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新中产阶级对左翼政党支持减弱的原因分析
周 燕
【内容提要】 近年来,左翼政治势力在掌握拉丁美洲多国执政权十多年后,逐渐显现出衰弱趋势,该现象在巴西尤其显著。同时,21世纪前十年里拉美地区中间阶层的人数不断增长。巴西以收入划分的中间阶层已占全部人口的近一半。该阶层在巴西被称为“新中产阶级”,在反对左翼政府的游行示威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他们投给左翼政党的选票也逐渐减少。新中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向上流动受益于左翼政党执政期间的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但他们却在近几年里转变了对左翼政府的支持。理解新中产阶级的特征及其政治倾向,有助于从社会支持基础的角度理解巴西近年来的政治形势变化。巴西新中产阶级依然存在的经济脆弱性使其重视工作和自力更生的意义,由此更偏好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反对政府的过多干预;此外,原有社会网络的维持使他们在文化上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受家庭主义、熟人网络和福音派教会的深刻影响,重视私人利益且不关心公共福祉,由此加剧对政府社会福利项目的反感。
【关键词】 巴西;新中产阶级;政治倾向;左翼政党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左翼政治势力所代表的“粉红浪潮”席卷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委内瑞拉左翼领导人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在1998年赢得总统选举,此后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的左翼或中左翼政党也相继取得本国执政权。然而,这种形势并没有持续多久。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衰退和政治腐败的频发,许多国家左翼政党的执政受到威胁,右翼和中右翼政治势力重新占据国家权力的中心。
在巴西,工人出身的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于2002年赢得总统选举,带领劳工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走上执政舞台。然而,以劳工党为代表的巴西左翼政治势力的式微在近年来尤其典型。自2013年起,反政府示威游行活动在巴西主要城市层出不穷,人们抗议政治腐败和严重的经济危机,要求提高教育、医疗、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此后,时任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 f)于2016年遭到国会弹劾。在选举时与劳工党结盟的主要党派在弹劾案中纷纷反水。2018年4月,前总统卢拉在受到两年的腐败指控和调查后被正式逮捕,入狱服刑12年,因此无权参加同年10月的总统大选。来自右翼党派社会自由党(Partido Social Liberal)的总统候选人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赢得大选,将于2019年开始执政。
除失去联邦政府的行政权外,左翼政党在联邦立法机构的影响力也不断被削弱。在81个参议员席位中,劳工党的议席在2014年从13席降为9席,在2018年的大选后又减至6席;513个众议院席位中,劳工党在2014年选举时获得68席,相比2010年的86席已有减少,在2018年选举中又降至56席。① 数据来源于巴西参议院(Senado Federal)和众议院(Câmara dos Deputados)网站,https://ww w25.senadol.eg.br,http://w w w2.camaral.eg.br,访问日期:2018年11月26日。
左翼政党的衰弱还体现在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上。在2004年、2008年、2012年和2016年的四次市级选举中,劳工党取得的市长席位分别为411、557、632和254,最近一次选举所得席位仅占总席位的4.6%;包括劳工党在内的前三大左翼政党所获市长席位比例也有所下降,由2012年的近25%降至2016年的18%。② 数据来源于巴西最高选举法院(Tribunal Superior Eleitoral),http://www.tse.jus.br/eleicoes/eleicoes-anteriores,访问日期:2018年5月7日。
左翼政治势力的式微不仅是劳工党执政失败及不同党派间权力斗争的结果,更体现了民众支持的减弱。劳工党民众支持率的变化在巴西社会结构五个阶层的中间阶层C阶层里最明显。这一阶层被媒体和政府称为“新中产阶级”,大多居住在巴西东南部,而这正是劳工党选民基础减少最多的地区。研究显示,C阶层对劳工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在2010年大选中已出现下降,由2006年对卢拉的70%支持率减少为对罗塞夫的66%;而2014年大选中C阶层投票给劳工党候选人的比例是46.5%,首次低于投给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Partido da Social Democracia Brasileira)的53.5%。① Priscila M.Lapa,Como Votou a Classe C nas Eleições Presidenciais Brasileiras de 2014?Tese de Doutorado,Recife:Universidade Federal de Pernambuco,2016,p.122(《2014年巴西总统选举中C阶层如何投票?》,博士论文,累西腓:伯南布哥联邦大学,2016年,第122页)。劳工党持续获得位于社会分层最底层的D阶层和E阶层的支持,但在人口比例占全国总人口近一半的C阶层中却逐渐失去支持。C阶层也是在反政府示威游行中最活跃的群体。② AndréSinger,“Quatro Notas Sobre as Classes Sociais Nos Dez Anos Do Lulismo,”Psicologia USP ,Vol.26,No.1,2015,pp.7-14(《卢拉主义十年间有关社会阶层的四条要点》,《圣保罗大学心理学学报》2015年第26卷第1期,第7至14页)。
值得注意的是,C阶层中许多人原属社会结构分类中的最底层,在劳工党执政期间因经济发展、就业增加、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社会政策支持等有利形势而实现了经济上的阶层上升。2003年至2011年期间,超过3900万巴西人上升为C阶层,该阶层总人数在2011年达到1.055亿,占巴西总人口的近一半。③ Marcelo C.Neri,A Nova Classe Média :O Lado Brilhante da Base da Pirâmide ,São Paulo:Saraiva,2012,p.27(《新中产阶级:金字塔底层的光明面》,圣保罗:萨海瓦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为何在劳工党执政前期受益的新中产阶级会在后期转变对左翼政府的支持?除对经济形势和政府腐败不满外,他们政治态度的转变与其本身的阶层特征有何关系?占人口近一半的新中产阶级是巴西选举政治中最大的变数,并在选举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研究他们的社会经济特征及政治倾向对于我们从民众支持的角度理解左翼政治势力的衰弱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助推断巴西民主政治未来的走向。
国内市场：据协会监测的23个省份数据显示，中国磷酸二铵批发价格周环比总体持稳。其中，山东、湖北、陕西、甘肃、新疆5省区市价格上涨，涨幅分别为8.3-37.5元/吨，山西省价格下跌45.8元/吨，其余省区价格持稳。中国磷酸二铵零售价格周环比持稳。其中，福建、山东、陕西3省区价格上涨，涨幅在37.5-50元/吨，山西、湖北、新疆3省区价格下跌9.1-108.3元/吨，其余省区价格保持稳定。
二、关于社会阶层与政治倾向的讨论
基于阶层和阶级的政治行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起,阶级分野成为许多学者解释欧美国家选民投票模式的核心变量。李普塞特等认为某一阶层有共同经济利益,因此其政治投票的选择符合阶层的物质利益;经济资源少的阶层倾向于支持与再分配相关的政策,经济资源多的阶层则因不愿意分享财富而反对此类政策。① Seymour M.Lipset,Paul F.Lazarsfeld,Allen H.Barton,et al.,“The Psychology of Voting: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Behaviour,”in Gardner Lindzey,ed.,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2,Cambridge,MA:Addison-Wesley,1954,pp.1124-1175.有学者构建了“阶级投票指标”,② Robert Alford,“A Suggested Index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cial Class and Voting,”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26,No.3,1962,pp.417-425.用于衡量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投票给左翼政党的比例差异。这一时期的研究认为,③ Ronald Inglehart,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西方民主国家的工人阶层比非工人阶层更倾向于投票给左翼政党。
与在公共部门担任稳定职务或在私营部门具有较高职务的传统中产阶级相比,新中产阶级大多在私营领域担任基础性职位,且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他们的工作通常不要求具备高技能或学历资格,更容易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2012年对巴西新中产阶级开展的调查显示,该阶层的种族构成与各种族在总人口的比例接近,其中黑人和混血人种占53%,白人和黄种人占47%;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带,比例为88%,高于全国城市化水平;一家之主的教育水平整体较低,51%的人未完成初等教育或没上过学,有高中教育经历(包括未毕业)的人仅占31%,有大学教育经历(包括未毕业)的人只有7%;拥有受劳动法保护的正式工作的人口比例占56%,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54%,但仍意味着近一半新中产阶级没有正式工作。③ Brasil,Vozes da Classe Média ,Brasília:Secretaria de Assuntos Estratégicos,2012,p.20(《中产阶级之声》,巴西利亚:战略事务局,2012年,第20页)。劳动适龄人口中的近60%处于就业状态,④ 同上,第21页。 但许多人在职业分层中位置低,工作条件艰苦,劳动时间长,同时承担多份工作,且不受劳动法保护。大多数人的月收入不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1.5倍。他们的职业包括家政工、保安、司机、看护员、服务员等,对技术要求很低甚至不需要技术;另外有一些工人或工匠本身具备一些技术,但因教育水平低或缺乏正式的职业资格而只能承担基础劳动;再好一些的是拥有自己生意的小业主,如街头或集市的商贩、社区小商店业主、小停车场业主、农村有土地农民等;教育水平更高的新中产阶级承担具有一定脑力和知识要求的工作,大多是销售员、接待员、办公室助理、技术助理、公立学校教师等,这部分人比例较小。
这并不意味着新中产阶级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他们希望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为持续的经济上升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保障。医疗、教育、交通和治安等服务的性质从根本上而言是公共的,需要由政府来提供,市场不能完全取代。新中产阶级受限的经济能力也决定了他们目前仍需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来满足相应需求。另外,政府的决策影响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都与新中产阶级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他们在政治立场上非常实际,注重个人和家庭利益能否得到保障。
文献显示,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是欧美国家阶级投票显著度减小的原因之一。许多研究⑥ Jess Benhabib and Adam Przeworsk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distribution under Democracy,”Economic Theory ,Vol.29,No.2,2006,pp.271-90.Edward L.Glaeser,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ópez-de-Silanes,et al.,“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9,No.3,2004,pp.271-303.肯定了中产阶级对民主发展和巩固的积极作用,认为这一阶层在政治上更偏好温和与稳定,而非革命性变化;同时因拥有更多经济资源而对未来更乐观,由此支持既有民主制度。中产阶级倾向于通过选票支持温和、民主的政党,惩戒极端化的政党。
与欧美国家较稳定的中产阶级相比,拉美地区的中产阶级在经济上更加脆弱。世界银行的报告将拉美中产阶级定义为每日收入在10—50美元间的人群,并统计出该人群的比例从21世纪初起已增至拉美总人口的三分之一。⑦ Francisco H.Ferreira,Julian Messina,Jamele Rigolini et al,Economic Mobility and the Rise of the Latin American Middle Class ,Washington,DC:World Bank,2013,p.1.然而,他们中许多人刚脱离贫困、实现一定收入增加,仍需公共政策的保障以避免重返贫困;在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上还需继续提升,才能达到稳定中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状况。① Francisco H.Ferreira,Julian Messina,Jamele Rigolini et al,Economic Mobility and the Rise of the Latin American Middle Class ,p.151.因此,拉美中产阶级在政治选择上更加实际;只要符合自身经济利益,他们既可以支持民主变革也能容忍军政府等极端政体。② 同上,第171页。
尽管市场不断扩大、业务不断增长，IoT仍处于技术发展的初期，依旧面临一系列的安全隐患，庞大的数量和自身的脆弱性使得IoT设备极易成为黑客的首选目标。电影《速度与激情8》中数以万计的智能车辆被“天眼”系统恶意操控，进而组成“僵尸车联网”围剿国防部长；再如，2016年下半年，Mirai病毒控制超过30多万台的IoT设备对Dyn公司、OVH公司发动大规模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致使164个国家或地区受到影响。因此，IoT产业化的日益加速与技术的安全可信之间的矛盾成为该领域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推动新型IoT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于拉美中产阶级政治倾向的研究显示,更高收入与偏右翼的意识形态相关,更高教育水平的人则更支持左翼思想。③ Luis F.López-Calva,Jamele Rigolini,Florencia Torche,“Is There Such Thing as Middle Class Values ?Class Differences ,Value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in Latin Americ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Forschungsinstitut zur Zukunft der Arbeit,No.6292,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IZA):Bonn,2012,p.15.另有研究发现,该地区中产阶级将税收视为再分配政策,因此不倾向于支持税收;更偏好自由的市场化竞争和私营行业;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不断减小,质疑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④ Mauricio Cárdenas,Homi Kharas,and Camila Henao,“Latin America's Global Middle Class ,”Working Paper,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相对于世界银行定义的拉美中产阶级而言,本文讨论的巴西新中产阶级更具有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异质性。根据社会阶层分类方式之一的巴西经济分类标准(Critério de Classificação Econômica Brasil,简称 CCEB)2016年发布的数据,⑤ 2016年的巴西经济分类标准是基于2014年人口普查数据统计的结果。该标准规定,A阶层家庭月收入超过20888雷亚尔,B阶层在4852至20887雷亚尔之间,C阶层1625至4851雷亚尔,D和E阶层768至1624雷亚尔。2014年巴西最低工资标准是724雷亚尔(约合200美元)。 作为新中产阶级的C阶层指的是月收入在1625—4851雷亚尔(约合508—1516美元)间的巴西家庭。如按每户3人计算,巴西新中产阶级每人的日收入在5.6—16.8美元间;按每户4人计算,该区间则降为4.2—12.6美元。因此,按照世界银行对拉美地区的标准,该定义所覆盖的人群其实包括了一部分下层中产阶级(日收入在10—20美元间)及经济脆弱群体(日收入在4—10美元间,区别于贫穷阶层)。
经济学家马塞洛·内里(Marcelo Neri)于2008年首先提出正在崛起的“新中产阶级”的概念。他从两个角度进行定义:一是基于人们像追求所谓的“美国梦”那样对上升到中产阶级的期望;二是从社会结构最底层上升到C阶层的人们事实上处于巴西社会阶层分类的中间。⑥ Marcelo C.Neri,A Nova Classe Média ,Rio de Janeiro:FGV/IBRE,CPS,2008,pp.21-22(《新中产阶级》,里约热内卢:瓦加斯基金会社会政策研究中心,2008年,第21—22页)。此概念并不具有充分的社会学准确性,其含义更多体现了政治建构的色彩。劳工党政府支持“新中产阶级”概念在媒体上的传播,并将其嵌入一些公共政策。这符合劳工党政府当时推行的促进社会融合、提高公众对更好生活的期待的议程。CCEB按200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计算了各阶层比例,其中C阶层占36%;而201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一阶层的比例已经上升到巴西总人口的47.8%。① 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e Empresas de Pesquisa(ABEP),“Critério de Classificação Econômica Brasil,”(巴西企业研究协会,巴西经济分类标准),2003年,2016年,http://www.abep.org/criteriobrasil,访问日期:2018年5月2日。
巴西学术界普遍认为,“新中产阶级”的定义有别于传统中产阶级概念。提出该概念的内里也承认,对“新中产阶级”的界定并非基于社会学意义,而且月收入在最低工资三到六倍之间的家庭在生活成本很高的大城市显然没法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② Marcelo C.Neri,A Nova Classe Média :O Lado Brilhante da Base da Pirâmide ,São Paulo:Saraiva,2012,p.83.(《新中产阶级:金字塔底层的光明面》,圣保罗:萨海瓦出版社,2012年,第83页。)有研究认为“新中产阶级”的组成群体从实际意义上而言是“新工人阶级”,该阶层增长的消费能力主要归因于服务行业扩张给相关从业人员带来的收入提升。③ Marcio Pochmann,Nova Classe Media ?O Trabalho Social na Base da Pirâmide Social Brasileira ,São Paulo:Boitempo,2012,p.10(《新中产阶级?巴西社会金字塔底层的社会工作》,圣保罗:波易登普出版社,2012年,第10页)。“新中产阶级”概念其实体现的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一部分底层民众在经济上取得的向上流动。
因此,我们在分析巴西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时,除了考虑社会中间阶层的政治特性外,还必须将其置于巴西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中进行思考。
三、经济脆弱性催生自由主义倾向
巴西新中产阶级的最大特征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显著提升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该时期内,他们在国民消费中的比例由25.8%提升到44.3%。④ Sâmara B.Macedo,Aline P.Sales and Daniel C.Rezende,“O Perfil da Nova Classe Média e a Influência do Capital Cultural,”Revista Pensamento Contemporâneo em Administração ,Vol.8,No.4,2014,pp.48-64(《新中产阶级特征与文化资本的影响》,《当代管理学思想研究》2014年第8卷第4期,第48—64页)。这部分人注重物质消费,希望在收入提高后改善家庭生活舒适度,因此购买的主要是能够实现这一目的的生活必需品,包括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摩托车、汽车、属于自己的房子等。同时,新中产阶级的消费是理性的,有计划并注意控制价格。这是因为他们实现经济阶层上升的过程非常艰辛,伴随着大量工作、个人努力、提前规划和自我控制,以牺牲一定的当前舒适来实现未来计划。
新中产阶级虽然实现了一定的经济阶层流动,但依然存在经济脆弱性及向下流动的风险,因此他们非常实际,追求维持现状与生活稳定,强调个人的辛勤工作并构筑风险抵御机制。他们认为自己实现阶层流动的最主要原因是个人努力,而非政府的作用。由于文化和社会资本受限,大多数人无法将自己的阶层上升与更大的政治框架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相联系。工资收入是新中产阶级实现阶层流动的主要原因,其推动力包括经济稳定发展时期生产力的提升、就业岗位的增加及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许多此前获得政府补助的家庭逐渐脱离了对补助的依赖,通过劳动得到更多收益。他们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加对自我努力的信心,不再期待来自政府的帮助。① Luís G.Barrucho,“Lamounier:A Classe C Quer Muito Mais,”Veja ,19 fev,2010,(《拉莫尼尔说C阶层想要的更多》,《瞭望》杂志,2010年2月19日),https://veja.abril.com.br/brasil/lamounier-a-classe-c-quer-muito-mais/,访问日期:2018年5月8日。由此,他们将工作视为改善生活和维持一定消费水平的重要工具,其背后体现的是注重个人努力的“英才主义”。
其次，利用学生的家庭生活时间，进行交际实践训练。如在学了《打电话》后，我布置了这样一个作业：让学生把自己一天的所见所闻，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打电话讲给外地打工的父母听，并推广到口头讲给在家的爷爷奶奶听。以后每学一个口语交际专题，我都让孩子们回家完整讲给家长听、讲给小伙伴听。时间一长，我惊奇地发现，低年级学生愿意交际的面也逐渐广了，不局限于单一的某一个人；孩子交际的内容也逐渐增多了，言之有物了；交际的话题也转向日常生活，能由衷地、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了。
本文探究如何提升医院档案管理工作有效性的路径，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探究，对于医院档案管理工作开展能够做出相应的指导。总的来说，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不断重视医院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十分必要。因此积极探究提升档案管理有效性的策略，能够对于档案管理工作的侧重性开展做出依据，也是今后档案管理工作开展的重要趋势。
这体现了新中产阶级在经济上依然存在的脆弱性。他们体会到消费能力提升带来的赋权,同时也认识到消费能力并不能使他们真正实现中产阶级身份,也无法完全脱离重回贫困的风险。① Luís F.Saraiva,Joyce C.Rezende,João V.Reis el at,“A Nova Classe Média:Repercussões Psicossociais em Famílias Brasileiras,”Psicologia USP ,Vol.26,No.1,2015,pp.52-61(《新中产阶级:巴西家庭的心理社会影响》,《圣保罗大学心理学学报》2015年第26卷第1期,第52—61页)。自2014年巴西陷入经济危机以来,D和E阶层的比例由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的26.6%上升为2017年的28.5%;② 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e Empresas de Pesquisa(ABEP),“Critério de Classificação Econômica Brasil,”(巴西企业研究协会,巴西经济分类标准),2018年,http://w ww.abep.org/criterio-brasil,访问日期:2018年5月2日。 其中涨幅最明显的是在集中了最大比例新中产阶级人口的东南部地区,D和E阶层比例增长4.6%,这意味着相近比例的C阶层在经济危机中重回贫困;在C阶层集中的里约热内卢大都会地区,这一涨幅高达5.1%。
个人英才主义的意识及在参与私营经济中获得的阶层上升,使新中产阶级倾向于支持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反对政府干预。超过60%的C阶层渴望创业,② AndréRicardo Salata,“QueméClasse Média No Brasil?Um Estudo Sobre Identidades de Classe,”Dados ,Vol.58,No.1,2015,pp.111-149(《谁是巴西中产阶级?关于阶层身份的研究》,《数据》2015年第58卷第1期,第111—149页)。有自己的生意,但面临教育水平低、纳税压力大等障碍。他们希望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降低赋税,即便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对社会扶持项目资助的削减。③ AndréSinger,“Quatro Notas Sobre as Classes Sociais Nos Dez Anos do Lulismo,”Psicologia USP ,Vol.26,No.1,2015,pp.7-14(《卢拉主义十年间有关社会阶层的四条要点》,《圣保罗大学心理学学报》2015年第26卷第1期,第7—14页。)在劳工党执政后期,罗塞夫总统在上台后强调“大政府”,加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此逐渐失去偏好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新中产阶级的支持。
新中产阶级自力更生的态度也体现在构筑风险抵御机制的方式上,即在医疗、教育和其他保障性服务方面重视市场的力量。一方面,巴西公共服务本身普遍质量较差,公共部门效率低下,加上严重的政治腐败,民众对政客和政府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大多数新中产阶级目前依然依赖于质量不佳的公共服务,因此积极寻求私营部门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新中产阶级在实现一定经济向上流动后,在行为上也向传统中产阶级靠近。许多人将购买私立医疗和教育作为未来计划,认为免费的公立医疗和教育是面向穷人的,而生活更好的人们就应该购买私立服务。① Marina de M.Souza,“Nova Classe Média em Juiz de Fora :Estilo de Vida ,Consumo e Uso Simbólico dos Bens ,”p.211(《茹伊斯·迪福拉的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消费和象征性用途》,第211页)。
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产生变化,工人阶级规模减小,中产阶级人数增加且体现出更多异质性。研究肯定了阶级投票显著度的不断减小,并将原因归结于更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水平等社会阶层特征,以及更分化的政党意识形态。④ Paul Nieuwbeerta,“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in Postwar Societies:Class Voting in Twenty Countries,1945—1990,”Acta Sociologica ,Vol.39,No.4,1996,pp.345-383.21世纪后的研究则更多关注政党分类的多样化及其竞选方案所吸引的选民基础。有学者认为,新左派政党更吸引教育程度高的选民,尤其是新中产阶级;激进型右派政党则在教育程度低的选民里更受欢迎,尤其是工人阶级。⑤ Oddbjørn Knutsen,Social Structure and Party Choice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Longitudinal Study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195.政党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及社会结构的分化使阶级投票显著度进一步降低,尤其在经济领域。
从新时期加强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实效的角度来看，运用互联网思维去指导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高校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面临新的难题和挑战，主要在于教育观念亟需转变、教育载体有待创新。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需融入互联网思维，将互联网思维引入教育实践中，分析和理解教育过程出现的新问题，这是对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的现实把握。
以上现象的原因不仅包括新中产阶级的经济脆弱性及节省生活成本的需求,也包括他们对社区熟人网络的依赖。许多人是从巴西东北部或北部等较贫穷的内陆地区来到经济发达的东南部或其他沿海城市的第一或第二代移民,与一起移民的亲属和同乡朋友的关系因此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本。经济向上流动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和消费,但不意味着疏远或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网络;他们选择修缮房屋,或在父母所住的同一社区内购地建房或购买公寓,即便搬离原有社区也会寻找邻近的更好住房。④ Marina de M.Souza,“Nova Classe Média em Juiz de Fora :Estilo de Vida ,Consumo e Uso Simbólico dos Bens ,”p.190(《茹伊斯·迪福拉的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消费和象征性用途》,第190页)。除在日常生活中提供必要的相互支持外,熟人网络还是新中产阶级重要的信息渠道。他们需要经常寻找工作机会和技能培训课程等信息,邻居、朋友和熟人是其重要的参照对象和信息来源。计划创业的新中产阶级也倾向于依赖熟人的已知经验和信息,而不是寻求政府设立的与扶持小企业相关机构的帮助。⑤ 同上,第175页。
四、文化和宗教加强保守主义倾向
虽然大量新中产阶级参与2013年后的反政府游行活动,但他们并不能成为政治中改革性的力量。从文化和宗教的角度而言,他们具有保守性,关注个人和家庭利益,而非公共福祉。新中产阶级的文化和社会资本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原有价值观和习俗等。② Hilaine Yaccoub,“A Chamada ‘Nova Classe Média’:Cultura Material,Inclusão e Distinção Social,”Horizontes Antropológicos ,Vol.17,No.36,2011,pp.197-231(《所谓的新中产阶级:物质文化、包容和社会区隔》,《人类学视野》2011年第17卷第36期,第197—231页)。
大多数新中产阶级依然住在原来的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社区,每天通勤时间成本高,还面临毒品交易和暴力等安全隐患。201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巴西1170万贫民窟居民中约65%在收入上属于新中产阶级。① João P.Caleiro,“65%dos Moradores de Favelas no Brasil São de Classe Média,”Exame ,31 out 2013,(《巴西贫民窟65%的居民为中产阶级》,《审视》杂志,2013年10月31日),https://exame.abril.com.br/economia/65-dos-moradores-de-favela-sao-de-classe-media/,访问日期:2018年5月2日。在最大城市圣保罗,约46%的居民住在边缘地带,② Plínio Fraga,“Mais da Metade dos Paulistanos Diz Morar na Periferia,Segundo Datafolha,”Folha de S.Paulo,18 junho 2016,(《民调机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一半圣保罗人住在边缘地带》,《圣保罗页报》,2016年6月18日),https://ww w1.folha.uol.com.br/cotidiano/2016/06/1782867-mais-da-metade-dos-paulistanos-dizem-morar-na-periferia-segundo-datafolha.shtml,访问日期:2018年5月2日。 包括贫民窟和其他贫寒社区;而圣保罗的D和E阶层仅占总人口数的11.2%左右,③ 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e Empresas de Pesquisa(ABEP),“Critério de Classificação Econômica Brasil,”(巴西企业研究协会,巴西经济分类标准),2016年,http://www.abep.org/criterio-brasil,访问日期:2018年5月2日。 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C阶层住在边缘地带。
实现一定经济阶层流动的新中产阶级重视消费能力提高所带来的象征意义。参与工会、政治党派和其他协会等传统的彰显公民身份和行使权利的方式在当代社会逐渐失去效力。③ Néstor G.Canclini,Consumidores e Cidadãos :Conflitos Multiculturais da Globalização ,8.,ed.,Rio de Janeiro:Editora UFRJ,2010(《消费者和公民:全球化的多元文化冲突》,第8版,里约热内卢: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出版社,2010年)。新中产阶级希望通过消费来构建和彰显身份,如拥有的个人物品、房屋外观、汽车型号等。④ Marina de M.Souza,“Nova Classe Média em Juiz de Fora :Estilo de Vida ,Consumo e Uso Simbólico dos Bens ,”p.185(《茹伊斯·迪福拉的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消费和象征性用途》,第185页)。他们试图以此将自己与同社区内没有实现经济改善的“其他人”区分开来,向“真正的中产阶级”看齐。但事实上,他们与周围没有实现经济上升的D和E阶层的距离远小于与传统中产阶级的距离。
还如乐善秦腔秦剧《二进宫》，徐彦昭在《黑叮本》一折戏中，近700字的大段念白，语音、语调、语气，层层深入，把人物的感情、剧情的发展推向一个高潮，这种摒弃音乐渲染、让人物凄楚哀伤、句句流入观众心田、巧妙表现人物心曲的形式，这种没有音乐歌唱的无曲、空白处理，具有此时无曲胜有曲的艺术感染力。
虽然新中产阶级曾得益于劳工党政府执政前期的各项政策,但大多数人党派意识弱,只在乎政府是否能保障自己的实际利益。劳工党执政后期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财政赤字,不仅使新中产阶级在经济上遭到打击,而且享有的公共服务质量进一步下降。他们对劳工党政府日益不满,在反政府游行示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网络的封闭性进一步体现在新中产阶级强烈的家庭主义倾向上。家庭是一个整体,成员彼此扶持、互惠;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子里,或同一个地基上所建的不同房间里,理解生活中的共同问题,达成各自在家庭中的日常分工。① Luís F.Saraiva,Joyce C.Rezende,João V.Reis el at,“A Nova Classe Média:Repercussões Psicossociais em Famílias Brasileiras,”Psicologia USP ,Vol.26,No.1,2015,pp.52-61(《新中产阶级:巴西家庭的心理社会影响》,《圣保罗大学心理学学报》2015年第26卷第1期,第52—61页)。每个成员都要为共同的福祉努力,即在就业市场中保有工作并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实现家庭整体的经济上升和稳定并满足所有成员的生活和消费需求是家庭的主要任务,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需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满足家庭的需求。② JesséSouza,Os Batalhadores Brasileiros :Nova Classe Média ou Nova Classe Trabalhadora ?Belo Horizonte:Editora UFMG,2010,p.134(《巴西奋斗者:新中产阶级还是新工人阶级?》,贝洛奥里藏特: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4页)。
熟人网络和家庭主义使新中产阶级在实现经济上升的同时没有获得更多社会资本,有可能成为进一步向上流动的障碍,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巴西从殖民时期就存在的阶层隔离继续合理化。以家庭和熟人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强调基于工作的现实物质目标,新中产阶级因此很难摆脱重视私人利益的价值观而更多参与公共生活。
本文提出了一种鲁棒性较强的空间圆弧拟合方法。首先，在拉格朗日乘子法的基础上，建立平面条件约束目标函数，从而推导出空间圆弧拟合方程；其次，由于RANSAC算法稳定性高且具有剔除错误点的功能，本文将它应用到空间圆拟合的点云筛选及优化中，从而提高拟合精度。实验结果表明：普通圆弧点云拟合的相对精度在0.003左右，复杂圆弧点云拟合的相对精度在0.01左右，该空间圆弧拟合优化方法有较强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工程实践价值。
此外,福音派基督新教在新中产阶级中的广泛传播也使他们很难突破固有的文化局限而成为改革性的力量。福音派信众大多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其中63.7%的人月收入不超过最低工资标准,近一半人没完成初等教育或是文盲。③ Marilene de Paula,“A Nova Classe Trabalhadora e o Neopentecostalismo,”in Dawid D.Bartelt org.,A “Nova Classe Média ”no Brasil como Conceito e Projeto Político ,Rio de Janeiro:Fundação Heinrich Böll,2013,pp.124-135(《新工人阶级与新五旬节运动》,大卫巴特尔特主编:《作为概念及政治项目的巴西新中产阶级》,里约热内卢: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2013年,第124—135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音派信众人数不断上升,2010年已占总人口的22.2%;与此相对的是天主教徒比例的逐渐下降,由1970年的91.8%减到2010年的64.6%。④ Brasil,Censo Demográfico 2010:Características Gerais da População ,Religião e Pessoas com Deficiência ,Rio de Janeiro:IBGE,2010(《巴西2010年人口普查:人口总体特征、宗教与残障人士》,里约热内卢: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2010年)。福音教会在巴西的源起可追溯到19世纪,于20世纪初设立首批教堂,主要面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因此在贫富差距严重的拉美地区得到了较快传播。⑤ JesséSouza,Os Batalhadores Brasileiros :Nova Classe Média ou Nova Classe Trabalhadora ?p.314(《巴西奋斗者:新中产阶级还是新工人阶级?》,第314页)。在巴西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迁往城市,大多聚居在城市边缘地带的贫寒社区内,为福音派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巴西福音派分支众多,开创了新的传教形式,并根据现代行为标准修改宗教习惯,其基本教义非常符合新中产阶级在向上流动过程中的精神需求。福音派试图通过帮助解决家庭、经济和情感问题的方式吸引更多信众,其宣传口号包括“停止受苦,我们有解决办法”等;以“繁荣神学论”教导信众们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对物质的追求是信仰的体现,上帝会予以帮助。① Marilene de Paula,“A Nova Classe Trabalhadora e o Neopentecostalismo,”pp.124-135(《新工人阶级与新五旬节运动》,大卫巴特尔特主编:《作为概念及政治项目的巴西新中产阶级》,第124—135页)。 这种现实和实用的教义符合底层民众面对残酷现实所需要的精神和信仰支持。福音派教会信众之间联系非常紧密,互为榜样,成为现实生活和未来目标的参照;强调重视艰苦工作的价值;注重与亲属、邻居和同一教会成员保持团结和互助的关系;坚持家庭观念的传承和自然家庭的再生产。② JesséSouza,Os Batalhadores Brasileiros :Nova Classe Média ou Nova Classe Trabalhadora ?pp.320-321(《巴西奋斗者:新中产阶级还是新工人阶级?》,第320—321页)。
福音派教会不仅有助于新中产阶级在经济上追求阶层上升,而且也通过宗教道德规范使他们在社会生活层面得到认可和支持。为实现现实的物质目标,福音派教徒遵循与此对应的保守主义道德准则,即维护男女组成的自然家庭,反对同性恋、堕胎、吸毒、酗酒等异常行为,注意着装和言行,尊重同教会的“兄弟姐妹”等。③ Marilene de Paula,“A Nova Classe Trabalhadora e o Neopentecostalismo,”pp.124—135.(《新工人阶级与新五旬节运动》,第124—135页)。 由此,福音派在政府执行力较弱的贫寒社区不断扩大影响,并转而成为阻碍这些社区内新中产阶级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力量。
2)泥矿三段脱泥各作业给矿的矿浆体积量波动较大，砂泵选型难以兼顾，旋流器会出现跑粗的情况，各段脱泥旋流器开动台数要根据矿浆体积量进行调整，确保脱泥系统的体积量平衡较为重要。
五、结语
本文探究的是21世纪前十年里崛起的巴西新中产阶级为何减少对左翼劳工党的支持。该阶层的崛起得益于劳工党执政前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尤其是经济稳定发展带来的就业岗位的增加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因此,新中产阶级非常重视工作,将参与就业市场和个人努力劳动视为实现经济向上流动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将个人英才主义作为获得更好物质生活、摆脱经济脆弱性的重要手段。由此,他们倾向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新中产阶级在医疗和教育等方面仍依赖公共服务。因此,他们具有实用主义的政治立场,期待政府在保证经济持续上升的同时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劳工党政府在这两方面都表现不佳,逐渐失去新中产阶级的支持。从文化上而言,该阶层仍维持原有的社会网络,而他们基于家庭、社区和福音派教会的社会网络具有保守性,重视家庭的现实物质利益,较少参与公共生活,不关心公共福祉。他们反感劳工党执政期间持续性的社会福利项目、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及越来越差的公共服务,政治腐败案的接连曝光更加剧了反对情绪。
1988年，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成员国。1989年，中国首次派出20名观察员前往纳米比亚监督大选；1990年，第一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官方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1992年，中国正式组建第一支“蓝盔部队”前往柬埔寨执行维和任务，在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产阶级对劳工党支持的减弱并非基于党派意识形态,而是从实际利益考虑的结果。该阶层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关注自身和家庭的物质利益,在政治行为中也体现出相应的实际性。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一方面可以促进巴西民主政治的改善,任何党派执政都必须对选民负责,尤其注意满足中下阶层的经济和社会需求;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他们政治态度的摇摆,在选举中容易被候选人的短期承诺吸引,不利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长期发展。
虽然人生这场赛跑注定了不完全公平，但每一个阶段的大抵公平还是有的。你选择了什么，就会收获什么；你将时间花在哪里，时间就会还给你什么。观念左右行动，投入决定产出，一切最终输出的结果都是由最初输入的选择和行动导致的。就好像那些经典的老电影，所有故事的结局，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只是有些你没有看出来而已。
巴西存在严重的政党碎片化现象,政治交易和政治腐败层出不穷。政客们思考的是如何最大化地获取个人和党派利益,鲜少真正关心国家的长远发展。经济层面也存在结构性问题,如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产业结构去工业化,依靠国内私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等。新中产阶级抗议政治腐败,希望改善公共服务,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但无法集结起来成为改革性的政治力量,只有在选举中被动地体现自己的实际诉求。而他们受物质利益所主导的政治诉求也不利于任何执政党施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因为改革必然会损害数量庞大的新中产阶级的利益。
面对目前巴西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新中产阶级渴望有新的政治势力打破现状,实现家庭经济条件的持续改善。他们在对左翼政党的政治和经济方案失望后,转而支持右翼政党与经济进一步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项目等相关的主张,这在2018年10月的巴西大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新中产阶级聚集的许多东南部地区,博尔索纳罗在第一轮总统选举投票中就取得了绝对多数,而他所带领的社会自由党也从小党一跃成为国会第二大党。博尔索纳罗执政后有意推行广泛的改革,新中产阶级对此的态度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简介】 周燕,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2012级博士生。(北京邮编:100084)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1.009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9)01-0114-13
【收稿日期: 2018-09-11】
【责任编辑:程多闻】
标签：巴西论文; 新中产阶级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左翼政党论文;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