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家国：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中华论文,家国论文,妇女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11-0168-09 清末民初，社会进步的成果之一即是女性角色逐渐进入公众视野，部分接受过良好近代教育的女性开始关注女性解放，女子参政运动和女性经济独立运动等应运而生。近代来华传教士和本土教会人士在晚清追求男女平权、女子入学及天足运动等活动中曾扮演过先驱角色，在这场女性解放潮流面前自然也不甘落后，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该会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唯一的全国性妇女团体，其活动历史无论在中国基督教史，还是在妇女史上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关于该会历史学界尚无深入的研究，只有个别专著和文章提及。①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该会的缘起、发展及其理念和社会影响作一个初步探讨。 一、女性与节制 节制(temperance)属基督教七种美德之一②，其意指弃绝私欲。《圣经》各篇多次谈到“节制”，要求信徒的日常生活应当节制有序，恬淡自然，和平忍耐，不应贪念钱财，纵情声色，恣意恩仇。③天主教和新教加尔文宗等致力于培养这种节制理念的苦行人格，即“使人能坚守并依从他永恒的动机，并按照此动机所教导他的来抑制其情感”，“消灭本能中自发性质的、冲动的享乐欲望”④。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步入市井生活的美国新教徒们试图利用基督教的节制理念来约束俗世的日常生活。这些人认为“生活中冲动性的享乐，会使人偏离职业工作，偏离宗教信仰，盲从内在冲动”⑤，因此“强烈反对那种占有财产后的本能享乐”，要求“限制消费”⑥。而在同时，社会财富的累积，中产阶层的扩大，可供享受产品的激增，都使得民众更随性的去追求消费。这些消费品中，即有烟酒，尤其是食用酒精。酗酒会影响个人工作，社会治安以及民风等，更会影响到新教徒所追求的“一种警醒、清楚、有意识的生活”⑦。因此，部分虔诚的新教徒开始呼吁美国社会克己自制，要求议会立法禁酒。 1808年，克拉克教授(C.J.Clack)在美国纽约的萨拉托加发起并创办了节制会。⑧起初，会员主体是由男性构成，但自19世纪30年代之后，女性逐渐占据了协会的主导地位，到70年代女性节制运动已发展至顶峰。1874年，万国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The 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以下简称WCTU)在美国正式成立，由弗兰西丝·威拉德(Frances Willard)女士担任总干事。⑨该会指出，嗜好烟酒对女性比对男性造成的伤害更大，酗酒的直接后果往往造成家庭破裂，并主张应当以保护家庭为基本出发点开展禁止烟酒活动。此举一面可以保护家庭的完整，以此响应基督教对家庭纯洁性、完整性的号召；一面也可以通过要求立法禁酒，督促更多的女性涉足政治改革，寻求女性的自主空间。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该组织已在美洲、欧洲⑩和亚洲(11)等地开设多个分部。万国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的建成为中产阶级女性表达其群体诉求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1886年，万国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将该会的一份文件寄给《教务杂志》编辑，呼吁各国政府取消酒类交易和鸦片贸易的许可法令。(12)同年秋，该会派通信干事利维特夫人(Mrs.Mary Clement Leavitt)来华，(13)先后访问北京、通州、天津等地，并在当地建立分会。12月初利维特夫人抵达上海，她遍访上海各教堂，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几所教会女子学校以及虹口的监理会中西书院发表演讲，并成立分会，参加者以外籍女教士为主。(14)12月28日该会月度例会首次在上海召开，(15)上海分会的文档干事为美北长老会的范约翰夫人(Mrs.J.M.W.Farnham)。(16)1887年，镇江崇实女学校长诺冰心(Miss Mary C.Robinson)女士创建中国妇女节制会。(17)福州分会大约成立于1890年，以引导人们认识基督教，禁止吸食鸦片、纸烟，禁止饮用烈酒，禁止缠足，提倡洁净卫生为目标。(18)南京市妇女节制会成立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在1894年已开展活动。(19)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各地虽成立多个分会，但多以女传教士为中心，并不活跃。 1907年，该会推选范约翰夫人为中国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以下简称“妇女节制协会”)总会长。(20)1909年，应万国妇女节制协会邀请，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富善夫人(Sarah Goodrich)担任妇女节制协会的总干事，她主要在北京和通州一带活动，在任期间花了大量时间来组织节制活动(21)，翻译《维丽德女士列传》和《节制故事》等书籍。(22)经过传教士胡遵理和石美玉、梅云英(23)等人的努力，节制运动在长江一带有了“更稳固的基础”(24)。至1916年，妇女节制协会在华大约建有40余分部，分布于7个省份。(25)此后运动的领导权逐步转入到中国本土女基督徒的手中。 经过数年酝酿筹办，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于1921年正式成立(26)，名义上为万国妇女节制协会中国支部，并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会议，选举石美玉女士会长，梅石云英女士为总干事，刘王立明女士为青年部长。(27)协会将总部设于上海，另在全国设有分部，如北京、武汉、宁波、福州等地。其具体会务由三分部承担，分别为演说部、组织部与节制教育部。因协会极其重视文字宣讲工作，所以演说部在初期承担了协会主要活动。组织部负责举办茶话会、游园会、募捐会等。节制教育部负责从名家大师及青年学生那里征集节制文章并发表。协会普通会员则通过“宣传节制、秋季征文、竞讲、社会服务”的方式开展活动。(28) 初创时期，妇女节制协会借鉴总会工作经验，首倡禁绝烟酒，希望可以与总会在禁酒问题上“并驾驰驱”。(29)但在实际的活动过程中，发现在当时的中国，烟的危害更甚于酒，所以与总会不同，协会的工作更加偏重禁烟。该会列举吸烟四大危害——耗费金钱、虚度光阴(耽误工作)、损害身体、伤民族元气(30)，认为只有当国民与社会均达到一种清洁与克制(31)的状态，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禁戒纸烟由此成为“首务”(32)。同时，为了配合全国性的禁止鸦片烟毒运动，协会在宣传时往往将禁烟禁毒并提。 节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健康问题。按照妇女节制协会的理论，个人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是合格的国民，才能组成合格的家庭，进而构建健康的社会与国家。由于石美玉当时在医学界已具重大影响，所以协会积极参与中华博医会、中华护士会、卫生教育会等基督教医学团体发起的禁毒活动，并参与开办戒烟场所，积极邀请医师莅临演讲，同时协会会刊《节制季刊》也面向医生及相关科技人员征稿，并登载大量列举吸烟危害以及戒烟方法的文章，由此来规劝国民追求健康生活。 演讲是妇女节制协会宣传拒毒节制理念的主要方式。1925年协会干事在一个月之内，曾到上海西人节制会、长老会西国妇女会、上海清心书院、青年会学校等处“演讲拒毒问题”(33)值得注意的是，协会演讲的听众仍多为基督徒，并与协会有着密切联系，如清心书院，原本为范约翰及其夫人在上海所办，协会正式成立之前已在该院设立分会。(34)梅云英、刘王立明等经常外出遍游全国进行演讲，但演讲地点亦多在当地的节制分会或基督教学校，如同文书院、诺立书院、儒励书院等。(35)可见，妇女节制协会的理论有其固定的受众人群，这样保证了基督徒尤其是青少年女性群体对节制、拒毒的接受度。但另一方面，协会的理论被限制在这个界围当中，无法吸引更多的听众并得到回应。 1927年，妇女节制协会认为“革命军莅沪，实为禁烟之绝好机会”，提出五项提议，要求国民政府从司法入手，定期禁绝吸食、贩卖及种植鸦片，并到南京请愿拒毒，协助“促成三年烟禁”。(36)对此，上海市国民党部曾表示：“进行节制运动，亦是革命之先锋。”(37)协会要求政府立法来禁绝烟酒是典型的总会的活动方式。(38)妇女节制协会在效仿总会活动中表达了自己对国家的主张，体现了其对女性话语权和国民地位的追求。 不过，妇女节制协会的禁毒工作收效并不理想。从其报告和会刊中可以了解到，尽管领袖四处宣讲，举办集会，邀请社会名流著文，但这些活动究竟有什么具体的效果，并不清楚。《节制季刊》曾大量登载学生作者的征文，但仔细考察这些学生的身份，发现她们几乎都来自诸如镇江崇实女中、伯特利女子学校等教会学校，这说明协会的影响基本局限在教会学校的圈子内。1922年协会在各地有分会70余处，会员人数达到6000人，(39)会员也多来自教会学校。协会充分利用原有的教会机制，在教会学生中发展会员，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不过，学生虽是协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但他们并不是嗜好烟酒的主要群体，自然不是协会工作的重点对象。对于真正需要戒除烟酒的群体比如底层民众，协会的目光却很少投射到他们的身上，并给予实际的帮助，这与万国妇女节制会在美国的活动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能够“深入劳工家庭，挨家挨户地访查”(40)，在中国妇女节制协会的资料中却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究其原因，这与协会的领导者参与者政治关怀的视野和社会交往圈子有密切的关系。正如郭佩兰所说，“节制会的成员多为中产阶级的妇女和女青年，她们很难会去理解当时中国的毛病是全身的”，(41)而优雅闲适的生活方式和相对狭小固定的社会网络，也使得她们非常重视文字宣传和口头演说，却很难放下身段，围绕社会底层人士开展切实深入的节制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妇女节制协会面临更加艰辛的处境，但仍未放弃节制的理念，8年间辗转于上海、武汉、香港、重庆等地，努力推广节约活动，节制烟酒赌，帮助难民生产，提倡女子平民教育。抗战胜利后协会迁回上海，主要从事慈幼工作。1949年解放后，协会积极参与改造，鼓励妇女从事生产建设，接受新文化教育，并热心于儿童福利，直至1958年正式解散。妇女节制协会在30余年会务活动中基本坚持了节制理念，为中国女性基督徒群体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慈善与公共空间 妇女节制协会拥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社会服务意识，在禁烟工作少有成效的情况下，该会开始重视慈善工作，工作重心开始发生转移。20世纪20年代正是国家经济与民族工业振兴的时期，上海经济的发展及工业体系的建成，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人口流入。但是，工人、手工业者、流民等人口基数大增，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妇女节制协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问题。1922年底，在对“沪上劳工情况”做出调查之后(42)，石美玉在征募大会中提出了征集善款，开办工儿院(43)，提出“谋求贫儿之幸福”的主张(44)，这是妇女节制协会走向慈善道路的第一步。 1923年3月，抚育工儿院正式成立，该院由梅云英主导，聘张惠英女士担任院长。(45)工儿院意在造福工儿，并借此在工厂“为禁绝烟酒等害之宣传”。(46)之所以选取工人子女为救助对象，是因为妇女节制协会对工业救国抱有极大热情，其认为工人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因此要为工人子女提供教化和帮助。工儿院建成之日，黎元洪赠其匾额“福幼全生”一块，以资鼓励(47)，另有齐燮元、唐继尧等军政大员，英瑞(即雀巢)炼乳公司等多家工厂，多位教会成员如丁立美牧师以及诸多社会名媛，纷纷解囊，捐助钱财、奶粉、玩具、家私等。同年4月，工儿院组建董事部，董事组成阵容甚为豪华，有工商界上海先施公司总经理欧彬的夫人谭惠然，民国政要徐谦的夫人，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等，医学界石美玉之妹石非比女士，中华护士学会会长伍哲英女士以及教会人士诚静怡夫人、余日章夫人，同文书院副院长胡其炳牧师等共计15人，并选举聂云台为董事长。董事部的人员构成充分反映出协会所具有的社会活动能力。尽管这些名流未必直接参与工儿院的运作和管理，但协会可以依靠这些“名公大人及大资本家”去谋求更多慈善事工的善款(48)，工儿院经费也几乎全部出自这些“仁人善士与纱业厂家巨子”的捐款。 出于对青年女性的社会关怀，继工儿院之后，刘王立明在1923年初夏联合热心社会服务的学生会员开办了妇孺教养院，由丁益华女士担任院长，负责收容无家可归且没有谋生能力的妇孺、乞丐、婢女、弃妇等。教养院教授她们“手工国文常识”(49)，令她们白天做礼拜，学习纺织绣花，晚上学习读书写字，并将学成者“送入工厂”(50)。当时江浙地区战乱不已，自然灾害频发，大量流民乞丐涌入上海。为此，协会再发起救丐运动，利用教养院、工儿院收容大量乞讨人员。宁波节制分会发起人李黄淑基女士特别向教养院捐赠一栋房子，设立淑基平民义务学校(51)，除教养院的乞丐妇孺在此就学外，还招收附近的贫儿入校读书。后来因为战事，妇孺教养院搬迁新址，接受益中公司经理的拨款设立芸芳堂，并获郑扬秀女士等人捐款(52)，再开慈母宿舍。(53)其后妇女节制协会为教养院中的女子“前途着想”(54)，开设培公小学和节制女子家事学校，贫妇在此学习后可以一份职业。1935年时任副会长杨美真女士还远赴苏联考察女工状况及“托儿所制度”(55)。从1922年到1958年解散，协会在妇孺教养院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该院亦成为协会办慈善并发挥社会职能、获得事业满足感并实践节制理念的最重要场地之一。 妇女节制协会开办慈善事业，除了基于基督教关怀弱者的慈善伦理外，更重要的是救国强国理念在支撑这一工作。协会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构想是工业救国之路，希望通过对工人阶级提供适当补助及教育，使其成为一个武装了近代思想与先进技术，并充满爱国情操的新生阶级，从而达到与国际工业相抗衡，振兴实业，实现国民富足的目的。(56)其慈善工作体现了爱国女性基督徒这一群体对中国社会的改进做出的努力。 妇女节制协会进行慈善工作的过程，也是女性走出家门步入社会公共领域的过程。协会领袖及会员们通过慈善工作，学习如何组织、筹款、交流，积极扮演她们的社会角色，为公众展示了负责任的现代女性国民形象。在这一过程中，她们迈入“公共事务的公共空间”(57)，其家庭角色定位大大弱化。慈善工作不仅体现了基督徒的社会关怀，也为这些女性提供了一个迈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并传播其宗教情操，获得女性事业并履行现代国民义务的机会。如此，可以将妇女节制协会办慈善理解为一项鼓励女性“走出来”的女性解放运动。 三、母亲作为一种职业 19世纪，美国社会正流行着一种受宗教观念左右的“纯正妇女意识”，其包含四项基本的道德准则：虔诚(piety)、纯洁(purity)、服从(submissiveness)和爱家(domesticity)。(58)该意识以爱护家庭和护卫社会为导向，加速了女子教育的普及，推动了美国妇女的性别认同，进而催生了妇女性别空间。(59)中产阶级的女性通过这一空间集合起来，发挥性别力量来关怀社会改革，主导社会运动，这其中就包含妇女节制运动。节制理念和纯正妇女意识相互融合，形成了该运动的理论架构。 在中国社会，中国传统对妇女的期待是三从四德，相夫教子，“自主能力和性别空间是长期受压抑贬低的”(60)。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因着天赋人权的学说、革命思潮的鼓荡以及女子本身的觉悟(61)，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要求脱离旧式家庭的束缚，步入一向为男性独有的公共领域，并积极争取独立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但是，经济独立的职业妇女在公共视野中崭露头角，打破了长久以来男子垄断公共空间的局面，在当时加剧了男女两性关系的冲突，引发了如何平衡妇女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问题的争议。面对这一争议，妇女节制协会希望借助节制理论和纯正妇女意识来改造“传统”女性，实现女性家庭角色的现代化。 1922年底，妇女节制协会开设附属高级妇女半日学校，宗旨为普及教育、改造家庭，并由梅云英、刘王立明等担任教员(62)，开设中英文、音乐、圣经、手艺和游艺等多项课程。该学校秉承节制理念，偏重关注经济问题，建议女性通过“少用仆婢首饰，计算日常开支，节省化妆品”(63)的方式积累财富获得经济自主权。至于女性经济来源问题则没有明确的说法，不过，显然这些妇女基本的生存问题已不需要考虑，对她们来说主要是自主权的问题。 到1924年底，妇女节制协会的宗旨开始发生变化，从倡导女性走出家门参与慈善和社会服务，转而强调女性对于家庭幸福的必要性，强调女性回归家庭的神圣性。1925年，协会干事会议中提到，“中国今日之急需，绝为良好之家庭”，要求“暂将宗旨缩小范围，略加更改，自兹以往，当以促进家庭幸福为宗旨，提倡慈孝节制为口号”。(64)1926年，协会再次强调“以促进家庭幸福为宗旨”，“以消极的拒绝烟酒赌邪，积极的提倡慈孝贞俭为方法”。至此，妇女节制协会将促进家庭幸福作为首要工作，并借助慈善事业对其女性观、家庭观做实地推广。刘王立明指出，这次工作转变是“宗旨由消极扩大到积极，由理想而转向实际”。(65)面对情况复杂的禁烟工作，协会显然觉得治家工作更适合自己也更易把握。 妇女节制协会重视“治家”，是出于以节制完善国人人格，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提倡慈孝贞俭，就是要督促国民养成新礼俗，以“建立中国新社会的组织构造”。(66)在协会看来，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组成单位，改良社会必须从家庭入手，只有出身于美满家庭的国民才会有“健全之身体、清洁之脑筋、驯良之习惯、高尚之旨趣、纯正之品行、强毅之意志，且具有普通之知识”。(67)一旦拥有这样的国民，社会和国家的顽疾就会不治而愈。简而言之，“要救国，慈幼是第一使命”。(68)由此，协会的工作转变成打造可以产生好国民的完美家庭。而家庭能否完美，“又视主妇之精明能干为转移”(69)。至此，女性被协会定性为社会道德的守护者与社会发展的首要责任者，维护家庭成为女性必须承担的神圣职责。 1924年，妇女节制协会为中国女性提出了她们认为的最完美的现代女性形象：“身灵强健又谦逊的妇女，有罕有的温柔天然的雅致，谋高尚生活且圣洁的妇女，造福孩童的妇女，勇敢热诚的妇女，彼此互助且设法消除各种卑陋和败德的事，追求的是青年的心和诚实的家，道德和高尚优美的思想。”(70)这样一个勇敢热诚又温柔圣洁的女性形象，充满了虔诚、纯洁与爱家的感情，实质是美国社会的女性特质向中国女性的一种传接。协会的领袖们在试图将美国社会价值观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从而实现本土的女性解放。(71)这样一个高尚形象，除了要有“高尚”的道德作导引外，肯定还要有充足的物质基础。从前文可知，无论是协会领袖还是作为协会主体构成的教会学校女生，在当时显然不属于社会底层，除少数教牧人员的子女外，当时能上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中学者大都家境富裕，这些人自然有其独特的社会追求。可见，妇女节制协会所传播的，是中产阶级的宗教情操和社会价值。协会提倡的女性解放，既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也是这部分中产阶层女性集体意识的表达。 为使现代女性的形象建构落到实处，协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女子本职为母职的主张，也即“新贤妻良母论”。将为妻为母视为一种职业，这是一种新的视角。新贤妻良母论指出，为妻为母是女子天然获得的职业，将女子治家和教员、医生等职业的地位等同，参与母职同样可以保证女子得到经济权教育权，换言之，在家庭中“照顾小孩的衣食，铲除丈夫的恶习”亦可获得女性解放。(72)因此，妇女节制协会一面要求女性争取自身权益，要获得参政权，经济独立和平等教育权，一面又着重强调适龄女子必须结婚组建家庭，并在婚后把贤妻良母当做其“唯一责任，也就是唯一职业”(73)。 当然，新贤妻良母观并非简单地要求女性在家相夫教子，这一理念要求女性“把家庭，在管理上面科学化，在卫生方面健康化，在陈设方面美术化，在经济方面生产而节俭化，同时对于社会有相当的认识，尽公民的责任”。(74)协会认为，妇女要成为现代女性，在未嫁之前一定要接受家事训练。这样结婚后就能成为理想的主妇，再去社会寻求就业机会也方便得多。为此，1934年，妇女节制协会开设节制女子家事学校(后更名为上海家政学园)。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女子家事学校，目的在实现家事职业化，培养女子治家能力，促进女子经济独立以及补救失学女青年。据学校统计，家政课不仅可以使学员学习如何科学管理家庭，还可为学员提供相当多的就业机会，如“养老院，托儿所，家庭管理，旅社管理，家庭公益，保婴学等”(75)。如此，在协会的设想中，女子可以通过治家获得经济独立，即获得家务空间，同时参与社会改良，即步入社会公共空间，兼顾家庭与社会。 纵观中国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的活动理念，它与西方的节制爱家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协会举办各项活动，其本意也是试图复制19世纪美国的女性活动方式。美国中产阶级的女性通过节制爱家取得了“解放”的成绩，她们有余力“关切与基督宗教主流价值背道而驰的社会现象”，通过组成女性团体获得来自同性姊妹的支持，借助文字宣传、慈善活动等表达自己的“阶级观念”与“爱家诉求”，(76)并最终借助性别空间与集体力量进入公共领域，通过将女性塑造成为社会的保护者与道德标尺来获得性别上的自我肯定与实际的公共权力，并逐步开创不再拘于纯洁妇女意识的女权事业。 中国的妇女节制协会仰慕总会的成果，自然希望通过效仿总会活动来创建本土的女性空间，从而加强自我肯定，表达社会诉求，并更进一步，参与国家改良。但是，在协会看来，脱离家庭参与社会活动的女性属于“欧化过甚”，她们忽视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女性应首先治理其家，“肩负改造家庭的使命，替国家下一种根本基础”(77)。女子在尽了贤妻良母，做家事和节制生育的职责之后，如有余力，可以再去为社会服务，这样才是正确的妇女运动的道路。 遗憾的是，妇女节制协会忽略了一点，美国社会的大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改变了美国的家庭模式，使得中产阶级的女性有“心思，时间和经济能力”来参与社会事务。(78)中国尚未实现社会转型，加之传统的深刻影响，使得“中美妇女的社会性别体验是截然不同的”(79)。虽然新贤妻良母论称其与旧贤妻良母有本质区别，主要指在现代家庭中，女性拥有个人尊严与经济权，并不依附于男性。但从笔者所见的资料来看，协会并没有深入讨论过女性如何在家庭中获得非遗产以外的收入，以及女性的尊严、自由似乎更依赖于同样进步的男性的自觉。或者说，家庭中的两性平等依靠的是“爱”和“经济能力”。(80)在家庭中仅靠男性的收入是否能满足家庭的开支？如果能满足的话，如何从制度上保证两性在家庭事务中的平等权利？那些已经走出家庭的女性在回归家庭多年后，如何才能再度进入公共空间？这些问题就很少被考虑。而且，新贤妻良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完美的新国民，通过新国民来改造新社会建设新国家。女性并非该理论的最终利益获得者，更多的是扮演服务者与保护者的角色。中国当时没有足够规模的中产阶级，自然没有足够多的中产阶级女性通过构建自己的集体力量来表达这一部分女性的诉求。如此一来，新贤妻良母论就可能成为一种限制中国女性自我解放的说辞。 新贤妻良母论的提出，除了受到纯净妇女意识的影响，更多的接受了民族主义话语的重新解读。 在当时，民族主义的主要传播者是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也提倡女性解放，但他们“关怀的重心并不在女性本身，而在国家民族的存亡绝续”，“新女性既要符合他们对传统女德的价值认同，也不能背离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需要”。(81)那么，在强国保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视为第一位之后，政治正确性压倒了女性对自我意识、活动空间、社会职业等等的追求，使得女性的自我定位处在一个尴尬境地。实际上，“解放”后的妇女重新回归家庭，承担育儿和“治家”的责任，并被戴上神圣的爱国光环，这也是当时社会男性尤其是教会男性知识分子的要求。妇女节制协会在机制上从属于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国基督教会，协会的领袖也多为教牧们的妻子，这种身份决定了该会不可能在两性关系问题采取过分激进的态度。协会会全力争取男性的协助(82)，其“解放”自然必须是得到当时男性认可的适度解放。由此，妇女节制协会领袖就认可并采用了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对女性的定位。此时，节制就成为爱国的方式。所有工作都是为家庭服务，最终为强国保种服务。协会要求从个人节制逐步延伸直到社会节制，虽强调女性在节制中获得解放，但倾向于女性持家并发挥妇职功能，要求实现女性的家庭角色现代化，(83)其理念始终未能突破家庭职属对女性角色的约束，对女性的独立人格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都被抹去。协会所倡导的妻职母职，是一种不可选的职业。换言之，为妻为母不是一种主张，而是现实。(84)妇女节制协会的节制观没有改变无视妇女个人权利的传统，而且在爱国的名义下将女性更加牢固地束缚在家庭中。有学者评价万国妇女节制会“代表的是一种更家庭式的女权主义”，“它和女性的传统地位以及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兴趣相关”，“这是一个支撑阶级和种族稳定性的完全保守的运动”。(85)实际上，这个结论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的妇女节制协会。 妇女节制协会提倡母职还是有其意义所在，它向长久以来的“苟不教，父之过”的传统观念发出了挑战，向社会郑重声明母亲参与家庭建设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这种理念本身即为一种进步。传统中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士大夫的责任，明显以男性为中心，现在妇女节制协会强调女性的修身、治家是为了强国保种，赋予女性以神圣的政治责任，实际上也是对男权体制的一种挑战。至于如何解决妇女的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如何避免在神圣爱国的名义下妇女重新回到传统家庭妇女角色的尴尬地位，妇女节制协会的领袖们显然没有深入思考这类问题。 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作为基督教的社会团体，秉承了基督教的苦行节制理念，坚持纯洁妇女意识，开展各项社会慈善与救济活动，并积极宣传母职母教，提出了自己特有的“女性解放”理论，表达了部分基督徒女性群体的社会诉求，对当时中国的妇女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妇女节制协会崇尚美国基督徒女性的生活方式，渴望在中国做出推广，从而建立起虔诚爱家的现代女性空间。但是美国女性可以借助纯净妇女意识获得集体力量，进而步入公共空间，(86)在中国却难以进行。近代民族主义深刻影响了妇女节制协会的活动理念。该会的三大活动，其核心理念无一不和民族主义相关。节制烟酒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的苦行节制活动，而是带有鲜明的政治意义。民众通过节制活动节省资产，强健体魄，进而全身心投入工商救国之路。慈善救丐不仅体现了基督教的社会关怀，也是为了使这些人成为对国家有用之人。母职所彰显的女性形象更带有强烈的爱国意义。近代女性在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一方面被淡化性别，这样可以使她们参与公共社会事务，一方面又被强化性别，强调她们对家庭的责任与义务。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反映的正是女性意识服务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工具性取向。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固然是为了爱国，女性回归家庭也是为了成为“民族之母”，同样是为了爱国。至于女性自身是否愿意同时承担这两种责任，或者是否可以自由选择一种责任来承担，在民族主义话语中这些问题很难被凸显出来。在一切都为民族主义服务的语境下，当强国保种的政治正当性压倒女性自主意识，将女性放置到一个正确而尴尬的位置上时，基督教的纯粹妇女意识很容易与传统的女性角色意识契合，这样西方意义上的洁净、服从、爱家意识就有被重新纳入传统中国夫权体制的危险。 ①如Pui-lan KWOK,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 1860-1927,Atlanta:Scholars Press,1992；裔昭印：《基督教和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李晓红：《民国时期上海的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以女性刊物为中心的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李国林：《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研究(1912-1937)》，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邓小东、杨骏：《民国时期的乞丐及乞丐救济》，《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徐扬：《晚清西方宗教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黔西南民族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严庄：《刘王立明一位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的女性》，《党史纵览》1994第6期；李净昉：《刘王立明与民国时期中国妇女节制运动》，《史林》2008第5期。 ②七美德为：贞洁、节制、慷概、热枕、温和、宽容、谦卑。 ③《箴言》2：16，7：5，23：2；24：17；《出埃及记》20：17；《以赛亚书》3：17—24，5：8，11-12；《阿摩司书》4：1，6：1—6；《马太福音》5：21，27—28；《加拉太书》5：23；《哥林多前书》9：25。 ④⑤⑥⑦[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李修建、张云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9、136、139、89页。 ⑧Christopher C.H.Cook,Alcohol,addiction and Christian ethic,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6. ⑨Holly Berkley Fletcher,Gender and the American temperance movemen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Routledge,2008,p.106. ⑩Soper J.Christopher,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religious beliefs,political choice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4. (11)Elizabeth Dorn Lublin,Reforming Japan:the 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in the Meiji period,Vancouver:UBC Press,2010. (12)The World's 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XVII(1886),p.243. (13)News of the Month,The Chinese Recorder,Vol.XVII(1886),p.320. (14)Mrs.Leavitt's visit to Shanghai,The Chinese Recorder,Vol.XVIII(1887),p.39. (15)Diary of Events in the Far East,The Chinese Recorder,Vol.XVIII(1887),p.47. (16)Notes of the Month,The Chinese Recorder,Vol.XVIII(1887),pp.8 5—86. (17)刘王立明：《四十年来中国妇女节制运动》，《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年刊》1935年。 (18)G.Mointosh,"Auxiliary Societies in Relation to Missionary Work",The Chinese Recorder,Vol.XXVI(1895).p.274. (19)Diary of Events in the Far East,The Chinese Recorder,Vol.XXV(1894),p.203. (20)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3页。 (21)Mrs.Sarah Clapp Goodrich,The Chinese Recorder,Vol.LV(1924),pp.44—45. (22)Our Table Book,The Chinese Recorder,Vol.XLVI(1915),pp.782—783. (23)胡遵理(Jennie V.Hughes，1874-1951年)，美国基督教女传教士。1874年，胡遵理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传教士家庭。1905年受美以美会派遣，前往南昌传教，次年到九江任诺立女书院校长。1920年，她与石美玉脱离美以美会来到上海，创立伯特利教会和伯特利医院，以后又陆续增设伯特利中学、伯特利神学院、伯特利孤儿院。1930年代，曾经每年组成全国巡回布道团，影响很大。石美玉(1873-1954年)，是中国医学界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医师之一，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女布道家。1873年生于湖北黄梅，七岁时随父亲到九江谋生。1896年毕业于密执安(Michigan)大学，归国后在九江创办但福医院及护士学校，并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1920年自九江来上海创办伯特利医院，为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重要领袖之一。梅云英，生卒年不详，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早期重要领袖之一，参与了大量慈善活动。 (24)刘王立明：《四十年来中国妇女节制运动》，《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年刊》1935年。 (25)Pui-lan KWOK,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 1860-1927,p.121. (26)《中华妇女节制协会短史》，《节制》1930年第9期。 (27)刘王立明(1897-1970年)，原名王立明，中国著名的妇女活动家。1920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生物系，1923年与著名教育家刘湛恩结婚，改名为刘王立明。回国后曾任中华妇女节制协会总干事，会长。第一至第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曾发起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第一、二届常委，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28)《一千九百二十三年的学生部》，《节制季刊》第2卷第1期，1923年3月，第16页。 (29)《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三日年会纪》，《节制季刊》第1卷第1期，1922年3月，第11页。 (30)陈其祥：《纸烟与民族之观念》，《节制季刊》第1卷第3期，1922年9月，第31页。 (31)清洁包括身体清洁、衣食住清洁、思想清洁及人格清洁。《幼童之花：什么是清洁的？》，《节制》第4卷第3期，1925年，第65页。 (32)翁寿南：《纸烟与民族之观念》，《节制季刊》第1卷第1期，1922年3月，第31页。 (33)《本会干事在各机关演说》，《节制季刊》第4卷第1期，1925年，第82页。 (34)《清心分会半载经过之情形》，《节制季刊》第1卷第3期，1922年9月，第26页。 (35)梅云英：《春季报告》，《节制季刊》第1卷第2期，1922年6月，第8页。 (36)《中华妇女节制协会近讯》，《申报》1927年9月29日。 (37)《妇女节制协会昨开五周纪念会》，《申报》1927年11月8日。 (38)Soper J.Christopher,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religious beliefs,political choices,p.5. (39)《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第一届征求大会缘起》，《节制季刊》第1卷第4期，1922年12月，第17页。 (40)林美玫：《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2页。 (41)Pui-lan KWOK,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 1860-1927,p.126. (42)《中华基督教抚育工儿院报告书(民国二十四年)》，《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35年7月29日。 (43)专门招收工人子女的新型幼儿园。 (44)《本会第一次征募大会石美玉女士演说辞》，《节制季刊》第1卷第4期，1922年12月，第12页。 (45)《抚育工儿院最近之情形》，《节制季刊》第2卷第2期，1923年3月，第45页。 (46)《本会一年来之事实报告》，《节制季刊》第2卷第3期，1923年9月，第37页。 (47)《节制会创办工儿院之进行》，《申报》1922年12月13日。 (48)张惠英：《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抚育工儿院近数月来之报告》，《节制季刊》第2卷第4期，1923年9月，第64页。 (49)王善治：《地方通讯：参观妇孺教养院记(上海)》，《兴华》1923年第20期，第23页。 (50)《上海学生节制联合会报告》，《节制季刊》第2卷第4期，1923年12月，第66页。 (51)《会务消息》，《节制季刊》第3卷第1期，1924年3月，第57页。 (52)郑扬秀，1860年7月9日出生于广东龙港惠州，幼年即往檀香山居住学习。1931-1934年担任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会长，关心爱护妇孺教养院的建设，并四处请亲友捐赠，并自己节省家用接济，1935年逝世于上海。 (53)《慈母宿舍落成礼将举行》，《节制》第10卷第6期，1931年，第47页。 (54)《妇孺教养院纵横观》，《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年刊》(1935年)，第23页。 (55)《杨美真女士肖像》，《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年刊》(1935年)，插画部分。 (56)《本会第一次征求大会陈维新先生演讲辞》，《本会第一次征募大会石美玉女士演说辞》，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筹办工儿院略言》，《造福工儿》，《节制季刊》第1卷第4期，1922年12月，第11—14、24页。 (57)林美玫：《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第74—75页。 (58)Barbara Welter,"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1820-1860",American Quarterly,V.18,n.2(Summer 1966),pt.1,p.152，转引自林美玫：《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第22页。 (59)(60)林美玫：《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第24、68—69页，第163页。 (61)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1—23页。 (62)《上海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附设高级妇女半日学校缘起》，《节制季刊》第1卷第4期，1922年12月，第80页。 (63)《女子应赶快自觉》，《节制季刊》第3卷第1期，1924年3月，第33页。 (64)《妇女节制协会于事会记》，《申报》1925年9月9号。 (65)《四十年来中国妇女节制运动》，《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年刊》(1935年)，第2—3页。 (66)(68)《新生活运动的祖母》，《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年刊》(1935年)，第8页。 (67)范玉荣：《家庭》，《节制季刊》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第4页。 (69)刘王立明：《创办一理想的近代化家事学校案》，《教育与职业》第159期，1934年，第578页。 (70)《吾人的急务》，《节制季刊》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第15页。 (71)(76)(78)林美玫：《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第15、79页，第71—72页，第71—72页。 (72)(73)(77)刘王立明：《女子婚后的职业问题》，《教育与职业》第155期，1934年，第282—283页。 (74)刘王立明：《家事教育的未来》，《教育与职业》第171期，1936年，第33—36页。 (75)《附设节制女子家事学校简章》，《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年刊》(1935年)，第76页。 (79)林美玫：《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第238—239页。 (80)(83)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运动》，第142—144页，第59、71页。 (81)马方方：《20世纪初新知识界的“国民”话语与新女性建构》，《史学月刊》2012年第12期。 (82)刘王立明：《妇女运动》，《机联会刊》1933年第62期。 (84)寄洪：《斥节育救国论》，《妇女生活》，第2卷第3期，1936年，第68页。 (85)Holly Berkley Fletcher,Gender and the American temperance movemen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p.2. (86)林美玫：《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