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重审的意义———种历史观向度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意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774(2004)01-0023-06
历史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并影响和制约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实践活动本身。由于在实践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作为历史的人类实践活动总是在不断地呈现着自己的丰富性、多面性和深刻性，这便使得人类实践活动存在着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的可能性，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动作用也便得以穿梭于历史的多重维度。与此同时，实践活动赋予自身这种特殊的禀性又必然地导致人们对历史产生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印象，使得历史外观与历史本质、历史认识与历史本体等一系列问题显得难以捉摸。于是，历史重审必然成为人类历史活动的一个内在环节。自觉地把历史重审纳入历史活动已成为当代人们进行以转型、转折为特征的历史创造活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
一、历史重审起源于人类历史意识的觉醒，是在“哲学的明灯”照耀下穿越“幽暗的历史档案库”走向发现“历史学大陆”的旅程
历史最初还被比较接近其真意地理解为“保存人类的功业”。[1](P1)只是贯穿于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这部宏篇巨著之中的天启神意，被“任命”为审查人类历史活动的唯一“法官”，使得“任何人都不能逃脱他的宿命”。[1](P47)在这种原始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支配下，人类便在拱手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一种神秘的天启神意任意摆布的情形之下开始了自己的历史。中国史学奠基人司马迁则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P500)支配自己的历史思想，其中已经比较鲜明地显现出一种历史重审的态度。长久以来，历史与生俱来的那种高深莫测的诡谲便勾起了哲学家们经久不衰的兴趣。经过哲学的严格审查和考验，历史终于在历史哲学的注视中步入庄严肃穆的哲学殿堂。
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曲折地秉承希罗多德“天启神意”的历史传统。不过，他是在人心中设置了一个“光明的孩子”和“黑暗的孩子”作为斗争的历史舞台，历史重审只是昙花一现，便外在于历史过程而一劳永逸地终结于上帝让“光明的孩子”得胜上天堂，“黑暗的孩子”失败下地狱的“末日审判”之中。[3](P16)洛克、休谟、康德等人虽然对“历史”曾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然而，试图站在外部以旁观者的身份把握“历史”是他们从事历史认识的一个共同特征。[4](P63)由于游离于历史而苦心孤诣地专注于有关历史认识的性质与能力的抽象论证，结果，“历史”在他们那里不幸地沦为“历史活动”之外的“流浪汉”，而历史重审的思想只是以某种神秘的主观形式极其曲折而晦涩地隐含在他们的历史态度之中。还有一些哲学家则给历史涂抹上一层道德人格的神圣灵光，历史被看做圣人君子主观意志的体现。孟子把历史归结为“天命”“人性”的杰作，由世道的“治”与“乱”表现着的历史不过是“圣人”与“暴君”轮番演绎的闹剧；[5](P105)荀子则把建立理想社会永恒不变的“合理制度”的幻想寄托于所谓“君子之道”的最高法则，并以这种“道”作为评说古今的标准；[5](P151)董仲舒把“圣人之道”推向了“天道无二”、“天不变，道亦不变”；[5](P207)韩愈则直截了当地宣布“圣人创制立法”的历史观，认为“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5](P290)在他们那里，人的命运与历史重审被悬置于“圣人之道”的主观臆构之中。另一些哲学家试图以“介入”的方式把握“历史”的做法则某种程度地显现了历史重审的意义。如柯林武德认为，历史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的方面”，“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6](P302-303)因此历史重审是一种“思想活动”。商鞅既反对复古守旧而主张“不法古”，又反对拘泥于现状而主张“不修今”，体现了一种主动介入历史、积极变法图强的历史观；[5](P153)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思想，以“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鲜明地表达了一种积极的历史观。[5](P154)卡西尔是一位站在“当代”的门坎上为我们理解历史重审提供了重要启迪的哲学家，他认为历史学家应当唤醒那些沉睡在过去年代的陈迹或事件，使之向“当代”“自述”。[7](P224)但这又表明“历史”在他的视野中只是一个静态的“过去”。尼采为我们理解历史重审所给予的启示就是告诫“我们只有站在现在的顶峰才能解释过去”，但他又认为，一个“建立新的业绩的强有力冲动”，让我们抛弃“历史”。[7](P226)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是在以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对以往历史观的批判性总结中走进“当代”的。贯穿于王夫之“理势合一”历史观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以“今”为尺度查审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主张“势因乎时，理因乎势”，而不是从“圣人”、“君王”的个人意志中寻找历史发展的根据。[5](P496-498)黄宗羲则更为激进地提出要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原则改革现实、设计未来，历史重审的思想在他那里是以民主主义的批判精神表述出来的。[5](P453)黑格尔的哲学革命使世界精神占据了历史的堡垒，历史重审尽管以一种“能动性”的高度抽象在思辨哲学中走进了历史，然而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框架下对历史的功绩却只能局限于精神演化之一隅，现实的历史与历史的现实依然是一个谜。马克思用唯物史观砸开了世界精神这座抽象的城堡，使“现实的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而使历史重审摆脱了“理性”批判和观念判断的窠臼获得了“人的感性活动”的现实内容。从此，历史重审便成为实践活动并在实践对象化为过程性流变转化状态的实践(即历史)与历史对象化为结构性交互作用状态的历史(即实践)的这种互动作用中深刻地变革着人的存在方式和历史命运。
对于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阿尔图塞曾以其理性深邃、气魄恢宏的哲人气质独具慧眼地给予了恰如其分的高度评价：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三块重要的大陆，如果说古希腊人打开了数学的大陆，伽利略打开了物理学的大陆，那么，马克思这位做出了划时代贡献的不朽巨匠则在他那探究人类命运悲壮而卓越的远征中破天荒地打开了历史学的大陆。以唯物史观为形态的历史哲学，终于使我们得以透过重重思想迷雾对历史重审获得以下理解：
历史重审是发生在历史活动过程之中体现着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人的感性活动。它既是一种突出地体现着人们以当代实践为基点而从事历史活动的历史态度，又是人们在理解历史活动的同时经受着历史活动本身检验的过程中获得的进行历史评判的主观尺度。
二、历史重审作为发生在历史创造中的“人的感性活动”，是以“当代”观照“过去”的感性形式表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具体实践活动
透过沉淀在那些伟大思想探索中的历史重审的观念形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仿佛是一幕幕正在实际中生动地实现着的人类历史活动。在能动性的“人的感性活动”的意义上，基于从事历史活动的历史态度、理解历史活动的历史评判的主观尺度等历史重审之多重向度的历史考察，撇开一切表面的、外在的偶然现象或事件，才能在历史的化验室里对一切历史遗迹或历史流程进行熔化和精馏，从中提炼出具有质向联系的永恒的人类活动状态及其同样有着这种具有质向联系的对象化存在物，诸如传统、文明或文化等一类的观念形态。固然，历史重审总是要通过人的主观活动才能展开，但历史重审的“主观活动”既不能把“当代”抽象为毫无现实内容的、失去现实感的“思想”或“观念”，又不能把“历史”从它与“当代”的天然联系中割裂开来。这等于宣告了历史重审绝非也不可能根据事物的表面联系，凭借想象臆造出一个外在的、偶然的、僵化的“历史”。这样，历史重审的真实意义便只有在“人的感性活动”中才能凸显出来。
问题是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历史重审是“人的感性活动”。前面主要侧重论述了历史重审的能动性的主观认知意义。为了证明历史重审是“人的感性活动”，还必须说明这种主观认知方面的能动作用究竟如何全面地体现在“人的感性活动”之中。历史重审的“人的感性活动”意义在于，历史重审是发生在历史创造活动中并作用于历史创造活动的历史创造活动本身。它主要涉及到如下三个基本方面或环节：
首先，历史重审是一个以主体性(注：本文所涉及到的“主体性”、“主体”或“客体”、“对象”等一类概念，都是处于各种交互作用中的因素或活动，其区别只具有相对意义。)不断凸显为前提的历史主观尺度的形成过程。实践主体在历史活动之多重交互作用中以能动地实现自我支配的方式而凸显出来。其中，一方面主体性的活动以其对象性活动为存在前提和存在方式，对象性活动的意义规定着、限制着主体性的存在状态，这种状况内在地揭示了历史尺度是把握在主体性中的客体属性；另一方面，交互作用的普遍存在状态是由于这种状态中能动性或目的性的主体性的作用而演变为历史的或实践的活动，这种由“存在状态”到“活动”的演变过程所造成的状况内在地预设着能动性或目的性的主体性尺度。
其次，历史重审的能动性作用内在地发生于历史创造的活动之中。在历史重审中，实践主体以历史活动之多重交互作用为前提、手段和方式而实现着对具体实践活动进程的能动性干预。在这种能动性干预中，实践主体既要在受到诸种相互作用制约的情形下并从这些相互作用所处的实践结构意义出发，对具体的实践活动进行观念形态的总体把握，又要以诸种相互作用的实践结构意义为蓝本，仔细地察检和验校有关统摄此种具体实践之历史总体及其外观的各种描述。这两个方面具有在上述诸种交互作用中实现和强化实践主体能动性的双重作用，并使这种能动性以更加丰富的内容作用于更加广阔的范围。
再次，历史重审是一个历史创造活动不断发生的过程。历史创造活动是一个在特定群体之阶段性具体实践活动与人类总体实践之间、不同群体的具体实践活动之间以及不同阶段的具体实践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发生的过程。历史重审则是以一种特殊的目的性活动方式处于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中，使得不同条件的具体的实践活动以一种永无休止地改变着的状态呈现着历史的运动发展过程。
历史重审作为“人的感性活动”，其外在表现是以当代具体实践为原点的辐射状态。以“当代”观照“过去”的感性形式表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具体实践活动这个“永恒的当代意义”，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也必然地表现为不断进行着的历史重审过程。事实上，任何具体的“历史重审”都是在“当代”的条件下进行的，当代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提供了主客观条件。“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8](P650)人类活动都是以当代为历史的尺度并从过去到未来的无限延伸的历史活动，人自身通过这种活动获得了规定，历史自身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也得以重新塑造，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法则。我们绝不能把历史重审庸俗地理解为服务于有限群体意志地“解释历史”，也不能把历史重审肤浅地当做谋求狭隘利益的“树碑立传”。历史重审的本质是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能够在实现不断超越中自觉地把握历史机遇，从而不断地把历史发展推向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境界，这就是历史重审作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意义之所在。
三、历史重审贯穿着历史与实践互为对象性的“感性活动”的根本法则，其核心在于实现用发展着的实践理解和创造发展着的历史
我们对历史的把握既不能因循旧唯物主义“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反映形式，也不能囿于唯心主义“抽象的能动性”的主观臆造，而是要从“‘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9]出发。这样，那些似乎以“事物”、“现实”、“感性”等孤立形态外在于我们的“历史”碎片，一旦纳入实践的视界，那种孤立存在着的抽象的历史虚构便为过程性的、活动着的、交互作用的历史本真意蕴所消解，那种存在于过程性的实践之中的历史便获得了实践的本来意义。于是，历史与实践成为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的同位语。
为了实现对历史的理解，必然把我们关注的焦点进一步导向有关历史重审问题的探究。历史重审所面对的是呈现为过程性流变转化状态的实践(历史)和结构性交互作用状态的历史(实践)，即历史性的实践和实践性的历史，其任务是为了审查实践在与历史的互动作用中创造历史的内在机制，审查历史在与实践的互动作用中被理解和被创造的意义。
但是，过程性的流变转化状态何以能够为我们的意识所理解呢?无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种过程，必然表现为某种为人们所把握到的存在者于某个内在阶段上的一系列变化。这个被把握到的存在者之所以为人们作为存在者所把握，是因为有一种内在于其自身并在相对意义上使其作为存在者的存在。(注：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存在是最大的属概念，因此无法被定义。作为历史活动展开的背后制约着历史的存在，是笔者根据海德格尔的阐述所作的预设。鉴于本文旨在探讨历史重审问题，故对存在本身将不予讨论。)尽管这个使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只是某种程度的领悟，但由于存在“总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10](P9)因此我们对存在的领悟状态并不妨碍我们所思考的这个存在者是由存在所规定这一事实。诚如斯宾诺莎所言：“规定即否定”。(注：斯宾诺莎这一命题虽然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提出来的，但是，认识就是用概念规定自己的对象：“存在者”。因而，“规定”的认识论意义与其本体论意义是有关联的。)规定既是对肯定的规定，同时也是对否定的规定。这样，由“存在所规定的存在者”，必定由存在的规定构造着使自己之为存在者的肯定与否定并存的结构状态。于是，过程性流变状态中的存在者也便处于肯定与否定的结构性交互作用状态之中。在上述有关处于过程性流变转化状态的存在者的处境的考察分析中，我们从“过程性流变转化”中看到了“结构性交互作用”的内在意蕴，从而证明我们的意识可以通过过程性的流变转化状态的认识过渡到对结构性交互作用状态的理解。
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对结构性交互作用状态的历史的考察分析过渡到对过程性流变转化状态的实践的理解。在结构性交互作用状态中，“结构”似乎是一种无历史的静态存在者，何以从流变转化状态的意义上来理解呢?因为结构又是共时性的交互作用。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其内部诸构成要素的状态及诸要素间的结合方式就会发生变化，从而使得结构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这种转变是一种交互作用的过程，因为变化而使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成为绵延着的把握状态转变的内在尺度。从而，共时性的结构实质上也是绵延性的状态。这样，共时性的结构便处于流变转化状态之中，结构性交互作用状态便由于交互作用的内在性冲突超越了结构这种静态的外在形式而转化为内在质性的过程性流变转化状态。
揭示这种认识过程的意义何在呢?它是否能够导入我们对历史创造的某种启示呢?在维科看来，历史客体是人类的创造物，能否为已知的头脑认识“取决于它是如何被创造的”，而且“真理和事实相互转化”。[6](P109)维科这一看法实际上揭示了在“理解”与“创造”之间存在着的某种联系。“创造”逻辑地蕴涵着“理解”，当然，这里的理解只能是理性视野中的目的性活动。在上述贯通着历史与实践交互作用的“感性活动”的历史重审活动的考察分析中，有关用发展着的实践理解和创造发展着的历史的问题已逐渐地呈现出来。这表明，历史与实践是具有同质性且互为对象性的存在者。实践以自己的活动过程实现着对历史的创造和对历史的限定，历史则以自己的尺度和价值规定着实践只能存在于历史的原则和意义之内。
由于历史与实践存在着如此交融和关联的状态，因而历史重审活动的展开也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展开了以发展着的实践理解和创造发展着的历史的过程。在过程性流变转化状态的实践(即历史)和结构性交互作用状态的历史(即实践)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事实表明：历史与实践具有互为对象性而存在着的本质特征。这种本质特征的意义在于：实践的活动必然是历史存在的状态，历史的发展必然是实践展开的过程。由此看来，理解与创造只能是交互作用中的绵延性状态，历史之被理解和创造只能唯一地存在于实践这个历史的另一种话语所描述的活动状态之中。
尽管上述论证一般地说明了历史之被实践所理解与创造的原理，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原理必须进一步回答和解决具体实践中提出的“发生在不同的外在时空条件下的具体实践活动的‘历史’是如何相互创造的”，以及“有限的具体实践活动如何具有无限的历史创造能力的可能性”这样的疑难问题。否则，它的科学性就将依然遭到质疑。
我们知道，不论生活在不同年代或不同地域的人们相隔多么长久和遥远，但他们都不可能在彼此完全封闭隔离和离群索居的孤立状态下从事历史创造活动。马克思曾指出，“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的人所创造的“一切历史”，都存在着共同的“前提”、“活动”、“事实”、“关系”，即“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9](P78-81)这表明人类存在的前提就在于他们有使他们自己发生着内在联系的历史，而任何具体条件或环境下的历史创造过程都是具有质向同一性和普遍意义的人类实践活动。同时，正是这种具有质向同一性和普遍意义的人类实践活动，才使得那些仿佛为“过去的”或“当代的”、“这儿的”或“那儿的”等外在的时空所隔离的“历史”发生相互作用，并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成为历史或历史性的活动。于是，“外在时空也无法隔离具有内在质的同一性的历史”，实质上就体现着“历史”之相互创造着的意义。
根据上述论证，外在时空无法阻抑历史活动的内在关联性同时也表明：历史是一个内在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着并处在无限展开着的过程之中的可能性状态，它不会为任何外在的时空尺度分割或解构，而人们作为其中的交互作用着的因素是有限性地、随机性地、局域性地存在于此种无限的交互作用状态之中。人们在其中的活动便使得处于无限展开着的可能性状态在人的有限性的、随机性的、局域性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地转变着、实现着这种可能性状态，并使之无限性地将自己的可能性以人的交互作用造成的状态转换为历史时间中的存在方式，即人的历史的具体内容。于是，人们创造历史的实质是：以有限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方式在无限展开着的可能性中追求自己有限的、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潜在存在着的无限的历史创造能力。有限的实践向着无限历史创造能力展开的过程构成了度量这一历史创造过程之阶段性特征的根本尺度。换言之，有限的实践向着无限的历史创造能力展开的过程实现着有限的具体实践活动的无限的历史创造能力的可能性。
可见，雅斯贝斯所谓“终结和开端一齐发生的变迁”或黑格尔的“前进即回溯”，实际上都可以从历史存在的本性那里获得最为雄辩的论据。
四、历史重审旨在从阶段性与连续性、局域性与总体性的相互作用中达成对实践多向度的总体把握，使历史活动能动地作用于指向总体历史进程的具体实践
实践被其对象性的存在者历史解构为结构性交互作用状态的历史，使得实践的结构性交互作用内敛为绵延性的状态。历史重审便进入到实践为其对象性存在的历史所解构的各个环节。这样，交互作用就被置于历史重审的显微镜下。交互作用的多重向度使结构性状态的转变呈现着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对交互作用的把握便取决于作用于此交互作用的历史活动能动意识的视角(即能动意识与交互作用的作用方式)、时机(交互作用的状态)以及能动意识活动本身的状态。从而，用以把握交互作用的历史活动本身也是一种同样呈现着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的变化着的结构性状态。这种复杂的情形说明：历史重审的历史活动的能动性有着一个极其宽泛、极其深刻、极其繁复的作用领域，这样，历史发展的意义便在于以多向度地把握总体实践(或历史进程)的方式能动地作 用于具体的实践活动(阶段性与局域性进展)。实际上，“每一特殊就是整体本身”，历 史的发展就是“一种整体化运动”。[11](P223)
历史重审对实践如何作用于发展的历史活动的考察，将集中地从把握实践的交互作用的历史活动的结构入手，并逐步地触及到这种历史活动指向历史进程的具体实践这一问题本身。
这个结构从本质上说，一方面是历史活动在以把握实践结构性交互作用为目的而构成其自身为此种历史活动的过渡阶段的结构状态，即历史活动的能动意识切进实践之结构性交互作用的视角、时机和能动意识本身的结构状态三者之间处于相互作用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是指历史活动在作用于实践结构性交互作用的对象化活动过程中的结构状态，即历史活动的能动意识与它所把握的实践之结构性交互作用的作用方式、状态以及能动意识面临把握实践结构性交互作用时的状态。在这种要素极其繁复琐碎、作用极其精细微妙的多重性的结构性状态的交互作用中，各种无意识的偶然性与有意识的能动性极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其中的要素、作用方式、状态等等，都处在无休止地转化和生成状态之中。这样，人们在经验的层面上凭借外在现象的联系便根本无从把握到人类总体性的历史进程。要把握这个总体性历史进程，只有处在历史活动的结构性的诸种冲突中不断发生着的要素、作用方式、状态等转化和生成的过程之中才有可能。
尽管要素、作用方式、状态等的无休止的生成转化呈现着不便于被把握的极端复杂性，但总体上却可以循着因果性与目的性的对立统一构建相对宏观的理解框架。无意识的性与有意识的选择性的交互作用表现为因果性与目的性的对立统一。因此，全部的问题便在于：有意识的选择性如何借助相互作用的方式实现对无意识的随机性这种因果性的把握，以便达到使处于相互制约状态下的两者在动态平衡中既保持一致性上的相对和谐，又保持对立中的相对均势。当然，在这里我们毋须也不可能对随机性与选择性、因果性与目的性及其作用等方面做出明确的界分，这是实际的、唯有在相互作用的参与过程中才能实现的历史发展过程。历史活动不是精确的数学运算，历史与实践也无法为数字所量化、符号所表征或几何图形的线条所描绘。在历史活动的领域，唯有模糊性才能精确地导向目标。模糊性不是别的，它就是意识或精神状态、实践活动以及所有其他相关的东西的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方式；而对模糊性却是需要精确地把握的，只不过这种精确性也是一种与所要把握的模糊性浑然合一的状态。因此，历史的道路实质上就是能动性的目的性活动在以其模糊性方式对随机性与选择性、因果性与目的性的高度精确的把握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模糊性方式之高度精确性的运用成为历史活动的能动性作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范式。事实上，历史活动便是在对这种模糊性的高度精确性的运用中才指向了总体历史进程中的具体实践。在此，我们或许不妨可以用一句黑格尔式的思辨表述方式来做一个相对贴切的表述：历史活动作为指向总体历史进程中的具体实践活动，就是历史活动踏上了在自我展开中回溯到保持自我的根基的过程中走向无限遥远的回归自身的旅程。
对历史重审的意义问题的探究，始终贯穿着对历史观的思考。历史观的问题，从对待历史的态度的角度反观人们如何从事历史活动，实质上则从根本上关涉着人如何生存。由此我们可以回溯到一个半世纪以前，重思马克思为什么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宗明义地批判旧唯物主义直观地把人当做“感性对象”，马克思的新实践观到底有什么意义。循着这些问题，当我们从马克思的新实践观中看到以“感性活动”的方式存在着的“现实的、历史的人”的时候，我们便意识到这个新实践观实质上是在实现着人的生存方式的革命!而新实践观本身则奠定着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开启了哲学史上的新时代。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便在一个全新的维度上凸显出来了。在这样的历史的、实践的、理论的背景下，历史重审的意义便不言而喻地显示着自己的价值：历史重审，乃是历史地活动着的、实践着的人的一种存在着的状态!
收稿日期：2003-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