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阅读与批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认为目前至少有5种重要的有关历史实践的阅读方法。 在提出这些方法时，我提出一种关于重要阅读实践的分类法。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任何历史学者或历史学团体（例如社会史或思想史学者）的活动并不局限于某种单一的方法。任何一位历史学者可能使用或结合二种或二种以上的方法，虽然一般来说某一种方法会在他的著作中占主导地位；它决定了研究的特色以及其他4 种方法的哪些方面是特别有用或可以借鉴的。在任何情况下，至少某些方法之间的话语实践中的结合多少会造成明显的冲突。〔因此，我们将会看到，威廉·斯洛恩（
WilliamSloane）的《历史与民主》结合了第一、第二和第四类方法， 而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 ）的《爱德华·德·克里昂伯爵》大约属于第三类方法。〕这种分类法的目的是要确立一些重要的阅读类型。这些阅读类型跨越诸如种族、性别、阶级以及性决定论（sexual orientation）之类的主题重点（这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种族研究以及同性恋研究中是十分明显的）。它们也跨越不同的学科（特别是历史、哲学、社会理论以及文学批评）。虽然，某些类型可能在某些主题重点或学科中比其他类型更突出。
1.对阅读的否认或压抑（The Denial or Repression of Reading）。这里，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看来自给自足的研究范型（ paradigm）使得阅读无法被作为一个问题来加以认识。所有的文本和文献都被同化为单一作用，即被当作用以确证某些发现的资料或证据。这些研究的发现成果通常以一种不加修饰的平淡风格写出来。一般来说，文学或哲学文本被贬斥为靠不住的资料，因为它们不提供可靠的证据或明确的有关实证的事实。它们所提供的任何资料必须和其他更可靠的文献对照证实之后才可以使用，因此它们的作用被认为是多余的。
这种方法经常把档案资料和大量的档案研究放在优先地位，而这种研究对原始资料的评价局限在证实文献的真实性方面。但是这种优先并不一定是必须的，事实上，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文本都可以按照这种不把阅读作为一个问题的研究范型来加以研究。当然，这种方法也对它的研究对象中反映的动机和意识形态“倾向”提出质疑，但这种“倾向”主要指的是有意识的目的或通过对文本意义的直接阅读所能确定的十分明确的策略。最理想的情况是，这些文献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动机可以在其他文本（例如书信）中找到原因。其目的是要详细描述某一特定的、或较全面的、广泛的语境（context）， 而文本的关系只是处在绝对从属的地位。研究生所受到的指导鼓励他们以赶超那些公认的成功范例为目的来制定研究计划。这样可以避免那些与这种自给自足的研究范型不相符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诱惑。如果一项研究能够在大量的（最好是彻底的）实证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以往公认为成功的研究作出补充、修改，或是在个别情况下，推翻以往的结论，从而达到修正某一假设或是重述某一历史事件，那么这项研究本身就是成功的了。
现在，上述描绘已经变成了一种漫画式的夸张描述。但问题是这种方法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对研究实践和研究生训练的各方面有意义。以我个人的研究经历为代表，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历史学界由于批评理论的引进而造成的内部分化与焦虑。至少在历史学的某些领域，传统的研究方法得到了修改，在某些地方（例如我所在的大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但许多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内）仍然希望在有关研究、阅读与研究生教育的全新概念下保留这些旧有的方法所代表的某些优点——例如坚持对某一课题进行大量的（最好是彻底的）研究；对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文献资料的全面搜索；独立进行研究的能力；提出论点时的谨慎态度以及对实证资料的关注等。至于这种狭隘的研究范型的局限性是毋庸赘言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它把对历史的理解局限在严格的实证分析的模式上，不重视（如果说不是轻视的话）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
2.概要式阅读（Synoptic Reading）。当阅读在研究范型中尚未被作为问题提出时，概要式的阅读方法，通常侧重于内容或主题，在一定意义上使得阅读成为一种明确提出的研究方法。它因此可以使得某些实践成为考察和辩论的对象，使我们明确地看到它们的优点和局限。此外，文学或哲学文本此时可以成为延伸研究的对象，甚至于直接作为研究的焦点。但这种概要式或释义式方法的目的仍然是以简明、清晰的方式报告阅读的“发现”或是总结大量的文本或文献的意义。而且，它忽视细微的差别，致力于对对象的重新建构（reconstruction）。这种建构经常是排斥（或阻塞）与过去及其文化成果之间的对话式的批评交流。
纵观全局的概要式阅读当然可以是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其他史学分科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一般来说，这种阅读的目的是要获取可靠的信息，明确一个文本或文献的意义，并提出关于一个时期、现象或发展的综合全面的论点，而文本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是作为表征、示例或证据。文本和文献有时也会被放在优先的地位，如果可以从这些文本中选取出增强或补充关于某一现象或历史阶段的重新建构的事实资料。对这种方法来说价值不大的文本〔例如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甚至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作品〕被认为是不可读的、难懂的、晦涩的，它们的作者被认为是孤僻的人或虚无主义者。问题是对某些历史阶段（包括现代）来说，有太多的文本和作家可以被纳入这一类当中，有些历史学家便把它（他）们看作是现代性的恶果的一个表征。它（他）们总体来说反映了一种对理性的破坏、对启蒙运动时期理想的错误的背离、道德准则的“死亡之舞”或是一种世纪末的幻觉。
和第一种方法一样，概要式阅读侧重于所指（或意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一原因，这种方法仍然未把阅读（以及写作）作为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我们应该看到，对于一切关乎意义、所指，以及对研究对象的重构的阅读来说，概要式阅读法仍然是一种基本和重要的方法。此外，它所代表的一些基本的研究态度仍然是可取的。例如，坚持作全面彻底的研究，对寻找实证资料的重视，以及对实证结论和推测性结论之间的谨慎的区分——这一点被认为是史学研究的专业常识。这种对实证的坚持有时被误用，以至它禁止一切阐释性或推测性的冒险，就算这些结论被严格界定在推测性的范围内也不行。尽管如此，作为一种研究特色，作为向大量的阅读和解释倾向发展的一个过渡，它仍然是有价值的。
3.解构式阅读（Deconstructive Reading）。解构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的运动。它在文学批评以及欧洲大陆哲学的某些分支中比在历史学中更为突出。但历史学家们对它也很感兴趣，他们了解它的目的是想对解构主义及其“诱惑”进行批判。所以他们对它的理解经常是负面的或断章取义的。但考虑到解构主义的复杂性以及对它的解释和应用的多元性，在对它及其主要实践者进行总结时就很难做到不失偏颇，这一点在我自己的论著中也是难以避免的。
在解构式阅读中，有一种明显的对概要式方法及简单的语境分析的怀疑。这种阅读方法经常造成对概要式的、以内容为中心的阅读实践的彻底反动。这种反动在激进的解构主义中最为明显。保罗·德曼（Paulde Man）以及效仿他的一群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被称为激进解构主义者。德里达（Derrida）的著作较为复杂， 有时并存着截然相反的倾向，虽然它们也在向激进解构主义的方向发展，并且这种倾向随着保罗·德曼的死以及德里达对他的理论视点和阅读实践的认同而越来越显著了。（ 注：参见雅克·德里达，《保罗·德曼传记》（ Memoires forPaul de Man,New York,1986）.）由于美国的多数解构主义者倾向于将德曼和德里达的著作不加区分地合并为一种解构主义的阅读实践和批评方式，他们两者之间历时性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析研究。（注：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杰弗里·尼伦（Jeffrey T.Nealon ）：《解构主义学科》（The Discipline of Deconstruction），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ublications of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107(1992):1266－79.））
我所说的激进解构主义指的是一种对意义（meaning ）采取抗拒态度的思潮。它关注文本的内部矛盾和竞争，并因此将所有的阅读变为一种寻找意义的死角（aporia）的过程。由于对意义的抗拒导致将所有文本的意义抽空，最终所有的阅读之路都通向死角。事实上，意义（或所指）被根除或被排斥在外，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能指的迷幻式的游戏上，这是一种随意性的、机械的、无人性的、“自由的”游戏。对历史进程和现象的条件的强调使这些条件取代了历史本身，而导致一种抽象的、元形而上学（meta-metaphysical）的分析模式。
在保罗·德曼的著作中，有一种明显的解释学和诗学之间的对比或不稳定的二元对立。解释学是对文本意义的探寻，而诗学侧重于物质能指的游戏上。这种游戏既是意义产生的条件又阻止意义以令人满意的，甚至是清晰明白的方式表现出来。（注：见保罗·德曼：《抗拒理论》（Resistance to Theory），第55—56页。）在阅读德曼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死角”究竟是最终的死胡同——包括无休止的宣泄（acting out）（注：宣泄（acting out），心理学术语， 指将压抑在潜意识层面的欲望或冲动浮升到意识的层面，并借着语言行动表现于外的过程。参见《张氏心理学辞典》（台北：东华书局，1995年），第11页。——译者注。）的重复——还是（像德里达所相信的那样）它也帮助促成新的问题和可能性，打开至少是暂时性的消解（working through ）（注： 消解（working through），心理学术语，又称“作业经历法”，指通过面对本来引起冲突的情境（不逃避现实），接受焦虑的历炼，从作业经历中学到如何去面对现实。参见《张氏心理学辞典》，第707 页。——译者注。）问题的途径。
在德里达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两种相互关联的过程：解构（deconstruction）和播散（dissemination）， 这两者在德里达的不同著作中占有不同的分量。解构是对文本中那些威胁到作者的公开目的和意图的力量进行分析。最明显的是，作者对一些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依赖（例如内部／外部、同一／差异、男性／女性）以及对整体意义的追求可能受到破坏、削弱和迷失，文本中只剩下一些无意义的零散碎片和混杂的元素。由于二元组合经常是以一种“暴力的”等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解构涉及到这样两个互相关联的运动和阶段：颠倒（将原先处于从属地位的放到优先地位来）和置换（displacement）。后者试图在颠倒后的等级秩序上建立一种新的支配关系。总之，解构并不是简单地排斥意义和所指。德里达的那句名言“文本之外一无所有”（il n'y a pasde hors-texte）（注：雅克·德里达：《论书写语言学》
（OfGrammatology,Baltimore,Md.,1976），第158页。）当然是对所有完整的、未经协商的“在场（presence）”的概念的挑战（例如经历、意义或神圣），但它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根除一切意义和所指，而是将它们放在踪迹（trace）的网络或踪迹结构（trace-structure）当中，并使它们在这种“结构”中发挥作用。
播散式写作（disseminatory writing ）可以和近来文学评论中的另外一种实践相联系（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那就是最早由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提出来的严重误读（strong misreading ）的概念。布鲁姆认为严重误读是诗人同他的居于主导地位的、父亲式的前辈之间关系的典型形式。对于文学评论来说，误读越严重越好，因为误读可以展示表演性、创造性、独立思考的一面，可以将文本〔现在已经成为它的前文本（pretext）〕中不明显的东西表现出来。 如果被阅读的文本本身也是具有创造性的，那么这种阅读就更有意义了。例如在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S／Z中，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的《萨拉辛》（Sarrasine）被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分解为各个单元， 又重新组合在一起。 播散式的写作和误读有点像爵士乐中的“连复段”（riff），演奏者根据前人的基调或风格即兴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创作越与原作分离就越有价值。
以上的讨论使我们看到解构及其播散补充（ disseminiatorysupplement）——或者更广义地说，某些后结构主义思潮——同历史阅读和解释之间有着十分暧昧的关系。有人会认为历史阅读应当特别注意其他人的“声音”，并且尽量认真仔细地重构他人的“声音”和立场。这是为什么即便在那些强调阅读和解释的意义的方法中，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也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对语境化的具体形式和局限存在着争议。（注：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我的《反思思想史》，特别是第一章《历史与批评》；以及《再现大屠杀》特别是第一章。）也有人认为历史学家应该表现文本或文献的可能性，表现其被压抑和否认的层面，但将这些层面具体化的努力却又总是有问题的。误读越严重越好的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历史学。在历史学当中，要区分最基本的两种研究方向，一是试图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构，包括它在当时以及跨越时代的意义和可能性；另一种是同它进行对话式的交流，试图发现它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潜在意义。问题是解构、播散式写作以及相关的后结构主义思潮是否消除或瓦解了这两者之间的分别， 它们的“中间语态”（middle voice）（注：古希腊语法中特殊的语态，指既非主动亦非被动的语态。——译者注。）是否不但中和或消除了二元对立，而且也消除了一切区别。
4.补救式阅读（Redemptive Reading）。解构主义或其播散补充的激进形式，例如保罗·德曼的著作，使读者重复地陷入深渊（abyss ）之中，任何补救的尝试都被坚决加以拒绝。另外一类阅读方法经常与解构主义相反或是作为对解构主义的反动，它在史学研究中更为常见。它对于在解释中以及通过解释对意义进行补救（redemption）采取一种十分严肃的态度。细读（close reading ）或对细微差别的关注并非这种方法的擅长之处。事实上，阅读已经变成了解释的一个和谐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当新黑格尔主义的理论框架公开鼓励一种思辨的、辩证的对文本的超越时。这种超越又往往与把经历（experience）看作意义的基础的现象学观念相结合。解释很容易与最传统的语境化方法协调一致，因为解释者被认为可以通过过去某一文本或现象在语境中意义的捕捉而了解到文本或经历的完整意义。和解构主义比起来，补救式阅读经常导致对过去的投射式的处理，因为这样所还原的意义一般是我们在今天所渴望的意义，历史人物和事件被用来作为传播当前价值观念的工具。特别是当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们借鉴新黑格尔主义的理论框架对历史进行思辨的、辩证的考察时，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他们认为一个过去的现象可以被“超越”或“扬弃”，而其损失是极小甚至是可以完全复原的。因此，激进解构主义即使在意义看来十分重要的地方也将意义抽空，而诠释式批评则要通过弥补创伤（trauma）和时间的鸿沟来获得满意的甚至于是完整的意义。
这种方法的一个比较温和的倡导者要算克利弗德·吉尔兹 （Clifford Geertz）了。 吉尔兹的著作以其深刻的见解和平白的风格而特别具有吸引力。这同解构主义，乃至整个后结构主义的那种难懂的、甚至是“令人头疼的”风格迥然不同。与那些昙花一现、时过境迁就毫无价值的理论文章相比，吉尔兹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写作叙事化的典范。他的文辞优美的关于巴厘岛人斗鸡的记叙已经成为了某种历史研究的经典，而他本人也被一些历史学家奉为天才。
近年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影响为史学界带来了将历史建构为“有意义的故事”（story of meaning）的新黑格尔主义模式。这种解释学的方法可以和现象学关于经历的思想结合起来，就像早期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那样。 但我认为这种补救式的阅读模式其实是相当普遍的，只是这种研究经常是处在非理论性的、传统的层面。这些研究努力探寻过去经历的意义，并以此来验证当今的愿望和价值观念。在最近的一篇著作里，我对两篇在补救式阅读方面十分重要的、可读性极强的、并且在理论层面极为成熟的著作进行了讨论。它们是卡洛琳·渥克·白纳姆（Caroline WalkerBynum）的《神圣的筵席与神圣的绝食：食物对中世纪妇女的宗教意义》（Holy Feast and Holy Fast: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Foodto Medieval Women ）和查尔斯·泰勒的《自我的来源：现代身份的形成》（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 ntity）（注：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再现大屠杀：历史、理论、 创伤》（Ithaca,N.Y.,1994），第178—187页。）泰勒的著作可以看作有关意义的补救、创伤的压抑或边缘化（marginalize ）以及历史损失的还原的例子。他的对纳粹的改良主义的（也许其本意不是修正主义的）刻划（注：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来源》（Cambridge,Mass.,1989），第575页。 ）认为纳粹主义标志着对减轻痛苦的伦理观念的一次不成功的中断——而泰勒认为这种伦理观念在现代自我意识中达到其历史顶峰。
在这里，我想简略介绍一下约翰·陶伍（John Toew ）的具有影响力的评论文章：《语言学转变之后的思想史：意义的自由与经历的不可缩减性》（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陶伍的著作是在史学研究领域处于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出现的。多项“语言学转变”已经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兴趣。有些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在他们的著作中借鉴某些当代批评理论，而有些则正在试图了解并回应这些新理论。陶伍的文章很快成为许多历史学家了解——并回应——在史学领域的所谓“语言学转变”的一个途径。此外，陶伍的文章还使《美国历史评论》本身的理论和方法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这种转变至少是对单一的研究模式的必要的、宝贵的补充。
陶伍的基本观点正如文章的副标题所总结的那样：意义的自由与经历的不可缩减性。根据他的新黑格尔主义观点，文化是使经历具有意义的主要媒介物（或协商者），而语言则是达成这一（补救）目的的主要途径。意义、经历和语言是陶伍理论中的三要素，但是它们的定义、关系和历史比陶伍认为的更为复杂。例如，当代语言学关于意义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源自费尔南多·索绪尔（Ferdinand de Seaussure）。而索绪尔的险隘的语言决定论受到了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及其学派的公开批评。他们反对这种抽象的、非历史性的形式主义，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历史性的、语境化的语言理论。（注：参见沃洛辛诺夫（V.N.Volosinov ）（按即巴赫金的笔名）：《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arxism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New York,1973），特别是第52—63页。）福柯（Foucault）从权力（ power ）和制度（institution）的角度来分析巴赫金对语言应用的理解； 而德里达则阐述了概括性的文本的概念，这种概念并不排斥所指、现实或“经历”，但试图（尽管有时是值得商榷的）从批评的角度分析它们并探讨它们的局限性。
陶伍的论述中最有问题的一个术语可能就是“经历”了。如果我们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历，即经过的事情，例如大屠杀幸存者或强奸案受害人的经历，那么这些经历仍是有重要作用的。但我们应弄清这种作用的本质并探讨它的含义。这些经历（例如受害者的经历）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它们可能成为历史知识的第一手资料。但经历本身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一个论点或视角，它不能被用来掩盖别人的声音。而且，经历有许多种，包括阅读和书写文本，后者在某些情况下特别具有重要意义。在对其他经历或创伤进行研究时，它们可能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陶伍的文章使人们认识到经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但有三点是要注意的，第一点是关于创伤的作用。创伤的意义在于它打断了经历，并且不能被溶入经历之中。弗洛伊德（Freud）认为， 创伤并不是即时产生的，它总是在事后由一些其他的“经历”勾起对往事的回忆而产生的。从心理分析上讲，创伤在这两段经历中间存在着一个潜伏期。总体来说，创伤与现象学和常识中的经历的模式都不一样，它总是受到压抑或否认以至于必须通过再次经历过去的灾难来得到消解。批评历史学并不压抑或过分减轻创伤，而是试图消解创伤。但唯一“全面”的、看似有研究价值的经历可能恰恰是幻想的，它同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研究的：以动作来宣泄（真实的和／或想像的）过去的创伤，其本身就好像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眼前的事实，而不是一种跨越时间的记忆。我们也应看到创伤研究并不能提供完整的意义或思辨性的结论，它其实永远也摆脱不了通过动作宣泄被压抑的创伤的这种作用。
第二点，历史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探讨我们所不曾经历的事件的意义，这些意义是建构在多种记忆的基础上的，包括他人的经历和创伤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把历史简单地建筑在经历的基础上。问题不是要防止将经历简单地等同于意义，而是要使我们和他人能够理解并记住那些远离我们自身及我们群体的经历的事件。理解和记忆是怎样发挥作用的这一点是值得深入讨论的， 例如通过对“同情”（empathy）的作用和重要性的研究、 对意义的解释以及对同情和意义的局限性的积极认识。但历史超越（或是缺少）经历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它并不是单纯提供意义或是具有欺骗性的“同感”。
第三点考虑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历的商品化。这一现象的泛滥给“经历”一词的不加批评的使用打上了问号。我们现在不仅可以买卖物品和服务，甚至也可以买卖经历——例如参观一个印地安人保护区的经历，了解圣菲（注：圣菲（Santa Fe），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译者注。）的经历，在修道院中住一段的经历，上哈佛、耶鲁这样的名牌大学的经历，甚至于在大屠杀博物馆里呆一个下午，体会遇难者们的“经历”的经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出卖这种远离它们“真实”所指的模拟经历。事实上，我们试图通过有意义的经历来逃避这种商品化，但有意义的经历本身又很容易地通过肥皂剧和通俗文学返回到商品的圈子中来。有意义的经历并不能将经历缩减为意义，而是将两者合并在“扬弃”（Aufhebung）中。 这就使我们看到黑格尔也可以被通俗化，被用来填补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鸿沟，被用来为今天的现实生活服务。（就像一个后现代的、宣传基督教的T 恤上所写的那样：“他的痛苦，我们的痛苦”。）
5.对话式阅读（Dialogic Reading）。鉴于我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建立并应用一种对话式的阅读和解释方法，我将在这一节里更多地以我自己的声音来阐述意见。这里要特别提出警告的是，“对话”本身是一个当前很“时髦”的术语，像“经历（experience）”一样，这些词现在已经完全商品化了，如果不是说完全变成陈腔滥调的话。因此，将对话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已变为陈腔滥调的“对话”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对话主义有两层含义，既指相互挑战与竞争的不同意义在语言中的互动作用，又指与之相似的不同社会代理者（social agent）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第一层意义中，它与解构主义的某些形式有着共同的关注点）。根据我的理解，对话式阅读的基础是将以下两者加以区分：（一）对某一研究对象进行正确的重新建构；（二）同那个对象以及其他考察那个对象的方法之间进行交流。这种区分本身说明对话主义的局限使它不能获得补救性或总结性的地位。它需要用其他方法（例如重构）来加以补充，同时它也要被其他它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所质疑（例如权力的分别、创伤的影响或者潜意识的作用等）。
根据自给自足的研究范型所书写的历史将对历史的正确重构放在优先地位，而将同其他考察者之间的交流放在从属的、辅助的地位（在文本上它们被置于脚注和书目的位置中）。即使有这种交流，也要将它掩盖在重构历史的外表之下，通常是将别人的观点渗透在看来客观、中立的叙述中。
重构与交流之间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二元对立或是将两者截然分为不同的行为和领域。同其他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是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决定对过去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并确立当前的语境（特别是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时）。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与对话交流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的关系，因为研究对象本身是通过与过去和现在其他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建构起来的。此外，同研究对象之间的交流也是必须的，特别是一些具有创伤性的研究对象，例如纳粹大屠杀，或是一些不断提出问题并要求读者作出反应的文本，这些文本无法被严格限定在实证分析或语境化的考察方法之内。
对话式方法必须承认由于研究对象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在研究中“投射”（projection）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有时，这些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正是因为它们同我们所持有的，或我们相信自己所持有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信仰迥然不同。这一点不但适用于那些发生在和我们相去甚远的文化或时代中的信仰和事件，而且也适用于那些更近一些的、对我们自身的文明所珍视的基本信仰具有颠覆性的现象。在研究纳粹主义阶段的历史时，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这一时期的种族灭绝罪行视为德国或西方历史中反常的或边缘性的行为，因为我们不愿承认它其实是“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自身在某种条件下的一种真实的可能性。一个明显的基本点是，如果某些东西不是已经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的话，它就不会使我们感到那样震惊，不论它是以一种多么潜在的、次要的或被压抑的形式存在着。如果它不是已经存在于我们当中的话，它就不会引起我们的焦虑，而只会使我们感到事不关己的好奇而已。
对历史的重构与对话交流两者的结合是必要的，因为它既为我们自身对历史的探索的“声音”提供了位置，也同时为其他人的“声音”和境况提供了位置。这种对昨天的探索对于今天和明天也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在阅读一个文本的时候，将对历史的重构与同他者的对话交流结合起来，我们就会想到两个最简单的相关问题：别人是怎样讲的？我——或我们——应当怎样回应？
这一提法有过分简单化之嫌，因为它没有注意到决定“别人怎样讲”的复杂性以及回应的多种可能性。要弄清别人讲什么就要决定哪些是字面意义，哪些是比喻意义，哪些是反讽和诙谐的模仿，哪些是类似压抑和克制这样的潜意识力量的介入以及哪些是文本或言语的潜在意义。它还要求我们对文本中那些具有投射性的层面保持敏感性。解构主义会指出在某些地方对话交流的努力受到了阻碍，因为某一文本或现象的创伤方面太过强烈，以致交流甚至于整个语言失效——这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对话都是无意义的，它只是对对话的局限性的一种认识。此外，激进解构主义倾向于停留在创伤阶段并通过动作或表演来宣泄创伤，这种方法虽然对创伤性的危机是必要的，但容易对如何消解创伤的问题产生误导。对话式方法并不假定在阅读和解释之间、诠释学和诗学之间、工作和游戏之间存在着对立矛盾。它在探讨过去事件的意义及其与现在和将来的关联时，将上述这些关系看作是值得研究的。这里，重构历史的努力本身引发了如何进行对话交流的问题。
对话式交流还引发了关于历史学、道德和政治之间关系的问题。对话式的探索角度使研究范型变得复杂化了，并使我们对历史进行回应时（历史又总是对现在和将来具有意义），面临着采取何种声音，从何种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出发的问题。“我”这个字的使用在历史学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并且经常被限定在序或跋当中。而在文学批评和人类学著作中，这个字已应用得十分普遍，乃至于太普遍了。在任何情况下，它的用法都是模棱两可的或是含糊不清的。它打破了价值观中立的假象并将“客观性”（objectivity ）的可能和局限的问题提了出来。它也将主体性（subjectivity）的问题提到了突出的位置。但是它很容易强调一种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而阻塞了其他的回应的可能性，例如集体的或是与政治相关的回应。主体位置的概念揭示了主体和主体性同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ality）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声音”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的或主体的问题，它并不局限在个人的心理或生理层面，而是同政治、道德问题密切相关。
对话式的研究角度提升了对历史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甚至是焦虑。因此有必要回到心理分析角度对这些关系加以研究。历史学家和研究对象之间（包括同其他研究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移情（transference）的关系。（注：移情（transference），心理学术语，指个体将原来对某人某物的情感，转移到对另一人或另一物的心理历程，亦指在精神分析中，案主将他潜意识中压抑的情感转移到分析师身上。参见《张氏心理学辞典》，第671页。——译者注。 ）弗洛伊德认为移情表现为一种重复的倾向，或是通过动作宣泄出来（过去的创伤被作为完全是当前的事情而释放出来），或是以更具批判性的方式消解创伤从而达到重要的变化和生活的再投入。弗洛伊德在临床中观察了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关系所表现的这种移情性的重复，他认为这种关系在一些不受控制的、不够安全的环境中表现出来，例如成人的性爱关系或工作关系中。即使从这种狭义的、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意义上讲，学者之间的关系也同移情有一定的关联（最典型的是教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这一点还没有被充分的认识和加以讨论，（注：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彼得·洛文伯格（Peter Loewenberg），《对过去的解码：历史心理学方法》（Decoding the Past:The Psychohistorical Approach, NewYork,1983），第45—80页。）但从移情这个词的广义的、基本的意义上讲，即将移情视为一种重复的倾向，我们也可以从对研究对象的记录是对它的一种复制这一点上运用到移情的理论。这种广义上的移情关系要求我们以某种方式与其达成妥协——通过否认（例如在实证主义或关于纯粹客观性的概念中）、压抑（在那些避而不谈价值观念或将其边缘化的研究中，其结果却往往是发现这些价值观念又以密码或隐蔽的形式回来了）、宣泄〔例如在某些关于表演性或重新书写（rewriting ）的观点中〕、或者消解（这是与过去进行批判性交流的目标）。事实上，只要心理分析的基本概念（如移情、压抑、否认、抗拒、宣泄、消解等）不是局限在个人心理或单一的临床环境，而是作为对个人和社会之间对立的一种削弱，并同主体位置的理论相关联，它们就能够为重新思考历史学中的阅读和解释问题提供一些新方法。它们还为建立一种不排斥游戏、欢笑和狂欢（carnivalesque）的阅读理论奠定了基础。
作为总结，我愿再次强调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不同的历史学家可以无可非议地在他们的著作中采用不同形式将对研究对象的重构和对话式交流这两者结合起来。事实上，同一历史学家的不同著作甚至同一著作的不同部分都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和倾向。这种观点可以在不损害其整体性的情况下扩大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它还揭示了对历史学的界限进行探讨的必要性，打破这种界限以及对历史学科进行重新定义将会为历史学本身带来许多丰硕的成果。最后，它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哪些主体位置的结合即使在超出了历史学的学科定义的情况下也是可行的、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