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力过剩与人力资本相对不足的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人力资本论文,矛盾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目前，我国劳动力过剩情形突出。首先，建国以来，人口的长期过快增长，使我国劳动力大量过剩。同建国初期比，我国人口增长了1.3倍，劳动力增长了2.3倍。其中，农村劳动力已达4.4亿多人，占整个社会劳动力人数的73%，并且每年还以1300万人的速度增加。根据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推算，即使保持目前农村劳动力人数不变，如果农村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达到工业化国家重工业化前期平均40%的水平，也有1.5亿剩余劳动力；如果达到目前工业化国家平均20 %的水平，则有3.2亿多剩余劳动力。其次，长期以来的刚性就业政策， 使我国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在职失业现象。按目前国有企业职工人数1.5亿多推算，国有企业所包容的“隐性”剩余劳动力约有5000万人左右。此外，我国臃肿的政府机构也存在数量可观的冗员，要实现政府机构裁减公务员50%的改革方案，又将增加1000万剩余劳动力。再次，有关研究表明，我国新增劳动力将由90年代前5年的平均、1250 万人增加到1450万人。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保持年均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所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只有700万个左右， 即使全部用于满足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需求，也将有700 多万人成为剩余劳动力。最后，我国目前经济结构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已逐步弱化。改革开放以来，80%以上的新增就业机会是由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的，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快速扩张，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乡镇企业的粗放型扩张发展已近极限，其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已呈下降趋势。由此可见，我国劳动过剩将呈日趋严重的态势。
与劳动力严重过剩相反，由于多年来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政策，过分看重物质资本积累，忽视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教育投资长期不足，使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都是偏低的。主要体现在三个主面：第一，我国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偏低。从高等教育水平看，在2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中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数比例，我国不足2%，远低于美国的46.5%（1994年）、日本的20.7%（1990年）和加拿大的21.4%（1991年），也低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比例，如菲律宾为18.7%（1991年）、韩国为13.4%（1990年）、新加坡为4.7%（1990年）。第二， 我国人口中科技人员的数量和比例都很小。1988年我国百万人口中科技人员只有4224人，远低于美国14757人（1988年）、日本59611人（1982年）等发达国家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相应的科技人员数量。第三，我国劳动力供求中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力资本短缺已成事实。据中国社科院“劳动力市场培育与工资改革”课题组的抽样调查表明，当前企业存在大量冗员，同时又存在严重的“缺员”，样本企业的缺编面35%比超编面32%还大。缺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提供有效劳动的熟练劳动力；缺员最严重的岗位是一线生产工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二
劳动力大量过剩和人力资本相对不足，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影响。
劳动力大量过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受经济发展规模的限制，大量过剩劳动力必然导致社会失业率的上升，当失业率超过社会所能承受的心理限度时，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治安状况恶化、社会动荡不安等，会破坏经济增长环境的稳定性。为了保证经济发展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增加社会就业，当就业水平超过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之后，形成过度就业；而过度就业超过一定程度后，会造成“工资侵蚀利润”的后果，使社会积累水平下降，经济增长的预算约束加强，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又会削弱经济创造新增就业机会的能力，在劳动力供给又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最终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劳动力过剩，从而形成劳动力过剩不断扩大和经济增长速度日趋缓慢的恶性循环。我国国有经济部门长期低效运营，有经营机制不灵、体制僵化的原因，但与国有企业长期以来不得不包容大量冗员也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当前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中面临的两难抉择：“减员增效”与下岗人员的再就业安排困难重重，正是劳动力过剩与经济增长之间这一矛盾的具体体现。
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则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构成“瓶颈”约束。特别是我国经济经过十几年以10%左右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之后，在总量上已呈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买方市场”状态，结构性矛盾突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行业，生产能力已严重过剩，亟待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我国偏低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将难以满足这一转变的需要。目前，高新技术行业人才短缺已十分明显，即使在一般行业，熟练劳动力短缺也十分普遍，人力资本不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已日益显露出来。此外，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较高素质劳动力供不应求，人力资本价格不断上升，劳动成本提高，将削弱我国产品低成本、低价格的国际竞争优势，也会削弱我国经济对外资的吸引力。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公司的研究表明，“一国劳动力的技能与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跨国公司子公司从事的经济活动的类型。”
三
如何解决我国劳动力供求中劳动力严重过剩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对不足的矛盾呢？根据我国经济增长已呈“买方市场”的现实情况，我认为，依靠粗放式扩张发展的方式解决就业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道路已行不通了。这是因为，虽然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解决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其发展规模已受到需求不足的硬性约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内市场已基本饱和，在国外市场也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行业如纺织业要确保其原有的国外市场占有率已属不易，进一步扩张发展难度颇大。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发展，只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巩固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要实现这一转变，其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对人力资本的开发投入，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
提高社会人力资本水平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其一是借助教育、培训等手段，使劳动力（或未来劳动力）学习获取有关知识和掌握相关劳动技能；其二是通过工作经验积累，即在实践中“边干边学”，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前者是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途径。因此，要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水平，重点是抓教育：（1 ）提高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充分认识教育的经济功能，扩大对教育的直接投入，提高教育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使其达到占国民生产总值6 %左右这一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即使如此，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国民生产总值基数小，我国教育投入的绝对额和人均教育投入占用水平，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也是很低的。另外，国家还可以通过鼓励社会各界教育捐资，争取国外有关机构援助，扩大教育来源，弥补国家对教育投入的不足。（2）改革教育投资分配体制， 优化教育投资配置。首先，应调整教育投资结构，实现教育投资在初、中、高三级教育之间的合理配置。我国的现状是初等教育投入不足，高等教育投资效率低下。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在增加教育投入时，应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对初等教育的投资力度，改革高等教育体制，提高高等教育投资的效率。其次，应加强对农村和贫困地区教育的投资力度。我国农村教育无论从升学率、教学设备配置还是师资配备等各方面来看，都落后于城市教育，贫困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也很大。而农村，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农村，是我国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据调查，80年代兴起的“民工潮”主要流出地区为落后的内陆边远地区，流出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以初中、小学毕业人员占大多数，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和半文盲。由此可见，加大对落后地区农村教育的投资，对于改善我国剩余劳动力的素质，提高社会人力资本积累是十分必要的。（3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教育水平对个人收入的贡献率，以刺激劳动力个人进行自我投资，提高自身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性。近几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处于转轨时期，社会上出现了“研究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脑体收入倒挂的现象，使一些人失去了向教育消费性投入的积极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将会使教育水平对个人收入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国家还应通过税收优惠等财政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对职工培训的投资，以改变在职职工的人力资本积累现状。（4）对学校而言，要调整教育结构， 拓宽人才市场。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社会职业的变化，对整个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教育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学校培养适应未来信息社会需要的创造型人才、复合型人才、超前型人才、特殊型人才等。因此，学校应按照市场经济的需要和科技发展的要求，结合中国国情，适时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发展新型专业，淘汰落后专业，正确处理专门化与综合化的关系，提高教育“产品”——人才在人才市场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提高人才市场的占有率，不断拓宽人才市场。同时，学校还可以开展横向联合，形成规模效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传统地位将受到威胁，发生动摇，专业与专业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开展横向联合，可以使学校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学校在与科研单位、企业、学校的横向联系中，可充分利用外部条件，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提高办学规模和办学效益。
第二，改善投资环境，保持低劳动成本优势，扩大利用外资规模。
扩大利用外资，不仅可以软化社会资本不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预算约束，而且还可以扩大社会就业，促进产品出口以及提高社会的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水平。联合国1994年的《世界投资报告》表明，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直接创造的就业总数超过7300万，其中有1200万直接受雇于设在发展中国家的附属企业。我国外资企业1996年的就业人数已达到275万人，“三资”企业的进出口商品总值也增长迅速，1995 年比1994年总值增长25%，1996年比1995年总值增长19.9%，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上升到47.3%（国家统计局，1997）。但是，扩大利用外资绝非是“一厢情愿”的事，必须具备对外资有吸引力的良好投资环境和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条件主要是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以及较低的劳动成本，还具有符合外资要求的最低人力资本积累。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大量流入我国，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社会环境稳定、市场潜力巨大，但主要是由于我国劳动成本较低，然而这一优势已逐步在削弱。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工资增长过快；另一方面，体现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的各项指标如教育水平、人口中科技人员的比例落后于工资增长水平的增长。近几年我国协议利用外资总额和项目，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和项目均呈下降趋势（国家统计局，1997），与劳动成本的提高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从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角度出发，我国必须在加大人力资本开发力度、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同时，适当控制劳动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以确保劳动成本较低的优势。当然，扩大利用外资还有许多其他手段，如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等。
第三，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近年来，我们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视高新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忽视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样进行急转弯是不够现实的。因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多的是由社会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质量不断提高所决定的自然演变过程，没有一定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相对应，产业结构升级是难以实现的。特别是在我国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巩固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选择。当前在我国过剩劳动力素质低，而国家又无财力对其进行大规模直接培训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吸纳，通过“边干边学”提高他们的素质。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规模会受到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限制，也会受到发达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配额有限的制约，并且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同类出口产品的激烈竞争。由此，要扩大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在采取有关措施刺激国内市场需求、扩大产品出口的同时，促进现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为后续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提供生存空间，实现劳动力由低级产业向高级产业的分流，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