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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英国的外交是很有特色的。18世纪的英帝国将“均势”观念有效地加以运用进而主宰了两个世纪的欧洲外交。审时度势的外交传统以强大的实力为依托，为英国带来了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利益，也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二战结束后，英国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个“中等强国”，但即使如此，英国的外交仍独树一帜，在英美关系、欧陆政策以及英联邦政策等许多方面于逐步退缩中争取到了尽可能多的主动。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国际关系新现实中对英国的制约因素明显增加，英国表现主动性和特殊性的机会已经逐步减少。
一、地缘优势逐步下降
英国之所以能够在工业化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充当世界霸主，地理因素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马汉在他的经典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的地利，即它既不必在陆上保卫自己，也不会被引诱通过陆地进行领土扩张，那么由于其面向海洋的目的单一性，与一个其边界皆为大陆的国家相比，它就具备了一种优势。在当时的18世纪，作为一个海洋强国，英国就曾经拥有对法国和荷兰的巨大优势（注：马汉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海权论》，萧伟中译，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当然地理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它确实同海军的强盛、贸易的发展、殖民地的扩张以及对欧陆大国的牵制联系在一起。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英国的实力相对以往大大衰落，但是其地缘上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得以保持。二战期间，英国能够坚持下来并成为向德国发起反攻的重要基地，这与英吉利海峡这一天然屏障的存在并非无关，英国由此还成为唯一的自始至终参战的大国。邱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毫无疑问是“三巨头”之一。战后，在东西方对峙中英国则是西方一个重要的战略枢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西欧的战略纵深。
冷战结束，欧洲乃至世界的地缘战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国在地缘上的重要性也逐渐减弱，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欧乃至整个西方的战略重心已经东移。
苏东剧变以及东西德统一是这个变化的重要标志，但仅仅是开始。北约1997年批准接纳波、匈、捷入盟，东扩具体的准备工作一直在加紧进行，北约的影响和势力更是进一步向东延伸。1998年初美国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签署了“美国—波罗的海伙伴关系宪章”，随后俄罗斯与拉脱维亚的关系曾一度紧张，重要原因之一就与拉脱维亚亲西疏俄有关。与北约东扩相平行，欧盟扩大的进程也有可能正式启动。1998年5月欧盟特别首脑会议确认11个成员国为欧元创始国， 并正式商讨了欧盟东扩计划，近来又与提出入盟申请的国家多次磋商。1999年欧元的正式启动将使欧盟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加。实际上，西方在原苏东地区的资本渗透已经先行一步，其规模以及对彼此间的相互影响都不可忽视。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之所以导致德国等欧洲国家股市的波动，就是由于这个背景的存在，其中德国在俄的投资最多，证券市场波动最为剧烈。长期以来，西欧经济的发展与美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有很大的相关性，不论是发生危机还是经济复苏基本上都滞后半年左右的时间。西欧经济可能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东欧经济的震荡也有可能对其经济带来较大的冲击。
北约和欧盟的势力越是东移，英国的地缘重要性越是下降，它在美欧之间的尴尬地位也日益明显。在新的形势下，法国的大国意识使其外交仍然保持着独特的影响力，德国的份量更是明显增强，而波兰、乌克兰等国的战略地位也在逐步上升。1998年2月，德、法、 波在波兰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晤，“魏玛三角”合作进入新阶段。相对于德、法、波、乌等国，英国的重要性已有所下降。
此外，英国过去特殊的地理条件已经不那么重要，岛国的位置在今天已经不再是十分重要的优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国家之间不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的距离都已大大缩短，一些传统的地缘要素如地形地貌的影响趋于减弱，过去一些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枢纽的地位都明显下降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具有远距离投掷能力的尖端武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使得国界不再是防止外部渗透的可靠屏障。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地缘要素如文化、民族、历史传统以及科技水平等的影响却相对上升。在这一点上，英国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其他国家也具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法国和德国都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更大的影响。
从西方战略重心的东移，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布热津斯基为什么将英国排除在欧亚大陆主要的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之外。在布热津斯基看来，英国目前虽然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却不具备担当棋手的资格，因为相对衰落的实力限制了英国对外战略的选择，英国对欧洲联合相对消极的态度也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实际上，这些都是理由，但似乎又都不是理由。由于布热津斯基将视野放在了整个欧洲乃至欧亚大陆，英国的位置只能稍往后排了。
二、从折冲于美欧之间到左右为难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原因，英国的对外政策总是要与欧陆大国拉开距离，甚至采取“孤立主义”政策，超然于大陆国家之上。从实际效果看，英国在以往大多数时期独具特色的外交无疑是比较成功的。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甚至到二战前后，英国在列强中联此制彼、联彼制此，曾经是挥洒自如。
二战后，英国的实力大为削弱，只好借助美国的力量，与西欧国家协调步调对付苏联。即便如此，英国在美欧之间以及在美苏之间仍发挥了独特的平衡作用。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以美苏对峙为主要特征的东西方关系中，英国基本上是配合美国的，尽管英美之间也有矛盾，但是从来没有发展到反目的地步，而且在美苏之间起着只有英国才能起到的作用（注：陈乐民主编：《战后英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邱吉尔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麦克米伦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撒切尔在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都在扮演一种平衡角色。英国的平衡作用，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取代不了。
冷战结束，西方失去了共同的对手。总体上，英国的对外战略还是配合美国的。但是问题在于，面对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欧洲，面对要从对世界的“结构性领导”（注：“实力领导”在这里是指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具有主导世界政治秩序的基本构架的能力，它主要是以领导者的国家实力决定领导能力。）过渡到“制度性领导”（注：“制度领导”是指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通过主导国际秩序的制定达到领导世界之目的。）的美国，英国完全追随美国已经不那么合乎时宜，作为平衡美欧之间的砝码，英国的力量毕竟不足，英国在历史上形成的超越欧洲大陆之上的政策已不再适用。
过去，英国对西欧联合态度不积极以及与法国和德国等西欧大国拉开适当的距离，并没有给英国带来更多的损害，反倒使得英国的外交显示出独有的特性。但冷战后，在外交上，布莱尔（及其前任梅杰）已经不可能拥有以往的英国首相曾经拥有过的那么大的回旋余地。
90年代以来，欧洲联合的进程加快。欧共体顺利地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付诸实施，建成了欧洲统一大市场，欧共体由12个成员国扩大为由15个成员国构成的欧洲联盟。尽管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仍然面临重重障碍和困难，但这一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根据欧盟委员会1995年发表的绿皮书规定的时间表，单一货币的实施需要经历3个阶段，即准备阶段、 实施阶段和完成阶段。准备阶段开始于1998年初，确立首批加入经济货币联盟（EMU）的国家名单， 并在原有的欧洲货币局基础上成立了欧洲中央银行。实际情况是，有11个国家搭上了EMU的头班车， 包括英国在内的4个国家不在其列。1999年1月1日进入实施阶段，正式推出欧元， 用于大额的非现金的资金结算。从目前的情况看，欧元的启动比较顺利，不仅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将推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完成阶段最迟于2002年初开始，最多用半年时间欧元区各国货币将停止流通，欧元唯一法定货币地位得以确立。
EMU对英国来说是一个挑战。如何选择适当的战略， 既避免国内经济在向EMU 靠拢的过程中付出过多的代价（英国经济毕竟有不同于其他欧陆国家的特点，加入EMU， 英在就业问题以及外来投资等领域可能付出较大代价（注：Mchael Portillo,Europe on the Brink,The National Interest,Spring 1998.）， 同时又不被单一欧洲货币的快车远远地抛在后面，是英国必需解决好的问题。在逐步向EMU 靠拢的情况下，尽量维护英国的主权和不断减少独特性，可能是比较实际的作法。1999年2月23日，布莱尔在英国下院表示， 如果英国一直停留在欧元区之外，将背离英国的国家利益。尽管布莱尔仍然坚持英国成为单一货币成员并非是必然的，而且是有条件的，但他相信在英国举行下次大选之后，英国加入运作成功的单一货币的各项经济条件极有可能变得成熟。为此，布莱尔推出了一项迄今为止最为明确的准备实施计划，详细确定了英国最终进入EMU的阶段性时间表。布莱尔指出， 在下届内阁作出加入欧元决定之后4个月，应将在全国举行全民公决， 如果全民公决的结果是肯定的，英国就将在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内正式加入EMU。
另外，英国要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其中勉强的成分很多。这种特殊的关系已经名不副实了。在伊拉克武器核察危机中，布莱尔追随美国的步调表明，英国仍然留恋过去，还习惯用传统的方法发挥它的大国作用。但是，这样作已经变得越来越不自然，英国从美国那里可以借用的东西与以往相比要少许多，一味追随美国有可能失去灵活性。实际上，美国必须注重同欧盟整体打交道，越来越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英国的“特殊关系”而牺牲或者哪怕是影响同欧盟的关系。这也就是基辛格博士所说过的美国人愿意通过欧洲发挥作用。事实上，冷战后美国的胃口比过去更大，面向新的世纪它更加强调在世界上的首要地位。对于美国，整个欧洲比英国一家的分量大得多，即使是欧洲也不过构成了美国两洋战略的一翼，不能说亚太的地位一定会超过欧洲，但欧亚兼顾是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一贯取向。
英国与其寻求不再那么实惠的“英美特殊利益”，不如实际一些加入到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去，至少不应把分歧变成危机，进而才能在其中争取扮演某种主导的角色。如果过分强调各自的差异，欧洲联盟的作用和影响就会受到损害。联盟内各国利益的差异性既表现出了欧盟在政治安全领域的松散结构，但是同时也许是一种财富。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影响力的增强，随着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基础性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政治上的松散性就有更大的可能转变为多样性，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增加欧盟的活力，欧洲各国仍可保留自己一定的特点，英国也会从中受益。实际上，工党毕竟已不像以前那么教条，从种种迹象看，布莱尔政府放弃了以往孤立于欧洲的政策，强调英国应同欧盟进行紧密的接触，力争“在欧盟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注：新华社伦敦1997年5月2日电，《人民日报》，1997年5月4日。）”英国已不可避免地要更积极地参与欧洲，唯如此才能影响欧盟，进而获得自己的利益。并且，在欧美可能出现的纠纷中，尤其在涉及英美两国经济利益的竞争中，通过加强同法德等国家的合作，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当然，在注重欧洲的同时，英国仍须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军事合作关系。英曾多次强调北约应当长期成为欧洲主要的军事机构，并通过与美国的“强大的历史渊源的纽带”（注：The Independent,30 May,1997.）制衡法国和德国。
在对待未来北约的问题上也许能较好地衡量出英国外交的动向。当前，北约已制定出面向21世纪的“战略新概念”并在1999年上半年通过。“战略新概念”将加强北约的干涉主义性质，它表明北约的任务和使命已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历来是北约战略的主要制定者，其战略构想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根据美国的建议和主张，北约将从过去保卫自身安全的组织转变为兼顾非成员国安全的组织，它将有权在自己的防区之外不受约束地自由行动，“哪里有威胁就到哪里去”。实际上美国是要将北约的行动纳入其全球战略的范畴，既可实现自己的全球战略目的，又可借助盟国的力量减轻负担，从而处于主动地位。
西欧盟国当然不愿意跟随美国走那么远。西欧盟国极力避免把美国与它国的矛盾冲突带进北约，反对美国加强操纵北约的企图。如果说法国对美国的建议持反对意见是自然的，那么英国对美国的一些建议保持足够的距离就值得回味了。如，英国坚持北约在境外的行动需要联合国的授权，并表示北约不能承担无限义务。北约的走向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估计美国和西欧会在一些有尖锐分歧的问题上进行协调和妥协，最后将较为含糊的措辞加到“战略新概念”中去，以掩盖内部矛盾。
世易时移，特定的外交哲学应该与当今复杂的现实逻辑联系起来。英国要在美欧之间建立新的平衡，难度很大，难以左右逢源。在这一点上，大西洋中的英国倒很有些像太平洋上的日本，日本要平衡与美国、与亚洲的关系，同样面临重重困难。
三、传统务实的外交风格与日益复杂的世界
英国是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之一，从建国之日起就卷进了国际事务中，并在国际舞台上担当了重要的角色。英国的外交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英国人较少感情用事，知道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这是英国外交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通俗地讲，该做的和有能力做的，就绝不放弃；而没有能力做的，即使应该去做，也不会勉强，知难而退。
二战以后，相对一些大国实力的上升，英国无可奈何地衰落了。一国的外交离不开它的实力，但这绝不意味英国的外交由此失去了特色，事实上英国较好地运用了传统，并在被动中争取到了最大限度的主动。
“三环外交”就很有代表性。“三环外交”是二战后较长时期内英国外交的主调，是英帝国的一笔重要遗产。这是邱吉尔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战后英国地位衰落、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的实况，为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提出的外交方针。在战后以来的较长时期里，英国正是借助与英联邦和以英美特殊关系为基础的英语世界，以及与联合起来的欧洲这3个环节，清晰明了并且比较有效地处理了与世界的关系。 但是，外部的环境在变化。英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对比在演变，英国外交不可能一直按照邱吉尔的设计来进行，因此“三环”的内容时刻都在变化。到现在，如果说英国的“三环外交”还存在的话，它所发挥的作用已经今非昔比。
实际上，整个国际关系的变化已经不再为英国外交提供特殊的空间。应该承认，冷战后世界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增强，任何国家都难以摆脱世界整体性的限制而谋求超出世界体系惯性允许的额外利益。在这一点上，不仅英国，就是美国也不例外。面对这样的形势，几乎所有国家的外交都注入了越来越多的实用主义色彩。也就是说，原来是英国特色的东西，也逐渐被别的国家所掌握。如果注意观察就会发现，像日本、俄罗斯等以往外交风格粗犷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细腻务实的倾向。
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是以美苏对抗为主线而展开的，国家之间非常注重意识形态差异和军事力量的运用（包括军备竞赛等军事力量的潜在运用）。当前的国际关系比冷战时期要复杂得多，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相互依赖、相互摩擦、相互竞争、相互冲突，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一个国家越来越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过于注重个别领域的共同性或者差异性。新的形势需要各国更加强调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紧密联系，并在区域合作、国际协调的背景下，谋求复杂的国家利益关系的平衡。同时，越是复杂的关系，越将促进国际政治进一步向有序化方向发展。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简单往往导致剧烈的变化，为将来带来较多的隐患，而复杂需要更多的协调，进而推动国际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大国的特殊地位正在逐渐淡化，大国关系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世界的整体变化之中，而不是相反，整个世界受某些大国过多的支配。
不论未来一超主导与多极制衡的矛盾如何发展，大国关系不能完全解决国际社会的所有问题，美国的霸权模式更不可能适用世界所有的角落。东南亚金融危机、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中各种力量的角逐、日本和英国对美国的追随、北约的东扩，种种现象都需要我们从更宽广的视野去分析各种利益主体尤其是国家之间广泛的利益平衡。离开整体性来谈论这些问题，往往难以得到满意的解释。
世界的整体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在世界的整体中确定自己的位置。由于国家之间的作用相互渗透，同时更由于资本和知识的运动日益超越国界的限制，国家对经济和政治活动的控制能力正在减弱，经济实力也不会再像过去那么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在19世纪，美国在20世纪，都曾经在大部分时间里占有世界生产总值的很大比重，雄厚的经济实力构成了这两个国家各自充当当时世界霸主的基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将使未来很难再次出现实力如此集中的情况。
英国外交如何适应世界的变化？英国未来的走向并非没有出现波动的可能，但是，由于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英国有可能较快地适应新的形势，在21世纪以一种较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欧洲事务，参与世界事务（注：布莱尔多次强调，在国际上发挥更肯定、更自信的作用是工党提出的复兴英国的组成部分，英国保持全球作用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欧洲，否则就会丧失在国际上发挥重大作用的机会。）。在这方面，布莱尔的《新英国》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