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贸埠际转运史上的上海与天津（1866—191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津论文,史上论文,上海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外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1—0019—09
引言
上海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港口优势，开埠后凭借外贸而兴起，一跃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作为全国外贸中心，上海的外贸发展并非全是向外的，向内与各口岸间展开的密切的埠际贸易，为上海的对外贸易提供了广阔的腹地和强大的驱动力。对上海的埠际贸易研究一些学者已经予以关注，对之做了概述性的或区域性的阐述，并划分了初步的层次。① 但是对上海与各口岸间具体的埠际贸易关系，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研究。如华北的天津、华中的汉口等都是各大区域的中心口岸，也是上海埠际贸易最重要的对象，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然而，上海与这些口岸间的埠际贸易在它们各自的贸易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又是如何变化的，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研究。
上海的埠际贸易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可以根据其贸易性质的不同作进一步的细分，其中外贸埠际转运一度是上海埠际贸易最重要的内容。外贸埠际转运指的是上海与各口岸之间开展的与对外进出口相关的贸易往来，主要指上海将从国外进口的洋货转运至各口，同时将各口运至上海的土货转运到国外，上海成为各口岸对外贸易的中转点。因此，外贸埠际转运是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对国内各口岸影响力的重要体现。同时，各口岸与上海间的外贸埠际转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上海对各口岸的外贸转运影响力有相当高的时期，也有下降的时期，并非一成不变。探究上海与这些口岸间外贸埠际转运的变迁过程，对于了解上海对各口岸乃至各区域外贸影响力的变化、上海全国外贸中心地位的变化乃至对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给予客观的评价，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天津是华北开埠最早最重要的口岸，与上海构成南北洋进出口的首尾，大量的进出口商品在上海和天津间流转输运，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天津乃至华北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但随着独立进出口能力的增强，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天津渐渐脱离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影响范围，上海对北方外贸影响力随之下降。就沪津间外贸埠际转运的研究来说，向为天津学者关注较多，故以往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从天津角度阐述，缺乏对沪津间外贸转运的整体研究，尤其缺少以系统的数据有力地反映这种转运在二者对外贸易中所占的地位及其变化情况。② 因此本文拟在他人研究基础上，以大量系统的海关统计资料、文字资料及英国驻上海领事年度贸易报告为依据，将沪津外贸埠际转运的变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并借此探讨上海对北方口岸外贸影响力的下降趋势，进而对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地位的变化，有一个更全面更清楚的认识。
一 上海与天津的洋货外贸埠际转运
上海作为外贸中心，是进口洋货最重要的集散地，每年大量洋货由上海进口再转运至各主要口岸。天津开埠后很长时期内直接进口能力很弱，对上海洋货转运十分依赖。1895年后天津直接进口能力逐渐提高，20世纪初已摆脱对洋货转运的绝对依赖，此后逐渐脱离上海洋货转运的影响范围。
（一）沪津洋货外贸埠际转运紧密时期（1866—1895）
图一 1866—1895年间沪津洋货外贸埠际转运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相关年度数据整理而成。③
说明：（1）上海洋货转运天津值采用上海海关统计数据， 因天津海关数据只有少数几年有此统计。（2）1867年上海海关数据缺，采用天津从上海进口洋货值代替；1872年上海海关数据缺，采用天津从国内口岸进口洋货值代替。（3）1868—1870年海关年报所需数据缺，故按变化趋势绘制。
天津开埠后没多久已成为华北最大的洋货集散地，但“天津乃中国进口货之最大销场之一，虽纳有所进洋货之大部，却非直接取给于生产国，而系经由上海转来”。④ 上海洋货转运天津占天津进口总值年平均77.6％， 可见天津依赖上海转运进口的程度之高。而从上海角度看，1866—1895年间转运天津的洋货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值年平均23％，天津已成为上海进口洋货稳定的销场之一。
棉制品和鸦片是当时中国的主要进口商品，也是当时沪津间外贸转运的主要洋货。由表一可知棉制品和鸦片占天津进口总值比重一度在80％左右，是天津主要的进口商品，而这两种洋货天津在1895年前独立进口非常少，几乎全部经国内口岸转运，主要是经上海转运而来。
表一 天津进口棉制品、鸦片比重表
天津进棉制品 外国鸦片
年份口总值 占天津进 由国内口 占棉制品 占天津进口 由国内口
占鸦片进
(海关两)口总值比 岸进口进口总值 总值比重岸进口 口总值比
重(%) (海关两) 比重(%)
(%) (海关两)
重(%)
187012082993 87.3 56.9 6295059
91.6 30.43676975100
18758548490
77.5 564759981
99.4 21.5177228096.2
188512516208 75.3 68.4 8365423
97.7 6.9 858921 100
189523382529 59.8 56.8 13154046 993
685555 97.7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相关年度天津海关数据整理而成。
1、棉制品
天津开埠后不久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洋布输入和集散中心，⑤ 1865—1895年间其棉布输入量已占全国洋布进口总数的1／4强，甚至超过了上海而位居全国之首。然而天津棉制品直接由国外进口值却微乎其微，90％以上都由国内口岸进口，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上海。以1884年为例，选取天津进口的几种主要棉制品，其中由上海转运占天津进口数比重高达98.7％，几乎是天津棉制品的唯一来源。
表二 1884年上海转运天津的主要棉制品表 单位：疋
上海转运 天津进
占天津进
上海进
占上海进
天津数口总数
口比重(%) 口总数
口比重(%)
总计 2525873
2558548 98.7
8618521 29.3
原色布
1148027
1150401 99.8
4619193 24.9
标布 446344455411
98.0
1755361 25.4
白色布
567571569285
99.7
1398513 40.6
美国粗
193987206230
94.1
464108
41.8
美国细
33820 3861087.6
4447076.1
红布 136124138611
98.2
336876
40.4
数据来源：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84年贸易报告，第673—674页。
从上海看来，天津是上海进口棉制品的最大销售地之一。天津是上海进口白色布的最大消费地，并在上海进口斜纹布、粗布、标布等多种棉制品的转运去向中，连续多年名列前茅。⑥ 以1884年为例，上海进口的几种主要棉制品中约1／3转运往天津，有些品种如白色布、斜纹布、红布等40％以上都转运往天津。作为主要销售市场，天津对上海进口棉制品的贸易也有影响。1867年天津通向内地的水道干涸，不但增加了商品运往内地的陆路运输费用，并且由于缺水引起歉收降低了当地对于进口商品的购买力，因而减少了对进口商品的消费量。这一年上海进口白色布的数量即减少了32％，平均价格也下降了64％，其原因就是“天津市场在通常的活跃季节中却出现了淡季所引起的”。⑦
2、鸦片
开埠后，天津很快成为鸦片进口的重要口岸，其进口的外国鸦片多经上海转运而来。1867年天津共进口鸦片4,602,987海关两，其中4,403,989海关两经上海转运而来，占95.7％。⑧ 1888年进口鸦片中除了9.6担由香港进口外，“余者照旧经由上海转至本埠”。⑨ 由表一数据可知，天津直接由国外进口的鸦片数量非常少，有些年份根本没有直接进口的鸦片，全部由国内其他口岸运来，主要是从上海运来。英国驻沪领事报告中也评论道，天津是“由上海供应进口鸦片的”。⑩
从70年代开始中国土烟的种植大为发展。清政府想以土产鸦片代替进口鸦片，又想对土烟课以重税以增加税收，对北方种烟大为鼓励。因此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直隶及华南广东、四川、云南的土产鸦片皆涌入天津，天津进口鸦片逐渐减少。鸦片占天津进口总值比重在1870年尚有30％，1895年则已降至接近3％了（见表一）。而从上海进口鸦片转运天津的统计数字（见表三）中可看出，天津本是上海进口鸦片的主要销售地之一，尤其是波斯鸦片，70年代末期运往天津的数量尚占上海进口鸦片的1／4强，但是随着土烟的发展，这一比重不断降低，1884年已没有波斯鸦片由上海运往天津了。而上海洋货转运占天津进口总值的比重也从1873年的95.8％下降到1895年的69.1％，然而尽管有所下降，这一比重还是相当高的（见图一）。
表三 转运天津的鸦片占上海进口鸦片比重表（％）
1879年 1880年 1881年 1882年 1883年 1884年
印度鸦片13 9.9 9.7 8.7 8.4 7.3
波斯鸦片25.826.329.515.82.2 0
数据来源：《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80—1884年领事报告。
（二）沪津洋货外贸埠际转运疏离时期（1896—1919）
上海与天津间的洋货外贸埠际转运关系在1895年后开始有了改变。《中国旧海关史料》中关于沪津洋货埠际转运的数据在1896—1919年间不全，故只能摘取有统计的年份，试从中略窥二者转运关系的变化。从现有数据来看，1895年后上海洋货转运天津占二者比重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见图二），这说明二者的洋货埠际转运关系开始出现疏离。但是更为明显的变化出现在1905年以后。
图二 1896—1904年间沪津洋货外贸埠际转运比重图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历年数据整理。
说明：1900—1903年间沪津洋货外贸转运数据缺，故按变化趋势绘制。
开埠后相当长时期内，天津直接进口值如表四所示，1875、1885年直接进口占进口总值的比重仅在10％—15％之间。但1895年这一比重已上升到了23％，此后继续发展，1905年直接进口值首次超过了从国内口岸进口值，占进口总值的比重飙升到52.1％。天津与上海间的洋货外贸转运也随之发生了改变。1905年津海关贸易报告中记载道：“本年特别之事，系商人向外洋交易，并不经过上海。”(11) 直接从外洋进口，可以节省经上海的经理人转购、出入栈及运输费用，更为有利可图，早为天津外商所期待，因此一经发展即越来越活跃。(12) 至1919年天津直接进口比重已达77.1％。随着天津独立进口能力增强，对上海洋货转运的依赖性随之减弱。津海关税务司也评论道：“册内所列进口洋货，由通商口岸运津者，不无退步，实皆直接向外洋各产货场交易，不由沪购，职是故也。”(13)
表四 天津直接进口值表（1875—1919）
进口总值(海关两) 直接进口值(海关两) 直接进口所占比重(%)
1875
8548490
962781 11.3
1885
12516208 1663766 13.3
1895
23382529 5367536 23.0
1905
60429673 3146320852.1
1910
54038216 3267808760.5
1915
55666045 4063694773.0
1919
86740924 6688287977.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历年数据整理。
从贸易国别来看，19世纪90年代后天津对英、美、欧洲大陆的直接进口值增长迅速（见表五）。190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开通，1900年后太平洋航线的增多和远洋货船的增加，都为天津的直接贸易创造了条件。由于清政府与英国的协商，鸦片的进口自20世纪初开始逐渐减少，棉制品成为天津进口的最大宗商品。原本天津的棉制品几乎全部经上海转运进口，随着直接进口能力的增强，其进口棉布“由上海转运来津者逐渐减少”。(14) 1907年天津进口的棉布中，只有素色布由上海转运天津比直接进口多，其他各色布匹，多半直接由欧美各国订购来津。(15) 此外天津还可以直接进口美国面粉、煤油；德国机器、军火、染料；比利时的铁路物料、电气器具、机器并玻璃等；法国的丝棉栏杆缏带、布疋并洋酒等。不但直接进口的品种增加，数量也大为增加，经上海转运量随之减少。
表五 天津直接进口主要国别表
1875年 1885年 1896年 1907年
进口值
占进口总
进口值
占进口总 进口值
占进口总
进口值占进口总
(海关两) 值比重(%) (海关两) 值比重(%) (海关两) 值比重(%) (海关两) 值比重(%)
日本119117
12.4
120691
7.3
913316
13.7
9424000
24.2
英国6295 0.7325112
19.5 1663788 25.0
10407000 26.7
欧洲大陆263682.7139441
8.4
838944
12.6
8730000
22.4
美国137960.8
244508
3.75601000
14.4
数据来源及说明：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相关年度数据整理。1904年以后这部分数据缺，1907年数据系据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907年所载数据整理。
19世纪90年代以后，天津对日贸易快速发展，《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获得更多有益的权益和巨额赔款，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又取得俄国在中国东北三省的特殊地位，对华贸易发展更为迅速。1907年天津直接对日进口已占天津直接进口的24.2％。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忙于参战，日本借此时机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对日直接进出口占天津直接贸易值高达65％以上（见表六）。其时“欧美既不能完全供应，故洋货来源，几全由日本”。棉制品是天津当时进口大宗，“惟布疋销路最旺，欧美既不能供其所求，则布疋来源全由日本”。(16) 其他商品如化学用品、电料、纸张及颜料等，天津也多向日本直接进口。天津与日本在地理位置上距离较近，具备开展直接贸易的优势，无需经上海转运。对日直接进口的发展，是天津依赖上海外贸转运减少的一大原因。
一战间美国和日本同为天津主要贸易对象国，而天津与美国的进口贸易也无需全赖上海，据关册记载，天津进口商品由美国直接运来为多数，(17) 或“多经由日本口岸，而非沿海口岸直抵上海转运津埠也”，(18) 依赖上海转运比重大大缩减。
表六 天津直接进出口贸易国别表
1917年 1919年
国别 占天津直接贸易值比重(%)
日本67.26
65.62
美国15.08
17.56
英国3.434.42
数据来源：根据王怀远：《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相关数据整理，《北国春秋》1960年第2期，转引自姚洪卓主编《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与此同时，上海洋货转运国内值中转运天津的比重也出现了下降，从1896年的24.8％下降到了1904年的13.9％。1905年后随着天津直接贸易的发展，这一比重继续下降，并对上海洋货集散中心的地位产生了一定影响。上海海关十年贸易报告中指出，“近来有一种明显的趋势，即一些较大的外地口岸，不经上海转口，直接从外国进口。不然的话，上海的贸易也许会比实际的发展更大”。(19) 而上海享有的货物分发中心的地位，也“由于汉口、天津、胶州等对外通商口岸的进口商越来越倾向于直接同欧洲、美国打交道而不是从上海进货，已受到相当大的影响”。(20)
二 上海与天津的土货外贸埠际转运
沪津间的外贸埠际转运除了洋货之外，每年还有大量土货由天津运往上海，经上海转运出口。天津土货直接出口发展速度较慢，一战前仍主要依赖上海转运出口。随着天津出口商品的改变，及一战间直接出口的迅速发展，20世纪20年代前天津已摆脱对上海土货转运的绝对依赖。
（一）沪津土货外贸埠际转运紧密时期（1866—1895）
图三 1866—1895年间沪津土货外贸埠际转运比重图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历年数据整理。
说明：（1）天津土货运往上海值均采用上海海关统计数据，个别年份与天津海关的进出口总值比例计算由于两个海关统计之必然误差而超过100％的，采用天津海关统计数据，如1873—1876年天津土货运往上海值以天津海关数据为准。（2）1866、1867年津海关年报中无转口俄国茶叶值统计。（3）1868—1870年海关年报所需数据缺，故按变化趋势绘制。
1、天津出口土货中的特殊部分
1866—1895年间经上海转运出口值占天津土货出口总值年平均34.3％，为图三中虚线代表的部分所示。这一比重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与进口方面的比重一样高，主要是因为天津虽然直接出口能力不强，但在中国对俄茶叶出口中却占据重要地位，茶叶经天津由陆路运送俄国，“不特省事抑且省钱”。因此天津长期保持着对俄茶叶贸易的主要运输量，“若将此量估为北运茶叶之九成，谅必无误”。(21) 这部分出口的茶叶对于天津来说属于复出口商品，但在其出口总值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因此从天津出口总值中来看，经上海转运的比重并不算特别高。
2、天津依赖上海转运出口的土货
如果去除对俄直接复出口茶叶的部分，天津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与复出口中，经上海转运的平均高达75.2％，如图三第一条折线所示，与洋货经上海转运的年均比重77.6％基本接近。可见天津除去可以直接对俄国进行茶叶出口贸易以外，在对其他国家出口中依赖上海转运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开埠初期天津运往上海的土货十分贫乏。当时天津腹地商品经济还不够发达，“山西以壤地贫瘠、物产无几而出名。蒙古有广阔无垠之草原，除牛羊之外亦罕有所出”，(22) 无法为天津提供足够多的出口商品，因此天津在开埠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出口商品十分有限。以至海关贸易报告中直接写道：“出口货其数之少、其价之低，致统计册内之出口部分读之深感乏味。”(23) 因此19世纪60年代末在上海土货来源中，天津所占比例仅3％左右，微不足道。（见图三）
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天津的出口贸易开始逐步发展，草帽辫、骆驼毛、绵羊毛、山羊绒、绵羊绒、山羊皮褥、生皮以及猪鬃等出口逐渐增多，80年代已形成其出口大宗。而这些土货多运往上海出口。海关报告评价道：“土产径运外洋者稀少，似可无庸论及，惟所出各项皮及羊毛、骆驼毛、猪毛、羊皮褥、草辫等类运往上海者，多半系转运外洋。”(24) 1891年出口绵羊绒约1,027,000海关两， 只有约19,000海关两由天津直接出口国外，另有约32,000海关两由天津运往香港转运出口，其余皆“由津赴沪转运外洋”。(25) 由天津运来的土货占上海的比重也在缓慢地增长，1895年已增长到11.5％，因此可见天津在上海土货来源中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
（二）沪津土货外贸埠际转运疏离时期（1896—1919）
随着天津独立进口能力的提高，天津的直接出口能力也得到了发展。据1901—1911年的津海关十年报告记载，“在最近五年中，驶到天津的远洋轮船数目日益增加，直接从美洲、欧洲和日本运货来津并且也运货回去”。(22) 1902年天津直接出口运往美国的增长已足以引起注意，“盖缘美国销场极广，所以径运美国较捷于由上海转运也”。(27) 1909年天津直接出口外洋达1,030,946海关两，比前一年几乎增长一倍，“进步堪为猛锐”。(28)
表七 天津土货直接出口值表（1875—1918）
直接出口值 出口往国内口 本口土货出口 直接出口所
(海关两)岸值(海关两) 总值(海关两) 占比重(%)
1875
25591687228
1689787
0.2
1885
73 3744998
3745071
0.0
1895
549941 8608983
9158924
6.0
1904
2069362 12826017 14895379 13.9
1910
3181583 21836468 25018151 12.7
1915
15333933345269031 49859964 30.8
1918
2644185024738205 51180055 51.7
数据来源：《中国旧海关史料》相关年度数据。
说明：本表取天津本口土货出口各值，以反映天津直接出口能力的发展情况。
但与天津直接进口在1895年后的迅速发展相比，天津1895年后直接出口贸易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增长幅度也相对较小。直到1910年也仅达到天津出口总值的12.7％，仍有高达近90％运往国内口岸转运出口，主要运往上海。天津的主要出口商品，如猪鬃、皮毛、草帽辫、棉花等，仍“皆由上海转运外洋”。在海关贸易报告里甚至不论及天津直接出口的具体数目，“缘有多半由上海转运之货，以故未载于径运外洋货物册内耳”。(29)
1910年后，天津直接出口发展速度开始加快，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天津直接出口发展迅猛。1918年直接出口值已经超过了经由国内其他口岸转运出口值，占天津出口总值的51.7％。
对日贸易的兴起，是天津直接出口发展的一大原因。随着20世纪初对鸦片的禁止，北方原本种植罂粟的地区大量改种棉花，棉花出口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天津出口第一位的大宗商品。(30) 1910年后，天津棉花出口不断发展，而日本是主要对象国。当时正值日本纺织业发展时期，对原棉需求较大，华北棉质好，而中日交通方便，运费低廉，天津逐渐成为日本进口原棉的基地。在天津棉花出口总量中，直接出口日本的要占50％以上，有时甚至高达70％—80％，(31) 促进了天津对日直接出口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天津对日直接贸易发展更为显著。大量皮毛、皮货、棉花、猪鬃运往日本，加工成军需品，销往欧洲，获取暴利，日本军需加工制造业一时大兴。对日直接进出口占天津贸易国别的65％之多（见表六）。一战前天津猪鬃多为英美所购，一战爆发后则大量出口运往日本。(32)
此外，一战期间美国也成为天津直接贸易的主要国别。美国当时国内日渐富裕，所需物资甚多，而当时各参战国及其属国，均禁止制造衣物的原料出口，因此“其应用物品，只可取之华北商场，送使本埠出口贸易咸获厚利焉”。(33) 美国也进口大量皮毛发展军需加工制造业，以满足欧洲战场的需求。羊皮出口一战前原以伦敦为最大出口对象，但一战间即转向美国圣路易城。(34) 美国成为天津的主要出口对象国，而天津对美出口经上海转运的并不多，而是“多经由日本口岸，而非沿海口岸直抵上海转运津埠也”，(35) 经日本运往美国“其数驾乎运往上海转运出洋者之上”。(36) 对日贸易的兴起，及一战期间对日、美直接贸易的增长， 使天津直接出口的比重大为提高。
三 沪津之间：外贸转运关系变化的特点及其他
从全国看，上海是全国外贸中心和外贸中转枢纽港；从区域看，天津是北方最重要的口岸。上海和天津的外贸转运关系是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对北方口岸影响力的主要体现。晚清以降，沪津间外贸转运关系经历了一个由紧密到疏离的变化过程，可将其分为两个时期来考察其变化特点：
（一）沪津外贸埠际转运紧密时期（1866—1895）
1895年前，天津对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处于绝对依赖的地位。这一时期，二者外贸转运关系的变迁有如下几个特点：
1、天津对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单向依存。
这一时期沪津间外贸转运占天津外贸的比重长期高达70％左右，而占上海外贸的比重却仅为10％—20％。因此沪津间的外贸埠际转运是天津向上海的单向依存，并且依存度相当高。显示出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对天津及华北的影响力。
2、天津在上海外贸转运中的进口与出口地位不平衡。
沪津间进出口两方面的外贸转运占天津的比重都很高，但是在上海外贸比重中则显出了进口与出口的不平衡。转运天津的洋货占上海洋货转运1／5左右，天津是上海洋货的稳定销场。但在上海土货来源中，天津所占比重却很低，到1895年也仅有1／10左右。因此，与上海间外贸转运对天津而言， 在进出口两方面的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而对上海而言，天津作为洋货销场的重要性多过作为上海土货的来源地。
（二）沪津外贸埠际转运疏离时期（1896—1919）
1895年后，天津直接进出口开始发展，沪津外贸埠际转运关系开始逐渐疏离。这一时期，二者外贸转运关系的变迁有如下几个特点：
1、天津直接进口能力发展较快，20世纪初即摆脱对上海洋货外贸转运的绝对依赖，此后更越来越脱离上海洋货外贸转运的影响。
2、天津直接出口能力发展较慢，第一次世界大战间才迅速发展， 到战后也摆脱了对上海土货外贸转运的绝对依赖。
3、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对华北影响力下降。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口岸，拥有广阔腹地，向为“蒙古东部，直、晋两省以及鲁、豫两省北部天然出入口”，(37) 其进出口贸易带动了腹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堪称北方外向型经济的龙头。(38) 直到20世纪初，天津繁盛的进出口贸易可以说是以上海为指向的。上海通过与天津间的外贸埠际转运，间接影响着整个华北地区的外贸和经济。但是晚清以降，随着上海对天津外贸转运影响力的下降，上海对整个华北地区的外贸和经济的影响力也随之下降。
至于沪津间外贸转运关系的变化原因，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如天津港口航道的治理、远洋航线的开辟、华北铁路网的形成、腹地经济的发展、对日贸易的发展及与贸易有关的金融、保险、通讯等相关行业的逐渐成熟等，难以一言以蔽之。因此本文集中于利用系统的数据，体现和分析沪津外贸转运关系的变化趋势，对于其转运关系的变化原因，将另文详加专述。
20世纪初以来，天津由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主要对象口岸，转变为全国独立进出口的重要口岸，脱离了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影响范围。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就北方其他口岸而言，20世纪前东北的营口和山东的烟台，对上海外贸转运依赖性均很大。20世纪初，大连取代了营口的地位，山东也兴起了另一个大港青岛，大连直接对日贸易发达，青岛直接对德、日贸易能力也很强，它们对上海外贸转运依赖很小。因此20世纪初以来，上海对北方口岸的外贸转运影响力不断下降。
而外贸埠际转运是上海外贸中心影响力的重要体现。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上海外贸总值占全国外贸总值达50％—60％，其中外贸转运占全国外贸总值比重高达35％左右，其转运影响集中在北方和长江流域主要口岸，通过这些口岸上海可将其外贸影响力辐射至大半个中国，的确堪称全国外贸中心。20世纪初以后，上海外贸转运占全国外贸总值比重开始下降，至20世纪30年代已降至仅15％左右。同时，以天津为首的北方口岸逐渐脱离上海的外贸转运影响范围，而南方口岸始终不在上海外贸转运的影响范围之内，因此上海的外贸影响只集中在长江流域。此时，上海在全国的外贸影响力已经十分有限了。20世纪初至30年代上海外贸总值仍占全国外贸总值的40％—50％，但以其在全国的影响力来看，已难以再称为“全国外贸中心”，应称为“全国最大外贸口岸”更为妥当。(39)
注释：
① 关于上海埠际贸易已有的学术成果，有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樊卫国：《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及论文《民国上海埠际贸易的变迁（1912—1937）》，《社会科学》1997年第7期，凌小言、孙东华：《解放前上海口岸的对外中转贸易》，《上海经济研究》1992年第1期等等。
② 涉及到津沪间外贸埠际转运的研究成果有：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4页、第70页。张思：《19世纪天津、烟台的对外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以洋纱洋布的输入与运销为例》，《史林》2004年第4期。 庄维民：《贸易依存度与间接腹地：近代上海与华北市场经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齐鲁书社2005年版。最新成果为樊如森：《论北方在近代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城市史研究》第23辑。
③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为茅家琦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以下所引数据若非特殊说明，均引自该史料相关年度分册数据。
④ 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册，1866年贸易报告，第15页。
⑤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⑥ 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1884年贸易报告，第672—677页。
⑦ 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67年贸易报告，第144页。
⑧ 参见《中国旧海关史料》1867年津海关数据，以下若非特殊说明，数据均参见《中国旧海关史料》相关年度分册。
⑨ 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上册，1888年贸易报告，第249页。
⑩ 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80年贸易报告，第567—568页。
(11) 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下册，1905年贸易报告，第146页。
(12)(14) 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下册，1906年贸易报告，第158页、159页。
(13) 《中华民国三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国旧海关史料》第64册，第386页。
(15) 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下册，1907年贸易报告，第173页。
(16) 《中华民国六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国旧海关史料》第76册，第376、379页。
(17) 《中华民国四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国旧海关史料》第68册，第377页。
(18) 《中华民国七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国旧海关史料》第80册，第384页。
(19) 徐雪筠等编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1912—1921年贸易报告，第176页。
(20) 徐雪筠等编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1902—1911年贸易报告，第139页。
(21) 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上册，1877—1879年贸易报告，第182页。
(22) 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上册，1865年贸易报告，第5—6页。
(23) 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上册，1869年贸易报告，第113页。
(24) 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上册，1891年贸易报告，第24页。
(25)(29) 许逸凡译《天津海关十年报告书（1902—1911）》，《天津历史资料》第13期。
(26) 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下册，1902年贸易报告，第114页。
(27) 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下册，1909年贸易报告，第199页。
(28) 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下册，1907年贸易报告，第174、175页。
(30) 姚洪卓主编《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31)(32) 《中华民国六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中国旧海关史料》第76册，第384页。
(33)(35) 《中华民国五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中国旧海关史料》第72册，第374页、第379页。
(34) 《中华民国六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国旧海关史料》第76册，第381页。
(36) 《中华民国七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国旧海关史料》第80册，第384页。
(37) 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册，1877—1879年贸易报告，第170页。
(38) 参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樊如森博士学位论文《天津港口贸易与腹地外向型经济发展（1860—1937）》（未刊稿）。
(39) 本小节数据均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相关年度数据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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