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地位、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践论论文,矛盾论论文,当代论文,地位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联合发起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发表七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国防大学召开。这次会议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使我们感到格外亲切，因为七十年前毛泽东正是在国防大学的前身——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作的关于《实践论》、《矛盾论》的演讲。置身于今天这样的场合，回顾历史，思考现实，展望未来，重温“两论”的光辉思想，使我们仿佛又一次聆听毛泽东那立意高远、独具魅力、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诲，从而鼓舞我们继续沿着他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开拓前进。
国防大学对我们这次会议十分重视，给予了大力支持，今天几位校领导又亲自出席并指导会议，使我们深受感动，让我们向国防大学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也请允许我代表会议发起单位向全体与会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篇哲学著作。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恒久的科学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下面我谈三点认识。
一、“两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基础
正如上个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自己所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1]（p.36）中国革命最初十几年“两起两落”的曲折道路，把总结经验的任务鲜明地提到全党面前。毛泽东认为，总结经验必须提高到哲学高度，因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2]（pp.311-312）党内“左”右倾错误最深刻的根源是思想路线的错误，即唯上、唯书、不唯实，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如果不从思想路线上，不从哲学上解决问题，那么，纠正一种错误必定还会犯另一种错误。我们党在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以后，连续犯三次“左”倾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王明“左”倾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没有从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没有对“左”右倾错误作哲学上的清算。
有鉴于此，毛泽东在总结政治、军事斗争经验教训时，总是结合这些斗争实际进行哲学分析。1935年12月，他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着重从政治路线、政治策略上总结经验，批评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在分析这些政治错误的同时，指出了其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即那种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主张“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的形而上学思想。1936年12月，毛泽东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演讲，着重从军事上总结经验，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军事路线的错误，但这篇演讲首先提出的是“如何研究战争”，即研究战争的方法论问题，强调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又是很不够的，还没有对“左”右倾错误作系统的哲学分析、概括和总结，还不可能使人们完整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于是，在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作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演讲，专门讲哲学问题。
《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以扫清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对中国民主革命经验进行系统的哲学总结，对广大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的教育。《实践论》的主题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矛盾论》的主题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两个统一”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为反对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实践论》深刻揭示了“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指出：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我们也反对“左”倾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实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一句话，“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3]（p.295）《矛盾论》深刻揭示了“左”右倾错误的形而上学实质，指出，他们不懂得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是为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他们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3]（p.310、311）因此，“两论”的精神实质是对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作充分的哲学论证，对否认这种“结合”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深刻的哲学批判，对如何实现这种“结合”在方法论上给予系统总结。它们的问世，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形成，从而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
“两论”的发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哲学的层面说，促进了群众性哲学学习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1938年8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成立了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团体——延安新哲学会，组织干部结合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p.534）1941年9月，毛泽东在致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的信中提出，研究历史经验要学习理论，而理论学习“暂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并具体列出艾译《新哲学大纲》、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等书目。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确立起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实践的层面说，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为指导，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注重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和对于国情的科学分析，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实现了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最后党的七大确立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实践证明，“两论”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是反对主观主义和“左”右倾错误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重大发展，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主要标志
中国革命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两论”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恒久的科学价值。
《实践论》作为一篇认识论的著作，不是简单复述认识论的一般原理，而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需要，抓住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害和教条主义者在认识问题上的致命弱点，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集中阐明了认识与实践之具体历史统一的科学原理，引导我们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取得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检验我们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是否正确。这个过程，从许多方面扩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第一，毛泽东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系统。其中关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等等，毛泽东都把它们作为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过程当中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来加以对待，说明人的认识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实践。这就把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思想贯彻到底了。第二，毛泽东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对认识过程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两次飞跃”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是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两次能动的飞跃。他不仅科学地论述了实现第一次飞跃的方法和条件，而且特别强调了第二次飞跃的重大意义，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么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3]（p.292）在这里，毛泽东把第二次飞跃既看作是以实践检验认识的过程和发展认识的过程，又看作是实现认识目的的过程；既充分体现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又进一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第三，毛泽东第一次对人类认识的总规律作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3]（pp.296-297）这一论述高度概括了人类认识的客观规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和辩证法，凝结了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贡献。特别是把“再认识”作为人类认识总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加以强调，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矛盾论》作为一篇辩证法的著作，也不是简单复述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而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需要，抓住形而上学的要害和教条主义者在思维方式上的致命弱点，突出强调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集中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科学原理，引导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具体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据以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在这个过程中，从许多方面扩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一，毛泽东首次提出关于矛盾问题精髓的科学思想。他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个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3]（pp.319-320）“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3]（p.320）这一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一个新命题，深化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科学思想，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在哲学上的升华，对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第二，毛泽东对矛盾普遍性的科学内涵作了完整的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普遍性的论述主要是强调每一事物或现象都包含矛盾，毛泽东则进一步指出，每一事物或现象自始至终存在矛盾。他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3]（p.305）这就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使矛盾普遍性的思想得到彻底贯彻。第三，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问题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发挥。他指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都有特殊性，每一物质运动形式在其不同过程中矛盾都有特殊性，同一过程中矛盾双方各有其特殊性，在众多矛盾中各种矛盾的地位具有特殊性，在每一矛盾中矛盾双方各有特殊性，解决矛盾的斗争形式有对抗和非对抗的区别，这也是矛盾的特殊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分析复杂现实矛盾的逻辑体系，为我们在实践中科学分析和正确处理各种具体矛盾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第四，创造性地阐明了关于矛盾发展不平衡性理论，即关于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理论。这也是矛盾特殊性问题，但由于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专门用一节来研究这个问题。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重大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复杂问题时，总是十分重视区别主要的东西和次要的东西、决定性的东西和从属性的东西，有主有从、辩证地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但是，他们没有使用过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次要方面这样一些概念。列宁提出了链与环的概念，说历史进程、政治事件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5]（p.692）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中出现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这样的提法，但分散于教科书的许多章节的叙述之中，并没有作为专门的哲学概念来使用。毛泽东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关于矛盾不平衡问题的系统思想，指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都是矛盾特殊性在矛盾地位上的表现，并把这些概念明确地上升为哲学概念，对它们的科学内涵作了明确规定，对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和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作了系统阐述，强调“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3]（pp.326-327）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宝库中的新思想。
《实践论》和《矛盾论》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在“两论”问世以前，我国学者所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主要有被毛泽东称誉为“真正通俗而又有价值”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被毛泽东赞赏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的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这些著作在历史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译介型、学理型、诠释型和通俗普及型，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有很长的距离。正如艾思奇所说：“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神秘观点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6]（p.385）而“两论”的问世，一改这种局面。一方面，如前所述，它是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总结，在理论内容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它又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结果，在思想资料和表达形式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后一方面，同样是“两论”的重大贡献。首先，“两论”批判地继承了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优秀传统，并对中国哲学史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总结。《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知和行的关系，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回答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这个知行关系的古老问题。《矛盾论》批判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易传》和《老子》这两大朴素辩证法思想传统，吸收了阴阳之道、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等对立统一思想，使这些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中得到发扬光大；同时对中国哲学史上源远流长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给予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其次，“两论”从中国历史上的文学著作、名言警句、成语典故中吸收了大量的思想智慧，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精神实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在生动活泼的民族形式中得到体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浓厚和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从思想理论内容和表达形式两方面看，可以说“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主要标志。
三、“两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要重视学习哲学，坚定不移地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的“两论”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我们手中锐利的思想武器。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最初二十年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7]（p.118）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我们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观念，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破除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式，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影响，坚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新判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论断，关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重要动力的新思路，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论断，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概括，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概括，关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概括，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概括，等等。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它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各个方面，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可以说，最近二十九年来，我们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政策上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在实践上每一步重大跨越，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
胡锦涛同志今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此，他要求我们要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其中第一个坚定不移，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他说，这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而“四个坚定不移”中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是前提，是基础。没有解放思想这个坚定不移，就没有其他三个坚定不移。
为了更加自觉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重视学习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重视学习哲学，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1937年七、八月份，正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而立足未稳的时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内地发动大举进攻、企图灭亡全中国的时候，可以说形势很紧张，内忧外患，国家危机，民族危机，革命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潜心研究哲学，并亲自到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这件事本身就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我们党、国家和民族是何等重要。毛泽东当时在《辩证法唯物论》讲课提纲中说：如果辩证法唯物论被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及一切愿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们和广大革命分子所采取的话，那么，他们就得到了一种最正确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他们就能够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革命的任务，团结自己同盟者的队伍，战胜反动的理论，采取正确的行动，避免工作的错误，达到解放中国与改造中国的目的。他特别强调：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鉴于过去长期“左”的错误和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教训，邓小平和陈云都十分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著作。邓小平说：陈云同志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亲自和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他在延安的时候，把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总之，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了。[8]（pp.303-304）这是两位老革命家对我们的殷切希望，也是他们终身受益的切实感受，这一教诲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开头引用了毛泽东关于“两论”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话。还有一句话，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p.167）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在哲学上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正是在这样一种态度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关注哲学，研究哲学，视野不断拓宽，研究不断深入。他重视研究经济领域中的哲学问题，在1956年写出充满哲学智慧的《论十大关系》。1959年底和1960年初，他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了许多经济哲学的见解，强调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著作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他重视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在1957年写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重视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对物质结构问题发表了十分深刻的哲学见解，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3]（p.296）我们纪念“两论”，要学习“两论”，坚持“两论”，运用“两论”，同时还应当按照毛泽东的期望，根据新的实际，总结新的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两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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