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然价值的双重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2)01-0123-06
一、自然的双重价值与两种生态观
自然价值问题是生态伦理学（西方学术界又称为“环境伦理学”）研究中颇具争议的一个话题。自然价值问题的凸显，与当今人类面临的日见深重的地球环境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透露着人类内心深处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忧虑和祈向。现代人对自然价值的关注决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旨在重构人对自然的新理念，重铸人与自然的关系。
迄今为止，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基于对自然价值的不同的理解和体认，提出了迥然不同的救世主张。
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因而作为主体的需要和利益是制定生态道德原则和评价标准的惟一根据。人对非人类的动物、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界的关切完全是从人的利益出发，自然对人类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墨迪(W.H.Murdy)指出：“物种的存在，以其自身为目的，若它们完全为其他物种的利益，就不能存在。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说，物种的目的就是持续再生。”[1](p.73)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者坚信，人类是具有理性的生物，他能出于对人类整体利益及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而提升自身的需要，从而促使生态危机的解决。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则认为，一切生命体都具有内在价值。生物或大地自然应当像人类一样拥有道德地位并享有道德权利。人类应该对生物或大地自然界负有道德义务和责任。1933年，美国学者莱奥波尔德(Aldo Lepold)创立“大地伦理”说，提出“大地共同体”概念，主张把伦理学的道德范围从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扩大到人与大地（自然界）的关系。他认为，为此需要改变两个决定性的概念和规范：(1)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扩大到包括对自然本身的关心，尊重所有生命和自然界，“当一种事情趋向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2)道德权利概念应当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和过程，“确认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1](p.73)。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主席罗尔斯顿(H.Rolston)指出：“旧伦理学仅强调一个物种的福利；新伦理学必须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过去，人类是惟一得到道德待遇的物种。他只依照自己的利益行动，并以自身的利益对待其他事物。新伦理学增加了对生命的尊重。”他还认为，如果一个物种仅仅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对待其他事物都按照自己的用途对待之，那么，在这种框架中生活是一种“道德的天真”[2](p.74)。
显然，在自然价值问题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各执一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为了寻求自然价值的真义，我们不妨从对价值一词的追本溯源着手。
汉语中的哲学用语“价值”一词，相当于英语的value、法语的valeue、德语的wert、俄语的ценность。马克思(Karl Marx)曾对这些外语的词源做过考证[3](p.327)，“价值”一词与古代梵文和拉丁文中的“掩盖，保护，加固”词义有渊源关系，是它派生出“尊敬、敬仰、喜爱”的意思才形成了价值一词的“起掩护和保护作用的，可珍贵的，可尊重的，可重视的”基本涵义。“价值”一词的用法即使在哲学家那里，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富兰克纳(William Klaas Frankena)看来，它们大致可以归纳为：(1)“价值”有时被用作抽象名词：a.在狭义上只包括可以用“善”、“可取”和“值得”等术语来恰当地表示的东西；b.在广义上则包括了各种正当、义务、美德、美、真和神圣。(2)“价值”作为一个更具体的名词（譬如当我们谈及一种价值或多种价值）：a.往往是用来指被评价、判断为有价值的东西，或被认为是好的、可取的东西。b.也被用来指有价值或是有价值、是好的东西，“各种价值”就意味着“有价值的各种东西”、“好的各种东西”或“各种善”。(3)“价值”一词还在“评价”、“作出评价”和“被评价”等词组中被用作动词[2](p.2)。不难看出，“价值”一词的含义和日常用语中“好坏”的“好”一词极为相似，我们一般把向往和追求的东西看作是“好”，从而认为是有价值的。以此来考察自然的价值，我们就会发现自然存在着不同向度意义上的“好”，即价值。其一是“以人为尺度”，以人的需要和利益为视角，从主客体二分以及自然作为客体对主体人所具有的有用性或积极作用向度上的“好”，即价值；从这个层面讲，自然具有工具价值。其二是“以宇宙为尺度”（超越人的需要和利益），从自然界和万事万物共同承载着宇宙大系统的缔结来看，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好”，具有本体价值。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对整个宇宙系统的生态平衡产生着某种作用，都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中发挥着自己特殊功能。它们不是没有灵性，没有任何神秘感可言的，可任意践踏的客体。
二、“以人为尺度”的局限及后果
诚然，人的尺度是人的活动不可或缺的一种尺度。在历史上，人类正是基于主、客体二分的视角，逐渐把自己从自然中提升出来。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5](p.113)第一次从理性上彰显了人的主体性。近代工业革命以后，随着人类主体性的张扬，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功几乎改变了整个自然界。生产力发展的突飞猛进，使人类在短短几百年内所创造的财富比以前几个世纪所创造的财富还要多得多。人类在对象性的生产实践中，不仅使自然物的形式发生了改变，而且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使自己的主观目的实现在产品中。同时，人类在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消费享用中不断萌发新的需要，从而成为人类活动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然而，在这个宏伟的世界图景中也蕴藏着危险。随着人类对自然干预，征服能力的逐渐增强，立足于主、客体二分视角，以人为尺度的思维范式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
首先，建立在主、客体二分基础上的自然观，把人类看作是大自然的主宰，把自然看作是人类的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类只是陶醉于征服者的喜悦之中，而未能顾及自然的状况及其限制。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著名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将人类生息依存的环境看作永恒的大地母亲，将人类看作大地母亲的儿子。他指出：迄今为止，大地母亲为自己的儿子提供了惟一的栖身之地，人类从大地母亲那儿吮吸到了丰富的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乳汁。但是，他（人类）是大地母亲的第一个这样的孩子，“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并从太阳父亲手中夺走了可怕的力量……自从生物圈中出现生命以来，人类现在第一次使这种力量不加束缚、不加调和和不加遮挡地散布于生物圈中”[6](pp.20-21)。然而，我们对自然征服的每一次成功，自然都报复了人类。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森林毁损，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增加，土地沙漠化，酸雨泛滥。由于主、客体对立造成的工业文明价值的急功近利，使今天的人类只能用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自然，“一条河流在人看来只能是推动涡轮机的能源，森林是生产木材的地方，山脉是矿藏的产地，动物是肉食的来源”[7](p.68)。现代人一味地将自然视作自己的无偿的、无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客体，肆无忌惮地对自然大施淫威，强迫地球超过它力所能及的范围来满足人类的需要，显然是无法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急需新的自然价值观念来加以矫正。
其次，“以人为尺度”，暗含这样的逻辑预设：一是人类具有认识自然和自身利益的理性能力；二是人类具有整合自身各种利益的能力。如果这两方面存在着不圆满，则“以人为尺度”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可能出错。事实上，人类在这两方面都是存在界限的。
就人类的理性能力而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人能认识自然和自身的利益，但尚无法做到准确无误。例如，在19世纪，牛顿的世界观被认为是确凿无误和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一个严肃的科学家能够对此产生怀疑，但后来的“相对论”和量子论推翻了牛顿的物理学，这说明人类对认识的自满是危险的。但是，人类往往是太自信于自己的能力了，常常陶醉于局部的征服自然的成功喜悦之中，把局部的规律当作普遍的规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指出：“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8](p.311)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剥夺了森林，也就剥夺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存器。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培育的枞树林滥用个精光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山区牧畜业的根基挖掉；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来”[8](p.305)。诚然，自然界是蕴藏着无穷奥秘的，我们现在已获得的对自然的认识也只是沧海一粟。如果以为我们已经穷尽了真理，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规律的背后还有规律，人类若陶醉于一时之得，会导致盲人摸象的境地，其结局是可悲的。
就人类对自身各种利益的整合能力而言，目前来说还是很微弱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某个人的现实的、当下的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相比，总还是苍白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仅为1/4左右，而它们所消耗的能源却远远超出世界人口3/4的其他国家能源的总和。”[9](pp.30-31)一些西方国家正是靠着对财富的贪婪，对资源的掠夺，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阶段。经济增长带给他们的利益是不言而喻的，发达国家绝不会放弃已经获得的建立在高能耗基础上的高标准的生活。不仅如此，它们还会凭借其在经济上的优势，把一些重污染企业和污染物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而在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下，发展中国家也急于摆脱贫穷落后，正在为实现工业化而不遗余力。在这种背景下，以人为尺度很难做到以人类的根本需要和利益为尺度，而演变为以局部的国家、民族、群体或个人的需要和利益为尺度。因为人类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处于人类系统中不同层次的个人或群体不仅都是价值主体，都有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而且他们彼此间的需要和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因此，完全“以人的尺度”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是有缺损的。更何况“人的尺度”在人类之外是行不通的。庄子云：“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唧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熟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10](p.15)
长期以来，我们只囿于主客体二分的视角，把自然看作是与我们相分离的、对立的客体；只想到自然如何为我们所用，以掠夺的态度对待自然，结果受到了自然的疯狂的“报复”。诚如布赖恩·斯温(Brian Swimme)所指出：“我们在讲述有关价值和意义的故事时，完全局限于人类世界，宇宙和地球只不过是一个背景。海洋浩瀚，物种繁多，但这些不过是人类活动的舞台。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错误。一言以蔽之，我的立场是：我们今天所有的灾难都直接与我们忽视宇宙，把其排斥在人类活动之外的文化有关。我们对土地和技术的利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利用都存在着许多缺陷，尽管缺陷各有不同，但都同样地愚蠢，我们之所以陷入如此荒诞的境地，是因为我们从未置身于宇宙的现实和价值观当中去”[11](pp.62-63)
三、“以宇宙为尺度”的新向度及其意义
“以宇宙为尺度”，从超越主、客体二分的视角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认识自然价值的一种新的向度。在这种观点看来，人类与自然的万事万物共存于一个宇宙体系中，他们之间有相互依赖的共生存关系。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认为，“环境组装了一个庞大的，极其复杂的活的机器，它在地球表面上形成了一个薄薄的具有生命力的层面，人的每一个活动都依存于这部机器的完整和与其相适应的功能。没有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就没有氧提供给我们的引擎、冶炼厂和熔炉、更不必说维持人和动物的生命了。没有生活在这个机器中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活动，在我们的湖泊和河流中就不会有纯净的水。没有在土壤中进行了千万年的生物过程，我们就不会有粮食、油，也不会有煤。这部机器是我们生物学上的资本，是我们全部生产需求的最基本的设备。如果我们毁灭了它，我们的最先进的技术就会变得无用，任何依赖于它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也将崩溃，环境危机就是这日益接近灾难的信号。”[12](p.12)因此，“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因此应该“予以摈弃”，人的这种“自命不凡”不仅是一种“错觉”，而且它还是我们人类毁灭性行为的祸根。事实上，在整个自然界生物系统中，我们也并不是格外重要的。人种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比别的物种更好，也不比别的物种更坏。它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有自己的位置，只有当它有助于这个生态系统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但人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人类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有特殊价值已导致了人类利益和所有物种利益赖以生存的生态秩序的大规模的破坏[11](p.7)。中国道家庄子也认为，事物之间的差别，对立是相对的，某物有无价值及价值的大小依赖于人们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看事物。他认为，从“道”的角度看，彼与此、贵与贱都没有确定的区别与界限，“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10](pp.102-103)。事物之间当然是存在着价值大小的差别的，但从超现象的“道”的层次看物，则万物是齐一的，没有什么价值大小的区分；从每一独特事物的角度看，常常是以他物为无价值，以自身为有价值，即自贵而相贱；从世俗社会的角度看物的价值，常常是众人以为贵就有价值，众人以为贱就无价值。庄子的思想对今天我们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颇具启发性的。事实上，人类只有以平等的心境去对待自然，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和爱护的大花园，才能改变对自然的掠夺式的态度。
本文引入自然价值的宇宙尺度，其旨趣并不是要否定自然价值的人的尺度，而是旨在使人类突破自身需要和利益的狭隘眼界，拓宽对自然价值的认识视野，使人类能够从整个宇宙、一个地球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和规范自身的行为。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顾及和维护自然的完整性；使人类能在“以人为尺度”和“以宇宙为尺度”双重观照自然价值的背景中，重建解决地球环境危机的新思路。
1.不同国家、民族的人民应当在同处一个宇宙、同住一个地球的旗帜下走到一起，共同磋商扼制环境危机的大计。就当前来说，仅仅达成可持续发展等观念上的共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着力于具体环境伦理的建构，理清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不同责任。现在，发达国家似乎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一方面以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和资源破坏（如森林资源）而指责欠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非基本需要的满足辩护，认为“人类不能忍受生活标准的大幅度下降”。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地球上少数养尊处优的人继续追求更体面、更高档、更新奇的过度消费的光怪陆离的生活，而把环境保护的义务推向人的基本需要尚未得到满足的第三世界国家。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它不仅无法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所接受，而且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也不具备相应的经济能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当人的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时，他是不会有心情和足够的耐心去关怀环境的，当下的求生欲望可能就是压倒一切的力量。目前，该问题已构成环境问题解决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要取得双赢而不是双输的结局，惟一可取的就是要树立宇宙观念和地球意识。地球是我们人类惟一的栖身之地，我们不可能在尽情挥霍之后将其丢弃；同理，雨林也不仅仅是所在国的问题，其他的发达国家也会从雨林中受益，因此他们也有义务为这种获益付费。此外，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过多地使用了人类共同的环境资源，他们也有责任为自己的行为对欠发达国家作出补偿。由此，发达国家应增加向欠发达国家提供环境保护补偿和援助的力度，并扼制其无度的非基本需要（过分享受和奢侈的需要）；欠发达国家则应有效地控制自身的人口增长。因为人口增长势必加大对消费产品的依赖，从而增加对环境资源的压力。
2.确立“以人为尺度”和“以宇宙为尺度”之间的必要张力。明确在什么条件下，“以人的尺度”为重；在什么条件下，“以宇宙尺度”为重。一般说来，在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方面，应以“人的尺度”为重，而在人的非基本需求的满足方面，应以“宇宙尺度”为重。种种迹象表明：大自然能满足人类的生存，但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然而，人类是不会放弃对无限性的追求的。这种追求在西方中世纪表现为对尽善尽美、全智全能的无限实体——上帝的追求；在工业文明中，则表现为对财富的无限追求，对物欲的无限贪求。近代以来，工业生产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并不是由于生产本身的属性造成的，而是由于生产的无节制导致的。为保证人的物欲的无限满足，人类凭借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开采和利用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和能源，把经济增长作为人类活动的惟一目标，为了经济增长可以不择手段。支撑这种行为的理念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任何满足人的需要的行为都是合理的。把自然纯粹当作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人类必然在满足物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由此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最后殃及人类自身。提出自然价值的“宇宙尺度”，其意蕴还在于呼唤人的理性和人性，使人类把对物欲的无限的贪求转向人的无限的精神审美追求和对宇宙和谐完满的追求；倾听大自然的声音，理解大自然的“语言”，倡导发展绿色技术和绿色生活方式。首先，经济的增长必须限制在生态所能允许的限度内，争取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取得最佳的生态经济效益。其次，将生态意识、环境观念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同时，提高人的需要层次，更多地追求科学、艺术、信仰、审美等精神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人类由于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把握自然界的无穷奥秘，而只能循序渐进地探究大自然的奥秘，并在探索中逐渐加深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认识到人的能力的局限性和大自然的无限性并不是要陷于不可知论，而是要确立起我们对自然的正确态度，即对自然应抱谦虚、谨慎、负责和爱护的态度。当前，人类应特别注重保护荒野。荒野的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荒野的消失直接是物种多样性的消失，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人类文化的破损，亦还有许多我们今天尚未能预料到的价值。但是，随着人类对自然改造进程的加快，地球上的荒野已日趋减少；救救荒野，实已刻不容缓。
［收稿日期］2001-03-02
标签：地球环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