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过剩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发展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相对过剩经济：形成的背景特点与成因
显然，中国现阶段相对过剩并不是极少数产品的偶然性市场供求平衡引致的，更不是价格管制，被迫储蓄压抑而导致的非市场过剩，而是大面积的产品与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是市场机制和消费需求约束、调节基础上的相对过剩。
但是，同国际上许多国家相对过剩经济阶段的形成背景与环境相比，中国现阶段相对过剩经济的基础、条件具有独特性。
1.明显偏低的人均国民产值水平基准上的相对过剩。同国际上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在人均国民产值不到700美元的水准上便迈入相对过剩的经济阶段，而其它国家一般都在人均国民产值超过3000美元台阶才步入相对过剩经济时期，根据钱纳里教授的实证研究，人均国民总值达到1000美元之后，一国经济才步入相对加速增长时期，大约在人均国民产值超过2100美元的加速时期结束，此后才可能形成相对过剩。
2.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状态下的相对过剩经济。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在两元结构的国家，当传统部门的庞大剩余劳动力尚未被现代部门大量吸收之前，传统部门生产率很低的情况下，除劳动力过剩之外的相对过剩经济常态几乎不可能形成。尽管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循环可能长期存在，但是相对过剩仅仅在危机阶段充分凸显。可是，中国现阶段的情形恰恰超越常态。在农村大量低效率的剩余劳动力存在以及城镇失业、下岗人数增长的同时，国民经济相当多的部门已经出现相对过剩经济的常态。
3.多层次经济、技术经济并存格局中的相对过剩。一般而言，一国相对过剩经济通常在该国经济、技术结构进入较高层级，大规模生产方式成为主流生产方式，不同产业、不同区域间技术层级差异大大缩小后才会形成。但是，中国却一反寻常，在多层次经济、技术结构并存的格局中，似乎过早形成了相对过剩阶段。显然，分散的技术、经济规模差异较大的企业间多样化竞争带来大规模生产方式下特有的相对过剩经济，是中国相对过剩经济的一个重要背景特征。
4.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相对过剩经济。相对过剩经济是与短缺经济相对而言的体制性现象。一般说来，相对过剩经济作为常态当是较为发达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果，短缺经济常态则是典型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性现象。对于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来讲，短缺经济现象会随制度转型逐渐转弱，但是在体制转型尚未根本解决之前，相对过剩经济作为一种常态不大可能出现。然而，中国在国有企业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尚未有大规模实质性启动之前，相对过剩经济已经形成，并反过来成为挤迫国企改革与政府改革的重要因素。
无疑，中国现阶段的相对过剩经济是一种独特的大国模式中早熟型相对过剩经济。无论从人均国民总值水平，还是从结构层级、制度特点来看，中国过早迈入了相对过剩阶段。中国早熟型相对过剩经济的形成，有着历史客观必然性。
1.结构偏差的路径依赖。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偏差由来已久。早在1965年中国人均国民产值156美元水平上，重化工业占制造业比重高达58%。同库兹涅茨在22个大国比较中人均国民产值组别1019美元的59%的比重相似。1987年，中国人均国民产值300多美元时工业占国民产值份额高达40.6%，比人均国民产值相近的印度的21.3%比重高近20个百分点。这种相对较低的人均国民产值基准上工业化水平超前的结构偏差，构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始点，制约着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轨迹、路径，是导致中国早熟型相对过剩经济形成的基础性原因之一。
2.制度刚性的长期拖曳。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工业与农村农业的格局被打破，农村非农产业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以身份制度和户籍制度支撑的城乡人口分割式管理和“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政策，严重遏制了大规模要素流动，产业、需求、人口的空间集聚。伴随城市工业的改革开放、演进升级，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与剩余劳动力转移愈益艰难。这从两方面刺激了早熟型相对过剩经济形成。一方面农村就业不足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从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受阻，城乡消费需求演进链条断裂，相对于城市需求的生产能力过剩过早到来。另一方面农村就业不足状态下的低工资、低资源成本的过度竞争，又挤迫城市大工业更多利用资本密集、技术升级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抢占市场，资本替代劳动引致增长与就业不对称向城市扩展，大规模生产方式的竞争使供给过剩提前降临。
3.改革战略的累积性结果。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是渐进式增量拉动为主的市场化模式。这种改革的动力机制是“帕累托改进”型的。它不仅充分利用传统国有系统之外的资源、要素、组织力量，推动增长与结构调整，而且充分利用原有组织制度资源维持经济增长，促使中国经济保持了20年间年均9.3%的增长速度，总供给能力与水平迅速提高。尽管从总体上看，中国市场体系与机制发育不够充分、完善，资源在规模流动、重组较难。但是，大国渐进改革模式中各级地方政府行政边界为单位的区域竞争十分激烈，不同地区的企业可在地方政府多样化支持下进行超常规模投资扩张。同时“帕累托改进”型利益调整又维系、强化了中国居民需求结构的偏差，导致独特的居民消费需求压抑性累积循环趋向的形成。改革以来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年增长率高于GDP和个人货币收入增长率。尤其是城镇居民高福利制度不变下的收入水平快速增长，拉动中国经济在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的基础上过早迈入高档耐用品带动的增长阶段。由于住房、汽车带动的增长阶段需要人均收入再跨新台阶的支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拉动在此之前逐渐趋弱。大面积生产能力过剩在住、行仍难和人均消费水平较低时期过早出现。
4.开放循环的叠加效应。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实际上是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开放的带动。而大国模型中多层次结构使中国可以同水平不同、技术与规模各异的各国企业进行交易与合作。中国在人均国民总值约700美元时，进出口贸易额占国民总值的比率高达38%左右（根据1997年公报计算）。从1979年至1997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长率约近25%，高于年均GDP9.5%约16个百分点。高外贸依存度和高外资利用率，拉动中国国民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弥补了资金、技术、管理等缺口，支撑了产业结构演进升级和大规模生产方式的生成、扩展。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阶段，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时期，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和全球相对生产能力过剩扩展的时期。这种开放循环的叠加影响，促使中国在较低人均收入基础与结构层级上过早迈入成熟经济的相对过剩阶段。
二、来自早熟型相对过剩阶段的挑战
伴随短缺经济消失和相对过剩经济形成，以短缺经济为背景的各种矛盾显著弱化，相对过剩为基础的新矛盾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更为复杂的是，早熟型相对过剩将使中国面临欠发达与相对过剩交织的双重挑战。
1.需求压抑与增长减速
中国经济中的需求结构，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偏差由来已久。低人均国民产值与高重化工业产值结构的非常规组合，就是需求结构偏差的必然结果。这种偏差引致国际发展的工业化初期阶段与工业化相对加速阶段的递进模式在中国形成交叉混合。中国在人均国民产值不到1000美元的水平上，工业结构快变、工业比重上升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互交织、彼此推进。低收入、高积累的重工业自我循环的投资需求扩张战略，向高收入增长、高投资率的消费需求拉动战略转变，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持续、快速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或许正因为这种需求拉动是在收入增长长期停滞与消费品供应一直短缺的重工业封闭循环后发生的，因此对供给与增长的拉动作用极其强烈，同时需求满足的时间相对较短。
但是，这种超越常规阶段的过早、过快需求拉动，打乱了需求结构演进的路径、时序，导致原有结构偏差变迁中新的失衡、断裂。当中国居民基本完成家用电器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之后，收入水平与支持进入家用汽车和大规模住宅所需的收入仍有较大差距，形成需求结构升级的断层阻碍。在人均收入尚不足支撑汽车、住宅消费时，少数高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不可能拉动这两类投资规模大、产业关联链长的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中国居民需要一个积聚、储蓄资本，提升收入的需求结构再跃迁的准备期。加上深化改革将更多向个人分散未来风险，居民收入增长将进一步使私人储蓄率大幅度增加，而相对减少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自我压抑可能会持续一断时间。
消费需求的压抑将使依靠居民消费品工业扩张带动达十几年之久的持续、快速增长失去支撑基础，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减速回落的趋向。消费需求压抑势必引致政府刺激投资。然而在市场需求约束日益强化，企业与居民成为最重要经济主体的情况下，政府刺激投资政策在缺乏居民消费需求终极拉动的依托下难以持续，并将导致更大规模相对过剩与深幅衰退。须知，与短缺经济中经济衰退化相比，相对过剩条件下经济衰退的时间更长、震荡更大、矛盾更多。
因此，早熟型相对过剩经济中如何尽快弥补居民需求结构演进断层，改变消费需求压抑趋向，是中国能否维持跨世纪持续发展，迈向繁荣新阶段的关键性条件之一。
2.结构刚性与结构性冲击
一般而言，伴随着短缺消除和相对过剩经济的形成，结构性短缺与过剩严重不对称的矛盾冲突应当大大缓解。一方面结构性瓶颈制约大范围减少，短边规则引致的结构矛盾冲突迅速弱化；另一方面相对过剩经济中供给调整以适应需求变动的反应能力很强，需求结构快变引发的供给结构滞后的矛盾冲突也大大缓和。国民经济发展应步入结构均衡、平衡演进时期。但是，早熟型相对过剩经济决定了中国结构矛盾变动呈现非同一般的趋向特征。
与一般国家的标准态相比，中国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产值比重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偏低。工业约占GDP比重近50%，第三产业占GDP比重30%稍多，分别高于和低于同收入组别国家20个百分点左右。同时在就业结构方面，中国农业部门就业比重又特高，而服务业部门就业比得特低，分别比同收入组别国家高30%多个百分点和低20多个百分点。并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比例的30%，远低于中低收入国家52%的比例。这种结构独特性偏差既是中国早熟型过剩经济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其客观结果。
人均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过高的工业产值份额，极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工业过早过剩，因为其它产业无法跟上工业增长总量扩张，迫使其相对降速前行，诱发过剩。而大量人口就业于低收入的农业部门以及滞留于落后的农村地区，严重抑制了农村广大市场的需求增长，工业消费品在城市大规模满足后难以向更广大的农村市场扩散，促使工业扩张减缓。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始终存在着较强的结构刚性，如资产存量结构调整的刚性，国有企业退出障碍的刚性等，城市经济系统中工业资产存量的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大规模优化重组很难进行，迫使其只能采取“增量投入”方式调整结构。在庞大的资产存量结构约束下，大规模增量投入不可避免地会惯性前进，导致原有结构偏差的放大。
在短缺经济中，结构偏差的放大被过度需求和严重的结构性短缺掩盖着。相对过剩经济中，这些问题迅速凸显出来，有可能形成更严厉的结构性冲击。一是短缺经济拉动下持续近20年的高增长维系着结构偏差的刚性累积，新增资本、新技术与大规模生产方式的采用，没能不断替代、整合、转换旧有资产存量与企业结构。这种强制性调整被推延到过剩经济环境中来进行，其调整的范围，重组的深度，引致的振动无疑会更大。大量专用性存量资产贬值、报废，众多低技术、拥有传统技能劳动者不适应，同相对过剩中增长减速叠加，其冲击无疑是空前的。二是快速增长与企业无破产条件下的就业与收入增长惯性，伴随经济相对减速与企业破产、倒闭的无法避免，必然要发生方向性逆转。以往经济增长中结构增量调整的帕累托式利益改进，将被存量重组的非帕累托改进所代替。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失业可能性的增加，政府机构、组织与人员的改革、调整，以及福利、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等，将会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日趋明显，公众的不满开始带有阶层色彩，容易引起某种组织性社会行为冲突，增加社会失稳的可能性。
3.规模竞争与开放压力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中逐渐形成大企业主导的规模竞争的格局。随着相对过剩经济到来，大公司凭借在市场营销、融资渠道、技术与品牌、生产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开展了抢占现有市场的更激烈的竞争。大量中小企业在过剩环境中陷入大面积亏损境地。更具挑战意义的是9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力度日益加大，它们依靠全球生产、技术网络，利用母公司强大的科研、开发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实力，冲入中国相对过剩经济中抢关夺隘，使中国企业承受极大的生存、发展压力。
与战后其它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步入相对过剩阶段的外部环境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更高，跨国公司全球竞争更趋激烈的时期。这无疑使中国经济在迈过短缺经济条件下超常规高速增长阶段后，会遇到战后其它工业化高速增长国家所未曾遭遇到的更大规模竞争挑战和开放压力。
随着相对过剩的大面积出现，国内市场竞争愈演愈烈，这将挤迫更多国内企业寻求扩大出口，使原来已逐渐加剧的出口市场压价竞争态势可能恶化。然而与此相反，中国的出口贸易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近20年的超常规增长后，无法继续保持加速趋势，出口增速相对超缓。超常规出口增长所拉动起来的外贸出口能力与出口相对减速的矛盾日益尖锐。加之东南亚和东北亚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既从亚洲对中国出口需求缩减方面影响中国，更从货币贬值后这些国家出口产品竞争力提高方面对中国向外出口形成严重挑战。
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与70年代亚洲四小龙依靠出口导向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不同，中国在跨世纪发展的国际经贸环境中会遇到更大的障碍与冲突。作为超大规模的经济，高外贸依存度与巨大的出口额增长，以及经济技术结构上多层次性导致的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存在多层次竞争，这使中国可能会遇到来自诸多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攻击，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求全方位开放中国市场的压力。
4.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
相对过剩阶段的来临，国民经济不分重点、层次的超常规高速增长走到尽头。与此相应，支撑、维系总量供给扩张的金融制度和金融结构面对变化了的环境，必须进行重大调整。但是受增长惯性推动，金融结构调整与制度变迁中的旧问题激化和新矛盾突出，可能会使金融动荡与危机防不胜防。
以国有银行为垄断主体全力支撑国有企业增长与稳定的金融战略，为短缺经济下集中社会资金，推动储蓄尽快转化为投资，确保总量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相对过剩的出现，这种金融制度安排导致国有银行贷款大量沉淀，滞压于国有企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产品库存与发放职工工资上。国企亏损、破产增长与银行呆、坏帐比率明显上升，使国有银行风险累积、加大。近年来局部的银行支付危机在一些地方已时有发生。
直接金融的加速发展是相对过剩经济中降低间接金融风险、低成本便捷筹资的必然选择。考虑到中国个人信用制度缺乏，宏观金融监管体系不够健全、规范，投、融资相关的法律、法规残缺不全，以及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的“打擦边球”变通的“机会主义”行为一直较盛行，加速发展直接金融在中国存在的可能性危险显然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要大。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资本市场，最突出的是股票市场完全不同于国际通行的一般市场，它是以公有制（主要是国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这种独特市场的独特性风险和危机究竟有多大，会以怎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很难用常规思路来判断。
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的多样化是相对过剩阶段金融发展的一般趋势。对中国来说，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多样化发展的时期同中国进入WTO要更大限度开放金融服务市场恰好重合，这意味着中国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多样化发展，一开始就要受到来自本国传统体制下金融压抑与粗放增长的落后困扰和服务业开放态势中国际上高能级金融组织的竞争冲击。
三、跨世纪改革与发展的选择
走出短缺经济，步入相对过剩经济阶段，是中国市场取向改革与发展的巨大成就。同时，这又意味着进入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在跨世纪的改革与发展方面面临着一次新的选择。短缺经济背景中改革、发展的思路、政策、战略，需要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条件，并作出重大调整。
1.发展政策重心转换：防止衰退、激励需求
伴随相对过剩经济阶段到来，大批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边际消费倾向进一步降低，市场需求约束愈趋强化，国民经济减速运行成为新增长阶段的内生现象。另一方面资本价格趋降和金融资产大规模供给增长以及投资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国企改革冗员释放等，又使人口增长中社会就业压力凸显。这就要求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必须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防止减速衰退危机，为缓解就业压力，扩展利益结构调整空间，以及建立社会经济基本安全保障体系，奠定增长的物质基础。为此，短缺经济中的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抑制总需求膨胀的宏观政策，应当改弦易辙：(1)变供给激励为需求管理。(2)总量调控中强化结构协调。(3)高度重视收入政策与就业政策。
2.发展战略重大调整：加速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水平较低与城乡分割式发展，对中国步入相对过剩阶段的经济增长产生很强的拖曳、抑制作用。一方面它抑制了城市型第三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第二产业的升级，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另一方面它使农村发展脱离城市化牵导，农村非农产业分散投资，低水平过度竞争，农村经济结构升级困难，农业产业化步履维艰。抑制过剩阶段减速波动，推动结构演进升级，必须矫正传统的城乡分割式两元发展战略，加速城市化进程：(1)发展“离土离乡式”乡镇企业。考虑到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应对“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战略和小城镇为中心的城市化政策予以重新评估。农村工业无法在城乡隔绝的情况下获得进一步发展，小城镇基本不具备现代工业所必需的城市功能。因此，需要提高农村非农产业的地理集中与规模集中度，大力发展“离土离乡式”地域集聚型二、三产业。(2)推进有利于城市化的户籍政策。逐步改革城市身份、户口与福利制度，放宽农村与小城镇居民投资、购房、就业于城市的户口限制，进一步推广沿海地区吸引外来投资、消费者的户口迁移制度与相关政策，促进资源聚集、产业空间重置与劳动力加速转移、流动。(3)培育农村资本市场与土地流转市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资产股份化、股权交易市场化与土地市场的形成。通过农村居民资产的自由转让、交易，土地承包权的有偿转让与流动，将大大促进农村资源、要素优化重组，为城市扩展，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农村规模经营与产业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4)构筑城市化的“圈层战略”。大国模型中早熟型相对过剩经济的城市化过程，难以采用均衡式平面推进的城市化思路，而应采取以若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极核”的“圈层拓展战略”，重点抓几个大的都市经济圈，并在都市经济圈之间构筑相互沟通的骨干网络，尤其应重点凸显以长江、沿海为两轴，京九、陇海为依托的城市带。
3.重构发展的制度结构
步入相对过剩阶段的经济发展，将遇到深层制度基础不适应的最大制约。启动新经济增长阶段的总量扩张与结构演进，必须重构发展的制度结构：(1)主体平等的法律架构。中国亟待创建一种各种所有制、所有经济主体平等竞争、自由选择、共同发展的制度环境，构造以个人产权为基础的法律框架结构，激发全社会成员的自主发展精神，降低国家和各级政府依赖国企包揽经济的风险。要确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切实依法保护公民与企业产权与一切经济权利。所有关系到公民财产权利、劳动权益等以及经济主体间交易制度方面的经济问题，要尽快立法明确界定，严格执法。(2)促进大公司主导的制度环境的形成。一是为市场型大公司创造良好的融资制度，鼓励运用市场筹资，促进大企业与金融企业渗透融合，为以大公司兼并重组提供信贷支持。二是激励有条件的优势大企业跨国拓展，通过跨国收购、兼并、投资、联合等拓展海外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为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分层转包与协作的产业组织体系进一步拓展奠定交易制度基础。(3)金融制度的重塑。适应相对过剩经济环境，防范金融深化中的金融动荡，需要重塑中国的金融制度结构。推进商业银行改革，调整资产负债业务，加快金融服务创新，极其重要。当前要优化资产负债业务，大力发展金融中介服务。资产业务要向国有垄断性行业，基础设施部门，高收入弹性的规模经济型企业、高科技领域、消费信贷等方面调整，坚决压缩传统的呆滞业务。要大力发展为非国有经济，如混合所制股份公司、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私营企业的抵押、担保信贷业务。努力开拓个人、企业金融服务等理财、咨询、代理业务。要打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统天下的金融组织结构，培育多样化的金融组织，包括地方性股份制银行、投资银行、金融投资控股公司、租赁公司、投资基金组织、保险公司以及金融咨询、经纪公司等。要加快资本市场发展，推动市场规范化建设，完善宏观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健全金融风险分层分级预警系统和防范机制。
走出短缺，步入相对过剩的经济阶段，是中国20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也是跨世纪发展背景的基础。如何摆脱传统理论、战略、政策的束缚，确立全新的理论思路与发展政策，是迎接挑战，成功跃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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