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三次跃升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全面发展论文,中国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1]。自1978年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以来，迄今已有20多年了，而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正是在这20多年中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可以说，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当代中国的改革是相伴而行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改革已成为中国人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条件。20多年的改革促进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精神状态、行为方式的变化，为人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并直接推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在自由全面发展上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又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和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改革的主体是人。改革的内在动因是人的需要和利益；改革的过程要由人来规划、运作；改革的顺利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发展程度；改革最终的检验标准应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对当代中国改革与人的发展的轨迹和未来走向进行回顾与前瞻，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看到改革与人的发展的内在关联，这将对改革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同步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但大体说来经历了三次较明显的阵痛，实现了三次跃升：一是告别个人崇拜，逐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二是告别计划崇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告别公有制崇拜，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化的经济活动中。与此相应，人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启动阶段，人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性初步确立，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推进阶段，人们活动的自主自觉性增强，人的各种需要、素质、能力、活动和关系获得整体发展，人们的价值观、生存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三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深入阶段，个人开始走向“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如果说，在改革的初期，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了关键作用的话，那么，要想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获得更大发展、取得更大效益，就需要人的素质、能力、个性、需要和关系的全面发展。而世界性的经济活动，则需要人具有更宽广的视野以及更全面的素质和能力。可见，改革开放的三次跃升与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
一、改革的第一次跃升与人的发展
改革开放第一阶段中的决定性事件，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经过这场大讨论，中国人开始告别个人崇拜，经历了由改善计划经济到逐步改变计划经济、趋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实现了改革的第一次跃升。这个阶段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启动阶段。在改革中，人们初步确立了独立意识和主体性，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开始反思它对社会发展的破坏及其非人性的灾难，谴责它对人性、人道主义的粗暴践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之所以影响范围如此之广、破坏如此之大，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是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统治了人们的思想。纠正“文革”的错误，首先要破除禁锢人们头脑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这样，1978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意义。这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扫除了思想障碍，又对人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性的确立发挥了积极的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正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和根本。
如果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人的主体性确立的思想前提的话，那么，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就将推进人的主体性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的建立。启动改革的政治性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其重要成果的取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巩固、深化了解放思想的积极成果，并将其体现于政治路线和决策之中。它确立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即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加快经济建设的关键是推进改革，即“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动力是广大农民群众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农村人民公社由于其固有的体制弊端，无法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农民的集体生产不能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现实迫使人们摒弃对人民公社的选择，代之以具有激励作用、能提高生产效率的家庭责任制。农村改革还包括一系列农产品价格的调整和实施旨在促进自由市场形成的政策。改革使农民生产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获得空前的提高，其显著的成果是，从1979年到1984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年平均增长7.98%。这是在农业资源、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基本未变的条件下，仅仅通过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进而改变农民的生产态度而实现的生产增 长。农村改革的初步成果，证明了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从1984年开始，改革向城市推进，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第一阶段的改革虽然给停滞的经济注入了一些活力，但它实质上还只是对计划经济的改善，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然而，农村改革的成果已经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大多数人从经济自由和自主决策的机会中得到好处，维护中央计划经济的旧观念就日益失去意义”[2]。正反两方面的现实，为改革的实质性转向提供了实证性的支持。此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明显地趋向以市场为导向。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企业的经营方式，增强企业活力，为企业进入市场奠定基础；改革价格形成机制，理顺比价关系；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等。这一阶段的改革给企业经营机制带来的最大、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将人从僵化的经营方式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激发了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人本身的塑造——即将计划经济中高度专门化的人转变为市场经济中自主的、适应自由选择和有序竞争的人——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环节。人在经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凸显出来。
二、改革的第二次跃升与人的发展
改革开放第二个阶段中的开拓性事件，是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的推动下，中国人告别了计划崇拜，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改革的第二次跃升。这个阶段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推进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活动的自主自觉性增强，人的各种需要、素质、能力、活动和关系获得整体发展，人们的价值观、生存方式、思维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的改革在1989-1991年度过了一个平缓期。1992年，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改革存 在裹足不前的倾向。他凭借自己的人格魄力和高度的责任感，发表了南方谈话，指出：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 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 民的生活水平。”[3]他的讲话澄清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那些有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计划与市场的混乱思想，对推进市场化改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改革获得了里 程碑式的突破，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的明确目标。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经济改革成效显著。绝大多数企业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逐步告别了计划经济，这不仅是一场经济体制的革命，更是一场彻底的人的革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诞生，既体现了改革本身运演的内在逻辑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又符合人们的需要和利益追求，是当前最适合人性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改革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所以，市场经济是符合人们意愿的主动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主体选择的统一。市场经济又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因为，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4]。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符合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即按照自由、平等、竞争的原则参与市场活动；人成为自己经济活动的主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活动方式，发挥自己的才智、能力和个性。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扩大了人的活动空间，促进了人的普遍交往体系，发展了人的需要的全面体系，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筑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也使人性在经济活动中得到展示并获得完善和发展。“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5]，它将对人们的价值观、生存方式和思维模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已不再是单纯地对“义”和道德的追求，而是将自身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作为基本追求，把实现自身的发展和为社会作贡献结合起来。相应地，人们也不再将权力、关系、亲情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支撑手段，而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这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挥长远而积极的影响。
三、改革的第三次跃升与人的发展
改革开放第三个阶段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党的十五大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标志着我们告别了公有制崇拜，真正融入世界性的经济活动中，实现了改革的第三次跃升。这个阶段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深入阶段，个人将真正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常迅速，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已不再仅仅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是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我们告别了几十年来对公有制的盲目崇拜。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狭小地域性的市场正逐步为全球性的世界市场所取代。虽然资本主义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率先开创了世界历史，建立了世界性的市场，但这并不是我们拒绝世界市场的理由。市场经济本身存在共通性，而且在全球化的现时代，我们“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表明我们对主动参与全球性经济活动的清醒认识。我们的经济活动和改革都必须从全球的角度进行，这就为当代中国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改革路径。这些年来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使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应对新的挑战，但同时仍应该十分注意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改革，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一是要尽快适应并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在市场竞争中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应该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方面；二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我们自身的竞争力还很弱小，我们必须在适应经济全球化中努力提高自己的整体实力，包括学习对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入世贸组织另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政府首先要“入世”。也就是说，我们的行政管理制度、司法制度、政治体制应尽快进行相应的改革。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际上是政府在经营企业，有些问题虽然表现在企业，根子却在政府。因此，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政府不但要担当起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的责任，还要成为被改革者；不但要改造企业，还要改造政府自身。
告别公有制崇拜是改革进入第三个阶段的重要标志，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世界性的经济活动，则进一步推动了改革的深入。由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将进入一个新时期，这就是：每个人将走向世界性的个人。马克思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的交往使每一个民族同其他民族都有依存关系，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6]世界历史性的经济活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自由的平台，人们之间建立起更广泛、更普遍的相互交往关系。在相互交往中，双方都提高了自己的能力，促进了各自的全面发展。“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7]，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8]。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人，既是高度社会化的人，又是高度个体化的人。人们的活动范围一旦扩大到全世界，他们也就有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人们在世界性的经济活动中的发展，是通向人类的理想状态——共产主义的“自由个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必由之路，因为，共产主义只能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
当然，现在就由此乐观地预测人达到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表，显然缺乏对实现这一未来目标的艰巨性的清醒认识。市场经济使人处于人对物的依赖状态，人们只能通过经济活动，也就是通过人物化为商品而进行相互交往。实际上，“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像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9]。要克服这种异化现象，就必须扬弃自发形成的固定分工，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自觉地调节和支配他们的共同活动及其产物，使商品关系不再是人们异化的表现，而成为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这当然是一个十分遥远的目标。但是，从中国改革的三次跃升以及它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巨大推进，我们应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改革的过程必将成为中国人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