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丽[1]2002年在《直隶义和团首领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首先从直隶义和团的组织入手，论述了直隶义和团领导群体的产生，阐明其具有广泛复杂且多元松散的特点。然后，通过对义和团文献及调查资料的爬梳检索，用表格形式将直隶义和团运动中涌现出来的201名首领作了较详细的统计。在此基础上，对团首的职业身份、地域分布和年龄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一定的结论。地主、士绅及游民、半游民无产者是直隶义和团首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多为中年人，众望所归，并且在直隶各地的分布上有一定的地方特色。最后，文章具体分析了首领与首领、首领与团民、首领与地方官之间的关系，说明直隶义和团首领在复杂变动的社会交往中具有多重角色，体现了明显的阶级局限性，成为带有一定悲剧色彩的社会群体。
刘宏[2]2010年在《义和团迷信及其社会反应考察》文中研究表明义和团运动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既有着客观的社会环境条件,也有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就其客观的社会环境条件而言,与晚清民俗关系至为密切。从相关心理因素来说,义和团“降神附体”之类的“神术”,不排除在心理暗示作用下,确能使人体达到超常状态,产生奇特而明显精神作用的情况,这使团民对“神术”更加深信不疑,幻想利用它抵挡和战胜洋人。而团民不断制造迷信借口,则与其自我辩解的心理动机有直接关系,这是为减少认知不协调而采取的自我保护。义和团利用迷信进行宣传动员,确实收到某些实效,对推动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壮大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其相关舆论宣传和自我辩解的迷信借口,多为不实之词,虚妄荒诞,其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对于义和团迷信,相关各社会群体和阶层从不同的利益和需要出发,也作出各种不同反应：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非团民众对义和团迷信的反应,以“崇信”与“盲从”为主要特征,而至义和团衰落时期,他们认识到义和团并不真正具有奇异超凡的“神术”,遂对其由先前的信从转变为怀疑乃至丧失信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守旧派”,出于所谓“借拳剿洋”的政治需要,曾“认可”义和团“神道”,幻想利用其“神术”灭洋,也试图“利用”义和团的迷信弱点,对其加以限制和约束,及至最后清廷转向对义和团进行严酷镇压,自然也就割断了此前“守旧派”与义和团连结的纽带。“一般”官绅对义和团迷信的反应颇为复杂,大致可分为“迎合”与“反对”两个方面。所谓“迎合”又分两种情况：一部分官绅出于仇教排外心理,肯定义和团神道灭洋；另有部分官绅则在逢迎心理驱使下,附和义和团迷信。反对义和团仇教灭洋的官绅,则无例外地也反对其神道,视之为“邪教倡乱”,斥其“邪术不可恃”,其中所包含的政治用意十分明显,当然,也有从纯文化的角度否定义和团迷信的,显示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以“雅”辟“俗”的文化倾向。庚子年及20世纪初年的报刊舆论,也对义和团迷信作出反应。尽管各报的政治倾向不同,如有的站在义和团的敌对立场,有的则对义和团起事给予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但当论及义和团迷信时,几乎无例外地都给予否定,显示出相当的趋同性。报刊舆论通过对义和团迷信的反思,倡导“破除迷信”而广开民智,这与义和团迷信给予它的警示直接相关,这种舆论成为20世纪初年启蒙运动的先声和前奏,显示出义和团事件给予国人的深刻启示。
黄少同[3]2015年在《义和团时期沧州地区社会环境研究》文中提出沧州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与沧州地区的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离不开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引发社会动乱,清廷谕令地方政府兴办保甲团练。保甲团练以维护地方稳定为职责,是地方官府安抚义和团的首要力量。但是义和团是在民教矛盾尖锐,民族矛盾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使的保甲团练对义和团带有同情态度,甚至一些保甲团练也加入到义和团的行列中来。乡绅为乡村社会中的头面人物。在义和团运动中,乡村士绅能够协调官府与义和团的关系,缓和紧张的局势。在义和团运动后,士绅对社会秩序的重新稳定亦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清军则一直处于义和团的对立面,在沧州地区清军与义和团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并且在清军的镇压下,义和团运动走向失败。晚清以来乡村经济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使的广大农民生活日渐贫困,无以为生,这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社会现实原因。在义和团首领的带领下,团民与教民与官府时有暴力冲突。沧州地方官府严厉禁止义和团的发展,对义和团首领严厉惩罚,对普通团民则以劝解为主。教民和传教士受到义和团的骚扰杀戮。天主教家庭成员构成颇有特点,入教原因各不相同。在义和团的进攻下,教民走向联合,寻求教堂和官府的保护。晚清时期,沧州地区花会组织盛行,乡村集市繁荣周期固定,习武之风盛行。平民与教民因花会组织的摊派而发生争端,促使民间花会组织成员加入到义和团组织中去。集市多为民教矛盾的冲突场,而集期为农民集会组织运动提供了方便。沧州的习武风俗则促进了沧州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壮大。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各个村庄纷纷迎师立团。各村的义和团组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共同打教。
傅德元[4]1992年在《直隶山东义和团运动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直隶与山东是义和团运动的发祥地和重要活动中心,两省的义和团运动从1898年兴起之时既有着密切的联系且相互影响,并表现出一些相同及不同特点。但长期以来,人们侧重于研究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并过多强调其作用与影响,而对直隶义和团运动则缺少必要的研究。本文不囿成说,拟从运动的兴
孙红旗[5]2002年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直隶民众与教会势力的斗争》文中研究说明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直隶是义和团反教会斗争表现最为激烈的地区。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孕育在民众中的打教情绪；同时，清政府政策的驱动，也促使民众反教会斗争进一步高涨，直隶有四五十万人卷入其间。 直隶中部义和团的反教会斗争突出地走在了反侵略斗争的前列，有力地推动了形势的向前发展；直隶东南部因有义和团早期打教斗争的群众基础，亦顺势而起；直隶北部受京、津、保高潮中心的影响，虽起事稍晚，但也有力地打击了境内之教会势力。 直隶民众的反教会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散居各地的教会势力，与抗击八国联军的主战场相互影响，构成了反侵略战争的第二战场。但由于义和团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其打教斗争也存有一些偏差和缺憾。
段金虎[6]2000年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直隶团民的归宿》文中指出１９００年北京沦陷后，由于八国联军四处剿杀、清政府分兵镇压、教会势力也乘机疯狂反扑等原因，致使直隶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转入低潮。面对新的形势，直隶义和团除一部分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余迅速分化，或解散归农，或流亡他乡沦为流民，或收编为乡团、巡警等等，作出了各种
姚恒[7]2002年在《义和团运动后期直隶军民的反抗斗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京师陷落后，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心的直隶民众成为列强和清政府的共同打击对象，直隶民众不仅没有被吓倒而且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再次掀起了反抗斗争的高潮。 本文对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民众的反抗斗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文章分叁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直隶军民反抗八国联军侵略的斗争，第二部分论述了直隶民众反抗清政府镇压的斗争，第叁部分对直隶民众的抗“洋捐”斗争进行了论述。 本文认为，虽然直隶民众的反抗斗争还有种种不足和缺陷，但它却沉重打击了外来侵略势力和清政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向近代化转型，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声。
禾稼[8]1987年在《裕禄与直隶义和团》文中指出裕禄,满洲正白旗人。他多年任地方督抚。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任直隶总督。直隶省是清王朝的“畿辅重地”,又是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高潮的中心地区。关于裕禄与直隶义和团的关系,迄今尚无专文述及。本文仅就裕禄对义和团的态度,试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诸同志。
黎仁凯[9]2001年在《略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文中指出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过去一百年了。这场发端于山东与直隶边界、以华北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 ,展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特有的反抗方式和斗争精神 ,具有正义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由于义和团运动的自发性、分散性和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 ,也由于各省
李娉[10]2009年在《义和团运动在天津》文中指出1900年前后,义和团运动在华北迅速发展,天津地区的义和团运动也逐渐转变为反抗外侵的“义和团战争”。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天津,一方面宏观上把握这一运动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天津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多元化,如何更为客观、深入地分析天津义和团运动,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天津是1900年6、7月份各路义和团大汇集的地区,本文分析了他们入津的各条路线,并通过对义和团文献及调查资料的爬梳,进一步充实了天津义和团运动主要首领的资料和他们所领导的义和团的活动情况。自清政府公开招抚义和团后,义和团在天津城内就施展了非正统的“合法”权力。天津地区是1900年反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最主要战场,在这一战场上抵抗联军的武装力量是具有广泛性的。本文对派驻天津的清军力量作了研究。义和团也积极参与了保卫天津的战斗,其冲锋陷阵的精神值得称赞,然而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是清军力量。在天津保卫战研究方面,本文详细考证了直隶总督裕禄所能调派到天津地区的清军(重点是武卫前、左军)以及真正参与天津守城的武装力量(义和团力量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在保卫天津城的战斗中,守城兵力与彼时的联军人数对比,虽处于劣势,但在津城失陷前后,他们都进行了顽强地抵抗。本文还进一步证实了联军方面在战争中使用毒气炮的史实。在近代民族矛盾严重激化的情况下,天津地区反击八国联军的战争,是中国传统民间力量在民族危机中的集中释放,故参与天津战争中的义和团运动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民间反洋教运动,而是已经成为了全民性意义的民族战争。
参考文献：
[1]. 直隶义和团首领研究[D]. 周晓丽. 河北大学. 2002
[2]. 义和团迷信及其社会反应考察[D]. 刘宏. 河北师范大学. 2010
[3]. 义和团时期沧州地区社会环境研究[D]. 黄少同. 河北师范大学. 2015
[4]. 直隶山东义和团运动的比较研究[J]. 傅德元. 河北学刊. 1992
[5]. 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直隶民众与教会势力的斗争[D]. 孙红旗. 河北大学. 2002
[6].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直隶团民的归宿[J]. 段金虎. 河北学刊. 2000
[7]. 义和团运动后期直隶军民的反抗斗争[D]. 姚恒. 河北大学. 2002
[8]. 裕禄与直隶义和团[J]. 禾稼.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
[9]. 略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J]. 黎仁凯. 历史教学. 2001
[10]. 义和团运动在天津[D]. 李娉. 山东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