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分布的偏态格局及其矫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局论文,居民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城乡收入分布格局的现状
当一批富裕者拉动中国消费的时候，月收入两百元的贫困家庭并不罕见，大多数研究者认可的0.45的基尼系数，显示我国的收入差距已不容忽视。尽管基尼系数给出了贫富差距的数量界限，但不能反映总收入在各阶层中的分配比例，以及收入差距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根据收入分布格局的现状，我们能更清醒，更深刻地认识和解答相关的分配问题。
根据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笔者将2001年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和城镇居民家庭情况中的数据加以整理，结果见图1、图2、图3。
图1 2001年农村居民收入分布
图2 2001年城市居民收入分布
图3 2001年居民收入分布
2001年城镇居民调查户数为43840户，平均每户家庭3.1人，总数为135991人。农村居民调查户数为68190户，平均每户4.15人。总数为301399人。城镇采用可支配收入，农村采用纯收入。图1显示农村居民收入大多集中在1000元～3000元之间，接近正态分布即中等收入者居多。图2显示城镇居民收入大多集中在3000元～5000元之间，远离正态分布即多数人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图3将城镇和农村综合起来，整个收入分布格局明显呈偏态。由于农村居民收入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而农村人口为全国的62％，因此低收入者占据了大部分。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为调查人口的76.19％；中间部分偏小即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9000元之间的为18.32％，整个收入分布格局严重偏左。
二、偏态收入分布格局的成因
传统的分配制度平均主义严重，它的实施既损害效率又破坏公平。经济体制改革带来分配机制的变化，使单一按劳分配向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转变，有效克服了平均主义，极大地调动起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但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考察全国的收入状况发现，尽管不同阶层的收入都在增长，但是收入越高的组别增长越快，收入越低的组别反而增长越慢，这样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集中在中、低收入的层面上。从表面上看，收入分布格局偏左的原因是由于不同组别收入增长的速度不同，但往深处看，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收入过低，以及城镇居民分化程度过大。
1.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城市和农村人为地分割开来。在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下，农业的剩余产品全部用于工业积累，而工业化的好处大都与农业无关，使农民的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经济体制改革为农业提供了发展机遇，但仍未根本改变农村的不利地位。因此，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别一直存在。从绝对数看，1998—2000年我国城镇人均收入分别为5458元。5888元和6316元，而同期农村人均收入分别为2162元、2210元和2253元，城镇人均收入分别是农村人均收入的2.52倍，2.66倍和2.80倍，到2001年扩大为2.90倍。从相对数看（见表1），在收入最低组中，农村户数占99.58％，而在收入最高组中，农村户数只占11.88％，可见，低收入户大多集中在农村。由于绝大部分的农民都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因此整个收入分布格局偏左就不足为奇了。
表1全国家户十等分组中城乡家户各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邬丽萍：《建国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状况分析》，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5）。
2.在城镇居民中，依然存在就业和收入的二元状态。在二元状态中，一元是非国有经济部门。由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倾斜，使集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有了很大发展，不仅职工的工资稳定增长，而且收入呈多元化，除工资外还有股息和利息等，因而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另一元是国有经济部门。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职工是典型的中等收入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既有企业自身的内部原因，也有经济结构调整、市场需求变化等外部原因），使职工的收入增长缓慢，有些甚至下降。调查表明，国有企业职工已成为目前失业、转岗和内退的主体。随着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原有的中等收入者开始分化，小部分人进入富裕阶层，而有些人的收入状况恶化，形成新的贫民阶层。因此，在城镇内部仍然是中、低收入者比重较大，收入分布格局呈金字塔状。
以上两方面因素使我国收入分布格局远离正态分布，出现明显偏左的倾向。理想的收入分布格局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即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比重小，而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大。正态分布的收入分布格局，不仅能形成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而且能减轻不同阶层之间的摩擦，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可以断言，我国的收入偏态格局如不及时调整，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双重危害。
三、偏态收入分布格局的危害
1.偏态收入分布格局会形成不合理的消费结构。每一种收入水平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消费需求，最好的消费结构是高、中、低收入者的比例合理，分别占有一定的市场。目前，我国的消费需求虽然已形成多层次的结构，但是低层消费不能向中层消费过渡，使高层消费和低层消费的差异明显，而中层消费的比例过小，这样的消费结构不符合产品供给的要求。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当新产品刚刚问世时，成本和价格较高，主要的销售对象是少数高收入者；当产品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规模效益使成本下降，从而价格降低，中等收入者成为主要的消费者；当产品生产进入衰退阶段，其价格又同低收入者的需求相适应。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供给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正态分布。如果需求也呈正态分布，则需求总能同供给相匹配，不会出现产品的相对过剩。目前，我国缺乏相当规模的中等收入人群，大部分处于低收入阶层，造成需求结构明显偏左，出现较为严重的消费断层。
2.偏态收入分布格局使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的提高呈递减趋势，这一规律在收入分布格局呈偏态时更加明显。因为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消费需求大多已得到满足，未满足的部分市场又难以提供，所以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很快。中、低收入群体尽管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但由于收入的份额与人口的比重不相称，受到现实购买力的限制，因此不能形成与社会总产出相一致的消费需求。这样，边际消费倾向总体呈下降趋势，导致消费需求增长缓慢。
3.偏态收入分布格局不利于社会稳定。在现代社会中，随着财富的积累和公平观念的普及，社会阶层呈现出橄榄形，即顶层的巨富和底层的赤贫都是极少数，而中间是比重最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橄榄形的收入分布格局不仅可使社会有庞大的消费市场，而且能有效地减轻不同阶层之间的摩擦，成为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在任何社会，高收入者总是少数，当中等收入者成为社会的多数时，低收入者必然成为少数，这样的社会较为稳定。反之，当中等收入者为少数时，低收入者就会显著增加，这样不仅不利于社会保障和扶贫政策的实施，而且容易造成心理失衡，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因此，我国偏态的收入分布格局必须加以调整，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使之成为社会稳定的主体。
四、中等收入者的合理界定
我国有多少人属于中等收入者？由于标准不一，各方估计差异很大。有人认为，中等收入者是占社会大多数的那一部分人群，显然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根据前面的分析，在我国按收入差距五等分计算，占社会大多数的不是中等收入人群，而是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人群。这里，我们以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分布现状为依据来对中等收入者进行界定（见表2）。
表21999年城镇家庭收入分布状况
资料来源：林其屏：《中国中产阶层的系统考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1（8）。
在低收入户中，大约有10％的贫困户，其余21.79％的低收入户和32.36％的中下收入户基本上满足了温饱，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及高收入户中的一部分已达到小康，而处于最高收入的是富裕群体。因此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大致可将社会分成四个收入群体：一是贫困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二是温饱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以上至3万元以下，三是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至20万元以下；四是富裕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是较为合理和符合实际的。在我国，中等收入者应该是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但还不很富裕的那部分人群。
中等收入阶层除了收入标准之外，还有职业特征。在我国，大量的从事技术、管理和担任公职的人员是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他们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操作管理技能，所从事的工作和取得的收入都较为稳定。
无论从收入分层还是职业分层来看，我国属于中等收入者的人口比例都太小。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体包括产业工人、商业职员、农业劳动者等，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否迈上一个台阶，是决定中等收入者规模能否扩大的关键。按照以上提出的中等收入者的标准，现阶段大约有10％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55％的人口属于温饱阶段，达到小康水平的人口约占30％，富裕收入者仅为5％。如果能将贫困人口的比例降到5％，将温饱状态的人口从55％降到25％，小康水平的比例提高到65％，这样一种收入分布格局将是比较合理的。要达此目标，必须限制高收入者，减少低收入者，大力培育和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的群体。
五、扩大中等收入者的途径
1.要拆除城乡之间的种种壁垒，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占我国人口64％的是农民，他们的收入普遍较低。从统计数据看，2000年城镇困难户的人均年收入为2678.3元，比农村人均年纯收入2253.39元要高18.9％，扣除生活费用上的差异，城镇困难户的生活水平也大体相当于农村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因此，如果能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将会使低收入阶层中的大部分人摆脱贫困，这样既能使低收入者的比重降低，又能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要想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最根本的是要拆除城乡之间生产要素配置的壁垒，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提高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低收益地区向高收益地区转移，不但流动人口的收入会提高，而且农业劳动者也能从专业化生产中获益。只有这样，农民的整体收入才会增加，从而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分配格局。
2.利用产业政策调节收入分布格局。目前城市贫困问题也日益突出，当农村贫困人口刚刚减少了4000万，而城市又新增了1000万贫困人口，他们大多集中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商业部门。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998年全国筹集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政府财政支出占52.2％，其中中央财政占14.1％；1999年该指标为政府财政占50.7％，其中中央财政占38.2％；2000年该指标为政府财政占57.6％，其中中央财政高达45％，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承受的财政压力呈上升趋势，长此以往，难以为继。我国政府的征税能力较弱，仅仅依靠转移支付来摆脱贫困是不现实的，而合理的产业政策可起到调节收入的积极效果。为了减少由失业引起的贫困，必须通过长期的大规模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来缓解。因此，要大力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全力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要发展吸纳劳动力多的第三产业，千方百计地扩大就业机会，这样才能减少失业造成的贫困。
3.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社会阶层的收入分布格局是经过多次分配才形成的。党的十六大强调了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讲公平的政策原则。初次分配讲效率在我国已得到认可和实施，而再分配讲公平还做得不够。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养老、医疗、住房、实物福利等几项人均收入，富裕户比贫困户高87％，其中养老金高4.2倍，医疗保险高62％，住房补贴高61％，实物福利高38％。2000年全国征缴的个人所得税约660亿元，其中43％是工薪阶层缴纳的，也就是说，我国收入分布格局的严重偏态，是政府再分配功能弱化的表现。要想纠正这种不合理状态，必须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通过规范的税收、合理的支出以及保障体制，来解决市场的初次分配与社会再分配的失衡问题。
4.大力发展教育。詹姆斯·米德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认为，基础教育的普及是最为重要的平等化因素。因为基础教育的经费由税收承担，普及基础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再分配，它为低收入者的子女获得就业机会，改变贫穷状况创造前提条件。因此，国家财政应保障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使有学习愿望和能力的适龄儿童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此外，还应重视非学历教育，包括在职培训、职前训练、农技推广、电视教育等，这些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少、见效快，对低收入和失去正规教育机会的人群最为有利。从长远看，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根本途径是普及教育，政府应为全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消除因教育不平等而导致的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