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高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经济效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的严重问题是经营乏力，效益下降。其内部原因是企业改革没有涉及深层次的产权制度，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企业管理落后；外部原因是国家宏观导向的影响，外延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社会负担沉重等。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措施，把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生产要素的素质；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大力发展基础产业，为大中型企业正常运行提供良好环境。
【关键词】 国有大中型企业 经济效益 现代企业制度
多年来，经济效益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的各项改革措施，如扩大企业自主权、两步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都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但对多数大中型企业来说成效不大，甚至出现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然而，国有大中型企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它们的经济效益如何，是关系到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大问题。由此，引起我们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一、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现状及问题
迄今为止，国有企业基本上仍处于速度型发展阶段，远没有转到效益型发展阶段上来。经营乏力，效益下降，是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的严重问题。
1.企业亏损严重，亏损面大，亏损额高。近几年来，国有企业出现了严重的亏损现象。尽管各级政府采取了许多扭亏增盈的措施，但都未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到1991年底，全国预算内国有企业亏损已达1000多亿元，再加上挂帐及潜亏，总计亏损竟达25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2.6%，国家财政收入的69.2%，固定资产投资的45.3%，全国职工工资的75%。1992年以来，各地在贯彻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企业经营自主权得到进一步落实，但企业经济效益状况并没有明显的好转。1993年底，在近2万亿元固定资产中，30%左右的资产因运转不灵而闲置，无法发挥有效占用和增殖作用；30%左右的资产带病运转，效益不佳，经常处于亏损之中；30%左右的资产能够增殖和盈利。可见，当前国有企业仍处于1/3盈利、1/3明亏、1/3暗亏的状态。不过，这还是以企业为单位计算的。如果考虑到有些盈利企业中的亏损产品，那国有企业亏损状况更严重一些。
2.同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表现出明显的经营乏力，速度低下。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增长处在3%～13%的较低幅度上，而非国有企业的增长幅度一般都在20%以上。1993年，整个工业总产值增长21.1%，其中，国有企业增长仅为6.4%，集体企业增长28.6%，外资企业增长46.2%。有人戏言：“老乡队”势头正猛，“外资队”虎视耽耽，“游击队”四处出击，“国家队”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3.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呈现下降趋势。五年来，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但未能稳步增长，反而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情况
年 工业总产 资金利资金利产值利 可比产品
劳动
份 值比上年 润率(%) 税率(%)
润率(%) 成本下降
生产率
增长%
(%)（元／人）
1988 12.6110.4 20.6 17.8 -15.61 6671
1989
3.86 7.2 17.2 14.9 -22.21 8056
1990
2.86 3.2 12.4 12.0
-7.01 8639
1991
8.62 2.9 11.8 11.6
-4.83 3204
1992 12.40 2.7
9.7 11.4
-6.33 607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
由上表可见，1989年以来，后五项指标中的前三项是逐年下降的，唯有最后一项劳动生产率是逐年上升的。值得注意的是，前三项重要的效益指标，不仅在工业总产值增长较慢时（1989～1990）是下降的，而且在工业总产值增长较快时（1991～1992）也是下降的。资金利润率和资金利税率的下降，意味着企业偿债能力的下降，而大部分“负债经营”的国有企业都背着沉重的旧债务和新债务，很难走出难以还尽的债务圈子。而产值利润率的下降及可比产品成本的不佳，都表现劳动消耗增加，生产要素利用效率降低，致使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从1993年的情况看，虽然国有企业的综合效益指数有所提高，即从1992年的89.45提高到96.61，但工业增加值却比1992年下降0.6个百分点，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亏损面仍为30.3%。
二、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原因
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造成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归纳为企业外部原因和企业内部原因两个方面。我们认为，在1991年以前的治理整顿时期，企业外部原因是主要的，而从1992年改善宏观环境以后，企业内部原因则是主要的。这里，先分析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内部原因。
1.企业改革没有涉及深层次的产权制度。以往的放权让利思路及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政策措施，都是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理论展开的。尽管这一思路的取向是正确的，但它却没有涉及企业财产制度。这样，不仅不能理顺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而且导致了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的超经济行为，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法人财产权”缺位。如果财产关系不清和财产利益机制软化，所有者和经营者对财产利益的关切度低，既不关心财产的有效占用和增殖，也不关心资产的经济效益，是不会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的。
2.企业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只强调自主经营，而忽视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是企业的基本权利和责任，缺少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自从《条例》公布以来，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但在自负盈亏方面显得过分滞后，以至出现了用权不当的现象。一些企业有了生产经营权，明知卖不出去的产品也要进行涨库性生产。一些企业有了工资奖金分配权和留用资金支配权，却出现了分配严重向个人倾斜，工资侵吞利润，甚至大量侵蚀国有资产的现象。一些企业有了部分投资决策权，并不承担风险，乱搞集资，乱发债券，盲目进行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本来，企业有了自主权可以自主经营，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不承担自负盈亏的责任，进而不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结果，必然造成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不能使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
3.企业管理落后，管理水平与企业规模不相适应。有些人认为，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好的重要原因是忽视技术改造。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是，实际上企业管理水平低下，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制约作用，远比忽视技术改造的影响要大得多。据调查，辽宁省10家亏损千万元以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其中9家都曾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技术改造，最多者达1.8亿元，最少者也不低于500万元，可到头来却以失败告终，企业不但未能提高经济效益，反而跌入债务的深渊。究其原因，除了决策失误以外，很大程度上在于企业管理落后，甚至呈现一踏糊涂的状态。在物资管理上，仓库多年不清点，物资丢失浪费严重；在成本管理上，消耗无定额，以致物耗指标居高不下；在财务管理上，几年不清帐，收支、盈亏都是一笔糊涂帐；在生产管理上，劳动纪律松弛，不按工艺规程操作，造成产品质量下降，废品率升高；在人文管理上，不善于运用内部动力机制和竞争机制，不能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这样的管理，企业不可能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一般来说，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应是企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管理水平与企业规模很不适应，这是制约其经济效益的重要原因。
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外部原因也有多方面，除了经济体制转换的影响以外，宏观政策导向，经济发展模式，社会负担沉重，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1.国家宏观导向的影响。在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时，政策向非国有经济倾斜，国有企业得不到平等竞争环境。由于税收政策支持中小企业，优惠乡镇企业，使企业趋于小型化，规模效益较低。同时，使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缺口拉大，占用大量资源却生产出劣质产品，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不强时，地方政府重视集体、个体、外资企业，不是支持国有企业，试图绕过国有企业发展地方经济。由于技术政策采取低折旧率，并把大部分折旧费集中上去，使企业设备更新难以维继，技术改造举步艰难。机器设备的带病运转和超期服役，也必然造成消耗大，产出低，经济效益下降。
2.外延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至今，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仍是外延型的扩大再生产。1993年，尽管工业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主要还是依靠生产规模扩大和产品价格上涨推动的，而经济运行质量提高所占的比重还不到1/3。产出靠投入，没有一定的投入，是不会增加产出的。但是，许多国有企业由于负盈不负亏，加之以产值考核企业的实绩，必然出现不顾经济效益、片面追求产值的倾向。而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往往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建国以来，固定资产累计投资4万多亿元，只形成固定资产近2万亿元。近两年来，新增固定资产投资9千亿元，只形成固定资产近3千亿元。可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之大，但固定资产增殖却很缓慢，加之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势必影响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3.社会负担沉重的影响。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机构庞大，人员过多。从职工的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从子女上学到家属就业，几乎无所不包。一个大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如有的厂长所说：“大厂就只差办火葬场了。”在实行新税制以前，国有企业的所得税率为55%，还要上交各种调节税，以及社会上的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使企业留利所剩无几。这样，使不少国有企业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了，又何谈提高经济效益。
三、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主要措施
提高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的措施可以列出很多，但从认识与实践结合、内部与外部结合、改革与发展结合的原则出发，应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努力。
1.把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放到突出的战略地位。这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注意的大问题。前些年，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受到各种优惠政策的扶持，遇到困难可以直接找有关高级领导解决，而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有些地方热心发展非国有经济，把国有经济冷落在一边。如果说为了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力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正确的话，那么，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放在超过国有经济之上的突出位置，则不能不说是发展战略上的一个失误。应当认识到，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应在资金、信贷、物资、外汇等方面给国有大中型企业以某些方便。这绝非是单从所有制方面考虑的，而是由这些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从1994年1月1日起，国家对工商企业实行新税制，统一税法，公平税负，免收国有企业的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无疑对国有企业增强活力、扭亏增盈，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解决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上层”问题，即改革上层建筑，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创造外部条件；一是“深层”问题，改革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奠定制度基础。以往国有企业改革是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进行的，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和经验。现在，应当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以国家资产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组织形式是公司制度。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对搞得好的企业可以直接进行公司制改造；对搞得一般的企业可以发展企业集团；对少数搞得差的企业也可以转产、拍卖和划转。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过制度改造，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以后，把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这就形成了关心企业经济效益的内在机制。
3.提高国有大中型企业生产要素的素质。目前，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存在着管理水平较低、劳动者素质不高、技术设备陈旧的问题。为了适应现代化企业生产经营的要求，提高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必须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进程。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关键是培养和建立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管理人员队伍，其中，包括生产管理、物资管理、成本管理、财务管理、人文管理等各方面的管理人员。企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各个层次、各个环节协同配套，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进程，应当充分吸收和利用国内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发挥国内科研院所和企业内部技术人员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技术改造并不是水平越高越好，投资不是越多越好，产量也不是越增越好，关键在于产品适应市场需求，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特别是一些面临高投入与低能力矛盾的老企业，技术改造要走出一条求实效益、增加积累、稳步提高的新路子。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除了进行岗位技能培训外，要从长计议，加强继续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技术适应能力。
4.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凡是以社会利益为目的、计划为导向的非盈利性投资由国家承担，而以自身利益为目的、市场为导向的盈利性投资则由企业来承担。实行新税制以后，国家财政收入比过去明显提高，而企业留利却比过去提高不多。固然，企业应该积极挖掘内部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自身留利。但是，如何确定税后利润的分配比例，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企业留利是企业积累的源泉，企业积累是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了保持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必须建立和完善自我积累机制。为此，必须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合理分配税后利润，适当提高企业留利所占的比例。同时，在企业内部，也要建立工资约束机制，用工资成本率和工资利润率对工资进行约束，防止工资侵蚀利润，保证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
5.大力发展基础产业，防止生产资料价格过度上涨，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正常运行提供良好的环境。生产资料价格的过度上涨，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影响极大。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的货币准备资金，又得不到流动资金贷款，势必影响企业生产在萎缩的规模上进行。我国的基础产业一直是“瓶颈”产业。每一轮新的投资扩大拉动起来的经济高涨，都造成能源产品、钢材、有色金属、水泥、木材的严重短缺，价格急剧上涨，进而引起其他一些生产资料价格也随之上涨。结果，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了解决基础产业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基础产业发展的步伐。据估算，90年代，为解决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基础工业的积累率应保持在50%以上。其实，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巨额的资金缺口无法解决。我国大力发展基础产业的出路，主要不在于增加基础产业的投资，而在于提高基础产业的利用效率。如果能源利用率能接近印度的水平（高出我国1倍），则我国现有的能源就能满足国民经济翻一番的需要。所以，解决基础产业的“瓶颈”问题，一方面要适当增加对基础产业的投资，另一方面要提高基础产业产品的利用效率。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抑制生产资料价格的过度上涨，有利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