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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时代课题，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第一次作出了比较系统的初步回答，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坚持邓小平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跨越新世纪的征途中，开拓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道路的必然选择。邓小平理论之所以具有这种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因为这一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第一次作了比较系统的初步回答。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邓小平理论的这一主题，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后来又由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不懈探索的重大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主义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在那一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历史趋势作了科学研究，同时也对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基本特征作了科学的预测。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速地向西欧以外，特别是广大亚洲、非洲国家伸展。资本主义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所谓的“世界主义”的现象，在这种所谓的“世界主义”的冲击下，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都面临着如何选择本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
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既具有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功绩，也明显地暴露出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怎样才能在既保留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成果的同时，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就成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必须思考的问题。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研究这一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把理论研究的视野拓宽到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上。后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的这些研究，或称作“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即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什么发展道路的问题纳入研究的范围；或称作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研究。即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怎样既能保留住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又能避免其灾难性后果的问题纳入研究的范围。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发展的主题之一。
在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探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如马克思晚年时就曾以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为例，指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是有可能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即走出一条“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但出现这种可能，是要以“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互相补充”为前提条件的。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更没有对这些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等基本问题作出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思考，成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不懈探讨的最为重要的课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的最为突出的、最迫切需要解答的时代课题。
20世纪初，列宁立足于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作了创造性的探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现实，从而改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先认为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必须要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或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难的实践过程中，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作过初步的理论探讨。列宁相信：“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63页）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时代课题的创新性的探索。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怎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走向社会主义，怎样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已有的成就走向社会主义。由于列宁当时主要还是从“走向”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角度探讨这一时代课题的，并且由于他的过早去世，因此他的许多构想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或经过实践的检验而作出系统的论述。但是，列宁密切地结合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探讨，给人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至今仍然给人以深刻启迪的理论遗产。
后来，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在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也作过多方面的有益的探索，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片面的理解，从而使苏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既具有成功的发展的一面，同时也具有封闭的僵化的一面。可以认为，斯大林的探讨给后人既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遗产，也留下了一些不良的理论教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努力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作了一些重要的成功的探讨，但也留下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教训。
如果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那么，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必须解答的时代课题。能否对这一时代课题，作出科学的解答，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世界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这一百年探索的时代课题，历史地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题。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对构成这一时代课题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探讨中，提出了一系列适合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理论的创新：邓小平理论对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长期思索的重要问题，即如何理解和处理好坚持、继承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问题，作了科学而杰出的探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的理论上的创新，在很大意义上是因为他科学地理解并处理了如何坚持、继承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1页）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在它的发展中从来就不是平顺地、直线地发展的。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在经历它产生后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时，首先遇到了来自伯恩施坦的挑战。1896—1898年间，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的系列论文，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解释进行批判”的代表作；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公开决裂的宣言书。在这些著述中，伯恩施坦尽管看到了时代的某些变化，看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一些重大变动，但他却教条地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从而采取了全面“修正”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当时，伯恩施坦的批判者，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虽然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伯恩施坦抛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但却没有能够进一步从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变动的高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从而没有能够真正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就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即怎样在时代的变化中坚持、继承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这一重大问题，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不懈的探索。列宁深刻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的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在与历史和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的结合中、在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的结合中，对时代与社会发展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得出新的科学结论。列宁面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对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进行了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新变化的实质。在这一基础上，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竞争和垄断的关系，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的作用，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资本过剩等等问题的分析方法，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创立了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如何处理好坚持、继承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问题上，列宁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告诫人们：“……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理中为世界阐述新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418 页）恩格斯晚年也曾一再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742—743页）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真正的源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之一，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相结合，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对时代发展和一定社会关系的基本性质及其发展趋势作出新的回答、得出科学的结论。
在中国，毛泽东思想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20世纪上半期时代发展特征相结合，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生前时常提醒我们注意：“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34页）毛泽东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成功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并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艰辛的探索。
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时代变化的新特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邓小平也一再地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页）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的分析，作出了科学的判断。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正在于：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邓小平面对时代、尊重实践、着眼发展，在比较系统地初步地解决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中，正确地处理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发展、创新辩证关系问题。因此，在当代中国，只有把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才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深刻理解，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孤立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当代中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丢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就会丧失立国之本，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以僵化的、教条的眼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同样会离开正确的道路，迷失前进的方向。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有着更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创新的理论与理论的创新：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就在于它既来源于实践，经过实践的检验，同时也为今后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
从我国改革开放近20年的社会发展实际来看，坚持邓小平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一系列巨大成就的根本保证。
回顾历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以当代世界和中国一系列客观的经济的和历史的条件为基础和前提的。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产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最广阔的历史背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及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极为丰富的理论和现实材料；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产生的新事物、新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最丰富的实践基础和最深厚、最直接的来源。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不仅是形成正确的理论认识的源泉，而且也是检验理论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即使我们过去已有的或其他国家已有的成功经验，也不能完全照搬，而是要结合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其适用的范围和程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人民锐意改革、努力奋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创造出许许多多新的经验，形成了走自己的路的方方面面的新的方针、政策，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整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整个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实践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有力地推动我们突破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一些陈旧的理论教条的束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根本问题上产生了新的理论飞跃。
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热切地关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博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的过程中，不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而且还对实践这一宏伟蓝图的战略步骤和措施作了科学的论述。他的理论贯通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了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他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的理论勇气，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我国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一再证明：在我国社会发展实践中形成，并经过这一实践检验的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特别是在80年代末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考验的事实；在90年代初以来面临各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下，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的事实，都显示了我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生命力，尤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就在于：它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邓小平理论的最显著的特色就在于：面对当代世界的实际、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实际，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只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我们还处在探索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理论就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将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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