公司的运作及其管理，张謇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
张謇最初提出导淮治水的方案时，“政府以费巨工大不许”，但对张謇“拟照公司办法”，创办水利公司的新设想则表示支持。于是，江淮水利公司得以顺利创设，“设局于清江浦，公推局长，派员主任”。公司成立后，在张謇的安排下首先开展测量工作，绘成“总分各图二百幅，测线已达二千五百余里”，将“河身高下、流量、流速测竣，图亦寻就”。稍后，张謇又意识到导淮必须与兴垦相结合，“导以除害，垦以兴利”，应设立导垦总局，“规划一切进行，及访聘工程师、募集外债诸事”（注：《张謇全集》第2卷，第108页。）。
其四，在从事慈善公益活动的过程中，张謇还表现出勇于克服各种困难、一往直前的坚韧品格和精神。尽管张謇经营实业比较成功，具有超出他人的强大经济实力，但由于在实业、教育、慈善公益等方面的建设项目太多，开支过大，同样也经常面临经费短绌的困难。特别是在他晚年实业经营开始走下坡路时，这一困难变显得更为突出。即使如此，张謇也从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仍想方设法克服诸多困难，力争达到预期的目标。
遇到经费开支出现困难时，张謇除多方筹措资金之外，还常常以卖字的方式筹款。例如残废院、盲哑学校建立之后，“开办费绌，预计岁支，前三年亦需五六千元，旦旦而求人之助，不足济缓急也”。而张謇之财力“用于教育慈善事者，又以途多而分。无已，惟再鬻字”。为此，他公开发出启示，每日抽出两个小时，“不论何人，皆可牛马役仆，又可助仆致爱于笃癃无告之人，而勉效地方完全之自治”。次年，“预计岁支尚绌，又有地方他公益待作”，张謇也因“用多而分，乃至负加而重，惟有继续鬻字，以资所乏”（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352页。）。 由此不难看出，张謇为从事地方慈善公益事业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直到70岁高龄，他仍然继续为筹款维持慈善公益事业而“鬻字一月”，并诚恳地表示“任何人能助吾慈善公益事者，皆可以金钱使用吾之精力，不论所得多寡”（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第360页。）。晚年的张謇曾自述说：“自投身实业以来， 举所岁得，兄弟次（第）经营教育、慈善、地方自治公益事业，凡所当为者，自无至有，自塞至通，自少至多，自小至大，既任建设以谋始，复筹基本以虑终。乡学戚好，间有助者，将伯之呼，从未敢出南通一步。此区区不欲倚赖他人之心，辄欲随一事而矢诸百年以后。是以行年七十，不敢自暇逸，几与老而务得夜行不休者等。”（注：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4页。 ）这段话表明晚年的张謇虽境况艰难，但致力于发展实业、教育与慈善公益事业的良谋宏愿却未尝稍减，体现了张謇不畏顿挫、毕生追求的性格特点。
正是由于上述各方面原因，张謇在近代中国从事地方慈善公益活动所取得的成绩也相当突出，尤其是对南通的社会改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他的辛勤努力，在原本较为偏僻的南通出现了近代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办的盲哑学校，第一所地方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和气象台，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为数众多的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南通县者，固国家领土一千七百余县之一，而省辖六十县之一也。以地方自治实业教育慈善公益各种事业之发达，部省调查之员，中外考察之士，目为模范县。”（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第434页。）
张謇的努力及其取得的成绩，受到了中外人士的一致赞誉。日本人驹井德三在《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中说：“惟公（张謇）独居南通，拥江北之区域……所怀之理想，数十年始终一贯，表面以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建设，里面则醉心于教育及慈善公益之学理，乃唯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诚可谓治现今中国社会之良药，而非过言者也。”这段文字虽有过誉不当之处，但却反映出对张謇一生的业绩与贡献的极大推崇。北京民国政府内务部、教育部曾呈文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以“南通县绅张謇慨捐巨款，提倡公益，振兴教育，请特予褒扬”。袁世凯遂专门发布策令，褒扬张謇“在南通提倡自治，办理学校、善举及一切公益事业，迭次捐资二十余万元。……以创办实业之余财，为嘉惠地方之盛业，洵属急公好义，为国楷模”（注：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3页。）。但是， 面对中外人士的赞誉，张謇却对自己未能完全达到整体改造南通社会的目标，特别是对最终未能实现导淮兴垦，从根本上治理江淮水灾的抱负而深感愧疚。
1921年张謇积极筹备举办南通地方自治第二十五年报告会，并报请北京政府批准备案。但紧接着却由于连续“疾风盛雨”，又遭遇秋潮大汛，泛滥成灾，造成严重的损失。水利建设本是张謇多年苦心经营的主要慈善公益事业，看到这一结果，他不能不感到内疚：“水利为自治一大事，往以为通治水利五年，足御常灾，而不知非常之灾，已咄咄逼其后。此非常之灾不能御，宁得谓自治？”（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页。）不过，这种严于自责的态度，更显示出张謇的过人之处，也体现了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化开拓者的宽阔胸怀。
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说：张謇“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客观地讲，张謇确实为南通也为整个近代中国实业、教育与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值得后人深深地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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