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民主新阶段”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阶段论文,民主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02)04-0041-09
自1946年1月国共签署停战令至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这是中共中央为实现和平民主建国，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进行协商谈判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共当时的有关文件曾称之为“和平民主新阶段”。关于这段历史，过去研究不多，随着近年来历史档案的公布和研究成果的丰富，使我们有条件对这段历史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方针政策之比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标志着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全国上下共同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和平建国是人心所向，也是国共双方领导人首先考虑的重点。
抗战胜利后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始于重庆谈判。关于重庆谈判，已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多数强调的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而对中共中央的和平愿望及所作的努力，则反映不够。应该指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共中央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中共“七大”路线的继续。当时毛泽东总结“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对蒋介石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毛泽东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洗脸”而不是“杀头”。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在“七大”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设想。他预言：“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为了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设想了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所以，当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中共中央很快就拿出了完整的11条谈判意见，出乎国民党方面意料之外。如果没有长期的考虑，没有成熟的方针路线，中共中央就不可能在重庆谈判中把握主动。
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和平抱着真诚的愿望。毛泽东在8月27日赴重庆前给各地负责人的电报中说：“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9月26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说：“我们真愿和平。”[1]经过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它的意义，正如中共中央10月12日给各解放区的指示所说：“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对前途相当乐观。他对胡乔木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只有我们有路线，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2]
蒋介石的心里是另一套打算。他以中国的合法领袖自居，妄图兼并解放区和中共军队，实现其“军令政令统一”的目标。在与毛泽东首次会见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3]他借口“军队国家化”，要中共交出军队，与国民党军实行统编，并拒绝承认解放区的合法地位。他还命令国民党军沿平汉、津浦路北上，强行通过解放区，接收山东、华北原日伪军占领区，进而接收东北。然而，国民党军的进犯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针锋相对的斗争使蒋介石暂时不敢轻举妄动。11月16日他在重庆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决定调整部署，“将东北问题暂时搁置，留待将来解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先安关内，后图关外”[4]。
当时国内国际的大气候，也不允许蒋介石发动内战。他在1946年2月14日的内部讲话中承认：“现在抗战结束，大家都希望能过一种比较安定的生活，而厌倦战争。……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决心以武力来勘定内乱，战事延长下去，则共产党一定到处造谣惑众，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破坏社会的秩序，引起民众对政府的反感。如此，则社会必将崩溃，社会崩溃则军队就不能维持，军队不能维持，则政府就不能存在了。”[4](P,241)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要求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促成中国之统一。他虽然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但“不扩展至以美国军事干涉去影响中国任何内争的过程”。杜鲁门的声明表明美国不打算直接卷入中国内战，这一立场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欢迎，对国民党却是沉重打击。在国内国际的压力下，蒋介石只能选择停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上述事实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积极推动和平民主建国进程，无论对内对外，都显示出和平的诚意。而蒋介石表面上同意和平，内心坚决不肯承认共产党、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并在接收过程中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在解放区军民的坚决抵抗下，在国内国际和平浪潮的压力下，他才被迫停战。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国共双方的立场并未改变，斗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二一指示”与调处整军
经过谈判，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发布停战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说：“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正式使用“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表述。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在国内强烈的和平呼声下，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承诺遵守“统一、民主、和平、团结”的四大原则。1月31日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确定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党派平等合法的原则下，实施政治、军事改革。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内民主力量争取和平赢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2月1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简称“二一指示”，经毛泽东审改后发到全党。该《指示》在谈到政协会议通过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实行地方自治等项决议的意义时说：“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由于和平的实现“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具体措施是整编军队、精兵简政、参加各级政权等。针对党内一些干部不相信内战能停止、和平能实现的态度，《指示》强调要“克服一部分同志中的左倾关门主义”。
这是一个重大转折。此后中共开始了参政、和谈、军事调处与整编等一系列具体工作。我们从1946年上半年的军事调处与整编工作入手，来探讨这个时期国共关系与和战关系的转化过程。
与发布停战令的同时，周恩来与张群代表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签署了《国共两党停止军事冲突协议》。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解决各地的军事冲突。所谓“军事调处”，实质上是国共双方围绕实际控制区的谈判与斗争，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地盘之争。当重庆谈判正在进行时，中共中央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撤出了长江以南的几块根据地，集中力量夺取东北，扩大华北、山东和华中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各根据地部队纷纷出击，拔除日伪军据点，接收原日伪军占领区，使解放区在短时期内急剧扩大，并部分联成一片。蒋介石对此又气又急，一面调动部队自平汉、津浦、正太、平绥、同蒲铁路北上接收，一面命令伪军就地待命，等待国民党军的接收。国民党军在北上过程中，遭到解放区军民的顽强抵抗。而我军向敌伪据点发起攻击时，部分伪军也负隅顽抗，形成对峙局面。
从1946年1月至6月的军事调处过程中，双方派出34个停战小组，签订了66个停战协议。我方经过谈判斗争，维护了和平局面和解放区的利益。主要成绩是：一、“由于停战协议的成功及争取停战小组的很快派遣，使国民党在平绥、平汉、津浦、古北口、锦州、热河几路大军的军事进攻逐渐停止下来，使全国人民得到一个休息机会。”二、“争取了集宁、赤峰二战略要点及陇海、津浦、胶济、白晋等铁路各一段为我合法控制。”三、“保障我军继续合法地紧逼包围华北各伪军驻守县城，使顽（国民党军）不能有效地利用来危害我们。”四、“争取了中原738个伤病员的转移和广东2400武装人员的撤出。”五、“利用停战的合法组织，使我们工作人员进入了北平、保定、石家庄、太原、临汾、大同、济南、德州、徐州、新乡、汉口、广州等中心城市，并建立通讯联络，帮助党中央更好地了解各方情况。”（注：军委一局：《五个月来停战工作总结》，1946年6月10日。）
但是，由于缺乏谈判和外交经验，我方在军事调处工作中也曾有过失误。1月上旬，国民党军队从义县沿铁路向承德方向进攻，先后占领朝阳、叶柏寿（今辽宁建平），并于停战令生效前抢占平泉。我军虽调集部队围攻平泉，但根据军调部《和字第2号命令》“如一方占领城市，另一方部队撤至距离城一日之路程（60华里）”之规定，被迫后撤。又根据《和字第3号命令》：“所有之部队不论其是否称为伪军，如系政府军或中共军所承认者，都属于停战令范围之内。此种部队或其对峙的部队，应保持1月13日24时的位置。”这实际上是承认了伪军的合法地位。“使我完全有把握解决的伪军（如兖州、泰安、枣庄、德州、永年、聊城、沁县、安阳、考城、元氏等城）得以继续为害我根据地人民。”（注：军委一局：《五个月来停战工作总结》，1946年6月10日。）
停战谈判与军事调处过程中，我方有得有失。在华北、山东开辟的部分新解放区取得了合法地位，但中原解放区的情况却相当不利。抗战胜利后，中央军委为适应新形势需要，于1945年10月将原新四军五师、八路军河南军区与南下的三五九旅合并组成中原军区，向鄂豫边的五师驻地集结。国民党当局调集大军包围并压缩中原军区根据地，到停战令公布时，中原军区5万余人被压缩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罗山、光山、商城、经扶（今河南新县）、礼山（今湖北大悟）之间，纵横不足百里的狭小区域内。由于受到停战令的限制，我军既不能与国民党军作战，又不能机动转移，很快陷入困境。但是，中原军区的坚持牵制了近20万国民党军队，减轻了其他解放区的压力。
停战谈判与军事调处的过程曲折，还与美方立场密切相关。但是中共本着和平的愿望，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和平局面和解放区的利益。正如周恩来在《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的讲话中说：“对中国人民来说，根据地比什么都重要。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一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蒋介石则在《苏俄在中国》中写道：“（民国）三十五年这一年间，国际调处与政治协商，更是造成一种姑息妥协的气氛，使中立主义愈益猖狂。这中立与民主的伪装，掩蔽了‘共匪’的军事行动，申张了他的渗透工作，瓦解了反共的力量，最后破坏了政府动员勘乱的政策。这要比‘共匪’自己直接的活动，发生了更大的效力。”
关于整军，《双十协定》根据“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商定中共军队进行统编。1946年2月25日，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共同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国共双方军队按五比一的比例整编，中共军队编为18个师。双方编余人员限期全部复员。这个方案对我方相当有利，一是实现了军队合法化；二是可能获得美式装备，提高我军的质量。周恩来指出：“整军方案是使中国人民武装受束缚的，但也受保障的，这有它的两面性。在数目上，五十比十，对我们是一个束缚，但也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规定要经过美国装备，我们十个师也包括在内。……整军方案还有他好的一面，这就是地方自治。人民的武装是地方自治的东西，六十个师只是用在国防上的。地方自治要依靠人民的武装的自卫，我们这里已经自治了，不再需要国家的军队来防匪了，这样就保障了我们解放区人民自己的武装不受国家军队的干涉。这样一看人民并不吃亏。”所以，中共中央认真地执行整军协议。1946年2月24日中央给各分局的指示电说：“现在我军各级建设即须执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中央认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将来在国防军中占有一定地位。……同时为了准备将来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对我举行突然袭击时，我仍能有效地组织自卫斗争起见，中央决定除将二分之一的主力部队编为保安部队外，再保留一部（大约三分之一）好的军事政治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蔽起来，不要请求国民党加委，以免受军事法规的束缚及国民党的破坏，保持活动的自由。”[5]各军区都呈报了完整的部队编制表，由中央掌握进行整编。
遵照中央指示，各解放区部队于1946年2月起开始了一期整编复员工作。复员的对象主要是老弱病残、机关多余人员和地方武装，比例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整军复员的力度相当大。当时各军区复员的人数相当多。晋察冀军区复员10万人，占兵员总数的一半。中原军区因财政困难，中央指示从5万人中复员2万，以减轻压力。三五九旅准备复员部分超编干部到地方，大家都流着眼泪不愿意走。有的复员回家的人在半路被国民党军队抓去，钱被搜光，人遭拷打。王恩茂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些情况，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复员是值得考虑的；复员搞得不好，将会造成罪恶。”他的预言不久就得到了印证，当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我军因兵力太少，在战争初期处于明显的劣势。萧克总结晋察冀军区张家口保卫战失利的教训时也指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特别是停战协议生效后，有些同志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在战争爆发之前，边区部队复员转业约10万余人，占军区全部军队一半。战争一来，兵员不充实，有的兵工厂停产，甚至炮弹也停产了，这些都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6]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也进行了整编。但蒋介石的目的是为发动内战，消灭解放区作准备。他在1946年6月7日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因为经过这样长期苦斗，一般部队未免精神疲惫，内容空虚，战斗的力量和纪律皆不甚健全。这在当时平汉路与津浦路各战场剿匪的经过，可以明证。因此我们不能不有一个相当的时间休养整训，来充实我们军队的力量，必须有这样一个整备的时期，而后我们剿匪才能立于不败之地。”[4](P,324)国民党军经过整编，撤并了杂牌部队，大大充实了嫡系部队，使其达到齐装满员，并配备了美式重型武器。尤其是整编第74师、第11师等“五大主力”，在内战初期起到了“拳头部队”的作用。
因此，当1946年5月解放区完成一期整军复员后，国民党和美方不仅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反而因东北战局的发展变得日益强硬。6月17日，蒋介石通过马歇尔向中共代表提出《东北整军及中共军队在关内外划地驻留之方案》，强迫我军退出哈尔滨，热河、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的烟台、威海等地区，遭到我方拒绝。周恩来指出：“在停止东北战争、恢复交通、整军等问题上，都作了许多的让步，但结果还是破裂，中心问题仍是政权问题，根据地问题。”[7]国民党既然拒绝承认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合法性，整军也就无法继续下去。认清这个形势，中共中央从5月份向各解放区发出练兵备战的指示，准备在国民党全面破裂和发动内战时，进行自卫战争。
东北战局与形势的逆转
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到国共全面破裂，东北局势的变化起着关键作用。
进军东北是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重点。从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干部战士，开始向东北进军。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军确实抢在国民党军前面，占了先机。
苏军出兵东北，事先并未向中共作任何通报。我军大规模进军东北依靠两个有利条件：一是解放区地域与东北接近，国民党军队远在大后方，调遣需要时间；二是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是政府接收行为，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我军则不受此限制，可以化装、分批、多路秘密进入东北。
所以，当我军在东北实施战略展开后，蒋介石坚决不承认我军在东北的合法地位。他回忆说：“当时中共对政府的争执，实际的焦点乃是东北问题。”[8]蒋介石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与苏方交涉，一面调集重兵在秦皇岛等地登陆，向东北我军发起攻击。苏方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制，与国民党政府合作，限制我军的行动。中共中央于1945年10月23日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根据中央指示，东北人民自治军在锦州地区集结部队阻击国民党军北上，东北局在沈阳筹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东北人民自治政府。然而，苏方突然改变态度，于11月19日通知我方退出中长铁路沿线城市，等待国民党政府接收。苏军强行驱散刚刚召开的东北各界代表会议，并强迫东北局机关撤出沈阳。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22日指示东北局“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是中央在东北战略方针上作出的一个重大转变。
1946年1月的停战令，使东北我军的处境更为困难。国民党军可以畅通无阻地接收各大城市，我军却被捆住手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1月14日彭真致电中央：“现停战令下，全国能和平对我甚为有利。但国民党仍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并且仍可能对东北进兵。蒋军不向我进攻时，我又不能向蒋军进攻，此种情况对我争取控制东北则甚为不利。”[9]
1月26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10]这个电报表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的诚意，为了全国的和平局面，不惜在东北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
然而，国民党方面将中共的和平诚意视为软弱，步步进逼。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内的主战派指责政府在东北问题上软弱无能，反对给中共以合法地位，并全盘推翻政协决议。国民党政府在此背景下，转而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并在国统区掀起反苏浪潮。苏联这才改变立场，转而支持中共控制东北。3月13日，苏军撤离沈阳。国民党军在沿中长路接收时遭到我军层层拦截，进展缓慢。蒋介石就东北停战提出五条，声称“停战只限于军事问题，其他问题不谈”；“政府为接收主权，有权去任何地方，特别是长春铁路沿线”；“凡政府军所到之处，中共军一律撤退”。（注：军委一局：《五个月来停战工作总结》，1946年6月10日。）
中共中央作出针锋相对的决定。3月24日中央电告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黄（克诚）李（富春）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消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为执行中央指示，我东北部队集中主力于4月7日打响了四平保卫战。
四平保卫战历时40多天，是国共双方自停战令以来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战役。毛泽东打的是政治仗，他要求我军以“保卫马德里”式的防御战挫败国民党军的进攻，来换取和平与我方在东北的合法地位。但是战役以我军的失利而结束，致使国内局势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事后东北我军干部认为：在当时条件下打这样的正规战，从军事角度看是不适宜的。因为我军的武器装备远不如国民党军，又缺乏打正规防御战的经验。正如四野领导层在总结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四平保卫战是由于对时局估计的错误而形成的，以为守住了四平就能获得和平。这种作战按当时一般条件是不甚适宜的。”[11]
四平之战后，我军退过松花江，采取守势。国民党军则气焰嚣张。这时蒋介石已定下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历史的教训使我方干部的头脑逐步清醒起来。改组后的中共中央东北局7月在哈尔滨举行扩大会议，对前段工作进行反思：“由于对蒋匪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也就在和、战问题上产生了某些混乱思想，对东北的严重形势没有足够估计，因而在政治上就麻痹起来，失掉警惕，没有长期艰苦奋斗的决心和打算了。又加上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而产生了一战成功的侥幸心理，结果除少数为争取政治代价、而又必须坚决要打的仗以外，又要处处死打硬打。许多干部迷恋城市生活，并产生了严重的享乐、腐化、厌战情绪，是和形势认识不足，群众观点减弱等分不开的。这一忽视农民群众的思想以及关于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乃是当时东北党内军内最危险的思维倾向。”（注：中南军区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5年初稿。）
全面破裂 准备斗争
四平之战正在进行时，毛泽东已经看到了全面内战的危险。5月1日，他以中央名义向各地发出练兵备战指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12]但是他又希望尽量避免内战，15日在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曾表示：“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延全国内战时间。”“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是使纠纷扩大。”[12](P,81-82)
国民党军在东北占领四平、长春后，蒋介石坚定了消灭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决心。国民党方面步步进逼，迫使我方让步，并企图将破裂的责任强加在我方头上。6月中旬是逆转的关键时期。14日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援。17日蒋介石通过马歇尔向我方提出整军方案补充条件，强迫我方让出大片解放区，遭到周恩来的拒绝。
这时，和平已经无望，只能准备打了。全面内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抉择。毛泽东作出这个决策，经历了长时间的思考。胡乔木回忆道：“那个时候，我们党要下决心面对两个破裂（与美、蒋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50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毛主席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后才下了决心。这个情况传播很广，大家都知道。人们不大知道的是1946年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毛主席也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当然，国共两党最终是否破裂主要地不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但我党采取的方针策略却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P,436)
决心下定之后，毛泽东开始与各解放区负责人紧急磋商，部署内战爆发后我军的防御反击行动。短短几天内，他果断地作出几个重大决策。6月23日，当国民党军准备向中原军区发动进攻前，毛泽东指示中原部队主动突围。“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林彪24日询问中央，能否利用谈判或关内解放区发动进攻，给东北我军赢得一段休整时间。毛泽东25日回电，明确告诉林彪：“（一）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二）谈判破裂，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三）全靠自力更生。（四）半年至一年内如我打胜，和平有望。（五）友邦（指苏联——作者注）在将来可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六）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13]
以当时国共双方悬殊的实力，很难说我方有胜利的把握。中国革命的前途极其令人担忧。6月28日，东北西满分局负责人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阐述他们对国际和国内局势的看法。他们认为：二战结束后，苏联严重地受伤了，需要休息与巩固已取得的胜利。美国却相对地加强了，采取全面的扩张政策。中国经过八年抗战，人民势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与壮大，但还没有形成几个省区联成一片的根据地，目前又得不到国际革命的实力援助。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在抗战后加强了，嫡系军队增多，又得到美国的援助，今后数年还可能加强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力量。反革命势力虽然也面临严重的困难，但目前均不足以制其死命。基于上述估计，李富春、黄克诚建议：“我党应力求采取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具体办法是，一、“让步以达和平”；二、“拖延以待时机”；三、“坚决打下去以分胜负”。“他们认为，目前和战已到最后关头，拖延下去的可能性很少，只有一、三两条路可走。如采取第一个让步以达和平的方针，若能求得全师而退，保存干部，保持部分军队与解放区，还是以让步求和平为宜”。但估计蒋介石不会因我们让步而放下屠刀，而且会把刀拿得更稳，随时可能爆发大屠杀。这样，则不如采取坚决打下去的方针，这个方针当然也危险，胜利把握不大，但如打得好可能取得打打停停，可以长期坚持以待国内外的根本变化。[2](P,435-436)
这个报告的观点和反映出的疑虑，胡乔木认为在当时是带有普遍性的。但毛泽东不这样看，7月6日他在报告上批示：“你们分析中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二战后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比一战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些。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14]
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我方面临种种不利条件。毛泽东提出坚决斗争的方针，揭示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几天后，在为东北局修改《七七决议》时，毛泽东特意加上一段文字，将他的思想表述得更为全面：“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疑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总之，和平是必须取得与能够取得的，但主要应依靠自力而不应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之力量才能发生作用，才能取得可靠的和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13](P,333-334)
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战争是残酷无情的。1946年下半年的战争形势是敌强我弱，国民党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有优势，又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进攻，我军处于明显的不利态势。中原突围的部队除三五九旅、皮定钧的一纵一旅基本保持完整建制返回解放区外，其余部队在国民党军围堵下遭受严重损失，减员大半。晋察冀部队进攻大同失利，并被迫放弃张家口。除粟裕指挥的苏中战役、刘邓指挥的定陶战役等局部的胜利外，4个月中解放区损失了153座县以上城镇（后收复40余县），包括张家口、淮阴、菏泽、安东等解放区中心城市。
这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对前一时期的和平方针进行了反思。11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开会时，刘少奇说：“在1、2月间是糊涂了一下，国际上也是糊涂了一下，但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了。”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党内都有打不打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现在揭破蒋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已退为第二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建立坚定的胜利信心。但他也反思道：“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10](P,56)这样，“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被认为是一个“失误”。在建国后编写的党史、现代史著作中，对这一时期都予以淡化或用比较委婉的文字来表述。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
第一，和平建国是抗战胜利后的历史发展潮流，是人心所向。中共中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得到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拥护。国共合作的实现，使中共“七大”提出建立多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实现的可能。如果重庆谈判的协议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得到落实，中国将走上一条新路。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决不是无条件放弃解放区和人民武装，拿原则作交易去到国民政府内当官，而是保持解放区和人民武装的相对独立，争取通过参政，壮大民主力量，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局面。而蒋介石顽固坚持独裁的立场，以“军令政令统一”为由，拒绝承认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这是中共和一切进步民主力量都不能接受的。尽管中共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破裂还是在所难免。
第二，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中共中央是要和平的。如果说中共从抗战胜利后就打算针锋相对，立即投入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战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共在停战谈判和整军过程中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对和平抱有诚意，这是有目共睹的。而蒋介石则以发动“戡乱”战争来实现其“统一”，把停战当作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阶段。在战争的责任上，蒋介石应负头责。中共领导人对战争的立场，正如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上总结的三句话：一是“不为天下先”，我们不打第一枪；二是“退避三舍”，国民党来进攻，我们先让一下；三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共中央坚持了这三项原则，当和平局面破裂，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时，解放区军民被迫备起自卫。因为我方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得到解放区人民最广泛的支持。而蒋介石发动内战，不仅使国内的和平重建陷于停顿，而且战争中耗尽了国统区的实力，使经济全面崩溃，在人民的反对下终于走向失败。
第三，“和平民主新阶段”对我党我军是一个锻炼和教育的过程。武装斗争固然是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的法宝，善于进行合法斗争也是中共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时期，中共通过参政、谈判等合法手段广泛地宣传了自己的政策，扩大了社会影响，在全国人民前面树立起新的形象，也分化了国民党集团；通过合法斗争，使我党干部丰富了参政和外交等方面的经验，提高了素质，锻炼了队伍。
第四，如果说有教训，就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和平估计一度过于乐观，在整军复员方面动作较大。这不是某个人的责任，中央对争取和平与谈判破裂有一个认识过程。一旦认清形势，中央即采取了坚决斗争的方针。就是在1946年6月谈判破裂时，中共中央还希望以自卫战争来争取恢复和平。直到11月18日，国民党召开独裁的“国大”，并向延安发动进攻时，毛泽东才在党内指示中提出了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的号召。这说明，一定的方针路线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如果对这段历史不作具体分析和研究，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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