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不奉诏”的类型及其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内涵论文,类型论文,不奉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皇帝制度的建立，皇帝颁下的文书，被冠以“制书”、“诏书”等尊美之称，以显示其至尊地位。君主专制制度要求臣子对皇帝的诏书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谨奉诏”成为常见的文书用语（注：如《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载：汉文帝下诏议废收孥相坐之法，丞相陈平、周勃回奏：“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可见，“谨奉诏”才是臣子对皇帝旨意应持的基本态度。），因为它体现了合乎规范的君臣伦理。臣子“不奉诏书”、“奉诏不谨”、“奉诏不敬”，则是相关政令、乃至于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罪名。在汉代的历史记载中，类似材料可以说不胜枚举。汉武帝设置十三部刺史，规定其执掌为“以六条问事”，其中的第一条是针对“强宗豪右”而设，而第二条就是整肃吏治的首要规定：“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显然，郡守一级地方大员“不奉诏书”是监察制度的重点所在。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大员，以此坐罪者，皆可能被免官。（注：西汉后期，翟方进弹劾政敌司隶校尉陈庆“奉诏不谨，皆不敬，臣谨以劾”。结果是陈庆“坐免官”。（《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列传》）另外，辅政大臣王凤指令他人劾奏潜在的政敌冯野王“奉诏不敬”，虽然期间有人为冯野王出面求情，冯野王还是难免被罢官的厄运。（《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列传附子野王传》）东汉末年，名臣钟繇在自劾文书中列举自己的失职之罪，就有“轻慢宪度，不畏诏令”、“不承用诏书，奉诏不谨”之说。（《三国志》卷一三《魏书·钟繇传》注引《魏略》）汉律对“奉诏不谨”有惩治的规定，还有其他文献可证，如《晋书》卷三十《刑法志》有“旧典有奉诏不谨、不承用诏书”之说，从其上下文判断，此处所谓的“旧典”，就是指汉家法典。）汉武帝时期，还有如此规定：“不奉诏，当以不敬论。”（《汉书》卷六，《武帝纪》）事涉“不敬”之罪，就可能被逮捕下狱。甚至朝廷出动大军征讨半割据的边境大藩，也可以借“不奉诏”的罪名而行事。（注：淮南王刘安上书谏阻武帝出兵征讨闽越，就有如此表述：“越人名为藩臣……壹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汉书》卷六十四上，《严助列传》））汉代的思想家董仲舒，还曾经借解释“公羊学”的原理而对惩治“不奉诏”的合理性加以阐述，有“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春秋繁露》卷十五，《顺命》）之说。
可以说，在汉代，不论是国家的政令，还是法律条文以及政治理论，“不奉诏”都构成了犯罪。但是，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往往存在着与规定、理论相悖却可以获得“合理化”生存空间的情形。汉代的“不奉诏”也是如此。本文将致力于条述其不同类型，并借以探索其背后的社会内涵。
一、“军中权宜”型
临敌决战，往往有战机稍纵即逝、胜负决于须臾的时刻，由军中将帅独立地作出判断，对于争取胜算而言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在信息交流极不便利的古代，如果君主对前敌指挥干预过多（即所谓“兵自上御”、“兵自内御”），往往会贻误战机、甚至造成全军失利。因此，“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不仅是兵家受命统兵时所坚持的前提要求（注：孙子对吴王阖庐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毅然将阖庐的两位宠妃斩杀以立军威。（《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也是专制君主不得不“割爱”放权而必须接受的特殊原则。请看汉代名臣冯唐对汉文帝论君主御将之道：“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史记》卷一百二，《冯唐列传》）所谓的“阃内、阃外”之制，是司马迁感叹“冯公之论将率，有味哉，有味哉！”的精华之所在，但自秦汉以下的专制君主是没有人可以真正做到的。因为对于军权的控制，始终是君主梦寐以求的。但是，当大战在即、君主既然已经命将出兵时，他就不得不承认前线高级将领的临机决断的权力——“阵前不奉诏”就成为“君命有所不受”的具体内容。
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用兵过程中，大将周亚夫就有过一次“不奉诏”之举。当时，梁孝王刘武是汉景帝的弟弟，在诸侯王中抵御叛军的态度也是最为坚定的。梁国又地处叛军的必经之地，因此受到吴军主力的围攻。梁国形势危急，先向大将周亚夫求救。周亚夫却根据自己的用兵方略，抢占要地，而后“深壁而守”，对梁国的遣使求救，“亚夫守便宜，不往”。梁孝王刘武只好直接上书向皇帝求救，景帝下诏给周亚夫让他尽速发兵救援梁国，但是“亚夫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后食道。吴楚兵乏粮，饥，欲退，数挑战，终不出。”经过三个月的攻防战，周亚夫的预期目标实现了，吴楚叛军被平定。诸将纷纷赞赏周亚夫当时“不奉诏”的做法是高明的决策。但是，“由此梁孝王与亚夫有隙”（《汉书》卷四十，《周勃列传·附子周亚夫传》）。恐怕汉景帝对周亚夫的疑忌，也未尝不是开始于此。
如果说，汉景帝对周亚夫军中“不奉诏”的行为，表现出的态度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宽容；那么，东汉初年的光武帝刘秀对待部将王梁的态度，则要严峻得多了。
建武二年（26年）春，发生了汉军镇压“檀乡”军事集团的大战。（注：“檀乡”之号及东汉对之镇压的过程，《后汉书》卷二十一《任光列传》的记载简明扼要：在徐、兖交界拥兵自重的力子都，归降更始皇帝，受拜为徐州牧。稍后，力子都为其部曲所杀，“余党复相聚，与诸贼会于檀乡，因号为檀乡。檀乡渠帅董次仲，始起茌平，遂渡河入魏郡、清河，与五校合，众十余万。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阳，遣大司马吴汉等击檀乡，明年春，大破降之。”）光武帝刘秀命令大司马吴汉“率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祐，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偏将军王霸，骑都尉刘隆、马武、阴识，共击檀乡贼于邺东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余万人。”（《后汉书》卷十八，《吴汉列传》）从汉军参战将领地位之高、数量之多以及受降人数之众，都可以看出，这是一场大战、恶战。此役对于刘秀政权的稳固意义重大，据《后汉书》卷二十六《伏湛列传》，伏湛在上疏中有如下文字：“陛下承大乱之极，受命而帝，兴明祖宗，出入四年，而灭檀乡，制五校，降铜马，破赤眉，诛邓奉之属，不为无功。”此处列举的均是与刘秀“受命而帝”直接相关的重大战役，“灭檀乡”赫然居其首位。
参与此役的汉军将领，除了统帅吴汉之外，地位显赫而且贡献特殊的就是王梁了。王梁“从平河北，拜野王令”，又擢拜为大司空，封武强侯。刘秀对他有特殊的倚重之心。在进击“檀乡”之时，刘秀特意下诏：军事指挥权完全归属大司马吴汉，而王梁为了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既不禀报大司马吴汉，也不向朝廷请命，多次征发野王境内的军队参战。“（光武）帝以其不奉诏，敕令止在所县，而（王）梁复以便宜进军。帝以（王）梁前后违命，大怒，遣尚书宗广持节军中斩梁。广不忍，乃槛车送京师。既至，赦之。月余，以为中郎将，行执金吾事。”（《后汉书》卷二十二，《王梁列传》）因为王梁在一役之中多次“不奉诏”、“前后违命”，光武帝刘秀对其恼怒到遣使斩首的程度。幸亏所派使者宗广意存宽恕，王梁才逃过一劫。笔者还有一个猜测：刘秀对王梁的“痛下杀手”，可能有安抚统帅大司马吴汉的用意。“有诏军事一属大司马”在先，王梁的擅自调兵在后，首先冒犯的就是军前统帅吴汉的权威。假设王梁是此次战役的最高统帅，刘秀必定会容忍他的“不奉诏”而擅自行动。所以，刘秀的“天威难测”，应该同时含有伸张君权、伸张统帅之权的两个意义。而在“天威”得以彰现之后，王梁不仅被赦免，还继续得到重用。
由此看来，军阵之中的“不奉诏”行为还是容易得到宽赦。其原因如前所言，主要不在于君主的“开明”，而在于指挥战争所需要的特殊权力，在于君主对统兵将领的依赖与笼络并存的心态。
二、“拒绝任命与赐予”型
皇帝任命某位臣子出任某一官职，通常情况之下必须应命赴任，即便是对新任命有所不满，也不能有所表露。反之，即便是用委婉的方式表达不愿意就职的想法，也就成为需要说明的“问题”了。例如，汉宣帝认定时任少府的萧望之“材任宰相”，为了考查其政事能力，任命他为左冯翊。萧望之根据一般惯例，认为从少府出为左冯翊属于贬职“左迁”，推测自己有不合皇帝心意之处，立即移书称病。汉宣帝得知，猜透了萧望之的心事，派人前来解释本意，萧望之这才放心地就职视事。（《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列传》）这个事例说明，如果没有特殊原因，臣子是不能拒绝皇帝所任命的新职务的。
如果有臣子公开表示拒绝接受新职，那么，在行为的定性上，就属于“不奉诏”了。汉武帝时期的耿直大臣汲黯，就是此类不多见的代表性人物。
在创立五铢钱之初，民间的“盗铸”现象严重，其中尤以楚地为甚。汉武帝以为淮阳是楚地的要害之处，必得名臣就职才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召拜汲黯为淮阳太守。不料，汲黯并不了解武帝的用意，也以为由朝臣改任地方官是外放受贬，所以出现了汲黯抗命的一幕：“（汲）黯伏谢不受印绶，诏数强予，然后奉诏。”在殿上，君臣二人还有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武帝宽慰汲黯：“君薄淮阳邪？……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汉书》卷五十，《汲黯列传》）汲黯这才到淮阳郡赴任。两汉时期，以隐士身份而抗命于皇帝征召的名士不在少数，但是身入仕途之后，敢于抵制皇帝任命者，确实不多。汲黯此举，不应该简单地视为留恋中央官职，更重要的是，他表达了这样的信息：在改变大臣的职务时，皇帝也应该对臣子的意愿有一定程度的尊重。
按照常规，皇帝赏赐臣子礼物，不论价值高低，均是表示欣赏、信任、宠幸，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被赐予者是要感恩戴德的。偏偏汉代就有面拒皇帝赏赐的大臣，这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不奉诏”行为。汉文帝时期的名臣卫绾，以谨慎守礼而得到皇帝的信任。文帝决定赏赐他宝剑。不料，质朴的卫绾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先帝赐臣剑凡六，不敢奉诏。”（《汉书》卷四十六，《卫绾列传》）此举使得汉文帝十分意外。
此类的“不奉诏”，主要表现出当事人的谦逊自守、处事有度，在意外降临的“皇恩”面前，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它以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引人注目，但在政治运作方面却不具备太多的意义，故存而不论。
三、“为国持正”型
自战国以降，“尊君卑臣”不仅凝化为制度规定，同时也熔融为政治伦理。现实的问题在于：如果群臣必须惟君主的意旨是听，一旦君主的决断出现失误而群臣不加以阻止，那么国家的利益岂不是要遭受损害？明于治国大道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确实在这一方面颇多匠心设计。于是，出现了辅政制度、职在谏诤之官、草诏与封驳之制等等，其用意都在于防范皇帝个人的错误意旨破坏国家的根本大计。然而，在皇帝（特别是有雄心、有能力而又敢于独断专行的皇帝）执意要做某件事情、并且带有“即时”性质的场合，上述预设的制度就会失效。当皇帝敢于置制度于不顾而强行发号施令时，好像只能仰赖有大臣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不奉诏！”形势才有可能得以扭转。这是地地道道的“触逆鳞”之举，其危险性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就已经说得十分透彻了。如果没有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牺牲身家性命的境界，是做不了这样的事情的。因此，这种类型的“不奉诏”，是最具有社会意义、从而最值得研究的，当然也是最令人钦佩的。
试举汉代的几个显例，借以展示当事人的铮铮铁骨、大丈夫气概。
汉初的耿直大臣周昌，可当得起直谏第一人之称。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而改立戚姬所生之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莫能得”，其中以周昌的面折廷争最为激烈。周昌为人口吃，又在盛怒之下，他对刘邦声明：“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汉书》卷四十二，《周昌列传》）好一个“期期不奉诏”！为此，刘邦对他油然而生敬意。稍后，刘邦不得不改变初衷，保留太子地位而封如意为赵王。为了保证自己身后赵王如意不至于被人杀害，刘邦留意为赵王寻求一位可以信赖的丞相，结果周昌当选。在刘邦死后，大权在握的吕太后开始了她的复仇举措，囚禁了戚夫人，随即宣召赵王入京。传宣诏命的使者多次往返，赵相周昌拒不应命，他对使者说：“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吕太后大怒，只好先征召周昌入朝，她的计划才得以实现。周昌先后两次声明“不能奉诏”，公开对抗汉高祖与吕太后两位专制统治者，是冒着相当风险的；从他的用意而言，不带有任何利己的因素，他比在位的最高统治者更在乎国家的根本利益。
汉景帝时期的大臣窦婴，也以“不奉诏”之举而赢得了声誉。梁孝王刘武是景帝的胞弟，也是窦太后的少子。窦太后不脱老妇人常态，因为喜爱少子的缘故，欲令梁王为景帝的继承人，即按照“兄终弟及”的方式安排继统序列。一次，景帝与梁王按照家人之礼，共同奉陪太后宴饮，景帝可能是出于安慰母亲的考虑，对梁王说：“千秋万岁之后传王。”窦太后果然面露喜悦之色。当时虽然不是在朝会的场合，没有形成正式的诏旨，但是景帝一语既出，就应该为“君无戏言”而承荷起许诺。窦婴也在场，当即对景帝的失言提出批评：“汉法之约，传子適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此话一出，实际上就是“不奉诏”的公开表态，也是一种驳议，取消了景帝言论的合法性。景帝以“默然无声”承认了窦婴的批评是正确的，也就撤销了自己的许诺。
西汉后期的名臣史丹，以朝廷公卿“不奉诏”的潜在可能性，阻止了汉元帝晚年废立太子的打算。竟宁元年（前33年），汉元帝重病缠身，傅昭仪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王皇后、太子刘骜却难以得到进见的机会。元帝病情稍为缓和，竟然对王皇后、太子产生了更多的不满。他多次向尚书询问景帝时改立胶东王为太子的故事，皇帝有废立太子之心，在宫廷之中已经不再是秘密。为此，太子长舅王凤与王皇后、太子皆忧心忡忡，不知如何应对。说当时的政治高层疑云密布绝非危言耸听。史丹凭借有元帝的特殊信任而得以伴陪在侧，他在与元帝单独相处之时，涕泣跪奏：皇太子之立长达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但是，定陶王得到皇帝爱幸却广为人知，近来更有道路流言，以为太子位置有动摇之议。言谈至此，史丹极力强调：“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汉书》卷八十二，《史丹列传》）元帝有感于史丹的涕泣极谏，特别是他所分析的改立太子的诏旨一旦公布，就可能出现朝廷公卿共同抗旨的紧张局面，这使得元帝不得不明确表态：不会有改立太子之举。一场政治危机得以消弭。史丹所言公卿“以死争，不奉诏”的局面尽管没有出现，但从元帝的反应可以想见，一旦形成事实，只要皇帝不是肆行无羁的暴君，就不得不作出让步。因此，如果官僚集团群体性“不奉诏”见诸实行，对于纠正皇帝个人的错误决策，是可以发挥相当作用的。
还有一种情况：皇帝的言论不属于原则性错误，而只是一时失言，鲠直的臣子也可以用“不奉诏”的方式表示抗旨。东汉初年的循吏任延对光武帝刘秀的驳论，可称之为一段历史佳话。建武初年，任延为九真太守四年，深得民心，离任之时当地吏民“生为立祠”。后转任武威太守，光武帝亲自接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任延却毫不客气地反驳：“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光武帝之言，本来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为官之道，务实却难免俗气，特别是此话出自皇帝之口，更为有失体统，在听到了任延坦荡无私的批驳之后，他只好叹息认错：“卿言是也。”（《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任延》）
在以上所举四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共性：公开声称“不奉诏”、“不敢奉诏”的臣子，其见识均在皇帝之上，他们的态度一旦表达，就会光明磊落地坚持下去；而皇帝则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或失言，还需要通过尊重抗旨者的方式，借以完成纠正错误的过程。
公开宣称“不奉诏”而抗旨者，也并非都能够体面“收场”，毕竟这是“触逆鳞”的行为，万一“真龙天子”动怒，当事人受到迫害也是难免的。 东汉延光三年（124年），安帝受人蛊惑，下诏命令公卿以下朝官集会讨论废立太子。大将军耿宝等人秉承皇帝旨意，认为太子当废。时任太仆的大臣来历，却持不同意见。他与太常桓焉、廷尉张皓联名上奏，请求皇帝收回成命。安帝在盛怒之下不予采纳，是日遂废太子为济阴王。来历认定太子无罪，皇帝的旨意应该纠正，于是邀约了光禄勋祋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持书御史龚调等十余位大小臣僚，“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他们援引法律来证明，即便是太子的属官确实犯罪，皇太子也不该坐罪被废。安帝对来历等人的举动极为恼火，派中常侍奉诏威胁他们：“父子一体，天性自然。以义割恩，为天下也。历、讽等不识大典，而与群小共为讙哗，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饰邪违义，岂事君之礼？……若怀迷不反，当显明刑书。”面对皇帝要治罪的强硬表态，参与进谏者莫不失色。将作大匠薛皓率先改变态度，表示“固宜如明诏”，这是见好就收的聪明人。来历却瞧不起薛皓的见风使舵而出言相讥：“大臣乘朝车，处国事，固得辗转若此乎！”其他人先后退走，只有来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安帝大怒，竟然下旨罢免了来历兄弟的官职。（《后汉书》卷十五，《来歙列传·附曾孙来历传》）值得注意的是，来历的愤然抗旨之举，本来出自于维持政局稳定的公正体国之心，与上述周昌等人的“不奉诏”本来别无二致，但竟被安帝加以“与群小共为讙哗，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饰邪违义”的政治罪名。可见，“不奉诏”的处置结果，包括当事人的命运，其实是掌握在皇帝手中。这是君主专制体制之下，“人治”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体现之一。
秉持正义而“不奉诏”者遭受迫害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出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长远考虑，部分思想家不得不设计出某些理论，借以对君主滥用权力实施约束。西汉后期的学者刘向，假借他人口吻，就臣子应该如何对待君命的问题，语重心长地指出：“从命利君谓之顺，从命病君谓之谀，逆命利君谓之忠，逆命病君谓之乱。”（《说苑》卷二，《臣术》）其中，他把“逆命利君”作为忠臣本质特征的表述，是大有深意的。他还对“辅弼之臣”寄予特殊的期望：“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与强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窃君之重，以安国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弼。”（《说苑》卷二，《臣术》）稍加思量，其实所谓的“忠臣”、“辅弼之臣”，他们的共同点恰恰在于——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为了君主的长远利益，他们应该有“不奉诏”乃至于强迫君主按照正道行事的意识和能力。
四、“政令失御”型
在正常情况之下，皇帝的诏旨不仅仅是其个人意旨的表达，更是国家政令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来，皇帝的诏旨如果在下达执行的过程中被以各种方式所搁置，那就意味着出现了“政令失御”的问题。此类的“不奉诏”行为，大概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人公开表态，抵制是在暗中进行的；二是“不奉诏”者自身不是公正的化身，恰恰相反，他们代表了官僚集团中的黑暗势力。
“山高皇帝远”的俗语，是对此类“不奉诏”行为成因的最好说明。在边远地区，一直存在着“鞭长莫及”的实际问题。地方军政长官对中央的离心离德往往也从此开始。“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废忽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细民冤结，无所控告，下土边远，能诣阙者，万无数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潜夫论》卷四，《班禄》）这一分析还道出了其危害性：地方官“废忽诏令”得不到惩治，百姓就难免蒙受劫难了。
这种现象已经是司空见惯，有时候最高统治者实在不愿意“装糊涂”了，也会在诏书中把这一官场“潜规则”予以揭破。和帝逝世之后，殇帝即位之初，临朝称制的邓皇太后下诏大赦天下。为了避免大赦令形同虚设，她在诏书中强调：“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后汉书》卷四，《孝殇帝纪》）邓氏是高明的政治家，把政令受阻的严重问题表述为官员的“持重”之举，但遮羞布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许多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诏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被各级官员打折扣是半公开的秘密。汉安帝曾经借着大雨成灾，在救灾的诏书中，指责“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为百姓所患苦”，进而指出，朝廷虽有“养老令”和赈济贫困的规定，但是“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相半。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明知国家的法令、皇帝的旨意被地方官吏大打折扣，朝廷除了下诏谴责之外，并没有实际的制裁措施、纠正之策，这里透露出多少无奈？
这一类型的“不奉诏”，折射的是政令不畅的政治弊端，是吏治昏暗的表现形式之一。在集权制的体制体系之内，“令行禁止”一旦成为官样文章，那么任何立意高远的法律、制度、政策，都会归于名存实亡。不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一个讲究效率的政府，一个想维持社会公信度的政府，都应该设法避免此类现象的出现。
以上列举的四种类型的“不奉诏”行为，各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社会意义。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了解古代政治的实际运作状况。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其中“为国持正”型的内涵是最为丰富的、作用与影响也是最值得肯定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当着皇帝的意旨明显有失误的时候，朝臣的反对意见能否得到事实上的合法存在权。如果我们要对古代的“开明政治”加以界定的话，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要考量当政者对“异议”的宽容度。如果一个皇帝不允许“不奉诏”有事实上的生存空间，那就是专制独裁到极点了。在政治运作层面，如果将缓冲区间和调适空间压缩得过小，就会造成缺乏机动性和调控性的困境，减少了从容回旋的余地，这绝非国家之福。
标签：汉朝论文; 后汉书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西汉论文; 周亚夫论文; 光武帝刘秀论文; 王梁论文; 东汉论文; 汉书论文; 历史学论文; 史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