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爱群[1]2003年在《王闿运文学复古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王闿运是近代诗坛颇受争议的一位大家。蔽于“复古”二字，人们对他的研究显得很不够。这与他在近代诗坛的地位和影响是极不相称的，同时也不利于整个近代文学史的研究。 本文无意替王闿运的复古作翻案文章，而是本着尊重客观事实、尊重现有研究成果的态度，以“知人论世”的方法，对王闿运的生平、复古缘起、理论主张、创作实践等，作一全面的梳理，认为其以“缘情”为核心的复古论在对文学本质的体认和反理学方面，有其积极意义。本文同时也指出，在晚清这样一个内忧外患、新旧更替的时代，王闿运过于“守成”的姿态多少有些不合时宜。表面上看，这是他个人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更深层的原因，则缘自于古典诗歌自身的发展已趋于式微这一事实。
李赫亚[2]2007年在《王闿运研究述略》文中提出王闿运是晚清着名学者。近年来对他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生平和交游、学术思想、教育活动、以及史料的整理和挖掘方面都有很大进展;但就研究状况看,在对其某些领域的研究仍有展拓空间,有待深入。
王成[3]2011年在《晚清诗学的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晚清处于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无论晚清文化状况或诗学思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转型。本文从晚清“今文学”发展和诗学演变的同构关系入手,对晚清“今文学”家诗学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力图在“今文学”价值体系对诗学蔓延、渗透、规约的过程中发掘一条晚清诗学演变一以贯之的路径,从而揭示出作为一种知识范式的“今文学”之于晚清“今文学”家诗学演变的基础性意义。第一章主要全面梳理了晚清从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再到具体的思想与学术层面所形成的“主变”发展趋势,并且从宏观上确立了从“今文学”视角研究晚清诗学演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一方面,清中后期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内外交困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由此形成的变革图强的士人心态,推动着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清中后期的文化发展状况打破了传统文化的单维演变进程,“西学东渐”的文化趋势、文化民族主义、经世致用的文化观念等,都充斥于晚清社会文化领域,形成了晚清文化多义杂陈的发展趋势。此外,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晚清“言变”的社会发展主题还渗透到一般思想领域,一些传统学者开始质疑和反思清代正统学术思潮的代表——朴学,并且在与朴学决裂的过程中提倡侧重自我阐释的“今文学”。作为处于更高精神层面的晚清诗学,社会的转型、文化的位移、学术思潮的裂变等等,都在一定层面上构成了其演变的动因;而我们认为,对诗学影响至深的学术思想的裂变则更具有根本性。“今文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对晚清诗学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不仅具有一般学术法则对诗学发展的规约性,而且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决定了晚清诗学的发展演变。从发生学上来讲,“今文学”的兴盛与晚清诗学的演变往往表现出同构对应、共振同行的关系;晚清诗学演变在诗学生态、诗学主体、诗学行为、诗学接受、诗学价值等层面都与“今文学”保持着高度的协调性与一致性。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晚清“今文学”家龚自珍、魏源的诗学思想。道光年间,诗学观念出现了严重分裂;诗学观念的盛世镜像在诸多方面仍然得以延续,但已明显受到“性灵”说等诗学观念的讥弹。面对晚清诗学观念的重建议题,“祢宋”诗学试图在传统诗学范围内寻找解决矛盾的途径,但在本质上没有越出传统诗学的藩篱。诗学观念能够真正厕身于社会现实,并且逐渐走出传统的藩篱,形成社会批判与干预的价值取向,则是晚清“今文学”家诗学理论的鲜明特征。龚自珍通过“破”面和“立”面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他的“今文学”理论体系,在整体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判立场。龚自珍的“尊情”的诗学观念与诗学实践实际上传承了其“今文学”的价值旨趣,将诗学的主体维度(人格、情感、创造等)放在批判的场域来展现,体现出诗学自身厚重的学术底蕴和较强的批判意识。当然,龚自珍的诗学处处彰显出“出入经学内外”的矛盾张力;在“悲风骤至”的晚清,这也是作为诗人的龚自珍为先觉所必须要承担的代价。魏源力主重新阐释和发挥儒家传统经典之义理,并围绕经世立场建构起了自己的“今文学”体系,将其微言大义的阐发模式作了进一步的延展与深入。魏源的诗学观念与诗学实践延续了其以经世为中心的“今文学”学术价值体系,主张遵循传统的“言志”诗学观念,在强调诗学的社会干预功能的基础上确立了诗学观念的经世立场;但是,正如其“今文学”研究在回归传统中之于传统的突破一样,其诗学也潜在地突破了传统的囹圄,在传承传统诗学观念的过程中彰显了某些被长期压抑和掩盖的诗学审美特质。总的来说,龚、魏的诗学观念虽存在着诸多不同,但他们在几乎一致的学术底蕴下为晚清诗学观念的转变提供了新的突围路径,并且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诗学影响与时代效应。第叁章主要考察了晚清“今文学”家王闿运的诗学思想。作为晚清复古诗学的代表,王闿运的诗学观念却没有延续晚清诗学复古倾向所固有的路径,而是于传统之中选择了尊崇汉魏六朝诗学。王闿运的此种诗学抉择是有特殊的学术背景的,保守杂采的治经原则使其在诗学领域始终没能逾越传统诗学的藩篱,而“今文学”的学术立场又使其诗学复古呈现出不与今人同语的诗学复古理路与视野。总体来看,王闿运在不分门户的经学研究中建立起了主“今文学”的学术价值体系,并且将通经致用和复古意识贯彻到了其诗学领域,即以通经为起点,进而引出对“情”的阐发,再外化为“文”的形式,形成了一条较为完善的以“治情”为核心的复古诗学体系,并且在祢宋诗风盛行的晚清进行了自张一旗的诗学实践,于“另类”中显现出独特的诗学体验和诗学理念。王闿运复古诗学体系的建构体现了具有“今文学”学术背景的诗人之于传统的专注和期望,而这也正是学术发展与诗学演变过程中所必需要面对与承担的。第四章主要阐述了晚清具有“今文学”学术底蕴的维新派诗人的诗学思想。“今文学”在维新运动前后再次出现了高潮,并且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今文学”运动。一方面,一部分具有“游历”背景的文人志士,如王韬、黄遵宪在接触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开始反思和怀疑通经致用的晚清“今文学”价值阐释模式,其诗学观念也在脱离传统束缚之后,于“见闻”中体现出较为开放的现世意识与进步理念。另一方面,一部分具有浓厚政治意图的文人志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将怀疑的精神运用到对传统学术的改造与发挥,对“今文学”的学术研究作了进一步的衍化,形成了力主革新和世用的“今文学”价值立场。与此相适应,维新派的“今文学”思想所体现出来的经学话语分裂与重组,形成了他们进行诗学选择、改良、建构的内在依据,也彰显出他们以传统学术逻辑为轴之于晚清诗学演变所作出的努力和探索。具体来说,就诗学精神的革新而言,维新派诗学提出了“新意境”,用以弥补传统诗学精神的失位所带来的价值真空,在中西新旧交媾的场域中来重塑新的价值立场和诗学话语,并且进行了颇富创造性的诗学尝试。就诗学形式的革新而言,维新派诗人却表现出较为“暖昧”,甚至是保守的立场;“新语句”与“旧风格”共存的困境与张力,显现出他们之于“形式”及其背后意识形态话语的看法与态度,这也似乎预示了维新派诗学的形式理念只能是一种“在路上的言说”。总的来说,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苦难和社会动乱,维新派人士选择了“今文学”的学术体系,在对“今文学”的改造与衍化中将其价值抉择及其方法论延伸到了诗学领域,建构起了世用的诗学体系。然而,维新派人士在浓厚的世用立场中将诗学的演变引向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是他们基于“今文学”衍化而进行诗学演变所必然会面对的历史境遇。第五章主要围绕晚清诗学演变的历史反思与诗学知识范式的嬗变进行了相关论述。“外在化”是晚清诗学演变的传统看法与定位;而我们以“今文学”切入到晚清诗学的演变,不仅在于为晚清诗学演变“外在化”的探究补上“内在化”的思考,而且力图走出经学的阴影,还原晚清诗学演变的真实面貌和历史现状。“现代性”作为晚清诗学演变的“衍生物”与“新品”,正好为我们对晚清诗学演变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历史性考察的视野与维度。然而,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与意识形态,晚清“今文学”无论如何发展与衍化,也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与之相适应,以“今文学”建构起来的诗学话语也必然会面临着严重的现实困境。尔后,随着“今文学”退出诗学的历史舞台,原先受到压抑与排挤的诗学美学话语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诗学知识范式发生了嬗变,诗学也由传统彻底走向近代。文本研究发现,晚清诗学无论如何演变,首先都是基于其主要知识范式的;也就是说,当“今文学”的权威和神圣光环还没有退却前,它仍旧是晚清“今文学”家诗学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
孙建军[4]2013年在《王闿运拟古诗学研究》文中认为论文意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对晚清民国初诗人王闿运的拟古诗学进行深入研讨，并结合诗人生平经历、结社交谊等情况就其诗学的生成本源、构建体系、实践创作及影响等方面作出客观合理的梳理与阐释，以此来探讨其拟古诗学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的价值意义，旨在进一步推进对王闿运诗学的研究。在近代中国，王闿运诗学是一个不为时代左右的诗学体系。其人一生极力追求高雅有文的艺术理想，其诗尊崇汉魏六朝之风，形成以法古为经，以文情为纬的特质。如果说独特的湖湘地域因素、深厚的儒道复古文化传统是孕育王闿运拟古诗学生成先天条件的话，那么积极的个人诗学体用观、主动的创作实践则是其拟古诗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在近代诗学中，王闿运诗学上溯原儒，中承明七子，其间与船山诗学对接，熔清代“性灵”、“神韵”、“肌理”等诸家诗说于一炉，贯通今文经学的思想路径，由文苑入而不反儒林，以诗通经，由“治己”而达天下。其重诗法而不轻文辞所掩之意，卓然一家，可谓是集前代诗学之大成者。王闿运诗学重在师学古之法式，以经学为思想开端，主张作诗旨在持志养性，极力追求蕴藉的情感和绮靡的辞采。其诗学蕴含有对自身所处日益世俗化的诗歌时代的忧虑与反思，其思想开端便是“古今之学的为人为己之辨”。他以古学为基础，从而构建出自己拟古诗学的一系列重要元素：为己、治情、主文、源流、师法。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诗学体系：以“为己”之学为起点，先内化为对“情”的阐释，再演示出对“文”的追求，进而建立起一种思路清晰的以“治情主文”为核心的拟古诗学思维模式。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王闿运始终身体力行，他一生亲历咸、同、光、宣、民国五个时期，结社交谊非常广泛，不论是江湖人事，还是山水佳景，于作品中无不涉及。由此，以他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亦称湖湘诗派），也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其行世诗作近两千首，诸体俱擅，以五古最佳，其诗追学者也无数。后人赞其诗“尽得汉魏六朝之精髓”，然也因他对六朝诗风的过于拘泥而缺少传承。但王闿运的诗学观念和诗学价值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是不容忽视的，在这套论诗和作诗体系中，王闿运对诗歌本体抒情性和审美自觉性的执着追求，即使以现代的标准来衡量，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走在了时代前列的。
刘四平[5]2007年在《王闿运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学术和政治人物。经学和政治是他的生命关怀,其治经主《春秋》而宗《公羊》,主张“通经致用”。一生以“纵横家”自居,希望利用名公巨卿的影响,实行“帝王学说”。即使一时“纵横志不就”,但“慷慨志犹存”。而由于其政治思想的保守性以及个人桀骜不驯的性格特点,使得他的政治梦想最终破灭。其本人亦落个“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的悲剧结果。本文重点探讨王闿运的政治思想。从晚清变局和王闿运的生平活动及其着述起笔;以王闿运的经学思想与政治隐义为切入点,探讨其经学思想与政治主张之互动关系;将王闿运应对时代变局的内政思想、对外思想及其帝王学说作为叁条主线,全面深入地分析其政治思想的内涵和倾向;最后,文章对其政治思想及影响进行了归纳、评价。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王闿运的经学思想与政治思想是互动的关系。他的经学思想反映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反过来,当时的局势又影响了他的经学价值取向。王闿运是晚清着名的今文学派公羊学家,本着“经学以自治”的理念,积极利用经学研究为当时的现实政治服务。他治经独崇《春秋》,是因为其中蕴含了圣人的拨乱之道,可以因应晚清纷乱的时局,并在笺注《春秋》时,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理想很隐微地寄予其中。王闿运经学思想的精髓在于一个“礼”字。他之所积极倡导“礼治”,是因为他认为“礼”才是挽救世道人心的根本大法,其功能在于对内而言以己正人,对外而言可以化导外夷,最终实现中外相安、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理想。经世主张是王闿运应对内政变局思想中的核心。作为积极用世的传统知识分子,他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的经世致用的学风,既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敌视太平天国运动,积极为镇压农民运动出谋划策;又对黎民百姓的民生艰困寄予了无限的同情。既痛陈封建制度的弊端、大胆揭露统治阶级的腐败、贪婪和残暴;又以封建制度的卫道士自居,反对维新变法、新政、立宪和民主革命,极力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如此矛盾的思想倾向,源于对时局的观察和分析。在他眼中,晚清社会的世道浇漓、人心不古、追逐名利、道德沦丧,正是乱源所在,拨乱反正才是当务之急。所以,必须用《春秋》中“礼”的精神来“自治”,社会才能和谐。对外思想是王闿运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闿运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公羊家的“夷夏之辨”思想,并以此观察晚清时期的中外关系。他因袭传统的华夷观,以行事、风俗、礼仪教化为标准来区分夷夏,认为当时西方国家尽管器物文明进步,依然缺乏礼乐文化,与古之夷狄无异;进而提出“防夷以自治为先”以及“化导外夷至于大同”的主张,构成王闿运应对外交变局思想的理论基础。正基于此,他认为中华文明优越于西方文化,声称自己“不喜言西”,排斥西方的一切新生事物,尤其对当时的洋务运动采取抵拒的态度。同时,又主张“严夷夏大防”,坚决抵抗西方列强侵略,体现了一种大义凛然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帝王学说”是王闿运政治思想的最大特色和精神之所在。它是一种根据自己对天下政治大势的分析判断,物色、辅佐“非常之人”成“王”成“帝”的学说和方略。处在乱世尘烟中的王闿运,处于对国家前途的关注和忧虑,怀抱“帝王学说”,希望改革弊政以救乱世,使现行政治走向他理想中的轨道,是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和经世致用思想在其身上的集中体现,具有某种程度的可取之处。王闿运一生都在寻求实现“帝王之学”的机会,然而由于“帝王学说”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与封建性,尤其到了近代,成为了一门背时的学问,最终被时代无情地抛弃。总之,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的王闿运,其政治思想具有过渡性、矛盾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可谓新旧并存,色彩斑斓。尽管就整体而言,可谓属于“保守”范畴,似不足为观;然而也并非完全没有可称道之处,绝不可简单地否定了之。客观地讲,王闿运的政治思想反映的正是晚清传统知识分子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化进程中艰难的心路历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王闿运的政治思想,对于认识王闿运及其所处的那个大变动的过渡时代,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
龙起凤[6]2010年在《王闿运《湘绮楼词》及词论研究》文中认为晚清湖湘文坛领袖王阎运(1832-1916),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民国初年任国史馆馆长。交游广阔,经历丰富,堪称中国百年近代文化史的一个经典个体缩影。其词学观主要体现在《湘绮楼词选序》和《张雨珊词序》两篇着述中,特色在于面对词学尊体大潮,独树一帜地坚持“词为小道”观,既强调词为“靡靡之音”的独特文体性质,又指出词能愉悦身心,启发心智,具有抒发“闲情逸致、游思别趣”的特殊效用和功能。王闿运的《湘绮楼词》既是新旧时代转型期知识分子心灵与情感的承载和记录,也是晚清湖湘词坛的重要代表着述。思想内容方面,《湘绮楼词》中词作主要包括岁月流逝、功业未就的失意之章、书写人间天伦的亲情歌咏、欲作超脱,却又洒满淡淡哀愁的寂寞之音、风致旖旎的艳情词等,题材狭窄,很少涉及社会现实内容,情感相对澄澈单纯。艺术特色方面,《湘绮楼词》并无过多新意,但胜在情真境美、郁婉清幽,具体表现为工于炼字,语言准确生动；长于白描,生活情味浓郁；善于造境,情致含蓄婉转。同时,《湘绮楼词》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并且其中一些意境朦胧,情致婉转的作品暗含丰富潜能,能够引发读者生出无限联想,作出“创造性的背离”诠释。
罗璐[7]2016年在《王闿运《楚辞释》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楚辞释》的研究一方面在于全面梳理和总结《楚辞释》产生的时代背景、成书时问、版本、注释体例和选目特色,另一方面在于重点深入文本内容,探讨王阎运的楚辞思想,从而突出王闿运楚辞研究的显着特色及在楚辞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王闿运阐释《楚辞》有自己的特色。在内容上, 《楚辞释》是一种政治化阐释。王闿运着重从时世政治的角度解读《楚辞》,围绕屈原“兴楚返王”的愿望、“荐列众贤”的举措和所谓“款秦误国”的罪名叁个重要政治节点展开,重新建构了主观性的政治生态体系。 《楚辞释》政治化阐释的背后有王闿运的主导思想和政治寄托。王闿运借屈原的政治谋略传一己帝王之学,纵横思想渗透于整个文本。在风格上,《楚辞释》求新尚奇,在楚辞学史上掀起一股尚奇疑古之风。《楚辞释》阐释特色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王闿运的湖湘本土情结密切相关。其次是经世致用的湖南学风与特殊的历史条件作用的结果。其叁,经今文学家的身份使得王闿运阐释《楚辞》注重寻求微言大义。其四,从王闿运的出身背景及平生际遇来看,王阎运不具有强大的家学背景充当学问指导,出身贫寒,起自陋巷,为了凸显自己的才能,博取更多的关注,不乏刻意求新。最后,王闿运的史学思想亦对其注释《楚辞》产生影响。王闿运立足当世之务,注重以史经世,亦以“通经致用”为旨归。 《楚辞释》阐释特色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阐释风格上对廖平的楚辞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思想内容上,现当代一些楚辞学家也从政治、军事、地理角度解读《楚辞》,承接了王闿运的楚辞思想。王闿运的楚辞思想与其文学创作思想有内在的统一性。他的诗、文创作,就抒写时事政治这一类而言,与《楚辞释》有相同的旨归。众多学者对王闿运的楚辞研究以及其人、其创作有不同的评价,或褒或贬,都凸显了《楚辞释》及王闿运的价值。
王成[8]2012年在《王闿运诗学的复古抉择及其价值衡估》文中提出作为晚清"今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闿运在不分门户的经学研究中建立起了主"今文学"的学术价值体系,并且将通经致用和复古意识贯彻到了诗学领域。王闿运复古诗学的价值旨趣是以其"今文学"学术研究的价值体系为基准的;抛开既有成见,我们有必要对其诗学的现实意义作出适当的价值衡估。
程彦霞[9]2009年在《王闿运选批唐诗研究》文中认为王闿运是晚清汉魏六朝诗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并非谨守汉魏六朝诗歌,亦诗学叁唐。他历时五十多年先后叁次选录唐诗并两次自费出版《唐诗选》六卷本和十叁卷本,并对所选唐诗进行多次批点。从王闿运的选本和批语中不难看出其对唐诗研读和接受的情况:年轻时主盛唐重田园风格;中晚年以后对中唐诗歌有较多反省。其代表诗歌选本《唐诗选》十叁卷的选诗标准也非如选家所言“不出八代之外”,而是一种要尽可能展现唐诗风格和流变的选本,在晚清颇为独特。王闿运以审美为标准,在对唐诗流变的考察中寓优劣高下之品评,五言古诗多以六朝诗歌为衡量标准,七言歌行则是“唐诗推挹东川,裁抑杜陵”。但这并不足以涵盖王闿运的唐诗学,不同的诗歌体式中,王闿运的评价有很大差别。王闿运还有较为鲜明的诗歌史意识,他通过选本、批语和论文,不仅打通了从汉魏、六朝、唐至宋的诗歌自然发展史,也开辟了一条以艺术审美为标准而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追求诗歌自然美学的诗学途径,在推重变风变雅诗歌精神的晚清尤具个性。作为诗坛“旧头领”的王闿运在晚清诗坛成就显赫,地位颇高。王闿运和汉魏六朝诗派的邓辅纶、“唐宋调和派”张之洞及“不名一家”之李慈铭等诗人在疏离宗宋诗风、追求诗歌雅正清丽之风上趋于一致,但在对待杜甫的态度上则有很大差异;王闿运和宗宋诗人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诗学中有相依的成分亦有相离之处,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对韩愈诗歌的接受。王闿运和晚清诗人思想的差异源于审视诗歌的出发点不同,王闿运以审美为标准,而其他诗人多从诗歌教化的功用出发。王闿运影响之下的学风多趋于唐诗,尤以宗中晚唐诗为特色。或主孟郊,或宗李商隐,或调和盛唐、中唐,总之是各执一端,使得晚清唐诗学异彩纷呈。只不过因为他们诗歌成就不高,故而影响不大。笔者把他们梳理出来,一方面可以看出他们对王闿运的传承,一方面亦可以更深入了解晚清唐诗学的现状。
龙包兰[10]2014年在《王闿运《诗经补笺》的研究》文中提出清代是《诗经》研究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不仅人员、成果多,且质量也很高。王闿运是清代杰出的《诗经》研究学者,其《诗经补笺》是《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由于王闿运生于国家、民族多事之秋,其丰富、传奇的人生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文学上,他是汉魏派的代表,在清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学术上,他遍注群经,阐发微言大义,经学立教。本文主要研究了《诗经补笺》产生的背景,认为《诗经》研究史上的名家力作和王闿运的经学思想及文学追求是《诗经补笺》产生和形成的主要原因。对《诗补笺》训诂内容、训诂方法和训诂特点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它在这几个方面都有所贡献。对《诗经补笺》的成就与不足进行初步研究,得出了王闿运撰写《诗经补笺》是为了经世致用、以礼治世的结论。第一章,绪论。旨在说明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对有关王闿运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与分析,并对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予以说明。第二章,王闿运生平及其诗学思想。主要通过对王闿运生平的介绍,了解王闿运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主张,并关注其思想与学术形成的内在原因与外部环境。第叁章,《诗经补笺》的学术背景。介绍历代《诗经》研究和王闿运的经学思想。第四章,《诗经补笺》的训诂成就。研究《诗经补笺》的训诂内容、主要方法和特点。第五章,《诗经补笺》的成就与不足。依据前几章的内容,总结《诗经补笺》在《诗经》研究史上的贡献和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闿运文学复古思想研究[D]. 曹爱群. 苏州大学. 2003
[2]. 王闿运研究述略[J]. 李赫亚.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 晚清诗学的演变研究[D]. 王成.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4]. 王闿运拟古诗学研究[D]. 孙建军. 中南民族大学. 2013
[5]. 王闿运政治思想研究[D]. 刘四平. 湖南师范大学. 2007
[6]. 王闿运《湘绮楼词》及词论研究[D]. 龙起凤. 暨南大学. 2010
[7]. 王闿运《楚辞释》研究[D]. 罗璐. 湖南大学. 2016
[8]. 王闿运诗学的复古抉择及其价值衡估[J]. 王成.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12
[9]. 王闿运选批唐诗研究[D]. 程彦霞. 上海师范大学. 2009
[10]. 王闿运《诗经补笺》的研究[D]. 龙包兰. 江西财经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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