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史学路径——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述评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以来的90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同行，走过了激越昂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走过了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走进了百花齐放的改革开放年代，开辟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史学路径。如何总结其成功的经验、汲取其深刻的教训，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发展。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以下简称《理论成就》）一书，从系统总结和反思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领域的辩难、论争和论战入手，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曲折性、革命性和科学性，揭示了唯物史观之于中国史学、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历史前途的决定性作用。
一、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多年来，史学领域不时泛起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潮，企图从根本上颠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功绩。针对这种种乱象，《理论成就》一书分四个阶段回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充分肯定其成绩，诚恳指出其不足，阐明了它在当前和今后的发展趋势。
五四前后到30年代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时期。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李达和郭沫若等是积极传播和运用唯物史观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初的基础，还从一开始就将唯物史观原理同中国历史有机结合起来，方向之正确充分体现了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到1949年，马克思主义史学日渐壮大。这一时期唯物史观的运用达到了新的境界，研究中国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共同性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及其二者的联结成为治史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相继推出了一批里程碑式的史著，在断代史、通史、近代史、历史理论和专史各个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他们积极探索中国历史的真相和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为鼓舞人民投身革命洪流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
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主导地位。但有些人却贬斥“十七年史学”是“完全政治化”的史学，甚至将之等同于“四人帮”时期的影射史学。《理论成就》一书从四个方面反驳了这类浅见，充分肯定了它的成就：（1）新中国初年广大历史教师和史学工作者自觉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营造了十分可贵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史学风气。（2）史学工作者在阐明中国历史的规律性和民族性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3）史学界高度重视史料工作，整理出版了一批大型史料。历史考证学也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步入新境界。（4）更为可贵的是，当教条化错误袭来之时，正是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捍卫了历史学的尊严，捍卫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史学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局面和开拓进取态势。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尤其是苏东剧变，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走向对立面。为此，《理论成就》以大量典型的个案研究证明了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很有意义的新论点、新命题。在史学撰述上，集合了当代中国第一流史家，由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22卷，更是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被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同时强调，唯物史观始终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只要我们坚持以其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方向，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多更好的科学成果。
此外，《理论成就》还初步分析了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回响，这对于我们深化唯物史观的认识，推进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综观9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壮大的历程，有三项深刻的启示：（1）务必坚持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2）充分尊重前人成果，既大力吸收传统史学遗产的精华，又注意学习近代实证史家的长处。（3）坚决摒弃和清除教条主义的危害。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一定能继续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
《理论成就》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及其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与一系列重大理论成就的取得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创立、发展到成熟和繁荣，成绩显著。一个最主要的表现是，在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就一系列历史问题取得了超迈前人的重要成果，变革旧的中国历史体系，形成新的中国历史体系。《理论成就》着重分析了如下重大理论成就。
（1）古史分期及其相关理论。古史分期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序演进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区分其发展阶段，从总体上把握其发展规律。因此，古史分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杠杆，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已经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它是用马克思主义剖析中国社会历史的开始。第二阶段是从抗日战争到“十七年”，这是古史分期讨论走向高潮的时期，各种封建说异彩纷呈。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意见长期不一，这时有些学者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有序演进的理论，如“战时史学”论、“五种生产方式虚构”论等。对此，《理论成就》强调古史分期等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上来。
（2）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规律问题。中国古史分期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实质上包含了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理论成就》回顾了正反两方面的论争过程，提出了三点减少和解决分歧的新认识：第一，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不同于“古典古代”的奴隶制类型。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与西欧不同，较早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第三，春秋战国时农村公社的解体使中国封建社会从领主制进入地主制，出现了一个“类古典”时期。此外，针对冯天瑜《“封建”考论》等否定秦汉以后经历过封建社会的错误认识，《理论成就》特别论述了“封建地主制”理论，揭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欧封建领主制的更具典型意义的封建社会新类型，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
（3）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及其后续研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和近代史理论体系的产生。新中国的近代史研究长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50年代的近代史讨论，侧重揭示历史演进阶段性特点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从多方面作综合考察和概括。当时在以革命高潮为主线来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之外，还提出应从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考察近代社会。新时期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不断深化。史学界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论断作了更加深入的阐释，认为它正确地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过渡性的特点，指明了近代中国人民必须以坚持不懈地展开反帝反封建斗争为根本任务。诸家意见中，以刘大年“两个基本问题”说更加全面，是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的整合和重新统一。
（4）民族理论和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活动和交往内容极其丰富。新中国成立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史研究刚刚起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全国各民族团结、平等、共同发展时代的开始。从范文澜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开始，一改民族产生于近代的经典认识，展开关于汉民族形成的讨论，反响巨大。60年代初又进行了关于民族斗争与融合的讨论。两次讨论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理论的重大进展。新时期学术界对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这一问题取得了广泛共识，论述了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认识。民族问题的论争和研究为完善民族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5）历史评价理论问题。历史评价是历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统治阶级的评价、关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民族战争性质和民族英雄的评价等问题上为创建历史评价理论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而新时期以来通过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在近代对中国的侵略、如何认识近代史上的革命和改良这两个理论问题的讨论，纠正了某些翻案文章模糊近代史研究正确方向的趋势。《理论成就》引用列宁的论述，指出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必须从整体上、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这样才能沿着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开创的近代史学研究道路继续前进。
《理论成就》通过对上述重大理论问题的回顾与反思，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否定唯物史观和抹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的错误认识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显示了作者们对唯物史观真挚的追求和坚定的立场。
三、唯物史观与新历史考证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同新历史考证学派是20世纪中国史坛的两大学派。新历史考证学派继承了清代乾嘉时期学者的严密考证，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新学理，运用了大量新史料，因而在考证范围、治史观念和考证方法上均超过了传统考证学，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新历史考证学派的成就是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对其进行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近些年来，有的研究者要么有意无意地将新历史考证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二者对立起来，要么竭力抬高新历史考证学的地位，贬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甚至认为应当“淡化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这关系到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今天发展新史学要不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为此，《理论成就》单列一章就唯物史观同新历史考证学的关系作了专门探讨，提出了唯物辩证的认识。
新历史考证学在20世纪前半期成绩斐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傅斯年，以及孟森、钱穆和吕思勉等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指导地位，也催开了历史考证学领域新的绚丽之花。一批原先熟悉严密考证方法的史学家由于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他们的学术工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尤其是在断代史和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了令海内外瞩目的成就。这些学者包括谭其骧、唐长孺、徐中舒、郑天挺、杨向奎、邓广铭、周一良、罗尔纲、王仲荦、韩国磐、傅衣凌、梁方仲、金景芳、方国瑜、史念海等，以及一些健在的知名学者。为什么新历史考证学一经同唯物史观相结合，便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呢？第一，唯物史观成效显著地启发了考证学者深入研究对象以求得本质性的认识，求得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第二，唯物史观推动着新历史考证学者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探索以往未知的领域。第三，在坚持学术研究科学性的前提下，发挥了史学服务社会的作用。总的看来，考证学者在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之际，感到唯物史观同实证史学有诸多类通而觉得容易接受，又因其比以往的学说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巨大的进步性而感到眼前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能引导自己更加接近真理，学术上也达到新的境界，所以他们的心态是充分自觉的、兴奋的，而且充满自我解剖精神，迫切要求进步。比如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955）的跋语中即真切地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历史考证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取得的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成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成就，也是新历史考证学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来的夺目光彩。这充分说明，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指导确实对于发展学术事业、做出超越前人的成绩和谱写中国史学的新篇章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理论成就》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所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包括通常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因此，除了上述理论问题的探讨之外，还探讨了文化遗产和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历史认识方法论、史学发展和史书编纂、史学社会功能、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多学科研究、探索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等问题。这些问题均能积极回应时代需要，对于推进中国史学发展大有意义。《理论成就》对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的系统总结，充分体现了当代史家勇于坚持唯物史观，放眼古今中外，自觉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