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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有狭隘的民族意识
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是指那种纯粹以本民族利益为中心、缺乏博大的人类意识、世界关怀和普遍同情的情感和意识。由于封闭的地缘政治格局，由于自明清以来在国际冲突中一直属于弱势国家，我们有些中国人一方面以泱泱大国自居，一方面对世界尤其是西方充满恐惧和敌意，渐渐地形成了一种病态的狭隘的民族意识。这一点影响到了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学叙事一旦涉及国际矛盾和民族冲突，就陷入一种简单的愤怒与仇恨之中，缺乏更博大的人道情怀。这一点在《白鹿原》中有极为典型的表现。《白鹿原》中的民族冲突是中日战争。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也是自明代以来，给中国人民造成骚扰和伤害最多最深重的国家。中国人对这个尚武、偏执的民族怀有戒备心理甚至仇恨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人类是凭着爱意与人道才能活下去的，才能使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真正变成人的世界。而文学正是为人类提供这种伟大启示和精神支援的，所以，伟大的文学可以表民族情感，但不能狭隘，而应该有更博大的人道情怀。在这一点上，《白鹿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写朱先生等人发表抗日宣言等等都是可以的，但在这之外，我们没有看到陈忠实为我们提供更博大的情感空间和更可取的人道立场。我们可以通过与《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来具体说明这一点。在这两部小说中都写了民族战争，都写到了敌人的死亡，但读者感受到的作者的情感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肖洛霍夫谴责战争，对所有死于战争的生命都给予同情和怜悯。陈忠实没有做到这一点。例如，两部小说都写到了一绺头发。在《静静的顿河》中格利高里杀死了一个德国士兵，他非常痛苦、难受，慢慢地走到死者的身边，发现他的口袋里有一个小夹子，他打开来，看到一个德国姑娘的照片，与照片一起，还夹着姑娘的一绺金黄的头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实在催人泪下。肖洛霍夫的伟大，就在于他能超越战争状态下的民族对立，来关注这一绺金黄的头发。陈忠实也写到了头发。那是鹿兆海每杀死一个日本兵，就要割取一绺头发，最后集成一束，交到了朱先生手中。朱先生燃烧它来祭奠鹿兆海时，竟然被那股焦味恶心得嗷嗷地呕吐起来。说老实话，我读到这里极不舒服。我的原则是仇恨止于死者。人都死了，还要这么过为已甚，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什么？所以，就这一点看，陈忠实显然远不如肖洛霍夫的。其实，在一点上，很少有哪个中国作家是达到了及格线水平的。
陕西作家的优势和欠缺
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大都像农民种地一样写东西，而大都擅长写农民。他们远离中国的政治或现代经济中心，用尼采的话说，是“远离市场和荣誉”，从客观上来讲，这是有利于创作的。西安是一座古朴、温馨的城市，虽然小，但历史悠久，文化氛围也好，利于作者生存。舒缓、从容的生活节奏，也有利于作家从容地写作。欠缺嘛，陕西作家接受完全、系统教育的比例较低，因此显得学养差、知识构成不健全，这影响了他们在思想上的成熟和深刻，使不少作家不能以更高远的视界来审视世界、观照生活。所以，陕西作家需要静下心来，多读书，积学以储宝，提高思想能力。另一个问题是精神上的，陕西作家缺乏现代文明指衡下的主体精神姿态和价值理念。具体地说缺乏彻底的批判精神，独立的人格意识，现代的公民意识、自由意识。他们离体制的距离太近，对来自体制内的评价和奖赏过于在意，让人觉得缺乏骨气和大境界。这一点比人家拉美作家差远了。人家像马尔克斯所说的那样，是“啄食社会腐肉的秃鹫”，而咱们呢，是人家屋檐下的麻雀而已。
读《怀念狼》，体验到被戏弄的感觉
贾平凹的创作我一直关注。我希望他的创作能有新的突破和实绩。但他先生阁下常常令我失望。自《废都》以下，我在他的小说中较少看到让人略感满意的东西。没有新的精神视境，没有新的话语风格，没有智慧的叙述形式，没有塑造出真正活的人物。永远是那副样子：不今不古、不死不活、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人不鬼、不冷不热、不文不白。食之既已无味，弃之亦不可惜。然而，贾平凹的书一直卖得很火。这真是一种怪现象。中国特色的怪现象。我把这看成文学腐败的一种典型样态。这种腐败是由多种腐败主体合谋的结果。难道在中国，腐败真的无孔不入，真的成了一种气息、一种氛围、一种生存方式了吗？难道连文学也避免不了被腐败打垮的命运吗？
《怀念狼》一出来，我就读了。读后的感觉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说，就像落了一头雾水。我又一次体验了被戏弄的感觉。乏味、苍白、浅薄，混乱、虚假、做作、了无新意，真可以说一切坏小说的毛病，都让它占全了。还有半通不通的病句，别别扭扭的修辞，像爬上脚背的癞蛤蟆，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还有偶尔露峥嵘的常识性错误，诸如“鲁迅的小说《祥林嫂》”啦、《唐吉诃德》里有个星期五”啦，简直叫人怀疑作者是否认真地读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之类的书。总之，这是一部消极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它也许会获得某个后现代评奖委员会颁发的“国际大奖”，但这对普通读者来讲，是毫无意义的。《怀念狼》的基本性质是虚假和苍白，它的叙事策略上的突出特点是拼凑和编造，而它对读者的态度则是戏弄和缺乏平易待人的诚意。它是一场游戏，但从中感受到乐趣的，只有作者、商人化的编辑和乡愿式的评论家；它是一次成功的商业行为，但拍着鼓鼓的钱袋、满脸堆笑的是《收获》杂志和作家出版社；最后，据说它还是一次“大地震”，震中在北京，震源来自这部小说的作者、编辑和不负责任的评论家，但受灾的却是全国各地的轻信、盲从而慷慨的无数普通读者。
平凹爱讲的一句话是“淤泥里生长出来的莲花是圣洁的”。不错，很有诗意。但文学的莲花是高贵的精神之花，是从纯洁的心灵世界里生长出来的。如果心灵世界本就是一摊淤泥，那就别指望体验到“如莲的喜悦”。因此，我现在给平凹的忠告就是，澡雪精神，疏瀹五藏，同时放下手中的笔，好好读一些有现代性价值的好书，认真地思考一些切实与现实关联着的重要问题。如果这样，还是一行有价值的字也写不出，那就不写也罢。有写之不写，有不写之写。前者虽然在写，但比不写东西还坏，因为它的失败在减损作者的声望和读者对他的信任；后者虽然不写，但却比不成功的写作要好，因为它至少不会伤害读者，不会以消极的写作败坏我们的精神环境，在腐败性的写作环境中，写不出东西的作家，应该选择后者。
节选自《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题目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