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古典理论，探索当代帝国主义本质——潘尼奇和根定的《全球资本主义与美利坚帝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利坚论文,帝国论文,帝国主义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世界市场那看不见的手化作了美利坚帝国的铁拳，当旧日列强之间的对抗和美苏之间的争夺演变成一个单极称霸的帝国，迫切需要对这一切加以说明的理论界，却无奈地感受着古典帝国主义理论所带来的困惑。深刻地反思近一百年前形成的古典帝国主义理论，超越它自身的局限性，探索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已经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这一背景下，2004年的《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 2004）发表了加拿大著名政治学家列奥·潘尼奇（Leo Panitch）和赛姆·根定（Sam Gindin）的文章《全球资本主义与美利坚帝国》（Global Capitalism and American Empire）。[1]该文对古典帝国主义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进行了极富启发性的探索。潘尼奇和根定的文章（下面简称“潘—根文”）以英文发表后不久，迅即被翻译成法、德、西、日、韩、土等多国文字，并以不同的文字出了单行本，其影响正在扩大。
本文概要展示“潘—根文”关于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与国家的功能之间关系的历史追溯，简略介绍其对古典帝国主义理论所存在问题的解析。在此基础上，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就“潘—根文”对当代帝国主义问题的探索作进一步的理论拓展。
一、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国家功能的关系
“潘—根文”指出，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扩张和国际化的倾向，并不意味着当今的“全球化”是由经济逻辑所决定的不可逆转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经历过三次大的结构性危机。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第一次危机强化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抗，并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第二次危机实际上逆转了当时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国际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对战前陷于失败的全球化的直接回应。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危机则继之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化和拓展。它在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的同时，却并没有产生旧式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抗。
从19世纪到21世纪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所产生的这种带有不确定性轨迹，意味着全球化进程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能保持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固有的扩张趋向与它的实际历史进程区分开。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秩序通常是基于当时存在的各种历史条件的带有随机性质的社会建构，这一秩序的实际发展和延续并非抽象的经济规律的简单派生物。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趋势是得到实现还是受到挫折，如果离开了国家在其中的作用，将无法被说明。
历史上构建了资本主义世界。如果没有欧洲国家在它们各自的疆域之内为财产、契约、货币、竞争和雇佣劳动建立起法律的和其他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结构的框架，资本主义的兴起是无法想像的。在19世纪中期工业资本主义环境下，实行所谓“自由放任”政策的国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扮演了高度活跃的角色。在国内，它实施政体与经济的正式分离，并规定和维护基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国内社会关系；同时，它在国际上为自由贸易而推行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把国家为资本服务的各项国内职能推向国际。[2]
在资本主义逻辑的驱动下创造出一种帝国主义形式的第一个国家是大英帝国。英帝国主义同时采用正式帝国与非正式帝国两种基本类型以推行其自由贸易。正式帝国是对被征服领土的直接殖民统治。非正式帝国要求在当地政府合作下，对这些国家进行经济和文化渗透。到了19世纪中晚期，当资本扩张超越了欧洲各民族国家的既有边界，则资本要么在其他国家已经建立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之内活动，要么在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的框架之内扩张。然而，此时英国没有能力把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强国德、日、美纳入它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由于没有一个适当的工具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调节，使得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和它的积累方式都发生分裂，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抗，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当今在全球资本主义当中居于中心地位，是基于各种因素在历史中的因缘际会。只是经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家从中学会了如何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做出反应），资本主义全球化才获得了新生。而这一进程依赖于全球化独一无二的代理人——美利坚帝国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一套在过程中不断演变的国际结构。
从历史上看，美国国家形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的宪政结构把扩张的帝国与被征服领土的自治结合起来。[3]它最初采取的形式是向西部领土扩展。与重商主义的正式帝国不同，美利坚帝国不是把被征服的西部当成殖民地，而是使之成为自治的“国家”（the state）。像兼并海地、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这一类行为，并非美国帝国主义典型的统治形式。通常，美国毋宁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和现代公司的形式，这使得美国的非正式帝国获得一种非殖民帝国主义的外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尚未有足够的力量承担起领导欧洲重建的责任。只是在新政期间，美国才真正开始发展起现代国家的规划能力。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进入了国家建设的死胡同。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不仅走出国内问题的死胡同，而且为美国在战后的管理奠定了基础。新政的国内积极取向被国际积极取向所代替。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为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机遇。19世纪英国没有能力完成的事业被美国的非正式帝国完成了，即成功地把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强国整合于由自己主宰的一个有效率的协作体系之中。通过对英国债务地位的操纵，美国首先把英国作为一个从属整合进了自己的经济体系。美英之间的自由贸易，通过英联邦的自治领地，通过拉丁美洲，而进一步向世界扩展。[4]由于自身科学、技术、生产诸方面的优势，新的美国帝国主义并不需要领土扩张，也不惧怕帮助自己工业上的对手重建，因为工业化将刺激而非限制国际贸易。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由美国主持和控制下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把44个国家整合于美国主宰下的国际经济体系。一个对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国际经济管理的模式被建立起来了。这种机构性联结还包括北约机构和冷战中的各国的安全情报机构的网络。在这里，冷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除了遏制共产主义之外，美国的另一个战略目的是要为资本主义的扩展打开世界各国的大门。这一点是美国的战略制定者自己都毫不含糊地承认的。
通过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战后重建，以前帝国主义各国与它们的殖民地之间的帝国网络和机构联结，现在则存在于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与此同时，美国的诸受保护国也向着美国式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模式转变。这使得工人阶级不仅成为扩大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且成为日益重要的实现剩余价值的消费中心。诸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增加了大大扩展其国内市场的可能性。美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大为增长。美利坚帝国网的重心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
尽管美国在形式上对第三世界国家平等相待，但旧的帝国主义遗产和马歇尔计划，以及对第三世界发展援助之间的巨大不平衡，再引发出全球的不平等。与对欧洲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美国讨厌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民族主义的反对，使美国卷入推翻从伊朗到智利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不过一般来说，美利坚帝国的特点是渗透它们的国界，而不是消除之。它毋宁是把这些国家作为非正式帝国的一个被整合的要素而加以重构。作为这个非正式帝国的一部分，诸民族国家仍然是基本的载体。通过这一载体，一方面，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和市场得以建立和被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资本的国际性积累得以施行。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的巨大扩张，并不意味着资本逃离国家的控制，而是资本扩大了它对更多国家的依赖。
与之相联系的是国家的国际化，即为了对国际资本主义秩序的管理做出贡献，各个国家承诺根据前者的要求而调整自己国内的资本主义秩序，承担起国家的公共职能国际化的责任。[5]例如稳定价格，限制劳工的斗争性，对外国资本一视同仁，不限制资本流动，等等。
然而，对于美国，国家的国际化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直到1975年还被划为国家“顶级机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的文件NSC—68，最为清楚地表达了美国创建一个世界环境的目标：“美国的制度在其中可以生存和繁荣，即使苏联不复存在我们依然会面临巨大的问题，各国之间缺少秩序正变得越来越不可容忍。”[6]美国的民族利益不仅被定义为代表本国资产阶级，而且代表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再生产。美国国家的角色日益被认为是通过它在国际上促进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而确保美国国内自由企业的生存。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内在矛盾便暴露了。该协议建立的固定汇率取决于资本控制，然而正是该协议所促成的贸易与直接对外投资的国际化导致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重现，资本控制相应被侵蚀，固定汇率日益脆弱。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的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出现裂口。
在旧的资本积累模式出现危机之际，又是美国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重塑。1971年尼克松政府使美元与黄金脱钩是一个决定性步骤，它恢复了美国经济的自主性。20世纪70年代金融的解放极大地加强了美国金融中心华尔街的力量，它对于后来发生的广泛的变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政策导向决定性的转折点来自1979年美国政府加予自身的结构性调整纲领。美国联邦储备局决定建立国内经济秩序，允许利率上升到历史上没有过的水平，以重构产业和劳工条件。同80年代更为一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一起，由美国国家的政策所强化了的金融奠立了后来被称之为“全球化”的舞台，即加速奔向一个统一的资本积累的世界。
新自由主义的机制（扩大和加深市场与竞争压力）也许是经济性的，但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对此前被统治阶级通过民主方式争得的成果——这些成果这时已被看做是资本积累的障碍——的一种政治回应。它包括在美国国家制度中新政时期重要部门地位的下降和财政部与联邦储备局地位的上升。一旦美国国家走向这个方向，资本主义便在社会统治的一种新形式下运作。美国经济不仅扭转了80年代的下滑，而且为欧洲与日本的资本树立了仿效的样板。新自由主义加强了物质的与意识形态的条件以确保各种社会形态对资本一视同仁，并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以及WTO，使商品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法律化。
G7成为其财政部长们在重要问题上形成共识、决定必要的汇率调整的一个场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被重构。前者从调整支付平衡问题转向致力于第三世界的结构性经济危机，以提供贷款为交换条件而迫使受援国按照全球的资本的需要做出改变。后者对此予以支持，并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能使资本运作“生效的国家”的建设。
然而，不稳定性和偶发性已被系统地结合进了帝国的重构形式。新自由主义强化了的竞争特征和金融自由化的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不平衡发展和全球秩序中内在的极端波动性。这种不稳定性被下面的事实进一步放大：美国（作为一种非正式帝国）只能通过其他国家来统治这个秩序，但把这些国家都变成对全球资本主义来说“生效的”国家却并非易事。
当前帝国主义面临的危机，不在于过分积累引起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而在于一个基于通过其他国家实行统治的非正式帝国，其设定的经济协作增长战略的局限性。在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国家中，民主的社会力量已经限制了新自由主义的采纳。例如德国的劳动市场改革与日本的银行系统重构。在任何情况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完全实施都可能引起来自下面的更强烈的阶级斗争。然而，最严重的问题来自于美国同那些在资本主义核心之外的国家的关系。不论是对第三世界还是原苏联集团的国家，国际金融机构和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都加之以“经济上正确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这意味着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疗法的抽象的普遍性，这些经济干预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使问题恶化。至于那些所谓“流氓国家”即那些不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因而外部经济力量无法渗透之而且国际机构无法有效地重构之的那些国家，美国对它们日益倾向于直接的单边干预。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感到“权力的孤独”。感受到自己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终极责任，使得美国渴望保有采取行动的完全的“主权”。这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为何变得越来越不加掩饰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只有美国有权干涉别国的主权，也只有美国在需要时保留着它自己的主权而拒绝国际规则和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美国是活跃的帝国主义者。
美国在维持全球的社会秩序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使它面临的问题倍增。为了维护全球社会秩序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加强了国家的对外强制性机构。从克林顿政府向布什政府转变在国家行政结构上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政府中控制和行使暴力手段的部门取代财政部坐到了国家机器驾驶员的座位上。这反映出它越来越难以用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管理一个全球性非正式帝国。
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调教到至少在最低限度上适合于美国对全球秩序的管理——这一点现在被看做是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与扩展的一般条件——是当前美国的中心问题。但是，单靠经济联结来把那些欠发达国家塑造成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同美国那样的关系，难度太大。这就解释了美国用战后对德国、日本军事占领的模式来重建伊拉克。这种解决方式的逻辑早已超出伊拉克而指向所有拒绝服从全球化整合的国家。[7]这样一种战略取向的麻烦在于，即便这些国家被美国军事占领，但由于它们现存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社会力量，因此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那样被重构。
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当前面临的一个日益尖锐的矛盾是它越是通过军事干涉赤裸裸暴露出它的帝国主义的本质，其帝国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就越不敢认同美国的权力和行为，以避免在本国人民当中失去自身权力的合法性。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的安全是一回事，打着维护全球资本主义安全的旗号实际上主要是维护美国自身利益是另一回事。美国把协调资本主义秩序的一般帝国功能同它保卫和促进自己本民族的利益结为一体，蕴含着深刻的矛盾。
在美国国内，一个老问题又回到日程上：一个扩张的帝国能否同共和自由相容？作为美国更明目张胆地对外侵略的一部分，它在国内可能变得更加权威主义。但是，一个在国内外都失去伪装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意味着全球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将成长壮大。
“潘—根文”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清晰地展示出美利坚帝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实际进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并非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简单地由资本主义经济演变自发形成的，它实际上是由美国国家政权有计划地创建的非正式的美利坚帝国所催生、所保护、所调节而得以成长和维系的。当代帝国主义的特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形成。“潘—根文”因而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帝国主义与全球化问题。
二、超越古典帝国主义论
“潘—根文”在方法论上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国家理论引入了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它首先明确地把“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区分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属于经济和生产关系的领域，后者则已经跨入了国家和国家关系的领域。它们在社会形态中跨越了不同的层次。
“潘—根文”指出，古典理论在对待国家问题上的化简主义和工具主义态度，是其特殊的缺陷所在。尽管经济通常是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成分，帝国主义却无法化简为一种经济解释。在这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资本家之间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不平等交换和不平衡发展，都属于资本主义自身的诸方面，而它们同帝国主义的关系却只有经过对国家的理论性认识才可能被理解。在解释国家功能所包含的帝国主义方面时，必须把国家的行政能力以及阶级、文化、军事等参与决定的要素考虑进去。因此，理解资本帝国主义（Capitalist imperialism），需要通过拓展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而不是从经济阶段或经济危机的理论中将其直接推导出来。为此，首先要打破传统的观念即现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是由一个世纪之前垄断资本形成时期的经济对抗一劳永逸决定的。
“潘—根文”使我们对资本主义演变的认识，在方法论上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变量的。全球化的具体历史进程也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必然性的结果，而是由众多历史因素，特别是国家的作用所决定的带有因缘际会的随机性质。
“潘—根文”超越古典帝国主义论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它全面地澄清了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立论所依据的诸历史性前提中所存在的问题。
第一，关于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关系的问题。
“潘—根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来离不开国家的保护。当资本主义扩展到本国范围之外后，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的保护功能和促进功能扩展到其边界之外，把其主权强加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之上，在很多情形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由来）。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和国家行为，并非垄断资本主义的专利。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大英帝国，就是实行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个国家。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19世纪自由贸易时代的理论，不适当地把国家和市场对立起来，没能认识到国家在使“自由市场”成为可能并使之运作上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从考茨基、列宁到熊彼特等人所共同持有的观念[8]，即英国的自由贸易没有同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观念，经不起从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数不清的占领、兼并、增加新殖民地，特别是英帝国与印度的关系等大量事实的检验，也经不起下列事实的进一步检验：英国的“非正式帝国”通过对外投资、双边贸易、“友好”条约和炮舰外交获得巨大扩展。因此，试图把帝国主义直接对应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是站不住脚的。[9]
此外，20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远没有达到它的最高阶段。古典理论当时所看到的不过是资本主义的相对早期的阶段。这不仅从消费类型、金融流动和竞争等方面看是如此，而且从当时外国直接投资的有限程度和当时为调节资本主义的国际化产生的矛盾所具有的发育非常不成熟的手段上看，亦是如此。
第二，关于帝国主义扩张是基于国内市场消费能力枯竭，无法在本国实现资本积累的问题。
“潘—根文”指出，古典理论没有看出当时领先的资本主义诸国出现的关键性进展。与其说资本主义列强已穷尽了其消费能力——这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的一个前提即大众处于半饥饿水平[10]——不如说越来越多的西方工人阶级那时正在日益增长的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的水平。与其说这些国家的资本集中限制着新产品的引进以至于资本找不到能获利的领域进行投资，不如说正在进行的竞争的不平衡的状态和技术的发展正在带来新的国内积累的前景。资本在本国正在深化，而不是只向国外扩展。同时，古典帝国主义理论过分夸大了非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资本积累的作用。实际上，其不发达状况限制了它吸收商品和资本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福利国家转变，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通过扩大大众消费来实现资本积累的新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日益加强的整合，这一切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市场和它们之间的经济共同体得以实现的。
第三，关于资本的民族性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古典理论认为，资本之间的竞争必然表现为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潘—根文”指出，美国的直接投资深刻地影响了其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与国家形态。在各个国家里作为一支有效力的社会力量的资本，现在既包括具有国际联系的国内资本，也包括外国资本。一国之内的资本，很难再用“民族”这个概念来刻画。国内资本已不再能够由一个统一和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来代表。资本在各个国家之间相互渗透，使得“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越来越成为时代的错误，更不必说曾导向世界大战那种意义上的各国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了。一个国家的国内资本挑战美国统治的可能性被大大缩小。这些国家的资本在国际上反而常常求助于美国的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日本经济与全球经济的整合方式，使之倾向于把其社会形态的再生产同美国领导的世界结构和规则联结在一起。它们与美国的矛盾并非挑战美国的主宰地位，而不过是要多分一点蛋糕。
第四，关于相互对抗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把其他列强整合进由它主宰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问题。
历史上，缺乏这样一个条件使列强之间的经济竞争发展为军事对抗，最终爆发战争。“潘—根文”详细地追溯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如何利用自己超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一步一步地从军事、经济、政治上，把发达资本主义列强整合进了由它主宰的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用自己超强的军事力量来维持这一世界秩序。由于这一秩序代表了资本积累的普遍性要求，所以各资本主义强国都接受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总之，古典帝国主义论借以立论的一些主要历史前提已经不复存在，其结果，该理论所要说明的核心问题——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抗——也已不再是今天的现实。“潘—根文”指出，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这个传统术语来概括今日欧、日、美关系是不恰当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环境中这个术语所特有的含义，即欧洲国家的经济竞争引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在如今美国压倒一切的军事统治环境中是不存在的。此外，“对抗”一词大大地夸张了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它同现实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与军事整合的现状是矛盾的。美国一直是欧洲、日本的军事保护国，而后两者同时在不断扩大其在美国的市场。把新的帝国体系捆绑在一起的决定性因素是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战后资本输出和国际整合所采取的主要形式，特别是美国的公司大量地卷入了这种密集的跨国经济活动。即使那些最初对美国投资怀有敌意的国家，后来也竞相吸引美国投资，并通过向美国反投资来应对“美国的挑战”。尽管一个跨国资产阶级的概念明显的是一种夸大，任何关于重返民族资产阶级对抗的观念亦属不实之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危机和与之伴随的贸易竞争和资本流动性，并没有使美国主导下的非正式帝国中心权力关系解体，它们只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被重构。
欧洲联盟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适用于今天。美国从来不反对欧洲经济和货币联合。这一进程在欧洲完成的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性，并非挑战而是适合了美国领导的新自由主义的新的社会统治形式。在美国看来，欧洲联盟是北约的延伸而不是可能引起麻烦的北约替代者。而在欧洲方面看来，如德国外长费舍（Joschka Fischer）所言，美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欧洲将不会强大到足以自己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11]
日本较之欧洲更缺乏独立于美国的地区性领导能力，更不必说全球性的了。日本依赖于美国市场和其在美国投资的安全。把日本20世纪80年代通过贸易渗透美国市场和向美国大规模直接投资看做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这是一种误导。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抗已被证明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当一些特定条件聚合在一起时的一种历史现象，但因此把它上升为普遍规律将会误导我们对当今帝国主义问题的理解和应对之策。
三、进一步推进对当今帝国主义的认识
“潘—根文”所论述的今日帝国主义的本质，可以一言以蔽之：美国为保护国际资本主义秩序，维护国际资本积累的运作而侵犯他国主权，是当今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笔者在肯定其理论上的重要贡献的同时，认为随着国家理论被引进，它在帝国主义理论研究上所打开的突破口应被进一步拓广。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有着多种功能，一个适当的国家理论应力求全面把握之。“潘—根文”在方法论上肯定了对帝国主义的理解不能直接从经济逻辑中推导出来，但该文对帝国主义历史演变和美利坚帝国的国际功能所做的具体分析，却基本上是沿着国家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的经济性功能这个单一的维度展开的。尽管它在这个方面的推进的确已经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然而在阐述美国国家的国际功能问题上过分集中于单一维度，难以完整地和恰如其分地说明当今帝国主义的现实，给人的感觉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化简主义”的惯性。
如果我们承认国家的目的和行为有着不同于经济规律的自身逻辑，那么就应该弄清楚其特殊的逻辑究竟是什么。从经济关系到国家，意味着进入了社会形态的不同层次。从国家再到国际关系，则又上升了一个层次。社会形态的不同层次各有其特殊的规律或逻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而不是资本的角度），特别是站在国际关系的角度，则国家的目标、战略、行为、功能不仅由资本积累的需要所决定，而且为该民族国家的国际地位与战略安全的需要所决定，后者具有相对独立于资本积累的价值，在现实中往往优先于对经济问题的考虑。
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同其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功能当然有着深刻的联系。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竞争，是它们对抗和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强制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及其社会后果，也是引起当地人民敌意和对抗行动的重要根源。尽管如此，国家的国际安全与防卫功能是难以化简为资本积累服务功能的。的确，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可以看做是其国内各种国家功能向外的延伸（如为资本积累服务的功能从国内向国外延伸）；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在国际关系这个新的环境中有了新的定位，一些在一国之内不存在的矛盾产生了。一个最根本的变化，是在一国之内国家具有最高权力，但在国际上却是众多拥有主权的国家彼此相对。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关系，世界的权力格局，成为国家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有着不同于资本逻辑的另一种逻辑。在这种环境中，一个民族的新需要出现了，其国家必须为满足这种需要制定特殊的目标、战略、政策，即行使特殊的国家功能。
如果说国家为资本积累服务的功能主要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安全防卫的性质则无法单以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来涵盖。当日本人妄图统治中国之际，代表国内不同阶级利益而血战十年的国共两党联起手来。当原子弹落在日本的时候，受难者来自日本民族各个阶级和阶层。纽约世贸大厦的废墟中，埋葬的也不仅仅是美国的百万富翁。因此，在对美国全球性的帝国主义行为进行研究时，需要在它们为资本积累的利益服务这一维度之外，把美国国家对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安全防卫的目标和战略当做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维度考虑进去。特别是经历了20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后半叶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冷战——其间核武器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当事国的头顶，其危险至今仍未解除，却由于核扩散增大了事发的几率——美国在重塑世界秩序时，绝不会只从资本积累的角度考虑问题。同国家战略安全相比，资本积累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可能不是第一位的问题。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动的多次对外战争，如果仅仅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是难以理解的，但从世界权力与国家战略安全的角度出发则一目了然。越南战争就是一例。当前美国对所谓“流氓”国家的关注和围剿，它们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关系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担心这些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国家可能通过掌握和扩散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对美国安全构成战略威胁。
美国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不仅仅是为了操纵舆论，欺骗世人，吓唬本国民众，它从一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不断通过侵犯别国主权，发动不义战争，杀害无辜生命，表面上在全世界横行霸道的帝国，其内心深处对于它的对手和受害者可能对它使用各种手段进行大规模报复的无法遏制的恐惧。美国的所作所为，正在上演一幕恶性循环的人类悲剧：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不管是出于经济的还是战略的动机）在世界上埋下了仇恨，而对受害者报复的恐惧使它进一步地采取“预防性”帝国主义行为，从而埋下更深的仇恨，美国因而更加不安全。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文件的真实含义，只有明白两次世界大战给美国人的心灵打上的烙印才能被充分理解——国家安全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只有美国拥有对世界各国的军事霸权才能确保国家安全。近代西方政治学鼻祖霍布斯（Hobbes）认为人类社会在缺少权威的所谓“自然状态”中，会出现那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为维持社会秩序，需要建立一个绝对权威“利维坦”。NSC—68文件表明，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不能避免国家之间的对抗与战争，这一点已为两次世界大战所证明。战后美国的所作所为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成为全球军事力量的主宰，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利维坦”，正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关系领域始终如一的战略目标，只是它并非基于社会契约而是基于压倒一切的军事优势。美国的决策者认定美国自身的战略安全需要这个军事霸权，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也需要这个军事霸权。因此，美国在“维护世界秩序”的名义下，实际上一直推行着双重国家目标：一个是美国领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这是明言的；另一个是美国的全球军事主宰，这是常常用其他借口如共产主义、核威胁等加以掩饰的，偶尔通过NSC—68之类露出马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实际上有两个层次，它们彼此关联，但又服从于不同的国家目标和演化逻辑：一个是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G7等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美国在其中起领导和协调的作用，目的在于为美国和全球资本积累服务。另一个则是以美国对核武器垄断、庞大的军事工业和海外驻军为基础，通过北约等军事组织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整合进来的全球军事霸权体系。美国在其中扮演主宰的角色，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世界权力格局。在前一个体系中，美国力求通过自己的主导作用来协调各个国家的政策，共同控制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在后一个体系中，美国则力求取得并保持自己主宰全球的战略力量对比和军事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表明，当其他国家触犯第一种秩序时，如果事情没有发生在经济的战略要地，美国有可能不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但对第二种秩序的挑战则很可能引发美国的军事干涉行为。为了把其他国家整合进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美国可以侵犯他国主权；为了维护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美国同样可以侵犯他国主权。因此，美国的帝国主义干涉行为，也可分为经济性质的与战略安全性质的两种，在现实中二者时常兼而有之。美国实际上对其他国家一直追求在这两个层次上的双重整合。只有经济上而没有军事系统上的整合，仍无法保障美利坚帝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可见，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扩展到国家领域之后，如果我们不去进一步分析国家行为的特殊逻辑，不去把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国家安全作为国家服务资本积累的功能之外的相对独立的功能给予更充分的探讨并置于重要的地位，我们就容易忽略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国家目标、国家战略和国家功能，忽略美国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二重性，忽略其帝国主义干涉行为的两种不同性质，并因而不易看清楚由这种二重性所带来的矛盾。有了上述区分，我们一方面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当代帝国主义不仅意味着为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普遍利益而侵犯别国主权，而且意味着为了美国自身军事主宰的特殊利益而侵犯别国主权；另一方面获得了一个必要的认识工具去剖析这个“非正式的美利坚帝国”所具有的内在矛盾。
矛盾之一：在美国与那些位于其非正式的帝国体系之外的国家的关系上，其为资本普遍利益服务的目标、政策和功能有可能将这些国家整合进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但其为美国自身的军事霸权体系服务的目标、政策和功能却足以导致美国与这些国家对抗。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回事，臣服于美国的军事主宰是另一回事。如果说两国间的自由贸易与资本流动体现为一种经济关系中形式上的平等，那么接受美国的军事霸权则意味着不平等的国际地位和部分国家主权的丧失，它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国家的抗拒。美国现今与众多在帝国体系之外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冲突甚至战争，往往不是由于这些国家拒绝自由贸易或国外投资，而是由于它们拒绝服从美国的军事霸权和以军事霸权为基础的强权政治。姑且不谈与美国直接对立的诸阿拉伯国家，就如俄、中、印这样的大国，尽管它们在经济上正日益与国际经济秩序整合，但它们都有自己独立的战略力量而且无意屈从于美国的军事霸权。这一事实与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是不相容的。这种经济上日益整合而在军事上难以相容的国际格局将如何演化，值得特别关注。事实说明，美国在国际上的双重国家目标决定了美利坚帝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整合并不能真正解决世界秩序的问题，相反，它埋下了该秩序破裂的种子。
矛盾之二：在美国与其非正式帝国体系之内的国家的关系上，其国家目标的二重性也导致了这些发达国家对美国的二重态度。美国为资本积累的普遍利益服务的国家功能得到这些国家的合作，但在美国为追求自己的军事霸权和国家安全的特殊利益上，这些国家则与美国拉开距离。这些国家的人民反对自己的政府追随美国追求自身军事霸权和强权政治的特殊利益，尤其是当它表现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为时。“潘—根文”所谈到的美国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一般功能与它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矛盾，其实正是上述美国的两种国家目标和两种国家功能之间矛盾的表现。
矛盾之三：追求世界军事霸权原本是为了美国的战略安全，但由此而来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为却招致了强烈的反弹，美国因而更加不安全。为美国军事霸权主义的后果“买单”的美国民众，其日益高涨的觉醒和反抗将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战争、恐怖主义和他国的军事对抗，扩大的军事支出和财政赤字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等等，也必然伤害到相当一部分美国资本的利益。美国的资本积累有可能为美国的军事霸权主义付出代价。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两个基本目标、功能彼此可能发生冲突，其结果有可能导致美国内部日益严重的分裂和对立。
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为资本积累服务与追求军事霸权这双重国家目标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意义重大。这两重国家目标指引下的两种帝国主义行为，各自引起美国与其他国家和人民在不同领域的矛盾和对抗。如“潘—根文”所述，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将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激化，而追求军事霸权则将导致美国与众多帝国体系之外的国家的对抗；同时，这两重性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不协调。二者各自在国内外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是什么，双方在什么条件下相适应，在什么条件下相矛盾，这种矛盾对于美国国家能力的限制和行为方式的制约，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影响如何，等等，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追求世界霸权的逻辑不止一次地打断资本积累的逻辑，应当引起人们深刻反思。尽管两种逻辑之间有着深刻联系，但也存在实质区别。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告诉我们，前一种逻辑对人类的危害更大。
美国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教训是，没有一个世界性的军事主宰国家，就没有一个稳定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而当今世界的现实日益显示出美国追求世界军事主宰的努力，却正是引起国际对抗、危及世界秩序的根源。美利坚帝国因而陷入一个深刻的悖论。以美利坚帝国为支柱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大厦，因而也蕴涵着潜在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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