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两次伟大转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两次论文,历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1)04-0039-09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80年光辉历程中，经历了以1935年遵义会议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两次伟大转折。这两次伟大转折虽然各有其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内容，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胜利发展的关键，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其发生、发展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带有规律性的特点。充分认识其作用和影响，认真总结其宝贵经验，对后继者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很有教益的。
一、两次伟大历史转折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发生在长征途中，以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标志。在党和红军处于生死攸关之际召开的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后1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次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并逐步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只9年，国民生产总值就翻了一番；到20世纪末，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正向着在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迈进。
可见，中国共产党80年光辉历程中经历的两次伟大转折，形成了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领导集体，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开辟了两条通向胜利的新道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及深远影响。
二、转折发生的历史条件
历史的转折，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既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又是历史主人公主观努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伟大转折都发生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同时又都是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在政治上、组织上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发生的。
首先，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重大的历史关头。第一次历史转折发生在党中央和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国革命走到了重大历史关头，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采取怎样的战略方针，才能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达到长征胜利的目标。第二次历史转折发生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又面临重大历史关头，能否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境中奋起，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
第二，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具备了实现转折的条件。主要是：经过斗争实践的检验，是非功过已经分明；原来的领导人无力回答历史关头提出的问题，已经无法继续领导下去；而一度受到错误打击或排挤的正确力量的代表已经涌现出来，并且对重大关头需要解决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他们已经左右了形势，控制了局面，也就是说，党内新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经形成。
长征出发时，第三次“左”倾领导集团已经分化。在“毛洛合作”、“博洛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走到一起，形成“中央队三人团”，成为反对博古、李德的最高“三人团”错误军事领导的主要力量。湘江战役失利实际上宣告了“左”倾错误军事领导的完全破产。过了老山界以后，毛泽东、张闻天即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对最高“三人团”错误军事领导的批评。毛泽东、张闻天抓住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把争论集中在最为迫切的红军战略方向上。通道会议（12月12日）否定了博古、李德继续进军湘西的主张，通过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意见。接着召开的黎平会议（12月18日），再次否定去湘西方针而决定进军川黔边区，并决定到达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突围以来军事路线上的是非问题。这时，张闻天同王稼祥在黄平橘林谈话（12月20日），提出由毛泽东指挥军事，在红军主要将领中得到赞同。此后，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决定强渡乌江、袭占遵义；在行军途中又实际上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至此，召开遵义会议实现历史转折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实际上已经明确，并且已经在最重要的决定军事战略方向问题上起着决定作用。
第二次历史转折的发生有着相类似的状况。
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中国已经发展到挣脱“文化大革命”灾难重新走上社会主义正确轨道的关头。历史已经证明，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华国锋主持下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对“四五”运动的镇压不得人心。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四人帮”做坚决斗争又领导1975年整顿大见成效的邓小平，则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寄托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希望。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转机。然而，领导粉碎“四人帮”而处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地位的华国锋，却只是用毛泽东写给他的“按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样重大的问题。他未能认识和摒弃自己的错误，满足群众的、也是历史的迫切要求：让邓小平复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反而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是要以此来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首先是“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首先是“天安门事件”）的进程。
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与之针锋相对，倡导实事求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这样，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成为粉碎“四人帮”后斗争的一个焦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出了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支持还是压制这场讨论，实际上成为顺历史潮流而行还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分水岭。哲学层面的争论，反映了思想路线和政治方向的分歧。邓小平、陈云等在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同时还在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邓小平复出以后，自愿充当“后勤部长”，恢复了高校招生制度，推倒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和文艺战线上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以后，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注：1978年9月20日，胡耀邦在中办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处理和结论，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大力阔斧地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经济领域在陈云、李先念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已经提出，学习国外经营管理经验和吸收外资的工作已经进行，加快工业发展和加快农业发展的计划正在制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正在酝酿；胡乔木等连续撰文，论述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宣传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发扬经济民主，大大促进了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而这些进展正是冲破“两个凡是”禁锢的结果。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不仅是理论上正本清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实践上拨乱反正的过程。提出、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等人之错误，支持和坚持实践标准的邓小平、陈云等人之正确，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全国人民中间，已经是泾渭分明了。
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的工作和斗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做好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陈云取得了在重大关头主宰历史发展的自由。1978年9月，正当处于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高潮的时候，是邓小平高瞻远瞩，指示前进的方向：应该及时结束清查工作，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是陈云不顾华国锋宣布的议程，提出中央必须“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作出决定，解决“天安门事件”、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以达到安定团结，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可见，在重大历史关头，指出前进方向、作出重大决策的是邓小平和陈云。他们早就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过去的功勋，在党内的资望，“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的业绩，自然地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把握了转折关头党中央工作的舵轮；华国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领导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和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资格。
三、历史转折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开展党内斗争来实现
两次历史转折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分别是党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党内总负责人（博古／华国锋）虽有严重错误但依然主持会议。转折是通过领导集体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党内斗争来实现的。集中解决主要矛盾是两次会议的共同特点，在政治上，主要解决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组织上，中央人事采取只上不下、只进不出的办法，实际上建立新的领导集体。两次伟大转折，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胜利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
遵义会议集中讨论、解决当时攸关生死的军事问题。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博古作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针对博古的报告，张闻天首先出来讲话。他按照事先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后拟就的“提纲”，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旗帜鲜明而有系统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军事领导的“左”倾错误。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即中央常委），又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注：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留守中央苏区，未参加长征）。）他首先站出来作“反报告”，分量很重，为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了基调。紧接着张闻天的“反报告”，毛泽东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深刻地分析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王稼祥接着发言，有力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重要发言。除凯丰一人之外，周恩来、朱德和其他与会同志都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这样，遵义会议作出结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央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注：上述结论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1页。文中A指李德，又称华夫；博指博古；周指周恩来。）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至于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的是非问题，采取暂时搁置起来，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机适当时再去解决。这是完全正确的。在组织上，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会议完毕后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注：此处与本段引文均引自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由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意味着将解除博古的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注：据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杨尚昆说，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是遵义会议上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张闻天本人再三推辞，这个问题就暂时搁置了起来。见杨尚昆为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写的《序》，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会议关于“取消三人团”的决定，不仅撤销了博古对军事的指挥，而且正式撤销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是第一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同时，在干部的处理上，又不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博古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继续担任中央常委。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让对错误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继续留任、把变换中央总负责人的工作留待适当的时候去完成等做法，也是恰当的。
邓小平提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主题已经成为党内的共识。陈云敏锐地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影响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对实现安定团结和重点转移是非常必要的。陈云就这些问题在东北组作了发言，得到大家拥护，产生巨大影响。中央工作会议在批评“两个凡是”、肯定真理标准讨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分清重大历史是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邓小平依据会议的新发展，会上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地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与工作重点转移紧密结合的完整的历史主题。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手段、方法和措施。”他分析了思想不解放、僵化或半僵化的原因及其危害，肯定“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他还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提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还具体地指出，“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了一个“大政策”：“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1]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这篇讲话，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经过近20年实践检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肯定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在邓小平“主题报告”的指导下，联系历史和现实，围绕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讨论、解决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全会作出了基本评价、确定了基本原则而没有深入展开；对“文化大革命”，指出在适当的时候总结其经验教训是必要的，但不应匆忙地进行。对重大而复杂的历史问题采取审慎态度，而集中解决当前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思想路线问题，保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实现历史转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四个政治局委员，受到了揭发、批评。正是通过对他们广泛深入的批评，通过分析、批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两年来的许多错误事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得到确立。这四个政治局委员的主要错误，实际都同华国锋有关，但从全局出发，揭发、批评都没有直接涉及华国锋本人。
关于中央的人事调整问题，邓小平在12月1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对增加的人选，邓小平也提出了建议名单。采取只上不下、只进不出的办法，对维护安定团结局面是十分必要的。经邓小平提议，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追认。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组织问题的处理是积极而又稳妥的。陈云进入常委、担任中央副主席，形成了历史转折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内邓小平、陈云合作领导全党的格局。
四、历史转折的完成有一个发展过程
如上所述，在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个历史的转折点上，通过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了当时影响继续前进的最紧迫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路线是非已经分清，新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但会议精神的落实和贯彻，会议成果的巩固和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还有许多重大问题，或需要假以时日，或需要创造条件，才能解决；组织人事也需要继续调整。所以，实现历史转折以后，都还经过了一个相当时间的后续的发展过程，转折的成果才得到巩固，转折的任务才全部完成。
遵义会议对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是非作出了结论，明确了错误的责任，但由于时间仓促，系统论述会议精神的决议还有待于会后在行军途中起草和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对变换中央领导作出了决定，但新的领导人的确定，新的领导集体的建立，还有待于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有关完成历史转折的这两件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大事，是在会后曲折的战斗历程中才逐步完成的。在土城战斗失利，红军一渡赤水向扎西集结途中，变更中央最高领导人急迫地提上了日程。于是，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作了分工，决定由洛甫（即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张闻天就任以后，立即挑起历史的重担，在短短几天里，连续召开中央会议（统称扎西会议），起草完成并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作出了中央红军“杀回马枪”回兵黔北和缩编部队的决定，对中央苏区和二、六军团的战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并即电告，对四方面军也及时电告中央红军战略方向的改变，并于2月10日召集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亲自作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报告。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以后，张闻天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由此授予毛泽东在前方的军事指挥权。经过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以后，张闻天又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并通过成立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遵义会议决定变换领导的使命至此才全部完成。
此后，毛泽东逐步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红军的军事统帅。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红军实际的军事统帅毛泽东的配合合作，成为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最初格局。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将近四年时间里，这个中央领导核心纠正和克服了“左”倾军事指挥，领导红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和分裂，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也是这个领导核心，适时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继纠正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后又战胜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独立自主地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2]，从而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毛泽东、张闻天合作领导全党全军创造的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反映了遵义会议实现的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深远、巨大的影响。
第二次历史转折虽然不像遵义会议所处战争环境那样紧张，但其历史任务十分繁重和复杂。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邓小平、陈云合作为特征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经济、政治、组织三个方面，领导全党逐步实现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任务，继续解决重大历史问题并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继续做好中央人事的调整工作，胜利完成了这次历史转折的任务。
在经济方面，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执行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等政策，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调整了工农关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纠正了因“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华国锋急于求成推行“新跃进”的影响而造成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使物资、财政、信贷逐步趋于平衡，把经济建设实事求是地放在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发扬经济民主，加强岗位责任制，调动了工人、企业、地方、中央四个方面的积极性。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经济工作中的贯彻与落实，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在进行调整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诞生和确立，带来了农村改革的突破，农业生产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农村改革的成功带动了城市企业的改革。对外开放的步伐大大加快，不仅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在广东、福建创建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在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过程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开创了一条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政治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紧接着召开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分清思想路线是非，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打破禁区，探讨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总结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社会上以及思想理论战线上右的错误思潮的泛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与此同时，继续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调整各种社会关系。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接着，邓小平郑重地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即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作为加强民主和法制的标志，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10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理和宣判，用法律手段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20个月在党内的反复讨论、修改，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和系统的论述，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同时又批评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从而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这一历史任务。
组织方面，中央最高层的人事调整也是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才最终完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央人事采取只上不下的办法，不过，对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和人事在会后即作了重新安排。12月25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设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作为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会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会议免去了汪东兴的各项兼职。（注：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各项决定，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436页。免去的汪东兴各项兼职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党委书记，8341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四位同志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接着，1980年8-9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在1980年8月18-23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参加会议的不少人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华国锋不适宜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多数同志提出要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段进行认真的总结，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至1980年这四年特别是这四年的前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很多同志要求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进行调整。中央常委认真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对华国锋进行了批评、帮助，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中央政治局从1980年11月10日起至12月5日间连续开了九次会，讨论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华国锋在11月10日这次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提出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这次会议决定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并表示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3]1981年6月举行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接受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建议。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副主席和军委主席组成。（注：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经过两年半时间，第二次历史转折在组织上的任务完成。
五、两次历史转折的宝贵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伟大转折的成功经验，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给予中国人民十分宝贵的启示。主要是：
第一，两次历史转折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它依靠自己的领导力量，集中全党的智慧，完全能够自觉地把握重大历史关头，从错误和挫折中吸取教训，从困境和逆境中重新奋起，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开创新局面，领导中国人民去赢得革命战争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两次历史转折的经验说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完全值得信赖的。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形形色色的“左”的教条主义，是实现历史转折的根本保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妥善解决党内矛盾，是实现历史转折的正确途径。不论是在重大历史关头，还是在正常政治生活中，都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
第三，两次历史转折，开辟了两条通向胜利的新道路，形成了两代领导集体，产生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世纪伟人，并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处在重大历史关头前沿领导历史转折胜利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永远是指引中国人民开拓前进的旗帜；从实践中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为真理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永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开创共产主义宏伟事业的指导思想。
[收稿日期]200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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