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贸易影响的动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外商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动态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6]06-060324-0256
一、引言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投资和对外贸易扩大了总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从1980年的1.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606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东道国，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我国的对外贸易额从1980年的381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1154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共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对国际贸易量的影响。如果两者是替代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就会减弱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如果两者是互补关系，投资的增加就会通过贸易渠道和非贸易渠道共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理论研究在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方面一直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一派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替代了投资国对东道国的贸易(Mundell,1957)，另一派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了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Markusen,1983)。Mundell使用标准的两部门、两种要素、两种商品的H-O模型，改变原模型中不允许要素流动的假设，证明要素流动消除了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中的价格差异，削弱了贸易产生的基础，资本国际流动与国际贸易是相互替代的。Markusen的研究证明，如果存在规模经济递增、技术差异、要素市场扭曲和不完全竞争，国际投资将导致更多贸易的产生。理论上的分歧导致研究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实证文章自20世纪60年代起至21世纪初不断出现。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 and Stevens,1974;Gopinath et al.,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对贸易有促进作用(Lipsey and Weiss,1981;Graham,1999)。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中国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王俭等使用包括香港、欧盟、美国、日本、台湾、韩国等6国或地区1995～2002年的面板数据，以各投资经济体GDP和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为解释变量证明出口对直接投资存量的弹性为0.46（王俭、李雪松，2003）。向铁梅使用1979～2000年中国进出口额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数据分析了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证明中国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流入总体上是互补关系，但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体现为替代关系（向铁梅，2003）。分析外资对中国贸易量影响的实证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多数文章仅通过简单回归分析外资和外贸的相关关系，模型设定过于简单；二是没有充分考虑时间因素，从而没有专门考察贸易与投资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动态变化。
本文使用1984～2004年中国与14个主要投资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双边贸易关系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是对模型、数据和研究方法的介绍，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结果，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二、计量模型、数据及研究方法
对投资与双边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需要考虑模型和变量选取、时期划分、样本数据类型和模型识别等多种因素。
1.模型选取
目前，国外对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使用了三种模型：第一种模型强调投资与贸易的权衡；第二种模型强调投资与贸易的相互关系；第三种模型不仅考察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而且揭示了贸易流量的决定因素。
第一种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与出口之比，解释变量是表示东道国贸易壁垒的变量，如关税税率或税收宽限期等。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的贸易壁垒越高，跨国公司进行国际化生产的比例越高。由于该模型只能证明投资和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无法说明投资和贸易可能存在的互补关系，因此对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第二种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东道国的出口额或进出口额，解释变量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或存量。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为正，就认为投资是有利于贸易增加的；如果回归系数为负，就认为投资是贸易替代的。这种模型是目前国内研究贸易和投资关系的文章中出现最多的一种模型。该模型能够说明直接投资对贸易量的影响，但是解释变量过于单一，忽视了其他因素对贸易的影响。
第三种模型中直接投资作为影响贸易量的解释变量之一出现。同第二种模型一样，被解释变量是进出口额或出口额，但解释变量中除了直接投资以外，还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两国的距离、关税、实际汇率、两国经济紧密程度、技术差异、要素禀赋差异等因素。这种模型除了能够说明贸易和投资的关系以外，还能控制其他因素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
贸易引力模型就属于第三种模型，它是国际经济学对双边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贸易引力模型对双边贸易量的解释起源于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贸易引力模型认为，两国之间的经济活动如贸易等，取决于两国的经济规模和贸易成本。两国的经济规模（引力）越大，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强，贸易量越多；两国之间的贸易成本（摩擦力）越大，两国间的经济交往越少，贸易量越少。20世纪60年代初，Tinbergen和Povhoner利用该模型解释双边贸易额以后，许多学者通过引入新的解释变量对原始模型进行扩展（林玲、王炎，2004）。本文分析的是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所以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增加直接投资作为解释变量。加入直接投资后的贸易引力模型为：
2.时期划分
通过观察1980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额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散点图（见图1），我们发现以1992年和1999年为界，拟合曲线的斜率发生明显变化。因此我们拟将样本时期分成1984～1991年，1992～1998年以及1999～2004年三个阶段。
突变检验（Chow检验）能够说明回归系数在1984～1998年间以及1992～2004年间是否相同。在1984～1998年期间，以1992年划分成两个不同时段，F统计量等于32.37，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因此拒绝两个时段回归系数相同的原假设。同样，在1992-2004年期间，以1999年划分成两个时段，F统计量等于13.15，也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F统计的临界值，因此可知截距和回归系数在三个时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变量选取
(1)贸易规模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双边贸易，可以选择出口、进口或进出口额。国内很多文章以出口作为被解释变量，也有部分文章分别分析了出口额及进出口总额与直接投资的关系。鉴于直接投资既影响出口又影响进口，我们认为以进出口总额(TRADEit)作为表示双边贸易的指标较好。
图1 中国进出口额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散点图
(2)经济规模指标。作为解释变量的经济规模变量在不同的论文中略有差异。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有的选择国内生产总值，有的选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的选择人口数量。与人口数量相比，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在经济活动分析中更适宜，因为它们反映了一国的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本文选用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规模，其中各投资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用ITSGDP[,it]表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用CNGDP[,t]表示。
(3)贸易成本变量。本文采用两地间的实际距离作为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用DIS[,i]表示。
(4)直接投资变量。为了分析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我们在解释变量中加入各经济体对华直接投资存量表示直接投资的规模。在国外的一些行业性研究中以子公司的净销售额、增加值或雇员数作为直接投资的代理变量，但是由于我们所做的属于宏观层面的研究，使用总量指标(aggregated data)表示投资规模更为恰当。各国当年累计的外商直接投资用FDIG[,it]表示。
(5)双边贸易额的滞后变量。通过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TRADE[,it-1]，我们可以控制各经济体对华贸易额出现差异的历史因素以及双边贸易的惯性影响。
扩展后用于分析中国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的贸易引力模型为：
变量的符号及其含义说明参见表1。
4.样本及数据来源
由于1980～1983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金额没有公布，只有利用外资的协议金额。为了保证数据的统一性，本文的样本时期为1984～2004年，共21年。本文选取对华投资排名靠前的14个经济体——香港、美国、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澳门、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作为样本。这14个经济体过去25年间对华直接投资的累计金额为4803亿美元，占我国同期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的85%。因此本文的面板数据由21年，每年14个个体组成。鉴于中国与韩国、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初才恢复正常经贸往来，所以中国内地与这两地的贸易和投资数据在1984～1989年间缺失，最终的观测值共282个。
本文双边贸易额和各投资经济体在华直接投资实际金额的年度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和各投资经济体的GDP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库，中国与各投资经济体实际距离根据印度尼西亚旅游网站中的距离测算。
5.模型识别
用面板数据建立的模型有三种，即混合估计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由于模型设定的正误影响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所以首先运用协方差分析法对应该采用哪种模型进行识别。
其中
分别是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混合估计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为样本国家（地区）个数，T为样本时期个数，K为解释变量个数。为了便于说明各投资经济体对华投资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本文所谓的变系数模型是指直接投资存量的系数可变，而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为常系数，因此协方差分析所用的F[,1]和F[,3]的分母自由度是(NT-K-N)。经计算得知F[,1]等于2.62，F[,2]等于1.53，F[,3]等于11.75，其中只有F[,2]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而F[,1]和F[,3]分别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由此可知变系数模型分别优于混合估计模型和变截距模型，而混合估计模型优于变截距模型，最终我们选择的是变系数模型。
三、实证研究结果
1.整个样本时期外资流入与双边贸易的基本关系
我们采用了两个模型来说明整个样本时期外资流入与双边贸易的关系。对所有样本国家（地区）1984～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见表2。
模型1是在基本引力模型中加入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但不包括双边贸易额的滞后变量。除了两个投资经济体对华投资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以外，中国和投资经济体的GDP、两地的距离、12个投资经济体对华投资的回归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且拟合优度达到了92%。该模型的回归结果证明，双边贸易量与中国GDP和投资经济体GDP正相关，与两地距离负相关，与各投资经济体对华投资存量正相关。不仅符合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结论，而且证明各投资经济体对华投资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增长。对华投资存量的边际贸易倾向在2以上的投资经济体包括日本、美国、韩国和德国，在1以上的有荷兰和澳大利亚，在0和1之间的有香港、台湾、新加坡、英国、加拿大，具有负相关关系的只有澳门。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用于控制贸易的惯性影响，增加了该解释变量以后拟合优度有所提高，但解释变量中投资经济体GDP、中国GDP、两地的距离都未通过t检验，而且三者与双边贸易的相关系数都大幅度降低。只有11个投资经济体对华投资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t检验。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的各投资经济体投资都与贸易正相关，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各投资经济体与中国的双边贸易的增长。与模型1相比，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所有投资经济体对华投资存量的边际贸易倾向都大幅度地降低。这说明考虑了贸易的惯性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没有前面提到的那样大。各投资经济体投资存量的边际贸易倾向一般在0.6以内，11个投资经济体的平均边际贸易倾向为0.4。
模型1和模型2同时说明了整个样本时期内，各投资经济体对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各投资经济体与中国双边贸易的增长，外资流入与双边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投资对贸易促进作用较大的国家包括日本、美国、韩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5个国家。
2.各阶段外资流入与双边贸易的关系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将过去21年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进行回归（见表3），以说明各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基本关系，同时说明投资贸易关系是否出现动态变化。
除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几个投资经济体，我们以投资经济体各阶段末的直接投资存量所占比重作为权数，计算各投资经济体对华投资存量的加权平均贸易倾向。经过计算后可知，1984～1991年各经济体对华投资存量的加权平均贸易倾向为3.03，1992至1998年的贸易倾向为0.62，1999年至2004年贸易倾向为0.50。三个阶段中各经济体对华投资与双边贸易都是正相关的，即各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增长。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发生了动态变化。1992年以前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1992～1998年间迅速减弱，1999年后进一步降低。从表3还可以看出，1999～2004年间，除了中国前5大投资经济体香港、日本、美国、台湾和韩国以外，其他各经济体的对华投资呈现出明显的贸易替代作用。
3.主要投资经济体投资贸易关系的动态变化
日本、台湾和韩国这三个经济体对华投资的贸易倾向都出现了先抑后扬的走势，其近五年来的投资贸易倾向比20世纪90年代有所提高但与80年代相比有很大差距。美国对华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断提高，近5年来的贸易倾向比20世纪90年代提高了一倍。
香港、新加坡、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经济体对华投资的贸易倾向一直在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5个经济体对华投资的贸易倾向都很高。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贸易倾向大幅度下降，目前香港和德国还具有正的贸易倾向而新加坡、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投资已经与双边贸易负相关了。
英国、法国、荷兰、澳门和马来西亚的对华投资在过去20多年中一直体现为贸易替代效应，尽管部分投资体的贸易替代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四、结论
以上我们对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不仅验证了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研究成果的主要结论，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二者相互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主要结论如下：
1.1984年以来，各投资经济体对华投资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增长，外资流入与双边贸易总体上是互补的。但是考虑到贸易的自我加强作用，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大。各投资经济体投资存量的边际贸易倾向一般在0.6以内，其平均边际贸易倾向为0.4。
2.以1992和1999年划分，各阶段对华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关系发生了动态变化。1992年以前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1992～1998年间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迅速减弱，1999年后进一步降低。这一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带动作用在不断地下降，这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我国国内市场的不断开放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由出口加工型投资变为出口和国内市场并重型投资；二是随着我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的推进，逐步撤销对外资企业实施的内销比例的限制，外资企业的国内销售比例不断提高；三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逐步改善，尽管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例一直位居各行业之首，但是社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增长很快，从而使投资的贸易倾向减弱。对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还需要作专门的研究。
3.不同经济体对华投资的贸易倾向变化趋势具有明显差异。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日本、美国、台湾和韩国等经济体在华投资的贸易倾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香港、新加坡、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经济体对华投资的贸易倾向都呈现下降趋势。而英国、法国、荷兰、澳门和马来西亚的对华投资在过去20多年中则一直体现为贸易替代效应。如果按地区划分，我们发现，来自北美洲和亚洲的投资主要是贸易促进型的，而来自欧洲的投资主要是贸易替代型的。
随着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引起国际社会及研究者的极大关注。本文的实证结果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关系，投资的增加通过贸易渠道和非贸易渠道与贸易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正确认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关系，对于我们制定经济和贸易一体化的经济政策，消除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相互冲突的状况，促进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