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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记者，我过去24年间最令人满意的工作，就是撰写一系列描写知名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文章，这一点毫无疑问。我给他们打电话，试着说服他们，允许我去参观其办公桌、家庭照和书架。大多数人明智地拒绝了。但有少数人答应了，他们要么是因为对我没有疑心，要么就是因为够虚荣。因此，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我得以放纵自己爱管闲事的天性——同时还能因此获得报酬。
窥探某人的办公室，比窥探浴室橱柜的感觉要好。我不仅能够对他们的色彩方案指指点点，还能扮演一位纸上谈兵的心理学家，解读其中含义。
前GEC严厉的主管温斯托克勋爵坐在近乎漆黑的办公室里，只有一束微弱的灯光照亮着他的书桌。灯开关周围有一圈污垢。我的结论：他吝啬得过于病态，甚至连灯都不愿意开，更不用说装修房间了。
时任英国石油公司(BP)老板的罗伯特·霍顿自豪地解释，为了减少来访者对与他见面的恐惧感，他请人将他那间巨大办公室的天花板特别降低了一些。然而，书架上的主要展品是他的皮面日记本，那些日记可以追溯到10年或更多年以前。我对他的结论：傲慢，脱离现实。几个月后，他就因为傲慢和脱离现实被英国石油解雇。嘿，你不知道我当时多么得意。
在我的办公室系列搁笔15年后（很遗憾，因为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太少），我发现当时的行为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窥探学——而且这还是有着正确做法和错误做法的一门科学。哎呀，看来在我乐乐呵呵地进行窥探时，方法却完全错了。而根据就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窥探——事物如何体现性格》，作者萨姆·高斯林是得克萨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我做错的第一件事是，顺从地坐在为来访者准备的椅子上，这意味着我看到的办公室是别人希望我所看到的样子。优秀的窥探者会坐到办公桌后面去，看看下面有没有成堆的鞋子，翻翻垃圾筒里都有些什么。但是，鉴于我的受访者已经坐立不安了，这种做法可能有些困难。
据高斯林称，职业的窥探者必须小心，不要急于下结论。以照片为例。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照片是面向主人还是来访者。如果办公桌上的全家福面朝外，它也许是在说：瞧，我是多么出色的、顾家的男人。如果照片面朝内，那么它可能是为了提醒主人，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如果他愿意回家看望家人的话。
为了给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而放置的照片，并不总能产生预期效果。我记得，时任英国航空董事长的金勋爵曾带我参观他办公室墙上悬挂的照片。“那是我和教皇……那是我和布什在白宫总统办公室，还有我和葛培理。那是我度假时和里根的合影”——在最后一张照片上，这位商界人士和前美国总统都身着牛仔装，骑在马背上。金勋爵试图告诉我，他是个重要人物；但实际上他告诉我的是，他是一个极其势利的小人，炫耀与名人结交，令人讨厌。
照片还能发挥“情绪调节器”的作用，让我们感觉更好。坐在我旁边的同事将他和一位朋友泛舟湖面的照片设为电脑屏保。这张照片他拍得不是特别好看，但他很喜欢，因为这让他回想起与朋友共度的那个愉快下午。当他在办公桌前辛苦工作时，这种想法能让他情绪振作。
此外，对办公桌上放置的一件物品所代表的含意进行解读，可能会出现错误。我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除了一大堆其它东西以外，一瓶没有打开的芬达、一本名为《战争的33条战略》的书、还有一对闪闪发光的自行车夹。
其中，只有自行车夹透露了它似乎代表的含意：我骑自行车。那本书并不代表我对战争感兴趣，不过是某个人寄给了我一本毫无价值的管理书籍，而我还没有把它扔掉。那瓶芬达并不代表我喜欢橘子汽水：事实上我讨厌橘子汽水。我只是大笨了，我不会操作自动贩卖机，想买健怡可乐时却买了一瓶芬达。
实际上，我们也无法从一张整洁的办公桌中得出什么结论，除非还有其它证据进一步证实。办公桌的整洁可能是勤恳尽责的体现，也可能恰恰相反。不把每只曲别针按大小排列整齐就无法开始工作的人，只不过是在需要完成工作时设法拖延痛苦时刻的到来。
高斯林表示，更为可靠的是，一间办公室能告诉你一个人的思想有多么开明。如果某人的藏书五花八门，而且经常翻阅，这表明他对新想法持开放态度。但这个建议对我也没什么用：我参观过的所有办公室里几乎都没有书，可能除了一本没有被读过的《追求卓越》，这本书在当时相当流行。
最让我困扰的不是那些留下众多矛盾线索的员工，而是那些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的人。我的一位同事桌上没有摆放任何物品，甚至连一支铅笔也没有。就在刚才，凭借窥探壮起的胆量，我偷偷走过去看了看他的抽屉。最下面两个抽屉里什么也没有。最上面的抽屉里有6支钢笔，排成一行。铅笔旁边就是我得到的唯一线索：一包用完一半的扑热息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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